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互动论文,理论工作者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4-0051-12 抗战时期是我们党的理论成熟，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与贡献。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创造上接受毛泽东的指导和引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也给毛泽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在理论研究和创新上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成就了理论创新史上的一段佳话。研究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间的理论互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对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活动的指导和引领 抗战时期，为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从国统区，特别是从沦陷区抽调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认为他们在那里的“作用更大些”。随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泽东加强了与这些理论工作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这种近距离的交往和交流为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①，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毛泽东号召全党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②194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指导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③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影响下，延安，主要是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间掀起了学马列、用马列的热潮。 2.毛泽东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哲学，并以之为分析中国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学哲学，而且积极组织、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④。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指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⑤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38年9月底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参会的有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和周扬等二三百人，规模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学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讨论会等在内的近10个哲学研究会(学习小组)。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而在各研究会(学习小组)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是骨干。在学习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对理论工作者哲学研究的引导。1937年10月，他致信艾思奇对其《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差别不是矛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⑥。陈伯达到延安后，先后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毛泽东在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并请转达他的商榷意见，阐明了自己关于“正名”和“中庸”思想的观点⑦。应该说，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关于“正名”和“中庸”的论述既唯物又辩证，比陈伯达更客观、全面，给了陈伯达极大的指导。在看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⑧。 3.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确立科学的史学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1)必须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毛泽东认为，一个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⑨。因此，“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⑩。“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2)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2)。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即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40年9月，毛泽东阅读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评价其“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认为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对于清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猖獗的复古反动“必有大的影响”(13)。毛泽东还强调，对于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史也必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3)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战大局。毛泽东认为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抗战服务，并鼓励史学工作者做这方面的努力。1939年1月，他在看了何干之来信中关于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充分肯定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并给予指导。他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14)(4)必须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指出历史研究一定不能“离开具体历史”(15)语境，否则就是“非历史的看法”(16)，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延安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增强了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自觉性。1941年8月，叶蠖生在《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一文中得出结论：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从总方向上看历史学是进步了……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17)。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18)。 4.毛泽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方向。毛泽东认为：“‘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19)但是，直到1936年，在苏维埃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为此，他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20)。1939年6月，毛泽东在看了萧三的诗稿后回信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21)如何才能实现文艺的战斗性呢?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2)。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23)，他明确要求：(1)文艺必须从现实的革命事业和政治任务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24)。(2)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5)。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关系。(3)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可以“完全一致”；(26)“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不过，他又指出，“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认为还是在政治方面”。(27)毛泽东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论述既体现了辩证性，也体现了现实针对性。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领导主持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1942年6月，丁玲发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指出：“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我们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联系的发展的看问题。”(28) 5.毛泽东关于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建以及以工农为师的思想，也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们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但同时更强调中国革命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只接受了“书本上的知识”的人还很难“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29)。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30)，要“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与被改造(31)。他告诫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32)。毛泽东把是否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当作判断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标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艺术家的身份丢掉”，“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33)要“放下读书人的臭架子，好好跟群众当个小学生”(34)。“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成为一时风潮。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35)。延安各文艺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举办各种活动，积极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如延安文化俱乐部搭建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大型墙报，使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对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启迪与促进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学理性阐释，给予毛泽东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他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结晶。 1.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益启示。延安时期，毛泽东几乎读遍了当时可以读到的哲学著作，并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和观点。1936年10月党中央甫定陕北之际，毛泽东即致函叶剑英、刘鼎，嘱托他们购买一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点名要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36)。延安时期，毛泽东既读过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读了不少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37)毛泽东不仅阅读这些哲学著作，而且写了大量的批注。如他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万字的批注，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对《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都作了批注。这些批注既有评价性的，也有运用书中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阐发的，其中有些内容直接构成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基本元素。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艾思奇的哲学著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艾思奇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以及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关系的阐述，对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总公式的概括产生了直接影响。艾思奇在《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等著作中，对于矛盾统一律的根本地位、事物变动“内因与外因”“差别与矛盾”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对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的观点以及“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此外，艾思奇关于思想方法论的论述对毛泽东也有启示。毛泽东在读《思想方法论》一书时虽然只作了35个字的简要批注(38)，但他却接受了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思想方法论”。“思想方法”成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正是因为受艾思奇著作的影响较大，毛泽东才多次说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39)。这绝非谦辞。 2.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对这个理论形成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何干之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新的民主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促进了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如，(1)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在1925年冬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40)一词。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认为，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41)。1938年3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中，专门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42)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的阐发超过了以往任何论述。同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强调。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毛泽东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概念(43)，并逐渐为党内高层接受，成为全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石。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等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何干之的理论探索。早在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就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六大决议案认定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但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其后“新思潮派”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专业性的研讨。他们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其观点也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靠近。几乎与此同时，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和陈伯达等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但是，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自觉系统地论证的是何干之。他在1934年到1937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等著作，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特别是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完整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44)(2)关于中国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及革命分“两着”进行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性质如何，应该怎样进行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党的历史上，由于对中国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曾先后出现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6年，何干之在分析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着”进行，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观点。“毫无疑问，何干之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45)。此外，张仲实、陈伯达、王学文和吕振羽等理论工作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阐明中国的民族革命问题也有很大启发。 3.党的理论工作者为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毛泽东写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是其中的光辉典范。《论持久战》固然是毛泽东个人洞悉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伟大成果，但其中也凝结了何干之、何思敬等人的智慧。其一，何干之在1936年前就提出了“持久性”抗战和建立“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观点(46)；其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听完何思敬的讲课后(也许在学习中)开始写的。“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47) 4.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倡导及理论论证给了毛泽东深刻启迪。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把握，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倡导的“中国化”思潮是分不开的。早在1937年，“从贤”即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的口号，倡导“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48)。李初梨认为在马列主义具体化与通俗化方面，过去十年虽有进步，但“仍然不够”，还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49)。何干之勉励陕北公学学生把“理论武装”和实践武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使理论成为实践的指针(50)。艾思奇提出要振作哲学空气的主张，他认为要使哲学“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51)。柳湜提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52)。陈伯达也指出：“中国新哲学者，大部分(即使倾向是很好的)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因此，要“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53)。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研究和倡导极大地影响了深受教条主义之苦并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的毛泽东，他在深刻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接过了“中国化”这一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54)。 5.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除一些技术性文件外，毛泽东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亲自执笔，一般不用秘书代劳”(55)。但是翻阅《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对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就是“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56)。该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出版了约110版次，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历史类书籍之一。毛泽东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除如上文所述吸收了何干之等人的一些理论观点外，还在1940年1月21日和23日连续两次写信给周扬说：“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请加审阅、指正、批示”(57)。此外，毛泽东还致信吴玉章请他也对文章进行“阅正、指示”(58)。可见，《新民主主义论》虽不能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至少是参考了其他人的意见。 三、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的。继1938年10月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并开始撰写一系列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对此，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内一些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党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渐成风潮，而理论工作者始终挺立潮头。 1940年7月，杨松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绩时就说到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他说：“关于建立新的人民的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发挥了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学说(如像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内战中战略和战术的发挥，在目前抗战中所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59)。1941年初，张仲实以“实甫”名义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2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列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60)。同年，艾思奇、和培元也分别撰文称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61)。和培元认为，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的哲学讲授提纲“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袖的各种著作与言论，不但忠实的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实际上已经进了一步的更充实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62)。综合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及其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总体还是把他放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加以研究和认识的。 较早地把毛泽东及其理论贡献作高于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单独研究的是张如心。依据现有史料，一般可以认定张如心是党内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的第一人。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后，他又接连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创造性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和《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阐述和宣传，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绝不是叶青等人污蔑的“中国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而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63)。张如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初雏形，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提出并接受“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64)。1943年，陈伯达在《谈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果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及两个简短序言和“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王稼祥正式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在系统阐述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后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65)此后，党内一些文件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里都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并作进一步阐发(66)。中共七大正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在宣传党的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党内就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有杰出的军事才干的共识，但是后来囿于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权。教条主义者的掌权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虽然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较早系统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1941年，张如心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他认为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宣传家、鼓励家、教育家”(67)，是“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同时，他还认为相比较于毛泽东的杰出贡献而言，党内对他的宣传还是不够的，因为全党“对于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许多优良品质，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的绍介，则很少注意，甚至到现在我党还没有一本毛泽东传”(68)。艾思奇也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在批判蒋介石极端唯心论哲学的同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革命建国”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到中国后，才完全克服了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启蒙哲学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唯心论的弱点；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真正掌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真正的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而“这一切事业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69)。 2.在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突出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贡献。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完成了由一个革命“实干家”到“理论家”的转变。党的理论工作者敏锐地把握了毛泽东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纷纷撰文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理论，凸显了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中的杰出地位。1940年6月，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纲领性文献”。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性》等系列文章，盛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丰富成果，是“辉煌的范例”和“最大的历史收获”(70)。张如心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认为它们“更是天才卓绝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讲演和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好的体现”(71)，“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2)。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完满地解决，我个人认为，全党干部必须很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不努力研究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古典著作，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国问题，也就不能成为中国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者”(73)。我们党的教育人才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74)。 3.在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不只是作一般的研究和宣传，而是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展开梳理和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科学化作了初步的探索。1941年4月，张如心立足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通过分析，他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75)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张如心进一步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论证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根据《联共(布)党史》对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也概括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论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科学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是“军事科学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党的“战略和策略基础”，并指出，“这三个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有它严密的科学性及内在的一贯性完整性”。而这个理论和策略体系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6)张如心的这一探索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由一般性宣传到注重其内在关系研究的转向，对全党探索和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富有启示和开创性意义。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理论创新成果的同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张闻天、刘少奇、王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陈毅和邓小平等更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确性。他们都先后发表文章或讲话阐述、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优良条件，这就是……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也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77)。朱德、陈毅在建党21周年之际，先后发表文章，称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对毛泽东创立的思想体系进行概括。 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并指出，这些理论和政策，“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8)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79) 七大以后，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乃至全国掀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理论互动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的理论互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理论互动说明，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党的领袖的作用是主要的，它规制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方向，甚至预设了理论创新的成果，但理论创新又不是党的领袖个人所得而私的东西，它还需要借助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努力，以实现理论化、系统化和大众化。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一，党的领袖一般都具有特殊的品质和社会地位，更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历史发展，把握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基本国情的把握更准确，更有理论创新的精神，他们能够在借鉴和吸收全党、全社会理论智慧及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由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袖群体建构和诠释，并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届领袖群体接力创新的成果。 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和每一次巨大理论跃升，其首创者或完成者都是党的领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关键点在于：其一，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处于统揽全局的地位，各方面的信息都在他这里汇集、碰撞、聚化，便于他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矛盾的实质，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二，党的领袖通常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典范，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1941年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发出的“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80)的感慨，就是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的直接表现。其三，党的领袖对于理论创新的预期成果有明确的认识，有能力引导理论创新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方式，朝科学的结论迈进。其四，党的领袖能够团结和带领一批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协同工作，并对理论工作者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和必要支持。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处于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核心地位。这使得他有条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科学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揭示教条主义危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团结和影响一批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学习、研究、宣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毛泽东思想从概念的生成到理论的体系化，从理论工作者的个人认识到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毛泽东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才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袖，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及时代潮流的变化，在全面系统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理论原则，通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丰富发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不断成熟，又体现了党的领袖在理论创新上的自觉自信。 第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可以促进、丰富和完善党的领袖的理论研究，使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学理化、系统化；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有待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向大众宣传、阐释，使之化为大众的思想武器。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凝聚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如前所述，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毛泽东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学理化、系统化、大众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有些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受到党的领袖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如1978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对于破除“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促进思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理论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和使用的新概念，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为党的领袖所吸纳，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还有些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建构，如胡乔木、郑必坚、龚育之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被邓小平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起草的过程中，就吸纳了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多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或决定，也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组织下，由党的理论工作者主要担纲完成的。近年来，一些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被邀请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办专题讲座，就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专题问题同党的领袖进行共同研讨。此外，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宣传教育活动主力军，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的理论互动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全过程，两者相得益彰。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在此过程中，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理论创新目标，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吐故纳新、健康发展的理论生成机制。这种理论生成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过程中所独有的。 党的领袖基于研判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的方向、核心概念或具体任务(有时这些概念直接来自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引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路向。党的理论工作者则凭借相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这些理论创新方向、核心概念或任务要求展开深入研究，使之学理化、完善化和体系化。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基本路径和理论成果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科学性与合规律性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此后，无论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掀起了研究热潮，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当前，党的理论工作者正就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使之进一步学理化和体系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宝库增添新的理论成果。 此外，党的领袖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创设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支持、鼓励和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创新，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及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为形成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良性学术互动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 注释： ①《艾思奇全书》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页。 ③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④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应用。”参见费正清著，李向前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 ⑤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第1卷。 ⑥毛泽东认为艾思奇的“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并举例说明“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0—132页。 ⑦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0—132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1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9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7)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8月第3卷第2、3期合刊。 (18)[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1—462页。 (2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86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69—870页。 (28)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谷雨》1942年6月第1卷第5期。转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5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 (3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33)林默涵：《打破旧观念》，《解放日报》1942年12月4日。 (34)羽阳：《学习语言》，《解放日报》1942年12月9日。 (35)转引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3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8页。 (37)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目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38)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1页。 (3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2页。 (40)《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页。 (41)《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42)转引《毛泽东延安时期文稿两篇》(1938年3月—1941年10月)，《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43)据笔者检索《毛泽东选集》第2卷统计，毛泽东在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间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类似概念达13次之多。 (44)这一观点学界存有争论。参见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4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46)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7)《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 (48)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 (49)李初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 (50)何干之：《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陕北公学开学纪念特刊》，1937年11月。 (51)《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 (52)柳湜：《延安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战时文化》1938年5月创刊号。 (53)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1936年9月第4卷第9期。 (54)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来源学界有争议。参见[美]雷蒙德·怀利(Raymond F.Wylie)著，林育川译：《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董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该命题不是源于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党的领袖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与知识界推动“中国化”合力的结果。 (55)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页下注：“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但哪几个同志参与了第一章的起草，目前学界有争论，参见张静如：《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张希贤等编著：《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57)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年—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5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页。 (59)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7月第1卷第5期。 (60)实甫：《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而作》，《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 (61)《艾思奇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62)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 (63)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64)自1941年起，党的其他领导人陈云、李维汉、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开始认识到研究、评价毛泽东及其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先后发表文章和谈话，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作高度评价。 (65)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66)党的七大前，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还不统一。如1942年7月1日，邓拓在《记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7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欢迎会的演说中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12月4日和25日，邓小平在北方局整风会议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1944年1月10日，中央在给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之后，彭真在中央党校第一部整风学习与审干的总结中用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中同时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概念，等等。1945年3月2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正式的表述。 (67)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 (68)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 (69)《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433页。 (70)《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251、252页。 (71)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 (72)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73)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 (74)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 (75)参见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 (76)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7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634、658、680页。 (7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页。 (79)《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0)《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标签：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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