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道论辨析:与诸家道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家论文,葛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是道家道教理论最高、最中心的范畴,几乎每一个道家道教学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论述,形成自己的道论。故道论在道家道教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衡量道家道教学者思想特色的重要标尺。葛洪作为东晋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其生卒年、家世的考证以及其思想特征的研究,都卓有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关于葛洪道论的研究也异彩纷呈,但细究起来,由于缺乏与其他诸家道论的比较,不仅看不出葛洪道论的继承发展,甚至看不清其自身相关概念的理论差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薄弱环节。
在葛洪的道论中,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有三个,即“玄”、“道”(或“玄道”)、“一”(或“真一”)。其中,将“玄”与“道”合并为“玄道”并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加以论述,在道教学者中他可能是第一人。以往研究者多将葛洪的“玄”、“道”、“一”看作同一概念,如许抗生先生说:葛洪“将‘玄’、‘道’、‘一’相等同”(许抗生);任继愈先生亦谓:“‘玄’、‘道’、‘一’都是指神仙道教的神秘本体”(任继愈,1979年,第234页);戢斗勇先生则认为,葛洪的“玄”、“道”同义,但与“一”不是一回事(戢斗勇)。笔者认为,不仅葛洪的“玄”、“道”与“一”难以等同,而且其“玄”与“道”也非同一概念。葛洪的“玄”与“玄道”概念直接来自汉代学者扬雄的《太玄》,其“玄”、“道”、“一”又与《周易》经传、《老子》、《淮南子》、《太平经》等诸家著述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欲考察葛洪的道论,必须结合上述几种经典文献进行比较,方可详其微别,厘清葛洪道论的真实内涵。
本文即以葛洪的“玄”、“道”、“一”三个基本概念为线索,结合周秦汉魏时期道家道教思想理论的演变,对其道论作一分析与评估。
葛洪《抱朴子》开篇即是“畅玄”,显示出“玄”在其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开宗明义地把“玄”看作是天地自然的始祖、万事万物的根本,直接、明确地肯定“玄”的宇宙造物主身份和世界的本原属性。葛洪根据什么作出这种判断呢?他接着指出:“玄”“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太始,鼓冶亿类”。这就是说,“玄”孕育了宇宙形成之前的元气,锻铸了天地两仪,吐纳成宇宙万物元素,创造了宇宙的万事万物,故称得上自然始祖、万类大宗。这就勾勒出一个以“玄”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葛洪还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玄”的特征与神奇力量,如微、妙、高、旷、莫见、莫追、不匮、不瘁、不穷等,这些特征归纳起来,不外无形无象、变化莫测两大方面,而这正是道家之“道”的特征。可见,“玄”在葛洪心目中是相当于道家之“道”概念的至上神圣地位的,具有宇宙本原本体性质。正是在此意义上,葛洪还提出了“玄道”概念:“其知玄道者,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难与为存”;“夫玄道者,得之者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在这段使用“玄道”概念的论述中,葛洪只是表明了“玄道”的重要性,至于“玄道”的内涵是什么以及“玄”与“玄道”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并没有作出解释,似乎“玄道”即“玄之道”,“玄”与“玄道”为同一概念。
葛洪在着重论述“玄”、“玄道”的同时,更多地提到了“道”的概念。其《抱朴子·内篇》中“道”字出现了600次左右,远比“玄”字出现频率高,但绝大多数是对形下之“道”的论述,对形上之“道”的论述只有下面一段:“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隶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仿佛,吴札晋野竭聪,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猭猪疾走,不能迹其兆眹乎宇宙之外。以言乎迩,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亦远哉?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抱朴子·内篇·道意》)
在上述描述中,葛洪揭示了“道”的几个特征:亦有亦无、无形无声;亦远亦近、神奇莫测。乍看起来,葛洪似乎是在阐述形上之“道”,而且直接抄自秦汉魏晋老庄学家对老子之“道”的诠释。但只要继续追究一下葛洪对“道”的整体认识,就会明白,“道”在他心目中与老庄是不一样的。首先,葛洪在其《道意》篇中接下来叙述的全是俗人疑仙道而信神灵,即不识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的例证,可知“道”在其心目中形上意味并不多。再看他在《明本》中对“道”的另一段描述:“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又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国之有道,贫贱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显然,葛洪认为“道”是一个使用很普遍的概念,有抽象之道,也有具象之道,上自“二仪”下至万物,皆有其道,“儒墨治其末”而有圣人之道,“黄老执其本”而寻天地根本之道。故这里所说“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是指“道”这一概念既可用来概括天地之道,也可用来代表万事万物之道,这与葛洪描述“玄”“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的本体本原的含意是有明显不同的。因此,与其说葛洪心目中的“道”是形而上的,不如说他已将“道”还原为《周易》之道,即百道之和,兼有形上与形下之义,而更多地包含着形下普遍之义。
葛洪是道门中人,为什么要用“玄”来代替“道”的概念呢?如何评价葛洪赋予“玄”以宇宙终极本原的意义以及其“玄道”的哲学价值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找到葛洪“玄”、“玄道”观的源头。我们知道,《周易》“经”、“传”是中国最古老的圣哲之作,对“道”作了多方面的描述,提出了乾道、坤道、天道、地道、人道、君道、臣道、夫道、妻道、神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中道、木道、柔道、饮食之道、夫妇之道、家道、井道等“道”的概念,是儒家之“道”、道家道教之“道”等百家之“道”的理论源泉,诸子百家之“道”可以说是对《周易》之道的发挥和具体阐述。除了“天地玄黄”一语外,《周易》经传没有提及任何“玄”概念。老子《道德经》着重对“道”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论述,指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道生之,德畜之”(第五十一章),等等。显然,老子之“道”具有浓厚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色彩。老子虽然提及“玄”,但只是将“玄”作为对“道德”深奥、广大内涵加以描述的形容词,谓之“玄之又玄”、“玄牝之门”、“微妙玄通”、“玄德”等。
在葛洪之前,只有扬雄撰《太玄》提出了内涵比道家之“道”更丰富的“玄”概念。他不仅模仿《周易》六十四卦构造了一个由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组成的宇宙生成模式,而且以“玄”名篇,特撰玄冲、玄错、玄摛、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等九篇谈“玄”专论,对“玄”作了特别的阐释,指出:“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攡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天日回行,刚柔接矣;还其复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莹矣。”(《太玄》玄摛第九,下引只注篇名)所谓“幽摛”是暗中控制的意思:“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意即暗中掌控宇宙万事万物而不见踪影。如何掌控呢?资虚无而发元气,掣神明而定宇宙,通古今而起时空,连阴阳而生万物。天地、古今、阴阳、万物,均由此而生,这个“玄”无疑成了宇宙生成的原始起点和动力。但“玄”之掌控宇宙是无影无形的:“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欀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远矣,旷然廓人大矣,渊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同上),这是其基本特征。扬雄又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同上);“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玄图第十四);“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玄告第十五),这又赋予了“玄”以宇宙本体论色彩,且昭示了扬雄心目中“玄”与“道”的关系是总名(抽象)与具象的关系:其“玄”概念在“道”概念之上,是万道之总和;而所谓“道”则是万事万物的具体规律,是可以有因有循有革有化的,继承了《周易》有关“道”的部分思想,而与《老子》之“道”相去甚远。
扬雄心目中“玄”与“道”的这种关系自然就能导出“玄道”的概念:“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玄道之几矣。”(玄摛第九)在扬雄看来,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涵盖天地人三道并更加玄奥神秘的宇宙大道即为“玄道”;如果人类能够日补善之不足而摒弃恶之有余,是可以接近、理解、体悟玄道的。这表明玄道与人类德性修养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体悟、理解、接近它,乃至与它玄同,这便为道教修身成仙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故三国吴陆绩在为《太玄》作注时径称扬雄所述之“玄”为“玄道”:“玄道广远,淹废历载,师读断绝,难可一备”;“若玄道不应天合神,平子无以知其行数;若平子瞽言,期应不宜効验如合符契也,作而应天,非圣如何?”(扬雄《太玄》卷首陆绩《述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遂为之作注。《晋书》卷八十二《王长文传》载同郡马秀的话说:“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玄道”此后便成为指称道的重要概念。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葛洪有关“玄”与“玄道”的概念,与扬雄《太玄》的同类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判断还可以从下述情况得到证实: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多次提及扬雄及《太玄经》内容,如外篇卷二十四《酒诫》:“扬云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卷三十二《尚博》:“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嗤薄于比肩也”;卷三十四《吴失》:“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轲扬雄亦居困否,有德无时有自来耳”,这表明葛洪对扬雄是非常崇敬的,对《太玄》也是相当熟悉的。但是由于扬雄对“玄”的宇宙本原性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像老子那样明确宣称“道”为天地母、道生万物,这就给葛洪进一步提出“玄”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留下了余地。从这一点来看,葛洪之“玄”虽然来自扬雄,却胜于扬雄,是扬雄与《老子》思想的综合。葛洪的“玄道”概念则更是直接继承了扬雄,它所突出的是老子之道的玄奥本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由“道”到“玄”再到“玄道”的轨迹作一初步描述和推断:《周易》最先用“道”来形容万事万物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内在力量;老子集中探讨了形而上的宇宙根本之道,孔子及其他诸子则论述了社会与人伦的各种形而下之道;到了扬雄,似乎感觉到“道”还不足以表述那只掌控宇宙本体与本原的神秘之“手”,便在“易道”外新创“玄道”,撰《太玄》对老子与道家之道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与发展;葛洪则对各家之道进行了杂糅综合,以满足道教理论之需。
葛洪作为道门中人,不可能完全抛开老庄之“道”,但他内心对抽象纯理的老庄之“道”并不十分推崇,他信奉的是神仙之道。比如在他看来,老庄的齐生死与他所信奉的仙道是不一样的。且看他对老庄之“道”的评价:“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抱朴子内篇》释滞第八)“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涂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同上,勤求第十四)如此评价道祖老庄,可知葛洪对老庄之道的态度。这样一来,葛洪便秉承扬雄的思想,将“玄”视为自然之始祖、万类之大宗,而将老庄之“道”的形上之义转而释为形下之义的源头,还原为《周易》百道之和,试图糅合老庄之道与扬雄之玄。但他在具体论述中谈“玄”而不言“道”,论“道”而不涉“玄”,回避了“玄与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显示出他的哲学理论思辨的贫乏与无奈。当然,从老子开始,就已经表示了自己对“道”名的困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含糊地指出:“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正是为了解决老子感到困惑的这一矛盾,才改用“玄”来形容宇宙根本之道的。对于葛洪来说,因为老子提出过“玄之又玄”的命题,扬雄循此提出“玄道”,然而扬雄非道门中人,他的“玄道”论并不为道教界所接受,所以葛洪便援“玄道”入道教理论体系,既标榜“玄”的本原性,又宣扬“道”的神通广大、无所不在,很初步、粗糙地将扬雄与老子思想糅合在一起。这种状况直到两晋南北朝隋唐道家道教思想理论界“重玄之道”产生时,才得到改善。(参见董恩林)重玄之道可以说就是扬雄置于“道”之上的“玄道”,它既认可了扬雄“玄道”的内涵,又符合老子“玄之又玄”的命题,解决了老庄哲学家感觉不论是“玄”还是“道”都不足以形容那只掌控宇宙而不现原形之手的困惑。由此看来,葛洪的“玄”、“道”论成为了“重玄之道”最终形成的桥梁。
然而,葛洪对“玄”、“道”的描述最终是为其仙道思想与理论服务的:他夸张地、详尽地诠释老子之道和扬雄之玄是手段,宣扬其修身成仙理论才是目的。故在葛洪道论中,还有一个与修身成仙、长生久视直接相关的重要概念,这就是“一”或“真一”。《抱朴子·地真篇》集中对此作了论述,一开始他便引用大师的话说明“一”对于人生的无比重要性:“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照此推理,人生在世,能知一则万事大吉,不能知一则万事皆休,“一”便成了人生头等大事。“一”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葛洪继续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显然,在葛洪心目中,“一”是一种比“道”更重要、更神奇的力量,是“道”的本原,但其论述又是基于老子对道的描述。我们知道,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之句,第四十二章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句,第二十一章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之句,第十四章有“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之句,而这些内容的组合便构成了葛洪对“一”的基本描述。其他的文献如《淮南子·诠言训》也有“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之论,《庄子·天地》有“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之言。《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三:“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至于葛洪所说的“人能知一万事毕”、“道起于一”的论断,则可能来自《太平经》。现存《太平经钞·乙部》载:“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气之始也”;《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七:“一者,数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气所起也;一者,天之纲纪也”;《太平经》卷九十二:“子知守一万事毕”。《黄庭外景经》也有“子能守一万事毕”之语,务成子注曰:“一为大神,天地之根,人之本命”。故推测葛洪所指的“仙经”当是《太平经》、《黄庭经》之类道教早期经典。从《抱朴子·内篇》大量修身成仙的叙述以及《遐览》所列道书中可以看出,葛洪对《太平经》、《黄庭经》等道教早期经典是作过深入研究的。“一”是道家道教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葛洪之前的道家道教理论基本上都把“一”视为“道”的次一级的概念,是元气混沌未分时的状态,是“道”所生之“元气”。葛洪引用老庄对“道”的认识来对“一”加以诠释,体现出葛洪心目中“道”概念地位的下降。
但是,葛洪心目中的“一”并不是老子之“道”,而是《太平经》等道教早期经典中所谓“元气”。这从下述更为奇特而人格化的描绘中可以看出:“仙经云……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闲,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有的描绘甚至将这种元气加以神化:“吾闻之于先师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绛宫……城阙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守一存真,乃能通神……此真一之大略也。”这就将“一”描绘成了支配人身小宇宙和天外大宇宙的神奇力量或者说人格神,并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真一”就是守一存真,与“一”是同一概念、同一意义。这里所云“一”在北极大渊中、在人身中的论断,又将先秦时代道气之“一”具象化、人格化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秦汉时代最为崇拜的最高天神是太一、泰一,即北极星。关于太一、泰一,秦汉文献中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太一,北极大星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太一者,天地之本也。”道家道教经典中对此也有许多描述。如《庄子·天下篇》:“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八:“乃上从天太一也,朝于中极,受符而行,周流洞达六方八远,无穷时也。”我们似乎可以肯定,葛洪所谓在北极大渊中的“一”、“真一”,就是指处于天文分野中紫微宫的北极星“太一”。而在道家道教理论中,道家学者使用抽象的“一”概念,用以诠释宇宙起源与本体命题;道教学者与信徒则使用具象的“一”,并化为身体内的专一精神,用以引导修身守一之法,内涵是很不一样的,并不能混用。葛洪既使用“一”的抽象内涵,引用道教经典论断“一”为道之根、数之始,又引先师和经典语将“一”描绘成活灵活现的具象实体,逻辑上显得颇为混乱,再次显示出葛洪论述中的矛盾性和杂糅性。(参见任继愈,1990年,第92-98页)
既然“一”在葛洪心目中是生“道”的“元气”,“守一”便成为葛洪仙道理论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体道修身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守一”:若能守一,则百病百害皆无,千虑万忧皆去。葛洪引先师和仙经之语说:“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又引用了一大段话来描述这种好处:“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者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能守一者,行万里,入军旅,涉大川,不须卜日择时,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终不复值殃咎也。”守一的神奇妙用于此一览无余。葛洪的守一之法同样来自道教经典,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太平经》所宣扬的主要的修道方法就是守一存真法。如《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七:“以何为初,以思守一”;“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将怜之。一者,天之纪纲,万物之本也”。卷九十二:“子知守一,万事毕”;“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
循着守一的理路,葛洪很自然地十分看重修身成仙,故长生仙道在葛洪思想中、著作中,特别是其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抱朴子·内篇·勤求》指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葛洪思想中的“玄”、“玄道”是形而上的概念,具有宇宙本体、本原性,类似于老子之“道”;它虽来自于扬雄而胜于扬雄,是扬雄与老子思想的综合;其心目中的“道”始自老庄之抽象,落脚于具象,是百道之和,更多地具有形下色彩;“一”或“真一”则是凌驾于其所理解的“道”之上的宇宙万物之“元气”,由此而导出“守真一”的修仙理论。故其所谓“玄”、“道”、“一”看似同一,实则有别,是他杂糅了《周易》、《老子》、《淮南子》、《太玄》、《太平经》等周秦汉魏道家道教道论思想的结果;较少理论创新,而较多继承与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