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严复《社会通诠》中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论述论文,社会论文,中关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4-0058-06
严复是批判民族主义，还是赞同民族主义，百年来一直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困惑，以致一些专论近代民族主义的论著，都很少甚至没有提及严复的民族思想。本文试图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为中心，对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进行辨析。这里所指民族主义，是指传统民族主义，主要是宗法性的民族主义；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机械化、城市化为标志的早期现代化，一般称为近代化；所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近代转型，二是传统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文章只是就这些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问题的缘由
严复在1903-1904年翻译出版的《社会通诠》一书中，集中论述了传统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它包括严复为《社会通诠》写的译者序、案语和读后感。在为《社会通诠》写的“译者序”中，主要讲了中西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中西社会发展的迟速和差异；在所译《社会通诠》及严复所加之“案语”中，主要是批判宗法社会及其民族主义；在严复所撰《社会通诠》之“读后感”中，主要是强调要脱离宗法社会，进入近代军国社会，即实现现代化。
三者之中，以《社会通诠》中的一段“案语”最引人注目：“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①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宗法而兼军国也，其主导方面是宗法；宗法社会以种不以国，种严，难与他种相入；自古以来，宗法思想、种族思想深入人心，直至清末，满、汉种界犹在，新、旧两党虽有区别，但同讲民族主义，因而言合群，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者多；民族主义为吾人种智之所固有，无待于外铄，必不能强吾种；清末，言军国主义的人很少，甚至没有，而军国主义是期人人自立的。
上述严复批判民族主义的话语，从1905年开始，即引起革命党人的非难与批驳。1905年10月20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刊号上的许多文章都论及民族主义，其中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更是宣传民族主义的代表作，他在引了上述严复在《社会通诠》中那段关于民族主义的“案语”后，说：“然几道案语言外之意，则有至可诧者……几道此言，遂若民族主义为不必重，而满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可云能审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两年之后，章太炎在1907年3月5日《民报》第20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更是直接对严复及其所译《社会通诠》进行驳斥，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引了上述严复那段关于民族主义的“案语”后说：“斯言则谬误之甚也。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若吾党之言民族主义，所挟持者异是。惟曰以异民族而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则吾欲与之分……若是而曰此民族主义者，即是宗法社会，则何异见人之国旗商标，而曰此有徽章者，犹未离于图腾社会也。”可见，汪精卫、章太炎等人与严复分歧的主要之点在于，是否排外与排满的问题。
对于汪精卫、章太炎等人的非难与驳斥，严复没有回复，因而谈不上是一场论战。关于他们之间的是非问题，已有一些论著作了详实的考证和评述②，本文只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问题，作如下简要的分析，以说明严复并不是一般的笼统的批判民族主义，而是批判封闭式的传统民族主义，赞同开放式的近代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要挽救危亡、并致富强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全脱离宗法社会，加速实现现代化，融入以近代文明为主导的
世界潮流之中。
二、翻译问题：传统与近代
严复在《社会通诠》中翻译和批评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宗法性质的，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一点，王宪明教授在2005年的《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一书中，进行了详实的考辨，他将中英文对照、仔细辨析，查出民族一词在严译《社会通诠》中共出现25次，其中真正与原文有对应关系的，只有7处，有13处不是对译原文，而是由译者自己增加出来的，另有5处出现在按语之中。他说：“从几处译文与原文有对应关系的地方，可以得出结论：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对应原文中的‘tribe’、‘clan’、‘patriarch’、‘communities’等数个不同的词。”上述这些词，其基本意思主要是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家长、群体或以此为特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近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须扫除的过时之物。严复在《社会通诠》正文中所加出的与原文没有对应关系的民族以及按语中所提到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基本都是在宗法、宗族、家族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而与后来流行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完全不同。而“nation”一词，按照后来通行的理解本应译作“民族”，严复却多将之译作“国民”；“nation”一词，且在甄克思原作前6章中未出现一次，只是在集中探讨近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的第七及以后各章中有所出现，前后共出现13次；甄克思所谓的nation，是指在消灭了前述tribe这一社会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的或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政治组织，它强调领土与文化意识，它与居住于一定领土上的所有人口有关，它不等同于国家(state)，但要通过国家实施政治管理，有的地方，nation一词几乎与国家(state)同义。王宪明说：“严复如此使用民族一词，使该词不仅与今天所理解的民族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与一般把民族一词视作英文中的nation等词的对等词的做法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与严复同时代人、特别是留日学生与保皇党人及革命党人所用的民族概念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概念上的这种差别使得严译《社会通诠》在出版以后注定要与同样也在使用民族及民族主义术语的人士与团体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由于革命党不了解严复翻译用语的多样性及其真意所致③。
事实上，严复批判的民族主义是指以排外为特征的宗法性民族主义和在排满宣传中反映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并不是笼统的反对民族主义，如他在1906年8月10日前后《与夏曾佑书》中，把爱国与民族主义等而视之，说：“爱国者，民族主义之名辞也。”并说：“泰西哲学家谓非道德理想之至者，故世间国土并立，必其有侵小攻弱之家，夫而后其主义(指民族主义——引者)有所用也。”④就是说，当大而强的国家侵略小而弱的国家之时，弱小国家就应该举起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号召国人团结起来，打败外来侵略者。他不仅在上述情况下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且强调爱国主义不是封闭式的，说“爱国心之所以可贵者，非深闭固拒，厚同种，薄他族之谓也”⑤。在他看来，只有以“天下公理”为标准的开放式的具有世界性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⑥。由此推论，他赞同的与爱国主义等同的民族主义，也应是开放式的近代民族主义。严复还曾表述过民族国家的思想，如他将“state”一词译作“国家”，将“nation”一词译作“同种国民”，后者即有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之意⑦；他指出，“言语风俗相同”之“民人”，“据一领土，内足自治，外可御侮，而国成焉”⑧，“有土有人之国，其中莫不有治理之主权”⑨，在领土、人民、主权等国家因素中，他特别强调要“尊重主权”这一近代国家因素，这说明严复所说的国家是近代民族国家，而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正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标志。
三、思维模式：反帝、反封建和现代化
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在寻求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方策时，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对满族统治的斗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和民族走上独立、富强、民主之路，与世界强国并立；他们在这些斗争中，也不乏现代化的思想，有的革新措施本身就是在实现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现代化思想是从属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另一种是强调向西方学习，进行思想启蒙，改革内政，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部分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和民族像西方强国那样，走上自主、富强、民主、文明之路，也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他们也无不主张反帝、反封建，有的甚至锋芒毕露；但他们的反帝、反封思想是从属于现代化的。严复等人的立足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而章太炎等人的立足点则是反帝、反封建和反满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是西学启蒙，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社会舆论及学术思想倾向于社会改良，注重以国民素质提高为基调的人的近代化。严复是西学启蒙的首要核心人物，他在1903-1904年翻译出版的《社会通诠》，强调的也是走出中世纪，进入西方式的近代文明国家行列。为此，他强调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的亲缘关系，批判以排外为特征的宗法式的民族主义；汪精卫等革命派批评《社会通诠》是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创办民报、宣传三民主义之时，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则是发表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之热潮的1907年，他大力提倡保存国粹，宏扬民族主义，强调反满斗争，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因而对于凡是置疑和否定民族主义的观点，都不放过，并予以批驳。章太炎和严复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提倡，显示了他们不同的知识结构、学术思想和由此形成的不同思维模式，严复西学深邃，章太炎国学深厚；严复主张西学启蒙，章太炎提倡保存国粹；严复是在世界性的前提下审视民族性，章太炎则是在民族性的基础上看待世界性。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和互相否定，严复在批判以排外为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强调开放主义之时，并未完全否定民族主义这一主题，这一点连胡汉民都有所洞察，他说：严复是“最近言民族主义之一人”，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从其思想渊源即斯宾塞那里找到根据，也可从其他方面找到反映，“严氏民族主义，至译《法意》而益披露”⑩。事实上，严复除了在《社会通诠》、《法意》等译著中论述民族主义之外，还在所译《原富》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政治讲义》和《述黑格尔唯心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文章中，论述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诸如关于民族的概念、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满汉关系、民族复兴等问题，他不仅突破了种族的狭隘观点，由种族思想升华为民族思想，而且如前所说，把民族与国家联系起来，在国家的领土、人口和主权等因素中，强调尊重主权这个近代意义上的因素，而不是强调传统的种族和血统，就是说，他赞同的是主张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近代民族主义(11)。至于汪精卫、章太炎等人在强调民族主义和反满斗争的同时，也未忘记现代化的目标，如汪精卫所说的“国民主义”，章太炎所说的“军国主义”，都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四、排外与文明
严复在1895年甲午战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而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订立《辛丑条约》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反对国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排外活动。
第一，认为民族主义的排外性是宗法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通诠》原文曰：宗法社会“排外而锄非种”。“今之军国社会不然，为政者莫不知必民众而后有富国强兵之效。”(12)种清与种杂、排外与进种是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的相异之处。严复也说：“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实以排外为惟一之宗旨”，后“又争倡民族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以其为宗法，故种界严。”(13)这里，对宗法社会民族主义特征的分折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对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一律斥之为宗法性质的民族主义，是不够全面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第二，既反对排外，又反对媚外。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时，出现了义和团式的笼统排外主义，随后，一些留日学生又起来反对野蛮排外，提倡文明排外。严复则认为，今天的“强国”之路，是靠“其通国之智力与教化。不讲于此，而……专专乎于排外争野蛮文明之稍异，则浅之为庚子之义和团，深之为今日之日本留学生”，二者都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14)。他主张“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所以普及”(15)。有人主张抵制排外，他认为，这些人不知道，“道路不可不通，矿产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将无事抵排，外力自消，内力自长；设不能自通自出，而仅言抵制，将抵制不成，成而病国益甚”(16)。可见，严复反对排外，特别是反对文明排外，也是从首先发展近代路矿业，即从现代化的需要出发的。值得提出的是，严复不仅反对笼统排外，而且反对媚外、优外，他说：“至今物极者反，乃有媚外之象。”在他看来，在顽固派那里，“外媚”与“内排”是相通的，“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17)；这些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值得肯定的。
第三，阐述排外与文明的关系。严复说：“保国存种”与“文明富强”二者相比较，前者“其义最高”，后者“至为难得”；在排外与文明的两种方式上，中外历史证明，“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因为致力于文明，外可自排，专讲排外，“将外不可排，反自塞文明之路”(18)。
严复认为，宗法制的排外性，是对外开放的一种障碍，不利于现代化的展开。对此，严复在所译《社会通诠》的读后感中，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惟贫”；“居今而言救国，首在疗贫”；“捄贫之方”在修“农”、“工”、“商”三事；“三者非能徒修也，其体在于学，而其用在道路之大通，故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使中国而以路矿救贫，揆今日之时势，非借助于外力，固不可”；“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人，母本”，三者之中，中国最缺母本，如果“既不能自为，又不乐与人共利”，那就是“靳其一而亡其三”，不是“理财”的长远之计；“且此犹言其直接之利而已，以言间接之利，实较直接者为愈宏”，引进外资，不仅有利于生产、流通，而且有利于从思想层面变革传统的思维定式，所以说：“路矿之宏开，乃用路矿者之大利也，而治路矿者之富又其次已”，如果说引进外资有害，那也是宗法社会造成的，“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19)。这里说明：其一，严复认为，救亡的根本出路在完全脱离宗法社会，加速实现全面现代化。他重点谈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商业、特别是路矿业；以及教育现代化(学)，军事现代化(强)；该文还提出了政治现代化，即由君主专制、三权合一到民主政治、三权分立，说：“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他认为专制政体是国弱民贫的根本原因，要想国强民富，就要像西方文明国家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文中特别强调了“人品”问题，认为坚持民族主义，以与列强相抗衡，“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若“使其民而优”，就是不讲民族主义，国家也不“至于灭”；若“使其民而劣”，就是极力主张民族主义，也只能像昔日重商主义一样，“以利国不足，而为梗有余”。这说明严复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强调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认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比实现政治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本中之本，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救亡，才能富强，才能达到均平的目标。其二，严复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指倡言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确与宗法观念相联系，虽出于爱国之心，但不宜提倡(20)。其三，严复还对宗法社会及其制度进行了一分为二的思考，认为在宗法社会形成之初，宗法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和制度(包括专制制度在内)是社会秩序维系的关键，功不可没；但它一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完备的规章制度之后，“又常至坚难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要充分认识实现全面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渐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严复不仅从批判以排外为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直接导入现代化；而且从阐释文明的角度进一步说明现代化。他在谈到“草昧国家与文明国家”时，说：“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他除了指出“文明国家”是脱离了“宗法家族或宗教神权”、“以政权独尊”、“以保护利益为重”的近代国家之外，进而说明，西方“近代文明”是指其群体为“有法度”、“已成国家”的“官团体之众”；“文明人”则是指“怀刑畏法”、“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与“团体社会相宜”之近代国民；“文明社会”是指“如今世之英、法”，已脱离了“家族形质”、其“国家制度”没有“家族余意”、并与宗教分离的近代社会(21)。总之，严复“期于文明”、“相勖于文明”的“文明”，是指“如今日西国”、“今世之英法”式的近代文明，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就是说，严复向往现代文明，即企盼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建立西方式的近代文明社会和国家。
五、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
严复在所译《社会通诠》案语中所说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实际上是上面关于“排外”与“文明”的另一种说法。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以排外为特征的宗法性的狭隘民族主义，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在今天既不能“强种”，也不能“救亡”；所谓“军国主义”，也就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他认为只有“军国主义”才能实现自强、自立，从根本上达到救亡、富强的目的。严复根据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即由蛮夷到宗法再到军国的总趋向，着重探讨了社会变迁之中的区域性差异，认为欧亚两洲的现实差异，关键在于社会演进节奏的迟速，欧洲如英、法等国，“始迟而终骤”；亚洲如中国，“则始骤而终迟”。欧洲宗法社会只有千年的历史，约于二百年前已开始进入军国社会；而中国自有信史以来至晚清，约四千余年，社会发展始终未能突破宗法制度的藩篱，“至于今……其政法、风俗、言议思维，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从而导致今天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中国若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完成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转型，因而就不能光讲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要提倡现实的军国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入西方已经实现了的富强、民主、文明的近代社会(22)。
杨度对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中的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即现代化意识有所洞察。他在1907年的《<中国新报>叙》中，同意《社会通诠》中社会进化三大阶段说，主张中国要建立西方各强国式的完全军国社会，“以与各军国同立于生存竞争之中，而无劣败之惧”。为此，就要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一是军事、经济现代化，即“经济战争国”，也就是“吾人所欲建设之完全国家，也即经济的军国主义”。二是政治现代化，“欲成经济的军国，则不可不采世界各军国之制度，而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23)
胡汉民也认为，严复关于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那段案语，是主张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行。他说：“严氏惧其仅为种族思想不足以求胜于竞争剧烈之场也，故进以军国主义而有《社会通诠》之译。”“为中国民族计者，同时以民族主义而排满人，即同时兴军国主义而期自立，非排满不能自立，一义也，而非兼讲军国主义不足以排满，即足以排满而不能自立，种虽存，亦将为犹太人之续，此又一义也……使吾民而奄有民族、军国二义，则可以排满，可以自立，可以破坏，可以建没。严氏希望，不外是乎。”胡汉民认为，“以民族主义而排满人，非排满不能自立”这一义，“为普通人所易解”；但是，“非兼讲军国主义不足以排满，即足以排满而不能自立”这一义，却“为众所忽视”，所以，严复对后一义特别强调，“责勉之以其所不足”(24)。这里，虽有胡汉民等人利用严复思想为革命服务的策略考虑，但也真实地反映了严复提倡军国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企求；然而，由于他们强化了对反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从而使严复思想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即由军国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故而又淡化了现代化的思想。
总之，严复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主张以西方近代国家为榜样，以发展交通和矿业为起点，以实行开放、引进外资为手段，在经济、军事、教育以及政治和人的素质等方面，全面实行现代化，使中国完全脱离中世纪，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近代社会。为此，就要实行开放主义，学习西方，改革内政，就要反对关门主义、排外主义、包括以排外为特征的传统民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崇洋媚外，这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中国是现代化后发国家，在西潮东涌的世界潮流中，实现现代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严复高瞻远瞩，不仅对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有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并结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宏伟蓝图；严复自身致力于思想启蒙，为实现救亡和现代化目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功不可没。
严复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论述，也有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比如，他对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评价，缺乏全面、具体的分析；对传统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未能一分为二，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但是，瑕不掩瑜，严复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论述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积极的，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特别是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主张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思想；主张改革开放，发展现代经济、军事乃至政治的思想；强调在提高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时，要注重伦理道德建设的思想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12)[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5、18页。
②关于考辨严译《社会通诠》的论著主要有：俞政：《评严译〈社会通诠〉引起的一场风波》，《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王天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学术论坛》2002年第2期；俞政：《严复著译研究》之第五章《社会通诠》第三节《论战是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71—287页；王宪明：《混杂的译本——读严复译〈社会通诠〉》，《中国翻译》2004年3月第25卷第2期；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86—130、187—223、230—235页；罗福惠、袁咏组：《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学术月刊》(沪)2005年第10期；赵秀明、张文斌：《从翻译的目的论角度重新审视严译名著〈社会通诠〉》，《安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3期。
③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学2005年5月版，第101、110、115、116、118、120、121、176、234页。
④严复：《与夏曾佑书》，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65页。
⑤严复：《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第21页。
⑥严复：《答某报驳议》，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第33页。
⑦如严复说：“国家，西文所谓state是已。”“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1246、1272页。
⑧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2册，第329页。
⑨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第49页。
⑩(24)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1906年5月6日《民报》第2号。
(11)徐迅：《民族主义》(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第33、69、71、72、73页。
(13)(17)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集》第1册，第148页。
(14)严复：《述黑格尔惟心论》，《严复集》第1册，第216页。
(15)严复：《论南昌教案》，《严复集》第1册，第190页。
(16)严复：《实业教育》，《严复集》第1册，第204页。
(1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561页。
(19)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集》第1册，第148-151页。
(20)参见王天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学术论坛》2002年第2期。
(21)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68、1260、1262页。
(22)严复：《〈社会通诠〉译者序》，(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卷首第9页。
(23)杨度：《<中国新报>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08、209、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