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与再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传统文化论文,资本论文,价值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根源与资源的双重组合
中国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得以发育、生长的根源，也是这种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能够绵延不断、演变发展的取之不竭的资源。正因为有着根源性因素和资源性因素的双重组合，传统文化不仅处处呈现出隽永的历史价值，而且内蕴有实践品格和现代意义。对此，学术界早已有共识，近年来，在社会大众层面上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性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渐入正轨的大背景，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尽管经历过种种曲折和干扰，但总体上是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主要是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题，广大学者积极参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对话，在应对西方文化、重新反思传统的过程中，通过诸如“怎样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何推动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的协调互补”等问题的讨论，促使传统文化的研究不仅突破了原先囿于知识性整理和学科化建构的单层局面，而且直接契入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价值意义的梳理、总结，同时也促使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发生了递进性转向。正是这种转向，对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既构成尖锐的挑战，又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有利契机。其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小康社会目标及和谐文化建设任务的确立，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多层次需求显得更迫切、更直接了。政治层面上，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建国方略的制订、科学发展观的提倡；经济层面上，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以及民间社会层面上社区建设的推进、人际关系的协调、民众文明素养的提升等等，实际上都提出了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价值资源的要求，而这种借鉴和吸收又非常需要是正确的、合理的、优化的。对此，有学术功底、社会承诺和现代意识的学者们应该责无旁贷地直面相对，担起这项历史的责任。
其次，当今中国民众参与度很高的国学经典、历史文化传播活动正渐成燎原之势，势必震撼和激励专业学者们不能再禁锢于书斋和课堂了。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由学术明星们充任主讲、面向社会大众的讲经传道活动，广受舆论热捧，发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大有成为新的思想热点和文化焦点的势头。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强势效应，又辅之以形式多样的论坛、讲演、读书会、互联网交流等现代化、群众性传播方式，更使经典讲论、历史诠释、传统弘扬、名著解读等文化活动，发展成一种时尚式精神享受和品位追求。当然，作为“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类文化活动，免不了有种种不足甚至弊端，但我们不能就此取冷漠旁观的态度，更不宜一味的批评、指责。为了真正落实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推进全面的中华文化复兴，应该听从时代的召唤，投入到这个文化活动中去，把学术研究、传道弘扬、转化落实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自己推进、引导这个文化运动的作用。
再次，就学者本身而言，其思想观念、学术追求和研究兴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看到，已有不少学者在保持对传统文化学术探讨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参与了传统资源的精神价值、现代意义的探讨，参与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和社会层面落实的工作，使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经典文本的解读到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分门别类的知识性、学理化疏理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综合理解和整体把握，从传统文化载体的重视到文化多样形态和多元传统途径的研究，从学院派、精英式学问风格转向大众化、民间性的文化活动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可以说，古代先哲们曾大力倡导的“弘道”精神以及“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再生和发扬。
去年年底，《人民日报》曾以“回顾2006文化热点”为题，发表综合性评论文章；通过关键词、流行语的梳理，揭示“文化中国”的现状及特征，断言：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宏大基础、以人类有益文明为广阔背景，无疑已成为2006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新闻关键词”[1]。而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遗产转化为现代文明建设的资源，落实为文化生产力，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满足并引导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民族新形象，则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者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文提出“文化资本”概念，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角度，对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作出进一步思考。
文化资本：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融
文化资本，一般是指能带来价值增量效应的文化资源，或指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它不是文化学的“文化”概念与经济学上“资本”概念的简单拼凑，而是两者的互渗融合。它既有经济学意义，又具文化学意义；既有财富属性，又具价值属性，不应从单一的学科分类上加以理解。文化资本概念确立的基础，是要克服社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来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意义之间的背离，建立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结，用于指导和规范生产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所以，文化资本是一个学科综合性很强，又兼具学理性、产业化特征的新概念。当然，定义式的解释文化资本，过于宽泛、简略，难以有确切、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故有必要从概念的初创、理论演变以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特定角度，作进一步的剖析、探讨。
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阐述，当首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资本的形式》、《实践与反思》，提出“文化资本”一说，初衷是用于说明后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条件下文化产业的理念和运作模式，力求对经济资本作一种非经济的解读。但布迪尔是社会学家，他更多地把文化资本概念充实为社会资本的范畴加以分析、阐释，并将之提升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
据朱伟珏的研究与分析[2]，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有两个理论基点：一是通过对马克思资本理论作非经济的解读，从区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的角度来确立文化资本概念。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商品为基本细胞，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应用唯物史观，考察资本的活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特征，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涉及到社会资本的属性，但着重于经济资本型态的分析。布迪厄则力图从非经济学的层面，扩大为社会整体结构的框架来阐述文化资本概念，其本意不在颠覆，而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一种转向和引申。二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至上主义的反思，把社会学，尤其是文化学的观念引入对经济资本概念的重新诠释。布迪厄在说明文化资本的运作和扩大再生产时，经常使用“场域”、“惯习”等语词，把文化资本设想成处于社会动态结构、社会活动圈以及人们行为习俗氛围中的一种功能性因素。同时，布迪厄又强调文化资本的这种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环境和市场（惯习）得以实现和表达的，从而使应用文化资本概念来解释经济活动的价值意义及文化产业的理念、模式有了更多的说服力。
不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似乎过多地局限于学校教育制度和家庭环境下的知识习得。他区分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第一种为“身体化形态” （或称惯习化形态），是指个体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自身精神与身体组成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第二种为“客观化形态”，主要指书籍、绘画、古董、文物等知识载体和文化表现形式；第三种所谓制度化形态，诸如学历文凭、资格证书、行业执照等，表示对个体行动者掌握的知识、技能予以某种权威性的确认，并将其方式转化为社会公认的制度型态。这给人一种印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其文化意涵褊狭，资本属性又不强，很难有文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内容展开，也难以真正说清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实际过程。所以，笔者以为要对文化资本概念作进一步阐述，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首先，从文化资本与自然资本的联系和区别中加以理解。历史地看，“资本”在其发展演变中曾递进出现过四种形态：经济（货币）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前两种资本形态，曾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主要原因。但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通过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效应的反思，自然资本、文化资本观念提出来了，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关于自然资本的理论，美国学者保罗·霍根、艾莫莉·拉维斯、亨特·拉维斯合著的《自然资本论》[3]有具体、详细的论述。这本被西方学者和企业家拿来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的书，被视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圣经”。[4]该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是认为经济正在从一种对人力生产率的重视转向从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因此需要有一个借用商业的非凡智慧来解决世界上最深层次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共有框架。（见该书《序言》）按自然资本的观念，“工业资本主义”的一大弊端在“忽略了将任何价值都可归之于它所利用的最大的资本储备——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以及作为人力资本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系统。”认为“未来的经济进步很可能会发生在民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在其中所有形式的资本都会得到充分的评价”。[5]已经提到将社会文化系统也归为如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一样的“资本储备”，主张未来经济进步应有“所有形式的资本”得到充分发挥，这实际上肯定了社会文化系统也具有资源价值和资本属性，相对于自然资本，也是经济进步中不可或缺的独立资本形态。
其次，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角度来理解。文化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关于“文化资源”的定义，已有学者指出：“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含有文化意味的文明成果以及承载着一定文化意义的活动、物件、事件以及一些名人、名城等等，我们都把其认为是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源”[6]。可以说，文化是以有形（遗址、文物、古建筑等）或无形（文本、语言、音乐等）资源形态出现，承载一定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因而是客观、实存的，且不可再生的。但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具有资本属性，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更多的是和文化产业资源相联系的。
最后，文化资本还可以从产业经营的文化附加值和传统文化资源的资本属性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产业经营的文化附加值，是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时提出的。他们发现，熊彼得在用“创新”观念解释企业家精神时，实际上是指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投入了文化资本。正是企业家的文化投资，提升了对企业经营的理解力和整合力，促进了其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制度资本的合理组合和高效运作，产生报酬递增的结果，使产品具有文化附加值。例如，有一个中国专家考察团在访问美国波音公司时，发现一架售价1亿美元的大型波音客机，实际价格却只有2000万美元。据美方解释，其余8000万美元则是依据知识产权、品牌专利等文化资源所定的。由此看来，波音公司的大部分产业增值和利润来自于内部的文化资本投入的含量。难怪美国GE公司老总杰克·韦尔奇会说：“文化是通用电气最无法替代的一个资本”。
文化资本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传统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资本属性。这是我们更应重视并加以研究探索的。
文化资本：传统的价值再发现
这里讲“传统的价值再发现”，主要不是指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知识价值，而是基于现代诠释，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通过重新梳理、总结和运作，实现传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其首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发现和概括传统文化资源的资本价值，并作出科学分析和合理选择。
从企业经营的文化附加值的角度，发现传统文化资源的资本价值并不难。被尊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有一句名言：“管理愈是能运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愈能取得成就”。美国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指出：“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要研究现代的管理，就必须研究过去，以便了解我们社会的遗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7]。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丹尼尔·雷恩就以现代管理的眼光，透视并扼要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经典《论语》、《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文化资源，这对于我们注力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发现，不无启发意义。
探讨传统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资本属性，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发现，也是为进一步寻求传统文化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环节和途径提供引导性思路。
需要指出，以社会文明建设的需求为出发点来对待前代文化、应用传统的价值资源，曾经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举儒家经典《论语》为例，虽然有孔子倡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宗旨，借助殷周礼乐文化的传统“别立己说”，才有《论语》的结集及后来的权威化、经典化，但孔子决不是殷周传统的无条件信奉者和简单继承人，他出于对天下“礼崩乐坏”、社会“背道无序”局面的忧虑，思考这种混乱局面的产生是出于人们思想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又出于人心的乖离，所以提倡“贵仁”，阐述“为仁”、“敬德”、“诚信”、“忠恕”、“孝悌”、“知勇”、“义耻”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开创了儒家关于为人、修德、治政、施教联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其归结点还在求人际协调和社会治理。后来的《大学》，概括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和、正心诚意、修身、齐、治国、平天下”这三纲领八条目，就把《论语》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其内在的时代性、现实性的学问追求明确表达出来了。有鉴于此，我们现在研究《论语》，探究孔子思想，当不能仅停留于知识的、学理的层面，而是深入于孔子的学问精神，揭示其文化资源的价值。
我们再来看近代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就会发现康氏“两考”，要不在语义训诂和文本解读，而仅以此为手段、工具，颠覆古文经学的独尊地位，破除历史积沉于孔子身上的种种迷雾，揭示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阐扬孔子的“变易”观念和“改制”精神，以便自己能撑起“现代孔子”的大旗，运作他的思想启蒙和维新运动。可见，康有为是在传统文化资源价值再发现的意义上解读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的。
另外，明清之际出现于徽州地区的儒商群体，可以说是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资源价值、理解其文化资本属性、成功实现商业经营价值增量的典型。儒商往往兼有儒士和商人的双重身份，致力于追求儒士和商人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默契和沟通，是属于传统商人中具有儒土气质和儒家价值观念的承担意识和实践品格的那一类人。说儒商能重新发现儒家文化的资源价值，主要是因为儒商继承先秦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又应用于商业经营的实践，初创起一系列儒家化的经济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现列其要者如下：
第一是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标榜，倡导义利合一的商业经营理念。明嘉靖万历年间，婺源商人李大暠曾“传教于承受者”，在商业经营中确立“财自道生、利缘义取”[8]的格言，并恪守履行。清道光年间徽商舒遵刚则以“钱，泉也”作比喻，用“开源节流”解释“财自道生”的妙处，推崇“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9]的观念，促成了儒家伦理和商业经营的结合。
第二是克服“儒为名高、贾（商）为厚利”的背离，倡导具有儒家精神的商业职业意识，构建儒士和商人在价值观层面的联结。明代儒商王文显就通过“善士者”与“善商者”的比较，认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强调“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10]。
第三是参引儒家的价值观念，构建商业经营的基本原则。讲究忠孝礼义，推行仁政管理；主张诚信待人，提升社会名声；倡导和气生财，广结人际善缘等等。这些都是儒商们书于文，见之行的。
第四是宣称“良贾何负闳儒”，塑造儒家化的商人人格形象。在儒商们看来，商人求利的实惠和儒士名声的显彰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并强调自己“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11]。用“易儒而贾”，拓展生前的功利业绩；又用“易贾而儒”，谋取身后能光宗耀祖， “垂裕后昆”。这种对儒士与商人角色互换的追求，正是儒商积极塑造儒家化商人人格的明证。
作为一个兼具儒家伦理观念和传统商业精神的群体，儒商身上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特质，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古典中国文化资源的成功选择和应用，而且其本身亦可作为具文化资本属性的因素，为从事现代企业经营和商业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提供借鉴和启示。贺麟曾指出：“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的技术人员”，希望以此“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皆大加提高，庶可进而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12]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学者，贺麟倡导儒学现代复兴，并不可取，但他主张现代文明社会应以品学兼优的德性之士参与工商业建设，塑造现代社会的新儒商、新儒工，实际上是肯定了儒商精神的资源价值和文化资本属性。
以上所述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再发现，是鉴于历史经验的启示，侧重在思想观念、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提出的。其实，它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展开。为了更深入、更有效地揭示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疏理其中的资本属性，我们有必要重新从传统文化资源的普查和系统整理入手。这里讲的普查和整理，不仅指学者继续做好文本史料的新发现、新疏理、新总结，更是指走向社会，结合文物发掘、田野调查、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实感性文化资源，整合精神、制度、器物等诸文化层面，去发现和疏理更多、更新的文化资源价值。这虽然是一项难度大、很辛苦的工作，却是传统文化研究适应现代文明建设需要而必须做好的。
今年以来，在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许多省市为落实文化强省（市）战略，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化资源的普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介绍，河南省部署的文化资源普查涉及中原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址等类，包括文字史籍、实物图片、影像资料。江苏省则开展“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料普查”。浙江省更是成立省、地（市）两级公共文化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建立长效机制来推进这项工作。这种普查产生的成果，必将为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促进资源转化提供新的平台和有利条件。
文化创意：传统资源中资本价值的实现
传统文化研究要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有效资源，十分需要能揭示并设计出传统文化由资源转化为资本的环节和途径，其中的关键是创意。
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角度讲创意，是现今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论说热点。这里着重想说明：为着实现传统文化由资源向资本转化而引入的创意观念，其内涵包括思维智慧和产业化经营两个方面，应是创意之“道”与创意之“术”的互动结合。
创意在本质上是创新（创造）。创新源于发明但又高于发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对发明和创新的关系的论述颇为到位。他称：“当一个新的构想在实验室被证实可行的时候，工程师称之为‘发明’(invention)，而只有当它能够以适当的规模和切合实际的成本，稳定地加以重复生产的时候，这个构想才成为一项创新(innovation)” [13]。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一个发明的构想，只有通过实际运作获得落实和推广的效应才能称为“创新”。
彼得·圣吉是被美国商业周刊推崇为当代杰出的新管理学大师，其致力于系统动力学与组织行为理论、企业管理实践的融贯和沟通，提出了著名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所以，他从“创新”与“发明”的关系中阐述“创新”涵意，不是局限于工程技术领域，而是涉及“创新”活动的本质内涵和普遍功能。受此启发，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中的“创意” （创新）就需要有新的理解和阐述：
首先，这种“创意”不是仅指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成果上的“创新”，因为当学者们声称通过案头研究已探索到、完成了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再发现”时，那还只是“发明”，只有将这种“发明”纳入社会化、产业化运作的轨道，实现传统资源规模性转化和传播，获得社会共享，实现文化资本的价值增值时，才能称之为文化创意或文化创新。就此而言，真正的“创意”，应该包括学术发明和实践智慧两个方面，具有价值（社会的、经济的）效应的。难怪美国人在规划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时，先要在智慧和创造的意义上阐明“文化资本”的内涵和功能。2001年，美国有个作为国家项目的《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研究报告，其中强调：“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积累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造精神的源泉”。还指出：在当今全球知识性经济社会中，美国文化资本应“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14]。美国人基于文化资本概念来理解创意，规划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其次，这种“创意”的实现必须要有新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既要突破过度细分的学科专业分限，又要突破学术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两离。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先在志同道合组建的基础上，争取政府指导、支持，实施学者—商人联合研发，推进事业型与产业型两个不同功能的“发明”群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促成长效化的“创意”互动。在这方面，已有学者在做了，企业家（商人）中也有积极的探索者。上海证大集团总裁戴志康就公开发文倡导学商联营的文化创意，申明其有志于“为文化在当今资本时代找到价值体现，挖掘中国文化的产业价值”。表示“我相信中国文化的底蕴有着世界上无可比拟的资本价值。这个事情中国的文化人没有办法（单独）做，我们商人要帮着做”[15]。这是一个富有真心和激情、内蕴素养和意境的企业家发出的呼吁、建议，学术界、产业界应该要有积极回应和实际行动。
最后，这种创意一定要发展成创意产业才真正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过程中的“创意”，不仅要有社会效应，也要通过资本的经济增量来体现，这样才能有文化价值和资本价值的同步实现。所以，文化创意是以产业化经营为基础和条件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文化创意的产业化运作是否会削弱和破坏文化资源的固有价值？这里确实存在着两难选择，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难以避免的经营风险。产业经营当然有风险，但很少有人因为有风险而放弃经营。关键还在增强风险意识，设置风险减缓以至避免的预控机制，落实社会性综合监督保证措施。应该相信，文化创意的产业化经营更多的是应该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保护、开发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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