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哲学在地理学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_地理学论文

论古代哲学在地理学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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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地理学思想的形成疲了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关于“大地观念”的思想,是从物质世界自身去寻找大地生成的原因,而不是依赖宗教神话。关于“人地关系”的思想,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和西方哲学的“天人相分”观念。关于某些自然现象的成因,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元气说”“五行说”和“阴阳对立统一说”,西方古代的“原子论”、“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事物发展过程论”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哲学

地理思想

阴阳说

原子论

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具体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其中,尤其是地理学思想,与哲学表现得更为密切。古代哲学家,特别是西方哲学家,通常又都是天文学家,他们从观察天文地理现象中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又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推论、猜测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无法观察到的天文地理知识,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地理学思想。这些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本文拟对古代哲学在地理学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与影响略作探讨。

一、关于“大地观念”的思想

对我们居住的大地(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形状,在宇宙中又是如何形成的,与日月星辰的位置关系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形成了人类最初的“大地观念”的地理学思想。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当时条件下又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

众所周知,关于大地的形成,最初都只能依赖于某种原始宗教或原始神话的解释。中国古代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之类的神话传说;西方古代则有赫西阿德的《神谱》(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描绘的“世界创生说”。只是在古代哲学诞生之后,才真正有了从理性角度去探索大地生成的地理学思想。以“哲学之父”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产生,直接推动了大地观念的形成。泰勒斯把世界的本原视为“水”,而把大地视为浮于水上的一个圆盘或圆筒。他的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宗教神话的束缚,第一次用物质的观点来说明和描绘大地。“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个代表人物阿那克西曼德则进一步具体描绘了大地的生成过程:“本原”永恒地作着涡旋运动,冷和湿的东西因为比较重而凝聚在中心,热而干的东西因为比较轻而散布在周围,形成了一个火球,并把中心冷而湿的东西弄干而成了地;剩下未干的就是水,水被蒸发而成为云和气,气的膨胀冲开了包围在周围的火环,形成一个个的气孔;透过气孔看到的火就是我们见到的日、月、星辰等天体。大地就象一个圆柱处在宇宙的中心(而不是浮于水上),天体围绕大地而旋转。为此,阿拉克西曼德还描绘了第一幅地球图,从而被公认为是古代第一个地理学家。他的学生阿拉克西美尼在其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气”来解释宇宙和大地的生成以及一些自然现象。“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再经阿拉克萨戈拉的“种子说”、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最后形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原子论派用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来解释了日、月、星辰、大地及万物的生成变化,并第一次提出了“虚空”(原子活动的场所)的空间观念。原子论派的这种宇宙生成论为后来康德的“原始星云理论”所继承和发展。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家对大地(地球)生成的解释虽然不尽科学,但却为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即从物质世界自身去寻找大地生成的原因,而不是依赖宗教神话。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①他还认为,找到天下一件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国王还令人高兴。这种唯物主义因果决定论沉重打击了宗教神学目的论,成为一切科学诞生的思想前提。

关于大地是球体的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学派提出的。他们不仅认为大地是球体,而且提出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日、月以及当时已认识到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一起围绕宇宙的“中心之火”而运转。这种思想的提出是令人惊奇的,但它不是根源于科学观测,而是根据毕派哲学中的“和谐”思想推论出来的。毕派哲学认为,宇宙的存在应该是绝对和谐的。从事物的形来看“球形”是最完美和谐的;从事物的数来看,“10”是最完美和谐的。因此,他们推测,一切天体,包括地球都应该是球形的,而且应该有十个天体。当时人类能看到的只有8个(即地球、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加上毕派所说的“中心之火”也还差一个,于是他们就臆造了第十个天体(“对地”)。除“中心之火”外,其余九个天体都沿着圆形轨道围绕“中心之火”运转。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从唯物主义角度论证了大地是球形的哲学家。他提出:第一个,构成地球的物质在涡旋运动中,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凝聚时必然形成一个球形;第二,当月食发生时,我们能看到地球的阴影是一个圆形;第三,当我们向北行走时,各种星辰高出地平线的高度就会逐渐增高,所以,大地应该是一个球体,而且应该在宇宙的中心位置。显然,亚氏和毕氏各自的“大地球形说”都分别打印上了他们各自的哲学印记。“大地球形说”不仅在“大地观念”上来了一次彻底的变革,而且直接导致了后人对地球经纬度的确立和根据经纬度来测量地球的大小。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期,埃拉托色尼组织的测地工作就相当出色。他测的结果,地球一周约有2,5000英里左右(只比实际长度大1/7)。

中国古代的大地观念最初是以《周髀算经》为代表的“天圆地方”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如伞盖,地如棋盘。东汉时期的思想家张衡在他的哲学著作《灵宪》中对天地的起源作了理性的推论,认为天地未分之前乃一片混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聚为地,阴阳相荡,产出万物。在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张衡提出了“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②张衡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蚀的原因是由于月球进入了地球阴影而致,因为月光只是日光的反射。

二、关于“人地关系”的思想

人地关系不仅是人文地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甚至是整个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地关系同时也是哲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不同哲学中的“人地关系”思想对东西方地理学的人地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在“人”与“天”(包括“地”)的关系上主要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老子》在谈及天、地、人、道的关系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就是说,人要按照天地自然规律行事。孔子的“畏天命”实际上也是指自然力量是人不能抗衡的,要顺应之,故提倡“天人合德”。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人地关系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天人合一”,因此,认识天地自然最捷近的办法就是用“人事”去比附、推导“天地”之事。例如,古人把天地之合产生万物比附为父母之合产生子女。所以,中国古代先民一般都是以循天地化育万物之常理去参予天地化育万物,“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③这种天然乐生倾向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基本特征,乃至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元宵、上巳、清明、七夕、中秋等,都是和自然时节相对应的。人与自然的合谐相处通过这些节气得到充分的展现。受此人地关系思想的影响,使我国古代出现了许多以人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为中心的地理学著作。如《山经》就是围绕古人生产实践而写成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它不仅以山为纲把全国分为五个地区,而且记载了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态、性能和医药功效;矿产的分布及其性状、色泽等地理知识。类似地理学著作还有《禹贡》、《管子·地员》、《水经》、《汉书·地理志》、《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史记·货殖列传》等等。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人地关系”思想。在董仲舒看来,天地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现象是一一相对应的,因为天地自然与人类都是服从于一个有意志的至高无尚的人格化的“天”。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下生”(《顺命》),“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复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④]人与自然均是上天意志目的的体现,所以是一一对应的。如人有喜、怒、哀、乐,自然则有春、夏、秋、冬,“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又如,人的身体构造也与自然相符合:“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如果人违反了天的意志,就会引起天的震怒,从而用天旱、水涝、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对人间进行“谴告”;而人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也能感动天,只要顺应天的意志,就能免除灾难,风调雨顺。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后来泛滥成一种谶纬迷信和专为相墓宅之用的“风水说”,严重阻碍人们能动地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对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消极的错误导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荀子第一个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荀子认为,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与人事没有关系。他说:“天(自然——引者)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还认为,社会政治的好坏也不会影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在此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的伟大思想,有力地冲击了自西周以来的“天命论”思想,为人们大胆地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作用。汉代的王充就是在荀子基础上研究和揭示了许多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为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西方哲学如果撇开欧洲中世纪宗教哲学而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主要持“天人相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看成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不是看成纯自然的动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则更响亮地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等等。这种哲学思想十分有利于促进人们去探索自然之奥秘,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思想。如被称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5-194年),就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这对西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代李特尔(KarlRitter,1779-1859年)就是把自然现象的研究与人文地理现象结合起来,把地球看成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并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洪堡(Alexand ervon Humboldt,1796-1859年)则更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出人类可凭借“精神活动”和“智能教养”来摆脱自然力的控制的观点。他们二人在古典地理学中的伟大成就,基本奠定了西方“人地关系论”的基础,后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都分别源于并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概要地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给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打印上了“生态融和”与“谶纬迷信”的双重烙印;而西方古代“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则促成了西方“人地关系”思想向科学理性方向发展。

三、关于某些自然现象成因的思想

探讨自然现象的成因是古代一个重要的地理学思想。而哲学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对古人探索自然现象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主要表现为“元气说”、“五行说”;而辩证法则主要表现为“阴阳对立统一说”。古人运用它们来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如对万物的生灭变幻,乃至于人的生死现象。“元气论”者均视为“气”的“聚”与“散”,“聚”则生,“散”则亡。荀子还用元气理论解释了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如星坠、木鸣、日蚀、月蚀等,批驳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天论》中,荀子对自然现象作了如此的描绘:“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认识到了自然现象是有它自身客观运动规律的,与人事活动无关;所以他批驳统治者的祭祀求雨活动,主张摸清自然规律,然后“制天命而用之”。

“阴阳”的对立统一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古人用它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如西周末年,关中发生大地震,伯阳父认为这是由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即阴阳二气的失调所造成。对于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幻,《系辞》认为是由于“阴阳”、“刚柔”、“动静”两种相反势力“相推”、“相摩”的结果。天为阳,地为阴,阴阳之合产生四时变化,四时变化产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八卦,继而又演变为六十四卦,产生万事万物。《内经》也是用阴阳二气的对立和转化来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如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诗经》也用对立面转化的思想来解释地貌的变化,如“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北宋时期的沈括还进一步分析了引起这种“沧海桑田”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河流的侵蚀、搬运和堆积。这种观点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提出的“流水侵蚀说”整整早了四百年,不能不说与中国古代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有关。古代不仅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现象,在地理文献中还普遍采用“阴阳”来区分地理位置,如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河流南岸为阳,北岸为阴等。

此外,“五行说”也被古人运用来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如《内经》就用木、火、土、金、水来类比春、夏、暑、秋、冬,并用来标明地理位置的东、南、中、西、北。一些古代地理学者还用“五行说”,对季节变化作了物候的解释,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同时还提出了中纬季风气候的四季更迭和七十二候的见解,用八卦来表示八个天象和地理方位。

上述这些观点虽谈不上科学,但运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来探索自然现象,阐释地理现象,对建立正确的地理学思想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西方古代“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不仅用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来解释日、月、星辰、万物的生灭,还解释了一些自然现象。如,他们认为:云遇冷就会变成雪;雨冻结而变为冰雹;虹是由于阳光投射在极浓厚的云上所致;月光是阳光的反射等。康德还对地球潮汐现象作了解释,认为是由于月球的吸引力使地球上海洋中的液体粒子高涨与消退。他还认为潮汐摩擦会使地球的自转逐渐慢下来。

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古代辩证法的奠基者。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思想。运用这一思想,他对季节的变换,日夜的更替作了解释。如夏至和冬至就是对立的两个季节;日和夜也是对立的,正因为它们是对立面,所以必然发生转化。甚至他还根据星辰来判明了它们的转折点,如他认为:“黎明和黄昏的界限是大熊星”。赫氏还用对立面转化的思想解释了海洋、陆地的形成及万物的变化。

黑格尔是西方古代辩证法集大成者,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辩证法思想就是事物发展“过程论”思想。运用这一思想,他对地球的演化过程及地球的结构作了辩证分析。他认为:“地球曾经有一段历史,即它的性状是变化的结果,这是它的性状本身直接显示出来的。这种性状表示一系列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属于遥远的过去,而且也确实有一种宇宙的联系,因为地球的态势,从它的轴和轨道构成角度来看,可能是被改变了的。地球在其表面显示出它自身承负着过去的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两者现在都埋在地下”⑤由此,黑格尔认为地球的结构应该有三个层系构成:第一岩层是原始岩层,属花岗石岩层,埋藏着海生贝壳和某些类属的硬壳化石;第二岩层埋藏动物化石、鱼类、植物化石;第三岩层即冲积岩层,埋藏两栖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等化石,而四足大动物化石则浅埋在砂砾泥灰岩下。这种把地球演化史与生命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无疑是相得益彰的。

哲学对地理学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以上仅就古代哲学在地理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多方面影响和作用作了挂一漏万的探讨,旨在阐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以期引起地理学同仁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足够重视。

注释: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47页。

②《浑天仪图注》。

③《礼记·月令》。

④《举贤良对策》。

⑤《自然哲学》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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