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
——基于古典时期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赵明晨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论为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当代观察和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内含伦理、价值的政治理论和课题。对于世界性文本而言，追溯关于人类寻求共同体的理想和实践，具有了政治伦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古典政治学中的自然范式与作为范式结果的城邦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地区不断地世界化进程的表现。关于人的假设、主体性理论和现实均发生了转移，就是共同体之人从自然的政治的动物转向了人类之一个的个人，主体性则从雅典公民转向了包括更广的外邦人在内的人民，这种人的范式转移对共同体的范式转移和重构产生了一种内在推动力。古典时代为实现人的自足之善的目的，希图通过城邦——公民途径达致，但因世界联系和人性的普遍性，以及个体身份的“无公度”而导致了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并由此造成共同体的不完全性和解构。这为后来人类寻求人的共同范式和建构完全型共同体提供了经验和理性基础。
关键词： 人类共同体；自然；价值；范式；不可通约性
为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实践基础上对现阶段全球、全人类层面的价值理论的集中规范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球化、普遍化的延伸部分，正成为与国际社会共通价值的新话语、新舆论、新空间。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每一种共同体形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正义形式。[1](P245)人类共同体变化的历史，尤其是实践经验、价值范式演变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从理论到实践注入历史基因、价值规范和基于全人类的推动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自然共同体的范式
共有范式，包含目的、道德、价值、伦理、方法等，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维特根斯坦很早就从语言学上不断触及被“语法的范例”定义的特定的“范式”概念，这种范式建立起了社会共同语言和语言共同体。而托马斯·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的结构时，也同时提出了某种专用和限制性的“共有范例”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以及两者的结构性关系，即范式为共同体提供了“选择问题的标准”[2](P30)其价值更暗含在使共同体成员在某一问题上变得“有解”，是共同体共识产生的基本前提。
(一) 人与共同体的自然性与同一性。
自然主义将人定义为本性上的“政治的动物”[3](P133)动物一说为人以及基于人的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的假设注入了首要的自然性，这一自然性的内核就在于作为动物人的不自足性，而经由共同体路径达致整体自足之善就成为了一个集目的论与发生论于一身的命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如同种子的本性，并非仅指种子的物理形态，而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生长而逐步展示出来一样，人的本性或自然，同样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从初始而逐步“显明的”。[3](P7)人又因使人彼此成为对方能力发展和本性、目的达致的条件，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共同体具有了自然性。在这里，自然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性状的、静态的、微观或者宏观的描述，不是一个三维的名词，而是一个插入了时间因素的历时性的、动态的、四维的自然，因而自然是性状、是目的、是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力或力量系统，这一能力或力量在内在本性的指引下通过达致人类特定的目的。[4](P207)人们在共同体中不断获得和提高新的实践能力，也不断实现着人的自然，即发展和目的。最早的共同体诞生于人因着自然而来的原始冲动之中，在原初联合基础上的，经由家庭、村坊，而进一步“生长”出来一个成熟的联合体，就是一个自然联合体长成的城邦。城邦这一共同体理论中包含了城邦对其他低级别共同体的权力等级和优先性，也包含了从“个人—家庭—村落—城邦—个人”这样一个相互促成的价值调和的关系，即城邦是因自然而来，又以促成人的自然目的——包括与自然相一致的理性——而存在的，即城邦的发生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但其存在却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优良的生活)”[3](P7)这个美好生活就是共同的善业，在这个人善与共同善的自然结合上，城邦就是公民，公民就是城邦，个人的智慧与国家的智慧、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都是同一性的，就是自然和谐的。[5](P168)两者统一于城邦。根据自然，柏拉图还为城邦这一理想国家设置了一个疆土的界限——“一见之地”，将国家当作是一个应该够大而又统一的城邦。[5](P137)就是强调了城邦规模的疆土最佳限度与达致自足和保持内部同一性的统合——能够保持内部的统一而不至于内部的不同而相互矛盾，而组成这个城邦——国家的成员——公民应该按照天赋分派任务，整个城邦才能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5](P138)由是如此,在希腊理论家看来，城邦因其克服了低级别共同体的不能自足，在其内变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因而是一个“高级而完备的境界”[3](P7)和“至高的政治社团”，[3](P10)就是足以使所有人达致“人”的自然发展目的。
(二)人的范式中的三种例外
自然范式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人的动物属性和不自足的本性上的，但人的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化约上却不具备普遍性，在共同生活的主体性上，将三种情况排除在外，产生了人的范式的例外，主要来自城邦共同体内部和外部，在其内部，一个是奴隶，一个是离群索居之人，在其外部则是野蛮人。第一，奴隶被视为“有生命工具”，[3](P11)其被应用于劳役中的奴隶与牲畜的差距很小，例如，作为奴隶的瞭望人者与船舵相比，仅仅区别于富有生命形式而已。他们广泛存在于家庭以至城邦中，作为一个“完全的家庭”的组成部分，他们以体力供应主人，被视为家有财产，他们构成了自由民、家庭和城邦实现自然和善业发展的条件和工具，因而，奴隶仅仅具有工具性意义，而自身不具有如同自由人那样的目的性和达致善的自然，“政治家治理的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为奴隶”，[3](P19)因而希腊政治中奴隶被排除在理性和政治主体性之外。在每种由许多事物联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合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因素是广泛存在的，如希腊思想中的灵魂统治身体、男人统治妻儿、人类统治动物，主人与奴隶，这种将希腊经验的自然秩序的统一性普遍化为人的秩序，就为符合自然的服从，特别是奴隶制而做了自然理性的辩护，就是赋予“自己缺乏理性，仅能领会别人理性的人——天然是奴隶”和“自然赋予奴隶……强壮有力，适于劳役”以合理性，即合乎自然的理性，这导致了奴隶们“政治生活的不合时宜”，“被统治才是最好的”天生宿命。[3](P15)因而，当奴隶被剥夺了自然的人的意义，即其被排除到了希腊政治的“人”的范式之外，“自然的共同体”只是一个关于自由公民、贵族这一精挑细选的少数“理性”人的共同体，平等只在于自由公民以上的成年的男子之中，希腊语境的“人类”一说就被狭义化为特定的人，而非普遍的人。因而，城邦的共同体并非一个基于生物人的普遍的人性的集合，其自然性中暗含着天命的特定性和等级制，对于奴隶而言，城邦共同体并非其善意达致的途径，而其本身的劳动却构成了城邦共同体和自由民达致善的条件，在奴隶那里这种价值却是单向度的，因而就善的目标价值而言，奴隶与自由民是没有公度的。第二，关于野蛮人(外邦人)，希腊长期视波斯、意大利和黑海两岸欧亚各民族为“野蛮人”，认为其本性为奴隶，并且“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3](P5)与此相对的是，希腊人以优种的自由人自居，这种优种是绝对的，并不同于那些只有在本国内为优种，在外邦则不再优良的相对优良的外邦人。因而，专属于所谓“野蛮人”的命运在希腊就变成了“奴役之命”——外邦人内部化的机制，希腊人基于“法律即正义的衍生物”[3](P17)的逻辑，用作为战争胜利者道义奴化了战俘——由于新奴隶无法达致个人善——导致了他们从人到非人的退化，也导致了共同体内部非主体存在与主体间的巨大差异。第三，离群索居之人，如同“棋局闲子”，亚里士多德基于有机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论证整体高于并优先于组成它的部分，部分的意义源于其组成的整体。由于人的不自足性，趋向于追求美好生活促使人们过共同生活，才有了出于共同利益的“合群”，那些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追求个体道德自足的犬儒主义者即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希腊人的自然范式对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普遍性的例外，导致了人类共同体形式——城邦国家价值的有限性。
2015年2月，我国天然气价格实现并轨；11月18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决定自11月20号起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0.7元。文件还明确将进一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市场化，将非居民用气由目前实行的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降价后的门站价格作为基准门站价格，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在下浮不限、上浮20%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
二、人性与共同体的中间价值
(一)人性与共同的人性
从自然的“共同体”——城邦在与公民的自然同一性构成了城邦这一共同体道德和价值上自足的假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首要之善就成了公民的资格和活动，这就是他认为的共同体的价值所在和人类价值的顶点；然而正如柏拉图在论及理想国家四个品质之一的“节制”时所言，“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的控制，反之，就是成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5](P150)因而一个好的城邦国家就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节制的理想和好的国家的建设假设，在政治实践中事实上体现在了法治上，就是法律至上原则，法律作为非人格的品质、[4](P171)超人格的特征，是包含个人意志在的公众意志的体现，因而是一种服从自己的管理。然而，城邦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显然在野心家那里得以彰显，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制、僭主政治的不断出现，证明了城邦自身败坏的可能。
对于人之善所达致而言，不同于低级别共同体的必要而不充分，城邦共同体自然范式则是必要而充分的，就是其通过人走向公民并以维持公民生活构成人至于善的全部条件和唯一可能；而中间性，则体现在城邦共同体是由动物自然生长而至城邦，又以公民身份回归人的价值实现上，城邦在不能自足的人们之上所起的实现整体自足的中介作用。这种价值是通过城邦内外的实践来体现的。在城邦内，城邦通过其民主制的发明和尝试，让平民得到分工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在城邦世界的各个政治蚁丘间，人们的交往只有当城邦间签订商业协议之后，那些旅游者和商人才能以“协议平民”的身份，获得在其土地上解决争端的机会，而不是只能通过报复和破坏对房财产的这种海盗行为进行。[7](P26)或者，通过实行“第三方仲裁”来阻止城邦间战争的进行；在众城邦之外，共同的人性，特别是共同恐惧作用下，城邦联盟以一种更高的共同体形式不断出现，那种“战时同盟”，为城邦和维系于城邦的个体价值提供了一种更强大的权力和存在方式。希波战争促使相互间结怨的希腊各城邦努力将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波斯大军，面对波斯征服的希腊世界的同一性超越了各城邦的同一性，这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新现象”。[8](P323)希腊世界的同一性就是在北方人、波斯人的入侵中所激发，从而拥有了一个“希腊人(Hellenes)”这样的集体自称。在保存这一点上，在希腊世界内复数的国家短暂的具有了同一国家的特征，正如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复数的国家”命题，“一个”国家才是拟定中的理想的国家，而不是“似乎是一个”的国家。[5](P138)同样的，在科西拉内战中，恐惧导致了对于强权必然性的抗拒，而不是对其顺从，同盟就作为一种产物，就是每个城邦的民主制的捍卫者求助于雅典，而寡头制的捍卫者求助于斯巴达，这样一个原本追求各城邦内部同一性的斗争，却恰恰带来了与外部同一性的联合。一城邦内部的“例外”与另一城邦之善的联合恰恰是国家“强大”的奥妙所在——执行关于盟友的计划，从而在希腊世界内部形成了跨越城邦的更高级的价值共同体。因而，作为既有生活中原本因城邦的至善圆满而不存在、不必要、不自然的超城邦间的共同体形式，正是从彼此联系着的人性和人的范式上以自由公民的主体性超越了雅典公民、斯巴达人，希腊人的主体性超越了科林斯人、雅典人差别而尝试的。
(二)共同体的价值的中间性与“充要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单纯地“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要求。虽然全面深化改革是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摸着石头过河”仍有合理性，但必须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坚持趋利避害，让“顶层设计”缓冲“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
三、共同体价值的失范
(一)自然与正义的冲突
1.个体自然对整体自然的冲击和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
小学语文开卷有益课在教学中要求每一节课至少有20分钟时间让学生主动地学习课文。教师耐心辅导，学生能动积极地自学，是上好自学辅导课的关键。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不固定的阶段，意志比较薄弱，好学品质尚待形成，但可塑性强。因此面对小学生，教师应努力优化教学过程，创设自学辅导的良好环境。
1.城邦之善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完全性
3款面膜拟合水光指数提升结果其消费者使用后自我评估水光感结果见表9, 将通过该模型计算得到的拟合水光指数提升百分比与自我评估使用产品后肌肤水光感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10。
这种自主之善并不单单取决于城邦本身，它同样取决于外部，这就是城邦价值不完全性所在。假定城邦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那么城邦将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共同体；但事实是城邦在安全、交易上是彼此联系着的，甚至例如海上贸易可以发展到成为一些城邦国家赖以维系的程度，如科林斯控制着希腊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商业通道并征收通行费而富裕起来，[10](P234)而雅典更是多为推动贸易而对叙巴里斯、克尔松尼斯这样西地中海和黑海要道发动殖民活动。如果所有城邦都是自然而善的，那么每个城邦的共同善取决于城邦本身和内部；但如果面临城邦之外的专制或者海外自由人，例如雅典之于斯巴达，小城邦之于雅典，希腊世界之于波斯、马其顿以及迦太基等的冲突时，城邦之善可能覆灭，公民无法依赖城邦成之为公民，城邦也有可能无法依靠公民之各行其是而自我成全，这时候城邦的价值取决于存在本身，而存在却并非取决于自身。
(二)共同体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完全性
2.首要身份的分化与同一性的分裂
建立于个体的不自足性的认识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实践的城邦中，个体通过分工彼此满足需求而成为联系着的共同体，不自足决定了对外依赖性，安全、食物、产品等的需求让人性得以本原化，恐惧、荣誉、利益在雅典人看来是人们服从的三个最强烈的动机，也就是自然人性的部分。这个人性在驱使着人们按照弱者自由受制于强者的“既有的法则”[6](P8)以力量对他人实行统治，城邦内以力量而宿命以待。当城邦共同体内在的价值逻辑外化为城邦与外部世界、城邦间的价值范式时，就导致了武力统治和征服被赋予了自然正当性，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确的自然性”即共同体的正义性，特定环境中采取适当的行为是反映共同体成员发展了的实践能力，源于自然界为获取食物而狩猎的战争,就是为获其财富或生活资料的对“原本应被统治而不愿被统治的人”发动战争。[3](P23～24)便具有了基于自然方式的自然正当性。在这里城邦的自然性正义因其对于希腊人的单向度性，而与被视为蛮族的野蛮行径并无二致，自然与野蛮也便混为一体。希波战争后，雅典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中施行帝国的政策，被其他城邦视为是破坏了所有城邦的共同善，就是公平与正义，就是雅典出于单方的利益，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按照“自然的必然”去统治权力所及之处，要求米洛斯人的顺服，就如野蛮得近似波斯和马其顿征服一样。恐惧不独在小的城邦，驱使大城邦的霸权的恰恰也是不确定的恐惧，只是力量上的差距，造成了恐惧的不平衡，让权力施行更加利己随意，因此也无法实现那种基于只有双方服从于“相同的必然”时才被讨论的共同的正义，恐惧、利益驱使个人和城邦从事征服和抵抗——主观上的自然和他称的反自然的事情。
城邦是以分工的实践来促使共同善的达成，从柏拉图那里可知，好的国家应该具备的品质之一便是正义原则，然而因着自然和天性，正义原则被定义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合适他天性的职务”，就是“做自己的事”，[5](P154)也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对每一事物各赋予一个目的”的“专用”“而不混杂”。[3](P5)这个个体自然正义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排除个体与他人关系造成了城邦道德的个体化，即公民只负有当负的义务和德行，对不当负的被视为僭越，个体化的道德对城邦公义和同一性而言是破坏性的，特别是当遇到公共福祉的决策和抵抗外侵时，底层民众与奴隶们对该城邦共同体的道德义务减退，如宿敌波斯军队中的希腊雇佣兵问题；另一个是造成了民众因已有的在智慧、知识、力量和财富上的差别经验所做的分工固化了身份的流动性，特别是将是否有闲暇和不为生存所迫而做的工作作为穷富的标准，这一点颇似马克思那里的“必然劳动”和自由劳动的差别，这一被基于天性的分配使得公民和奴隶在职业上固化为首要身份，富人从富人的身份考虑政策，执政官从执政官的身份行动，穷人和奴隶则从各自的身份去从事活动，那种柏拉图式的排除兼有诸身的来自“一个的”人的价值能制造国家的同一性的假设，反而造成了公民间的巨大的身份区别，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自然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成为类似现代语言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那么为公共事务决策就极容易从争吵变为冲突，“一个的”国家的自然正义最终敌不过“似乎是一个的”国家中的“谁”的正义。这样就让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家中以节制将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无论是智慧、财富、力量、人数方面都结合起来，在国家和个人身上造成某种和谐——一致性和协调[5](P152)——的愿望落空了。
城邦国家因着自然而为公民的共同善而存在，使公民处于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事务，并且建立起了“城邦——公民”的价值关怀体系，但自然主义规则使得领袖，以及自下而上的英雄在为共同体公共福祉行动之时，同样保留了个人对荣誉、特权、力量的雄心，“共同体义务与个人雄心之间的张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两者的冲突”。[9](P40)虽然亚氏也认同“城邦以正义为原则”[3](P9)但就正义而言，其内涵是“相互的善意”[3](P16)还是“强者正义”[3](P27)在希腊时代没有给出精确答案，但实践上，显然属于后者，就是暗含目的的“自我”的优先性安排，它使城邦内部就从一开始就因这种个体自然而存在一个关于最高地位、最大权威的纷争，以至在城邦内不断出现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众政治的历史周期循环；在城邦间则存在本邦作为共同体的荣誉、利益、安全最大化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在联盟——更高共同体中最高权威——霸权的争夺。纪事家修昔底德在记录科西拉内战时，发现双方“预先制止”“报复他人”优先于“避免伤害”，以及背信弃义的自保安全优先于“同谋者通过相互发誓认同彼此”，成功的欺骗可以赢得竞争桂冠的目的论导致了以共同善为目的的“城邦即为公民”的自然转变为城邦即为个体“自我”的现实主义转向，促使“自然状态”从柏拉图学园里的自然创造之善走向修昔底德的现实之恶。而以“公共正义”为名的共同善恰恰成了遮盖“自我”目的论和各怀恶意的最好的自然正义，就是一边力捧政治的民主和法律的平等，一边主张实行贵族统治；以公共利益服务之名谋取私利。
2.高级共同体的价值通约失效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精神支柱，是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之本。坚定理想是指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百折不挠是围绕理想目标勇于实践，不论经受多少挫折决不屈服退缩的坚强品格。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及改革过程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即使遭遇困难险阻仍不懈奋斗、努力拼搏，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不断实践、不断奋斗、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更高共同体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族身份价值，一个是公民身份价值。以斯巴达为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逐步形成多利亚人的种族身份特征，这与经“提洛同盟”而强化了的以雅典为首的各城邦伊奥尼亚人身份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从而使伯罗奔尼撒半岛对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更加恐惧而影响到了城邦间关系和同盟的缔结。在希腊的东部，雅典霸权构成了对“提洛同盟”的价值不可通约的实践。因共同抵御不具节制和疆界的自我限制的理性和价值范式的波斯人的入侵和保存城邦范式，伊奥尼亚人及其他小亚细亚希腊人投身于雅典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抵抗波斯的米卡勒战役，这个包含有175个城邦国家、被称为“提洛同盟”在波斯的威胁消失之后，对于多数的加盟城邦而言，价值范式也就自动瓦解了，但雅典人凭借财政、军力，以及阐释权上的领导地位，继续按照雅典人的意志大肆征服，造成那些不愿加盟的城邦、蛮族控制的城镇，以及那些为抵抗波斯进而共同让渡权力的各盟邦因无法退出同盟而被削弱了自治权，包括贡税、提供军队等听命于雅典政策，沦为了雅典的属邦，雅典成为了希腊城邦的“僭主城市”。[7](P35)经由对同盟者的控制，雅典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帝国，雅典人将他的自然正义强加给希腊世界，但在被降级为属邦的公民而言，新的帝国不能给予非雅典人以雅典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人们在公民价值上的不可通约昭示了雅典帝国的正义仅仅只是雅典公民和雅典城邦的正义，这种雅典中心主义和排他性的正义专属原则，使得从同盟转向雅典帝国这一更高的共同体后共同体缺乏普遍的正义性，城邦价值范式不能为更高级共同体提供统合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此外，斯巴达模式同样破坏了高级共同体的价值范式，在希腊世界内部，专制传统的斯巴达时刻保持着对城邦民主的威胁，两种范式之间的张力，无法形成一个高级共同体，斯巴达的强权范式与实现希腊人自由的自然范式是相背离的。
此外，城邦的自然范式经历了两次回归的失败，一次是在斯巴达衰落后城邦生活方式的回归，最终因马其顿征服以外部更高权力而非相同意识和共有范式的方式缔造更高共同体而终结，这短暂地维持了以城邦代表委员会形式的希腊城邦间联盟和“共同和平”；另一次回归则是在马其顿帝国解体后，历山大设想的“欧亚通婚”以实现其所祈求的希腊世界和波斯人能组成一个联合的共同体[11](P79)的普遍主义正义寿终正寝后，各地重返各自的正义。但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城邦范式无法解决普遍联系并与外部联系的彼此的争端和威胁，这为它们求助于和让渡于外来的罗马权力，并伴随罗马境内主体差异性增量超越同一性存量，而不得不诉诸另一个希腊化的观念——自然法，并以自然法范式重构了更高级共同体。因而，无论是面对因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而遭受外部威胁，还是帝国内部价值不可通约造成的非同一性而来的分离，城邦除非有能力孤立存在，否则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即自然范式的共同体是否包含着个体自然发展的全部条件。如前所述，人因自身的不能自足而从自然人发展到城邦的国家，这一自然政治和设想的理想国家经过普遍联系着的国家间政治实践，证明了“从动物到公民”的理性之途——为善的共同体仍然是不能自足和道德上不能自我圆满的，因而也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共同体，这使得超越城邦国家的更高共同体的需求和价值凸显出来。
结 论
在实现人、发展人的共同体化的探索上，雅典提供了基于人首先是不自足的自然动物的范式，从政治动物出发，以自足为目的，经由公民和城邦以至人之善的自然范式与城邦共同体。由于不自足性而导致了他人构成自我发展的条件，从而使得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每一个人都集合了自我的目的和他人的手段本身，即没有人是纯粹的工具而不具目的，或者仅有目的而不具工具性，因而人的政治活动就有了双重的目的，一是自身发展，二是维系共同体，两者相互统一。然而，自然范式忽视了奴隶和外邦人作为普遍的人的目的性，将一部分人作为另一部分人自我完善发展的条件和工具，是一种某种程度上为奴隶主财富和奴隶制辩护的学说。它以同一性压制了差异性，以天生决定人的命运，无论是价值伦理上，还是政治实践上，都是特定人价值的共同体。将正义原则仅囿于共同体之内，或者囿于一部分人，在共同体实践进程中，造成了共同体内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和失范，并最终在权力张力中走向自我解构。同时，共同体并非孤立，共同体间普遍的存在于相互联系和发现联系的世界中，意味着不仅内部价值，而且其外部价值的通约性问题和不能自足决定了每一个共同体的不完全性。对于当代基于主权国家这一共同体和国际实践基础上寻求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过去的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人的范式、主体性和共同体范式的经验和理性，就是只有在致力于消除歧视、差别待遇、平等基础上努力实现成员国人民权利和发展的共享共赢，使个体在超越国家后在人类共同体这一层次中得到价值和道德的补偿、依赖和自足，实现道德自足的实体，在全球一体化中通过理性去实践一个完全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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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Paradigm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the Study of Europea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ZHAO Ming-che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arty School of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Jinan 250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vides a political theory and subject with ethics and value for the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 and solution of the worldwide problem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far as the world texts are concerned, tracing back to the ideals and practices of human beings seeking community has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eth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atural paradigm” and the “city-state community” as the result of the paradigm in classical politic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a region in terms of the shift of man, of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and of the reality of man. That is, the man in the community has shifted from a natural political animal to one of the individuals of human beings, while the subjectivity has changed from Athenian citizens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a wider range of foreigners. The shift of human paradigm has produced an inner driving force to the shif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radigm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classical times, in order to achieve human’s good of self-sufficiency, we tried to achieve it through the way of city-state-citizen, but the universality of world connection and human nature as well as the “incommensuracy” of individual identity resulted i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 as well as the incompleteness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This provides the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basis for later human beings to seek a new common paradigm of mankind and construct a complete community.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ure;value; paradigm; incommensurability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9-0028-06
基金项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创新工程一般项目(2018KY017)
作者简介: 赵明晨(1984—)，男，山东临朐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的理论与现实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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