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模式论文,实质性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关系，必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并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实质性地突破苏联式社会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左顾右盼，摇摇摆摆，甚至走回头路。正确地认识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曾经有过光辉的思想和独特的创造，这不仅表现在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而且反映在对于建国后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一度丢弃了这一理论创新，而基本“照抄”了斯大林体制，采纳了苏联模式，因而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
一、对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放弃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领土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 依据这一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将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
在写成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毛泽东以此教育全党，中国革命就是将要建设并通过这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这一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建国后就是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社会。当时的青年团，其名称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要让青年一代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确定的五星国旗图案，就是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然而，到1952—1953年前后，人们被突然告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三大改造”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关心我国发展道路的人们所萦怀于心的。
现在，这一问题已基本清楚，并且也可以公开谈论了。这一巨大转变，就其外因来说，是受斯大林的压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就其内因来说，是由于我们革命者常有的革命急性病。我们自身的急性病问题，人们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1948—1950年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来自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强大压力，人们至今往往还不甚了了。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其具体国情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了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也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正面临着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 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试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一当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 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施加压力而使我们采纳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5] 于是，毛泽东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中国开始迈入一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6] 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一个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
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我们都知道，1958年中国展开过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倡导“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知晓，“大跃进”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大跃进”一词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汇：“болъшой скачок”，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报刊上是频繁出现的，因为当时苏联就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苏联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也是在大力提倡“大跃进”。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无论就词源而言，还是就实际发生的事件来说，实际上都源于苏联。但“大跃进”一词是怎样从苏联引进中国的，又是由何人最先在中国使用的，这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十分有趣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苏联确确实实是在30年代进行过“大跃进”。斯大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随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特别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实施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跃进”。斯大林采取“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7] 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先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按照苏联计委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法律文件通过了这个最高方案。按照该计划方案规定的指标，在5年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大幅度调整，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大跃进”(“болъшой скачок”)方针。[8]
至于30年代的各种劳动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都是在“大跃进”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和机器设备的实际承受能力，往往违反科学蛮干，这种生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产品次品率很高，而且造成机器设备的严重损坏。实际上，苏联当年的“大跃进”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工业“大跃进”就失误更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提高了的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大跃进”就曾得出的教训。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上，我们是学习了苏联模式的。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苏联15年“赶美”，也提出了中国要15年“超英”，这样在1958年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种赶超发展模式上的相似、相同，是十分明显的。只是中国的“大跃进”比之苏联，速度更快，提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更短，也更具全民性，规模更加空前，同时其破坏性也达到了更加惊人的程度。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连续不断的思想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苏联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即随着社会主义的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批判“暗害分子”(特指资产阶级专家)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止，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一个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另一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批判的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的这些部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
在中国，对这一思想政治批判运动模式的借鉴和学习，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这里，提法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建国之初批判“武训传”，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其间，思想政治运动的不间断性和连续性，完全不逊于苏联。这是目前我国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亲身经历过的，无须赘述。
四、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提供的经济思想、经济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斯大林晚年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给1951年举行的全苏经济学讨论会所作的总结，这也是对苏联国内外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全面阐述，是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经济模式理论的集大成者。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从战前就开始编写，并四易其稿，但均未被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所接受。战后，学者们又继续工作，数次对书稿进行加工、改写，最后于1951年4月完稿。1951年11月由联共(布)中央邀集，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就该书稿举行了全苏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联共(布)中央第一次试图借助于广泛的学术舆论，分析苏联经济制度的规律问题。讨论会初期，在马林科夫的倡导下，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爽直而大胆的言论，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以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等，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理论，发表了创见。看起来仿佛透出了一线理论突破的希望，然而奇迹没有出现，斯大林很快对讨论会作出了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变成了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一言定鼎的“权威”意见。该《意见》和此后斯大林的三个文件加在一起就汇集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公允地讲，斯大林在这部最新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有一些新观点、新提法的。他改变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的观点，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他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不同意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的创新见解，不支持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斯大林也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而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盲目乐观，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过分自信，因此他的一切战略出发点都放在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斗争上。由此产生了必须保证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要求，由此也产生了继续保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可能以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因此他压制了在讨论会上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极利用价值规律的学者的意见，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有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
斯大林上述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被一些理论家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斯大林这部经济著作的全部论点被当作经典，再次成了用来衡量全部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标准。与此相应，持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却被指责犯了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有人被指斥复活“托洛茨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有的甚至被打成“敌对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
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毛泽东直到晚年都“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9]，并多次向全党推荐，“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10]。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体制模式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由此可见，一直到1978年，我们全党上下都是基本接受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内外发展战略、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理论的。
我国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起，我国就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这种看法似乎对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估计过高了一些。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在这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揭开盖子”暴露出苏联问题的情况下，对我们自己问题的一个反思。这个讲话只是要求“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不要像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但强调“还是以重工业为主”，还是严格计划，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重、轻、农的次序发展并没有变。另外，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问题上，只是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我们自己的某些倾向，但还是在计划经济的圈子中转，并没有进行什么体制上的变动。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做了一些微调，还没有同苏联那套模式拉开大的距离。
固然，从《论十大关系》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意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就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提出了我们党的“总路线”。不过，这看似中国特点的道路，其实质是苏联模式的演化和变体。如前面所述，“大跃进”，赶超战略，这本就是源自30年代的苏联；大炼钢铁，是全民倾其家底大搞重工业，实际上是从《论十大关系》的后退；人民公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大”、更“公”，是源自斯大林崇尚“大”、“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只是“大跃进”受挫，遇到三年严重饥荒，才不得不较大幅度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次序，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也更加重视了轻工业的发展。
但是，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又提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实际上没有摆脱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窠臼。这又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直接作了理论准备。
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直到其晚年并没能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思想的束缚。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禁锢并与之发生实质性决裂，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是邓小平。
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邓小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参与中共中央最高层决策，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种种曲折内幕十分了解。在三年困难时期又同刘少奇、周恩来并肩，为迅速克服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殚精竭虑。由于勇于探索，敢于打破教条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在多年的煎熬中，在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中，他切实地感受并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消极影响，因此在打倒“四人帮”、再度复出后他便从体制模式上考虑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就曾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 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 第二年9月他在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3] 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时，从一开始就是从我们与苏联的体制、模式、制度层面上着眼的。他强调说，我们国家“从苏联来的”“机构体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苏联模式僵化了”。这“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显然都是指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模式。所以，邓小平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可以说基本上是加以否定的，难道邓小平讲的这些，有“三七开”的含义吗？毛泽东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模式讲“三七开”，是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可能充分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弊端，更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的那套做法，而邓小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体验和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到了斯大林和苏联体制模式的弊端，否则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突破并基本否定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在这个时候，难道还能把“三七开”的评价继续强加于邓小平吗？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年后的今天，还继续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50—60年代的认识水平，那不是显得太落后了吗？
而且，继邓小平之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主张，这进一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摆脱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一天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然而，改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当我国的改革进入目前关键时期，出现第三次大争论的时候，却有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斯大林仅仅是“不够民主”，苏共仅仅存在“作风”问题，全然不提作为斯大林和苏联问题要害的体制模式问题，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如此回避邓小平明确指为“落后”、“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模式，也无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这一事实，而一味为其评功摆好，不知其中到底用意何在。
一切了解邓小平理论产生过程，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了解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实质性突破的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应该不加分析地肆意颂扬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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