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唯物主义思维的此岸性——对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思维论文,此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和争论已持续地进行了20年，现在是到了对此做出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的时候了。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说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所表现的思想力量。马克思在标志着他的新哲学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t
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P55)在国内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规定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思维此岸性的问题，因而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在打“文本”战，这自然是不能辨明是非的。
一、实践唯物主义思维的逻辑说服力量
历史上的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性的、逻辑的哲学，它用哲学范畴来界定世界的本质，用哲学范畴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世界的存在和运动。另一类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哲学，它用断语、警言、诗句来陈述哲学家的思想直观，来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无疑，马克思的哲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哲学，它表现出比此前的各种哲学更强大的逻辑说服力量。
（一）超越本体论思维，确定实践论思维，奠定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中心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者星二元论的，主要追问世界何物、存在何意、哲学何谓这样的问题，寻找世界本有，它们的哲学思维乃是本体论思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把这种本体论思维方式转变为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革命。它面向人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寻找现实世界的真实基础。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他们是实践地生活着的；现实世界的真正基础在于人所从事的感性实践活动；现实世界的真正走向是从必然王国趋向自由王国。这样，“社会实践”的范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起始范畴；而“人”的范畴就不再具有抽象性，由于看到人的实践本质而成为“现实的人”的范畴。“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人”获得了逻辑的直接同一性，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的“受精卵”，其他范畴都由此派生出来，从而构成以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主题的哲学理论的系统。
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实践论，既不是如“从前唯物主义”那样只从客观方面看待世界，又不是如唯心主义那样只从主观方面看待世界，实现了客观性原则和主观性原则的统一；既不是客观主义自然哲学那样孤立地、抽象地理解自然界，又不是主观主义历史哲学那样精神地、独断地理解社会历史，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既不是脱离人去说明自然和历史规律的本质主义哲学，又不是脱离自然去说明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主义哲学，实现了科学范导维度和人文关怀维度的统一。正是在这三个“统一”的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对人的奥秘的透彻解答，是真正的辩证哲学、最无片面性的世界观，是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新哲学。这正是它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之所在。
（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构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贯彻了马克思的实践思维，体现了以实践论为中心的思想，建立了新世界观的逻辑结构。其中，第一、二、三条，论述了“实践论”的确立，突出了马克思的实践观，指明了“实践论”的价值和“实践论的基本问题”（人的活动和环境的统一）。第四、五、六、七条，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非实践论本质，突出了马克思的人学观。第八、九、十、十一条，指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规定和本质，突出了改变现实世界和实现人的社会化的目标。马克思的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是立足于“社会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后者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导论”，着力于“实践”范畴的界定和实践论的创立；前者则是这篇“导论”的阐释与逻辑展开。这种“展开”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阐明人的实践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人类实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实世界而言，“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自然界作为人类实践的客观环境既有自在性又有被改造性。”[1](P77)这就解决了“物质本体论”哲学和“社会实践论”哲学的关系，或者说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它所提供的哲学资源被扬弃地吸收和整合到马克思的哲学之中。由于人的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现实世界以自然界的优先存在为前提，因此，在新唯物主义构架中，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二是阐明人的实践中生产实践与其他实践形式的关系，论述了从“现实的人”出发，建立生产实践观的逻辑进程，依次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类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实践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种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前者导出“生产力”，后者形成“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这样，“生命”——“需要”——“生产”——“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理论，而生产实践是全部历史创造活动或全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1](P67-80)三是阐明了社会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论述了“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以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为基础、用经济生活来理解意识的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与实践论的关系是：“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P92)显然，马克思的实践论不但不排斥“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念，而且正是以之为前提的；它成功地解释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由此指导着人类创造世界的活动。
（三）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
从思想史方面看，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转变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同时在社会实践和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经过劳动异化史观，从抽象的人上升到具体的人，达到实践论的唯物主义。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解读应当再现这一历史过程。
从学理方面看，马克思哲学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论（较为抽象的实践论）前进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较为具体的实践论）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被凸显。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为了取得认识和思维工具才这样做的。后人进一步把认识论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板块，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构架中，把本来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之哲学解读的实践论哲学仅仅看做是认识论。其实，人是在生存过程中认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社会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要求，先谈实践论的世界观、再谈实践论的认识论、最后谈实践论的历史观，是合乎马克思的本意并且具有充分的逻辑合理性的。
二、实践唯物主义思维的历史解释力量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对于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其他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的哲学只是“改变”世界。应当说，马克思的哲学超越前人的是用实践论把“改变世界”确定为惟一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来“解释世界”。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着、改变着的，只有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论才能解释这个世界，才能自觉地改造这个世界。在这种实践论视野中，“解释学”应有两种：一种是以解释主体的已有视界去解释自有其视界的文本，通过“视界融合”达到理解的目的；另一种是以不断被解释的文本去解释自有其运动轨道的历史，通过“实践检验”达到促其变革的目的。海德格尔把“解释学”理解为本体论，因为作为本体的“存在”是以人的“此在”为原点的。世界不是作为简单的、现实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而是作为可能为人类服务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人要利用这种可能性，必须“理解”这种可能性，“策划”它的改变，而“理解”和“策划”正是“解释”的本意，也是“存在”的结构。在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中，隐性地深含着马克思的实践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之作为“存在”的基础。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包含着人的理解、解释、筹划，并以此为中介而由低级到高级展开。这就成为“实践论的解释学”。这里讨论的“解释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解释”所表现的力量。
（一）实践唯物主义思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解释力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长期坚持以“物质本体论”和“物质运动论”之统一为根本特征的、非实践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及以此推广而成的“社会物质论”和“历史发展论”之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有着同人的实践创造作用无关的绝对客观性和物质运动规律，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足以解释一切社会历史运动。但是，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律是在人的实践中展开的；它的决定性并非因果一一对应的线性决定性，而是原因决定着一个可能性空间的非线性决定性；它的作用方式是通过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制约人们的主体选择，又通过修正这种选择来支配历史的；人们既可主动地据此展开实践活动，又可被动地调整、改变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只有这样理解历史规律，才能解释当代世界的各种变革与发展。
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显示了某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2](628)这种有限自我调节，是人的实践活动所致；在这里，无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规律已经受到挑战。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激烈的国际矛盾和斗争之中，迫使受到严重侵害的俄国、中国以及一系列生产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走上了通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违反那时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规律的，这同样使物质本体论的“唯物史观”受到挑战。对此，列宁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P776)“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P777)列宁的这一实践论的观点，指明人可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创造性的发挥，开辟看似反规律实是合规律的独特道路。但列宁也没有完全看准当时的资本主义。他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深刻矛盾，提出了“垂死的资本主义”。这种看法在现象学意义上有其根据，相同和相近的看法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如莱斯特·瑟罗在199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就这样说过：“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30年代的大萧条把资本主义制度带上了灭绝的边缘。如今看来好似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只要再错几步就会消亡”。[4](P5)这不就是说的“垂”与“死”么？但在本质论意义上看，资本主义进程也是人类实践的进程，既如此，它就是一个可由主体来调整和改革的进程。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5](P119)这一观点是实践论的。马克思又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这一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合起来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或实践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创造活动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政府所推动的改革实践在其客观出发点的把握上有着被动性——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周期性的危机、国内劳资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政治反抗，迫使他们必须改革；在其价值取向的确立上有其自利性——为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维护市场经济的利益；在其进向上有其扬弃性——不以改革者意志为转移，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准备着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可见，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
（二）实践唯物主义思维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解释力
20世纪初原苏联地区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此后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样伟大的历史演变，按照物质本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这种历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定同社会化生产力相对应，因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到了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人把这一事变当成是对于当时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铁定否证，断定任何民族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是不可能的。
但历史并不那么“线性”与“单纯”。第一，从夺取政权的实践看，当时的俄国处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被战争和饥饿逼得不能和平地生活下去，而在革命的准备方面，俄国有了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党。客观的可能性和主观的条件造成了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态势。此时不夺，更待何时？结果取得成功！列宁回答指责此种行为的人们说：“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3](P777)列宁的解释是实践论的，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又是唯物主义的，冷静分析客观情势所提供的可能性。第二，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看，俄国已经有了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也有广大的小生产，特别是在农村。既然已有社会化大生产，那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通过工业化来发展这种经济；同时，通过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发展社会化生产和建立社会主义农业。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样的社会化大生产，既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样的小生产，既可以通过两极分化来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也可以通过合作化来建立社会主义农业。承认这种非线性关系，就等于承认多种可能性，就等于承认创造历史的主体必须进行选择。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苏共党内有过许多争论和波折，这反映了“选择”的艰难。一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列宁总的说来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但布哈林却是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列宁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经济政策”，即借助于市场和贸易的力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其他非公有制形式，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斯大林则急于超越新经济政策，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历史地说，这些都是当时的选择。实践检验证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合理的，急于超越它则是不合理的。第三，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看，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成就。这一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给予肯定。但是，计划经济的高效能只能是一时的。有学者指出：计划经济依靠的是广大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但热情不可能持久，具有持久意义的是经济利益的合理配置，这只能依靠市场经济。莱斯特·瑟罗就是这么看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可能有长久的积极性为某种社会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人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40年代有打败希特勒的积极性；在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人有重建被法西斯破坏了的国家的积极性。……但是社会主义实验进行了70年之后，苏联人再也没有积极性去建设社会主义了，于是这个制度崩溃了。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争斗中，个人价值占了上风。”[4](P5)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又一次面临选择：苏共党内形成两个极端，一极是保守的，试图维护旧的体制，另一极是激进的，选择放弃社会主义。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国邓小平的选择，即选择既要市场经济又要社会主义的改革。
上述回顾足以证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是在一定历史条件提供了工农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而革命的主体力量已经形成并作了正确抉择和英勇奋斗之后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在有了工人阶级政权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逐步展开，其间作过许多选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在失败之后又重新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支配这一过程的则是实践对选择做出检验和校正，特别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效果来检验和校正。这正是人类实践的根本规律。
（三）实践唯物主义思维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解释力
按照某些中国学者所理解的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从生产方式说，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到工业生产方式再到后工业生产方式；从交换方式说，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产品经济；从思想方式说，是从群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类本位。在这个单线上，他们为当代中国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前还处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群本位的年代，1978年才开始迈向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个人本位的新岁月；中国的文明只等于16、17、18世纪的英、法、德的文明。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重新走西方现代化之路，或者干脆说，就是“全盘西化”。他们竟然从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出发，得出了“全盘西化”的政治结论。在这套逻辑中，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位置，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位置，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位置，它们一概被彻底否定。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这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与人的创造性实践无关的哲学；把社会历史规律理解为与人的有意识活动无涉的超验的、绝对客观的规律；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哲学观念扔在一边。他们笔下的历史和实在的历史的差别在何处？在于没有人，没有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实践既成条件及其多样性，没有主体选择，没有实践检验，没有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没有社会历史在普遍规律制约下的相对的具体的规律。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过程，只有去掉所有这些“没有”而承认“有”才能得到解释。从中国人的历史活动看这部历史，一是有“实践的既成条件”——这就是当中国封建社会的持存性尚未消失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侵入中国，由此造成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半”型社会，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客观出发点；二是有中国诸实践主体的选择和竞争——其间，有过保守与改良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三是有客观实践对各种矛盾着的选择的检验和校正——保守的选择、改良的选择、旧式革命的选择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都在实践的检验中被中国人所抛却或者扬弃，只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直至今日；四是有独特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这就是从封建社会解体，经过三个中介过渡型的社会（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但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一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在特殊中贯彻着一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不断完善，正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集中表现。中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并存”的国家，同时，也正在推进信息化发展。这是一般中的特殊。中国正在推行市场化，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并存的社会，同时也在合理地实行计划性的宏观调控。这还是一般中的特殊。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者解释不了这一切，惟有实践论的唯物史观才在这里显示出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实践唯物主义思维的实践范导力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断地解释着现实世界及其运动，并由此指导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指明人的活动的价值目标，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而奋进。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的范导力量从如下诸方面表现出来：
（一）高扬人的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尊重这一实践活动的既成条件的客观性的统一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是人学实践论，它肯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人有着崇高的价值目标和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而奋斗的精神。被剥削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奋起，被压迫的人们为了解放而斗争，依赖于他人的人们为了自由而搏击，生活贫困的人们为了富裕幸福而辛劳，怀抱理想的人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坚韧地前行。人的价值目标和人的现实缺陷的矛盾使人充满着主体精神。肯定这种精神的存在，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振奋这种精神，显示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它同直观的唯物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直观的唯物主义强调世界客观性和人的意识的反映性，它既没有“人”的学说、又没有“人”的实践的概念，它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强调精神力量的哲学学说，直到完全否定主观精神的意义。但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永远也战胜不了能动的唯心主义，因为后者对于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与倡导是驳不倒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按：即唯心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6](161)，但是，这种精神力量要有效地发挥，又必须掌握实践的既成条件，寻找现实可能性及其边界，避免把不可能性当成目标，力争创设条件把具有较高几率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在这一点上，实践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意志论和抽象的人本论有着原则的区别。
（二）实现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的人文关怀和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前行之路的科学范导的统一
如果说高扬人的能动性是发挥人的历史创造力的话，那么实现人文关怀则是把人当成了实践的目标。康德呼喊过：“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做目的，决不只当做工具”。[7](P43)问题是：人实现目的时，把什么当做“工具”？其实，人作为“目的”和人作为“工具”是同一的。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己的。所谓“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素质特别是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对人的需要特别是幸福和自由的需要的满足的关怀。其中素质提高仍是手段性的，需要满足才是最终目的。按照目的与手段之统一的理解，“人文关怀”也应当是人的自我关怀。
人文关怀是同实践过程联结在一起的。一方面，人文关怀的具体内涵是由实践发展的具体阶段决定的，终极关怀即人的完全的解放和自由，是社会实践的终极指向；另一方面，人文关怀要由实践的发展来实现。马克思的实践论是“人的实践”论，也是“实践的人”论，在这里人的活动与环境的改变是统一的。由此，它就具有两大维度：从人的活动来说，它以人性需要为准则，具有人文关怀的维度；从环境的改变来说，它以正确把握环境条件及其可变革性为准则，具有科学范导维度。这种科学范导在实践中的展开要经过四个环节：科学地反映对象和环境的理论环节、正确地评价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的评价环节、合理地策划人改造环境、实现目的的规划环节、有效地执行规划以实现人的目的的行动环节。每一环节中都贯彻着马克思实践论的核心观念：人的能动性和环境制约的被动性的同一。在理论环节，既要把握客观约束条件，又要分析为人的行动留下的客观可能性空间；在评价环节，既要把握客观环境有利于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方面，又要分析它的不利于人的方面；在规范环节，无论是目的还是方法都既要尽可能大的满足人的价值性，又要有尽可能高的可行性；在行动环节，既要争取把规范的要求变成现实，又要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力避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
（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养殖的统一
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一是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承认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实践的既成性；二是承认自然界在人的实践中被改造。两者合起来，则是追求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我在评价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曾指出：恩格斯为马克思实践论补写了“实践发生论”和“实践环境论”。对于后者，恩格斯指出：人超越一般动物，能“支配自然界”；但“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否则，“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人必须实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8](P304-305)
实践唯物主义思维的实践引导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毛泽东的哲学在语言表述上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理论实质上则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在世界观（含自然观）上，毛泽东是把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当成对象的，他曾说过：“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9](P309-310)而哲学的目的正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10](P296)在认识论上，毛泽东彻底地坚持实践论，指明认识的任务不但是反映客观实际，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客观实际。在辩证法上，毛泽东把反映客体的、同实践具体性一致的“矛盾特殊性”同反映主体意识的、同理论普遍性一致的“矛盾普遍性”的关系，即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成“矛盾问题的精髓”，[10](P320)坚持的就是实践论的辩证法。在历史观上，毛泽东把历史看成是人对于奇迹的“创造”，看成是人民群众这一“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活动。[11](P1031)在哲学的总原则上，毛泽东坚持既要把握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条件的“舞台”，更要在这个“舞台”上面发挥历史创造者的能动性。正是按照这样的总原则，毛泽东制定了“实事求是”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设计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表现了更为强烈的实践论思想。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寻找党和人民的前进道路。他深刻把握实践的既成条件，对世界，提出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观；对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国情观；他全面认识和确立实践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人民的富裕幸福的价值尺度为导向，考虑各项政策。他在出发点和目标之间选择前进道路。在他面前有许多可选择的路：传统计划经济之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路。他依据国情，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因为它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能逐步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遵循什么现成的规则去干事，而是在实践、探索、创造、总结的过程中形成规则、把握规则、创造历史。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依靠这一思维方式，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果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集中全党智慧创造出了崭新的邓小平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伟大成就。不管人们怎么看、怎么总结，这里所表现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强大力量和不可阻绝的“此岸性”。对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总体性质，我国哲学界还有着不同的认识。著名哲学家陈先达指出：“以邓小平重视实践而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是不严肃的。邓小平一直申明自己遵循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把实践提到首位，尊重实践；相反，在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名义下，由于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将曲解实践本性并使人类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化为乌有。”[12](P50)在陈先生的论述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哲学话语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范围内，“完全可以把实践提到首位”。这就是说，陈先生也认为，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可以说“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观点”。这样，陈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同我们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为前提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就十分接近了。过去人们批评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以物质本体论和物质运动论之结合为总体结构，把实践观点囚禁在认识论之中，因而做不到“把实践提到首位”。如果持“辩证唯物主义”表述的论者能够克服这个逻辑悖结，那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我认为，只有把实践论和唯物论有机结合的“新唯物主义”和“新辩证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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