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和发展
——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综述
徐施易
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办，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与会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②水权关系不清，水权管理机制缺位，造成水资源滥用。上游用水大量挤占下游用水，源流用水大量挤占干流用水，经济系统用水大量挤占自然生态用水，无节制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
1966年，荷兰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H. Freudenthal）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时，建议单独为数学教育召开国际性大会．1969年在法国里昂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开始了ICME的历史．ICME每4年召开一次，与国际数学家大会错开两年召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学者们作出深入研讨。丁堡骏以《共产党宣言》的两重属性为切入点，梳理《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脉络并剖析了《资本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共产党宣言》作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宣言和纲领，从1848年发展至今，值得我们挖掘其时代发展的路径，并探讨《宣言》对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政策和方针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阐述，从理论的不完善发展到其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在《资本论》中较为完整的陈述，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理论学说的创新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刻批判。
在论及《资本论》的手稿文本研究的议题时，刘礼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观是生产总过程运动中的资本观，资本在流通领域以商品、货币这些物质规定为载体，在生产领域才显露出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辩证地将物质载体与本质规定在形式规定的范畴高度上进行统一与整合，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考察资本，并将强制抽象的研究方法上升为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资本观的超越。刘礼遵从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研究方法，强调应在形式规定与科学抽象的方法视域下廓清马克思资本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揭开资本拜物教的神秘面纱，拓出马克思资本观的当代价值，才能在起点上对现代性问题形成清晰认识，进而逐步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各种疑难杂症。楼俊超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深入研究发现，财产权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大量使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和现实语境，通过严格缜密的层层逻辑推理，分析了财产权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
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徐可主张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技术”）、市场演化理论（“市场”） 与历史唯物主义宏大体系（“历史”）中找到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路径。他从经济思想史中梳理出了四项均衡和非均衡的界定标准，认为界定标准应该超越现象层次，应在理论构造的方法上来划分二者的不同，而不应借助实证标准来判定。从马克思完成其理论体系构建的三个步骤来看，马克思理论构造的“总体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运动，就是对社会变革力量的内源性求解、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辩证法的坚持，这三个方面亦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性特征。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路径依赖”原理，诺思最先使用该术语并将之理解为累积的“自我加强机制”，而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强调的是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自我加强机制”。马克思非均衡经济学的总体框架为我国国情和现实的需要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所蕴育的社会力量，在我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得以解其束缚而释放。
牟泽雄：对于书法创作和展览中过度“制作”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展览征稿通知中也特别强调“拒绝过度的制作”，中国书协所说的“过度”似乎并不完全排斥“制作”。联方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你对此怎么看？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分关注和深入探讨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绿色生产、全球化等问题。
针对共享发展的重要思想，胡莹比较研究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分享经济理论，总结比较二者在哲学基础、制度基础、目标宗旨和实践路径的差异，并强调在五大发展理念当中，共享发展是最终归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她认为，在我国，共享理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各种政策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从强调“共同富裕”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共享发展理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思路的认识日益清晰、深刻。李红梅则认为，共享发展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思想，共享发展历史维度体现在建国以来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多层次、多主体、系统性和渐进性的特征。推进共享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发展过程的人民主体性和发展结果的人民共享性，加强党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领导能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强人民获得感和制度归属感。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关于习近平的经济思想，赵丽华认为，习近平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特征和根本变化，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战略，形成了科学的系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体系。赵丽华通过透视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依据、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和战略目标、新时代发展的根本思想和新理念、新时代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道路和战略以及新时代的开放型经济的体系内容，指出习近平新时代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结构严密、内容体系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科学体系，我们才能不断攻坚克难，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谭苑苑则探索了习近平早期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多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早期探索，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她从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唯物辩证法思想、实践认识论眼光三个维度凝练地归纳了习近平在此期间关于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方法论探索。
2．术后血清淀粉酶水平变化：术后单纯高淀粉酶血症127例(13.5%)，术后3、24 h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480±274)、 (415±246)U/L；并发AP 7例(0.74%)，均为轻度AP，术后3、24 h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500±497)、(307±219)U/L；而淀粉酶未升高的807例患者术后3、24 h的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75±52)、 (59±45)U/L，934例未发生AP患者的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84±78)U/L 和(68±82)U/L。
对于如何解读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周绍东则从矛盾、目的和动力三方面指出，出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分析方法的需要，我们要分析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生产主要目的。矛盾揭示目标，目标凝聚动力，矛盾的出现促使我们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就要明确社会生产目的，而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目的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凝聚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的过程，高质量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源泉。他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商品流通的一般层面在于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资本流通的特殊层面则在于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铁锅易生锈，并且它在生锈过程中会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炒菜长时间放在锅里，会导致这些有害物质进入食物，成为身体健康的一大隐患。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余斌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其实就是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与中国实际联系不紧密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般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体系”必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体系”，要为恢复和发展为马克思所创立并推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表率。另外余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研要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原理的方法论；要搭建一个研究与教学的“鲜艳的结构”，就是要从具体到抽象、从一般到特殊地阐释这些年来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因、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变化，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理论指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王松从比较研究与范式超越两个方面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形成了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他提炼总结了“斯密范式”、“凯恩斯范式”、“撒切尔-里根范式”三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西方范式，并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中国范式”的主要特征和形成过程，从理论依据、本质特征和经济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了中西比较对比。通过认识和把握市场一般性规律、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规律，他提出，“中国范式”超越了西方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将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演进。乔晓楠则提出，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总结经验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乔晓楠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当前亟待解决的任务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探讨关于劳动配置的理论。针对学界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甚至所谓第三重含义的争论，他通过解构两种含义的劳动时间关系复原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价值理论，这其中既包含劳动决定价值的人民性的特点，又包含劳动时间合理配置的效率性的特点，将二者联系考察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性特点和市场经济的效率性特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经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邱海平紧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目标的主题，提出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来总结、认识、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这四个不能偏离的总原则，才能坚持“四个自信”，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取得新的成就。关于反对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我们要紧跟党中央的步伐，以人民为中心，面向中国实践、研究中国实践、走向中国实践，走出格局狭小的书斋，总结中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并上升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高度，在理论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国家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政治经济学学者最核心的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t>x(0)/D0(x(0)
就新时代的效率观，杨成林探讨了主流经济学效率观的思想史渊源，进一步探析主流经济学效率观的内涵和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我们应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坚持人民性、发展性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基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在劳动再生产关系的议题上，韩文龙针对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做出详实的解释，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成就硕果累累，但背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他立足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析了城乡之间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和再生产方式的差异，阐释了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由扩大到逐渐的缩小的趋势的根源和时代意义。张晨则针对半无产阶级化积累体制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强调，“半无产阶级化”仅是中国作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条件，但不是融入后发展的条件；同时“半无产阶级化”普遍存在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而非促成中国高速积累的原因和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张晨指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剖析半无产阶级化积累体制，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没有展现出其优势，更不能带来所谓的安全阀效应。农村土地和乡村社会能够给农民工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较为有限且处于不断弱化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事实上也较为低下。半无产阶级化的积累体制导致内需不足，农民工非但不能通过这种积累体制得到应有水平的社会保障，反而手握土地的经营权却隐性失业，并遭遇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应以政治经济学正视这一问题，反思其深刻弊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品质、真正解释中国问题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价值。
围绕“三权分置”有关思想，戴双兴回顾了多个视角下马克思农地产权理论体系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思想是对马克思农地产权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新时代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思想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地制度改革。张广辉明确指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解决宅基地“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可行的路径，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三权分置”每个权利在实现过程中解决现实困境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围绕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这一议题，卢江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的理论来源，深入反思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一系列历史成就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是从理论上来阐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世界体系和内外联动思想，中国的对外开放型经济体制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的战略调整。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张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底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的自信，包含着真理与必然性，而非一个纯粹抽象的价值悬设。他从“出发点”追问“四个自信”的必要性，审视“四个自信”的可能性，把握“四个自信”的必然性，并提出，在今天特别强调“四个自信”的本质原因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的矛盾。他指出，直面矛盾，须先敢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并最终在“四个自信”的追问中科学把握矛盾、解决矛盾。“真懂真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真懂真信”为本质的“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信的底气所在。
关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刘斌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显著理论成果离不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踏实探索。为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关系”，他从起点、结构和思路三个方面聚焦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他认为，毛泽东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和运用的历史起点；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从写作思路、实践与理论认知关系层面，确立了从现象出发的研究逻辑，形成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毛泽东是无可争议的开创者和探索者。
三、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马克思二重性视域下，李秀辉分析了货币的批判与重建问题，他认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货币困境，根源于货币的商品本质观与实物分析实质上取消了货币的存在，将货币理解为一种社会信用关系的非主流货币信用本质观同样也存在偏颇与不足，只有借助马克思所特有的“二重性”分析方法对两者加以批判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货币本质的多维度内涵。马克思以主流的货品商品本质观为基础，深挖商品背后的二重性而奠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并形成了独特的货币本质观。而在非主流的货币信用本质观上，货币理论和经济研究存在的各种特有难题都要求充分运用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并贯穿在对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历程中。他强调，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不仅可以全面地理解货币本质观，而且为重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在马克思二重性的视域下考察公有资本问题时，何召鹏深刻指出，公有资本的二重性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及其表现形式。他认为，社会公有资本最根本的属性是公共属性，公共性是公共资本决定性的第一位属性。他提出，公有制二重属性决定了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即生产资料整体所有者与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考察公有资本和公有制的二重性对于新时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时代启示。
科技和创新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话题。潘恩荣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探究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态”中的资本观，分析了资本商品的功能属性和结构属性。他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资本具有满足价值增值的功能，资本在社会层面拒绝任何权威，但是在工厂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属于功能主义的范畴，但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厘清资本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界限，深刻认识并把握其差异以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刘爱文认为，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路向正确与否关系到创新驱动的发展，甚至关系到创新性国家建设。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主体由精英转向群众，创新主权由他主转向自主，科技创新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意义都由旧范畴进一步发展为新范畴，且内涵更为丰富，指向性更为明确，科技创新主题的自我意识亦逐步苏醒。
土地资源质量级别测定必须要分类监测各种耕地等级调整类型，但当前并无耕地质量划分的技术及规范。在调查土地资源数量时，占、毁、调、退属于耕地数量改变的四种重要类型。分类探究土地资源质量，关键是分类土地资源等级更新，按照耕地等级更新类别选取耕地等级调整测定的“因素-因子-指标”，这是科学测定土地资源等级改变的前提条件，需要创建全国与地区的土地资源等级调整划分的技术规范。
就新时代的自主创新道路和创新发展理念，于金富从体现民族性和原创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创新之路的构建。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区别于苏联范式和美国范式，应该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演变为核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方面均体现其自主创新性。向红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双向互动与创新的关系，分析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和逻辑，从国内意义和世界意义两个视角，总结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陈航则以智慧养老为例分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养老模式创新，解析现有养老模式领域内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指出智慧养老模式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完善与发展自身，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发展理念引领智慧养老体系的构建，建设智慧养老健康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形成部门联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供给体系。
人工智能也是政治经济学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张新春就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指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指导我们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劳动主体、劳动内涵、劳动分工的取向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技术革命中的过剩人口向“完整的人”过渡提供了条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兴行业将逐渐兴起，劳动由生存手段向发展手段的角色转变越来越明显，教育与生产深度融合并如影随形将是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方式—人的发展”哲学纽带新模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觉性，鲁保林认为它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推进、经济发展理念的吐故纳新以及国家经济运行的有意识的调节这四个维度。发展自觉性融合了社会主义元素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确保了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和发展思路的与时俱进，使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时调整，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确保国家对经济运行主动调节可以减缓经济波动，并能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在农民市场能力问题上，何西瑞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再到新世纪三个阶段的图景，建立中国农村经济“三起三落”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60多年来的发展的根源在于农民市场能力的不断推进。他指出，作为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重要的经济主体，农民耕作土地、经营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并使其价值最大化，将是中国经济最终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执政党工作的首要选项。
此外，本次论坛还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硕博）研究论坛和组织了编辑部与学者交流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红旗文稿》、《教学与研究》等杂志社编辑与青年学者进行了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讨论。
作者简介： 徐施易，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责任编辑 辰 曦）
标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青年论坛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文; 经济学基本原理论文;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