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史背景中的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人口论文,景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道教对人口缩减的历史负责吗？
把人口数量作为检验国力或者社会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是当代计量历史学和社会学常用的评估方法。关于道教与中国人口的关系，在近年的西方汉学界出现一个有争议的观点。米切尔·比林顿考察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后，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社会发展繁荣的每一个时期都正好与儒学占主导的时期同步，人口增长指数就是这些时期的明显指标；与此相反，道教（和后来有密切联系的禅宗佛教）占支配地位的每一个时期，都导致人口规模缩减或灾难性的社会崩溃”(Michael Billington,"The TaoistPerversion of Twentieth-Century Science",FIDELIO,Fall 1994,p.92)。
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历史现象同步或者存在高相关，并不等于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即使存在因果关系，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或者还是互为因果，尚需通过其它方法进行检验。
其次，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系统，各个因素互动变化。简单地考察人口变化，而不是对人口加以阶级分析，忽略动态的人口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是难以获得正确结论的。
再次，先秦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就融汇了各种学派，或多种观念互补并且互相渗透；儒释道法墨、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的划分只有相对意义。即使儒释道的分野比较明显，有“独尊儒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但是，在观念形态和人格行为中，这些文化资源也是相互渗透的。例如，比林顿崇尚的、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是儒释道三家长期融汇的结果；何况，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某种观念形态；即使要追究社会治乱的意识形态原因，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儒家也应该首当其冲。
最后，按历史逻辑推论，即使道教兴盛与“社会崩溃”的历史频频同步，也可以解释为：道教是对人口减缩与社会灾难的心理补偿。“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的名言仍然是适用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正确答案。
二、道教与人口变化
在依靠手工劳动创造财富和养家饶餬口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指标可以综合地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强弱状态。当然，当这个种族的人口规模超过了耕地负荷能力时，除非开辟新的产业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人口规模不再适应于作为国力综合指标。
在我们这个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对耕地的压力大约起始于200年前，乾隆末年的进士洪亮吉分析了“治平”之世人口猛增带来的生产和生活问题。那时中国人口已达3亿，人均耕地大约3.7亩，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供养一个人，“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洪北江诗文集·意言·生计篇》），已到了农业的生存线临界点。此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和近代工商业大量转移。中国传统文化未能生长出新产业所必需的科学技术，其时正遇海上列强的扩张时期，“天朝帝国”极盛的乾隆时代的人口规模比雍正时代递增10倍，但仅隔50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致使这个人口大国几乎沦落百年，直至国人最终突破了传统观念及其它所反映的传统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步入以工业化为标志来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社会发展道路。过剩人口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新的产业出路或新的生活方式，势必导致由传统农业支撑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尤其是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外来科技文明的刺激下，这些“多余人口”就成了破旧迎新的先驱。考察道教、乃至考察整个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坍塌断裂的史实时，我们必须增设人口经济学的解释思路。
人口数量与耕地负荷力的矛盾尚未达到分裂点之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分配差距导致的阶级矛盾。每一次土地和财富过分集中，贫富分化过分悬殊，就会产生农民起义或由社会动荡引起的政治危机。战乱和灾荒降低人口数量，每一次土地和财富的重新均衡都会随之发生人口增长。如秦末对汉初，隋唐对魏晋南北朝，开元盛期对安史之乱。中国人口自1790年达到3亿之后的100年间，由于产业转移困难、内战和列强掠夺，社会基本矛盾复杂化，人口一直徘徊在3亿——4亿之间（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P306-328，中国1986年版）。
那么，道教兴衰同中国人口数量的历史涨落有何关系呢？换句话说，道教人格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策略，它是种族强盛还是种族危机的产物呢？
从文献背景上考察，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非此即彼的答案：“文景之治”是一个盛期，此时上层社会的流行观念是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和神灵信仰；汉末桓灵时期，太平道与天师道开始在民间流行，随即天下大乱，但这时全国人口数量仅次于公元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高人口统计数，为56486856人，是100年中稳定增涨的人口最高峰；魏晋南北朝是道教走向成熟并分化发展的时期，这360多年间中国四分五裂，人民饱受生灵荼炭之苦，其间最高人口记载数也仅为汉末的五分之二；盛唐崇道的风气上自开国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道教兴旺可以理解。但安史之乱使人口骤减三分之二，道教活动的历史记载仍然频频，晚唐道风丝毫不弱于初唐。以崇道著称于史的皇帝宋徽宗与唐玄宗有类似的人口高峰值背景，但金元时期中国人口曾出现灾难性的减缩时，却迎来了道教变革与分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列了清朝，人口背景与道教几乎呈现反比变化。乾隆时代人口剧增，疆域也空前广阔，道教却从此走向低谷（以上人口资料来自于吴申元“中国历代户口一览表”《中国人口思想史稿》P306-328，中国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三、道教行为、教派与人口波动
当我们注意分析道教行为的多元性及其历史表现的变迁时，就会发现，某些道教行为同人口兴盛相关，而另一些道教行为却与人口衰减相关。
历代人口数量变化与道教行为发生频率示意图
实线代表人口变化；虚线代表道教行为发生率。本图表根据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中“中国历代户口一览表”和拙文“道教人格史研究”中报告的文献调查“历代道教行为统计频率”（载于陈昌文主编《宗教·哲学·艺术》——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整理绘制而成。
从人口的历史曲线上看，迄至本世纪初的27个世纪中，有十次人口波峰和十次人口波谷。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在人口数量减缩的波谷期都能发现道教门派创建活动。在历史上的影响较大、持续较长的道教门派都产生于人口波谷期（图表17中标示出5个重要教派）。由此可以断定，道教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应对生存危机的行为策略。道教行为的质量及其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也是中国人口规模波动最多的时期。可以推测，由于频繁的治乱交替，人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上升为第一需要，而道教退让世事的生活方式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都能满足这种需要，何况道教还蕴含着长生成仙的理想。
人口剧减究竟是道教兴盛的原因还是结果？史家通常以崇道著称于世的皇帝不是死于服食就是遭遇乱世的事例、把道教和与此有关的术士行为斥为致乱之因。确实，中国几次人口波谷都出现在崇道帝王生前死后。如第一次波谷期的王莽，第二次波谷前的汉桓帝和汉灵帝，第三次波谷期的唐玄宗和第五次波谷前的宋徽宗。但仅因这些皇帝的崇道事迹先于天下大乱，就可以确定为因果关系吗？显然不能。中国还有更多的崇道皇帝并未导致国家规模的灾难，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因衰老、沉迷于享乐、着迷于长生永保富贵的幻想、流行的神仙迷信、不能居安思危导致治政能力衰退，无法控制和处理政治和社会危机才是人口灾难的政治原因。帝王崇道不过是治政能力退化的一个迹象而已。
图表显示的另四种历史现象是：
1.自从王莽新朝发动两次愚蠢的边境战争（公元10年和公元19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农民大起义，暴政、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剧减。由此，道教行为的发生率出现第一个高潮；
2.道教的创建、分化和发展成熟轨迹沿着这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持续到宋元时期，开始出现道教行为发生率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条陡然上升的道教曲线覆盖了400年间中国人口低谷，是持续期最长，人口数量波动率最高的人口曲线；
3.当人口数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明朝后期，尽管发生过两次较小的人口数量波折，但道教行为发生率却下降七成；
4.唯一的例外是，明清交替之际虽然人口剧减，道教行为的发生率没有出现呈反比增长的历史配合。究其原因：清朝统治者对道教不感兴趣；道教历经近千年的封建伦理改造并在宋明新儒学兴起后失去了独特的竞争力；再就是明清之际道教的社会功能——如社群组织、行为导向和民俗整合及其传递的功能被纷起于各地的民间宗教替代。这都是致使道教的近现代命运一蹶不振的社会原因。除此例外，前三种现象都显示出人口变量与道教行为的历史高相关。
四、结论与评估
根据图表提供的背景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对人口变量与道教行为的历史关系得出如下结论与基本评估：
1.道教行为发生率与人口数量剧变都是政治与社会动乱的结果而非原因。
2.迄至18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剧增前的两千多年间，道教行为对人口增减异变都反应灵敏。但反应的实质是应对社会生活治乱盛衰的生存策略，与人口变量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3.道教的产生和变异往往出现在人口剧减时期；而人口数量升平发展期则伴随着主导道教行为的定型巩固与发展。
4.道教的适应性行为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乱世应对策略与升平盛世的发展策略两个大类。前者主要有传教创教、法术、治宫、善行、出家与师传等致力于重建生活方式、寻求社群依赖和安全归宿的行为类型；后者多以外炼、神迹、云游和著述等更富理想浪漫色彩、也更倚重物质条件的行为类型为主流（参见“道教行为类型及其历史趋势”的量化描述）。
5.道教行为的社会基础是人口与土地总量配置尚无危机，因而也固守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人口剧增并不得不寻找新的产业方向时，道教无法提供有用的文化资源而被代表新兴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所遗弃。
6，道教对政治的依赖性过大，内部发展得过份专业化，因而成为少数人的宗教，大多数人的迷信。它大体上演变成一种精英文化，从而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