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183;阿诺德的“人生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诺德论文,英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诗人论文,马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在19世纪前30年达到了欧洲文坛的顶峰。不同于德国与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呈现出某种多样性。1798年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worth)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作发表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被认为是英 国诗坛浪漫主义时代到来的标志。在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同时，对于英国浪漫主义 诗人的评论也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第一个现代评论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 这位维多利亚时期享有盛誉的评论家兼诗人，其孩提时代正值浪漫主义运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的时期，不可避免会对曾经影响过他的浪漫主义诗人作出自己的评价。然而，他的 评价却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作出了适度的调整。1857年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 ，阿诺德曾预言贬抑浪漫主义诗人的批评即将到来，结果他本人却成了肩负这一使命的 一员干将。[1]因为这个时期阿诺德所需要的是对文化历史的恰如其分的解释，而浪漫 主义诗人对此却帮助甚微：华兹华斯已经从现代精神中隐退；在《悼念诗》(Memorial Verses)中，阿诺德说戈登·拜伦(George Byron)“没有教我们什么”；在《当代批评 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1865)中，阿诺德还指出 ，“拜伦如此内容空虚，雪莱如此涣散，华兹华斯尽管深刻，却仍然缺少完整和多样。 ”(注：Lionel Trilling: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1963,p239,p238,p343,p344,p405.)然而，阿诺德在创作后期却根据其文化需要适度调 整了对浪漫主义诗人的评价。在写于1879年和随后几年的《批评二集》中有几篇是专论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阿诺德的“诗歌是人生 批评”的文学理论的运用及其为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这一最 终追求所作的不懈努力。
(一)
基于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与“两希”精神(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的强
烈震撼，阿诺德倡导著名的“人生批评”论。他认为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扩展自身 的能力和智慧，使自己趋于完美；而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文化不 仅致力于看清事物的本相，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且还要付诸实践，使其所构建 的完美理念通行于天下，从而显示出文化的道德品格和社会品格。为此，他力图糅和希 腊的科学精神与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促进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希腊精神 (智)与希伯来精神(行)是影响世界运转的两种力量，它们都以人类完善为终极目标。希腊精神最为重要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其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中最主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其主导思想是严正的良知。[2]基于对希腊精神的推崇和对当时英国社会崇尚希伯来精神太久，过分在意自己的行动的现实，阿诺德认为，英国首要的任务是具备理性精神和科学认识，对待任何知识领域、学科都要运用理性加以审视和反思。这种批判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同时这种批评要保持“超然无执”的态度。只有这种超越了宗派和党派利益的局限、客观公允的批判思考，才能服从事物本性的规律，而对其展开一种精神的自由运用，最终创造出一股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具体到诗歌领域，阿诺德提出了“诗歌是人生批评”的著名观点。阿诺德认为，首先，诗歌要具有思想性、批判性。诗人“应该理解人生和世界，然后在诗中处理它们。现代的人生与世界十分复杂，一位现代诗人的创造如果要具有很大价值的话，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评功夫，否则它将成为一桩比较贫乏和生命短暂的事业了。”(注：Lionel Trilling: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1963,p239,p238,p343,p344,p405.)其次，诗歌还要具有道德性、严肃性。就是说，诗 歌要提供人生的解释和评价，要反映生活的秩序和规则。“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 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中，应用到怎样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上。”(注：Lionel Trilling: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3,p239,p23 8,p343,p344,p405.)而怎样生活是个道德问题。因此，“违反道德观念的诗，就是违反 生活的诗；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诗，就是对生活漠不关心的诗”。(注：Lionel Trilling: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3,p239,p23 8,p343,p344,p405.)显然，这里的“道德”已经不再局限于伦理学的范畴，而是对于整 个生活本身，对于人类经验中某种规律的把握。再次，诗歌还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 结合。人生批评必须与诗的真(poetic truth)和诗的美(poetic beauty)这两条法则完 美地结合起来。诗歌必须真实、严肃；“诗歌主张美、主张人性在一切方面均应臻至完 善，这是诗歌的主旨”。(注：(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第196页，第7页。)为此，作品内容要富有真理 性、严肃性；词语、形式要巧妙、完美。阿诺德认为，“最好的诗的题材与内容上的那 种真实与严肃的优美特征，是和风格与表现手法上的那种词汇与行动的优美特征分不开 的。这两种优美是密切结合着的，并且彼此是坚持着正比的。”(注：张玉能：《西方 文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9—230页。)可见，阿诺德也十分 重视作品的有机整体性，反对割裂道德内容和审美形式的关联性。
(二)
华兹华斯：描写生活的艺术大师
在《华兹华斯诗集序言》中，阿诺德指出华兹华斯是过去两、三个世纪以来继莎士比亚、莫里哀、弥尔顿、歌德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在英国诗人中华兹华斯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阿诺德对华兹华斯的这种高度评价与他的“人生批评”是分不开的。按照阿诺德的“诗歌是人生批评”的理论，诗歌伟大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观点有力而高尚地运用到生活中，将诗人“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人类生活”的观念运用到他的主题中。伟大的作品是关于人、自然、宇宙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普遍性有关，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华兹华斯的优秀也正在于此。阿诺德认为与彭斯、济慈、海涅相比，华兹华斯也许没有他们的幽默、激情和妙语连珠，但是他理解人生与世界，他的诗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人类生活的作品”，他留下了一大批在思想深度、创作意境、文体质量上都能使其永葆清新的深刻刻画生活的上乘佳作。他细致地观察生活，在诗中有力地描写生活、表现生活，他是一位生动刻画生活的艺术大师。华兹华斯的伟大还在于诗人敏锐的感悟力与精湛的表达力。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带给人的快乐，感受到友爱与责任带给人的快乐，并将其诉诸笔端，将这份快乐无私而畅快地传递给读者，恰似灵感突涌：华兹华斯的佳作就象大自然本身为他提供素材并一气呵成。在这些融入了严肃的哲理思考的清纯的自然诗歌佳作中，读者不仅陶醉在大自然的芬芳中，而且还能在诗人的引导下于平凡中见不平凡，认真地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此外，华兹华斯的写作风格对主题的表达也攻不可没。阿诺德认为，华兹华斯虽得益于彭斯的简朴风格，却有着自己超群绝伦的特色。他用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质朴的自然风格表达主题。其表达常常被认为是无装饰的、赤裸裸的。恰如高山的顶峰是光秃秃的一样，阿诺德认为这种赤裸使得作品充满了宏伟之感。因此，在华兹华斯诗集中，阿诺德没有选入华兹华斯篇幅较长的哲理诗，而是“最能展示华兹华斯独特魅力”的简朴、自然的诗歌。阿诺德重视的正是华兹华斯处理主题时的无比真诚以及主题本身的自然本性，华兹华斯能够超越个体的局限，看透人类的普通生活，提炼生活的精华。无疑，阿诺德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华兹华斯诗歌的道德诠释力量上，他那朴实无华的诗歌创造出高远的意境，精辟深刻的寓意令读者思索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内涵。由此，“诗歌是人生的批评”这一标准决定了华兹华斯在阿诺德的诗人排行榜中的重要位置。
拜伦：真诚与力量的代表
拜伦对阿诺德的影响也绝非朝夕之功。他一直伴随着阿诺德的青年时代，象征着激情与行动，影响了阿诺德的诗歌创作。因拜伦放荡的生活方式之故，阿诺德一直不停地调整着对拜伦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赞赏。早期阿诺德褒扬了拜伦的生活激情，后来他非常赞同歌德对拜伦的评价：他是英国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不起的人才，但是思考时却似个孩童。然而他更赞赏的是拜伦那种反抗讨厌艺术、追求物质主义(市侩主义)的英国非利士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预言。
在《拜伦诗集序言》中，阿诺德写道，作为诗人也许拜伦没有大艺术家的耐心，在诗作中逐渐展开行动和人物性格；也没有大艺术家的自律，他写作是为了倾泄自己的激情，但是拜伦却精于描绘单一场景、单一事件，在指陈时政、咏物抒怀、纪行写景中，将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而且他能够强烈而深刻地感受到大自然中的美和人类活动与遭遇中的美，妙笔生花地描绘它们。当他兴奋地写作时、当灵感泉涌时，大自然象恩待华兹华斯一样，在拜伦的笔下化腐朽为神奇，以其独有的自然美为他创作，使读者在欣赏优美诗歌的同时，仿佛亲临所描写的场景，感受异域的风土人情，浓郁的文化、历史气息。
此外，阿诺德还将拜伦、华兹华斯与意大利诗人吉库莫·利奥帕蒂(Giacomo Leopardi)进行了对比，肯定了拜伦反抗暴政、讽刺伪善的伟大之处。阿诺德认为，虽然利奥帕蒂比华兹华斯文化底蕴更深厚，头脑更清晰，没有对现实抱有更大的幻想，但他仍比华兹华斯稍逊一筹。因为华兹华斯表达的人生批评是健康、真实的，而利奥帕蒂的悲观主义既不健康也不真实。而拜伦之所以优于利奥帕蒂在于他的个性异于英国的其他诗人，而且比他们更伟大，那就是他的真诚与力量(sincerity and strengh)。拜伦发现在与革命的法国进行了漫长的斗争后，英国的现状及其统治思想都令他厌恶。国家以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最顽固的思想桎梏是英国的非利士主义。人们，尤其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不再对人文思想、艺术文化等感兴趣，只顾单纯地追逐物质利益。这种思想桎梏在拜伦所处的年代甚嚣尘上，即使到了阿诺德时代也还未曾打破。对于出身贵族家庭的拜伦来说，对英国非利士人的偏见和习惯持怀疑与轻蔑的态度并不困难。拜伦曾遇到过许多和他一样对英国的现状以及统治思想持怀疑和轻蔑态度的贵族，但是这些私下里大都对非利士主义不置可否，嘲笑它，迁就它的贵族们在进入英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后却立即向英国非利士主义致敬。与这些表里不一的贵族不同，拜伦厌恶英国的非利士主义，他所称的英国伟大的中产阶级的“伪善”，但是他更厌恶自己所处的贵族阶级的伪善。此外，他还反抗一切虚假、狂妄、恶政、压迫及其带来的人类苦难的恶果。不仅如此，拜伦还参加了帮助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战斗，在战争中表现出热爱自由、独立、蔑视死亡的英雄气概，并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这就是拜伦的真诚与力量之所在，这就是真正的拜伦。
阿诺德认为，不同于华兹华斯，拜伦在有生之年就簇拥在鲜花和掌声中，被大批追随时尚潮流的读者崇拜。对拜伦的缺陷虽有微词，但对他的他的优点——他的真诚与力量——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尚缺乏严肃认真的对待。人们应该从对他的盲目崇拜的时尚风潮中冷静下来，静心沉思，还以一个本真的拜伦。阿诺德的这种想法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阿诺德指责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既自满又庸俗。他宣称诗歌本身就是对生活 的批评，评价应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反对民族孤立和精神偏狭。从拜伦身上，阿诺德看 到一种反抗英国传统主义坚决反对旧秩序，对抗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强有力的思想桎梏的 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阿诺德所需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属于内敛时代的贵族已不能为转 为扩张时代的英国指引方向，这一重任落在了中产阶级的身上。要承担这一重任，中产 阶级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的狭隘、鄙俗、自满和盲目短视，进行客观公允的思考，学习世 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由中产阶级的改变而改变整个社会，从而使人性完善，社会 和谐发展。此外，拜伦对未来的美好预言也颇合阿诺德的心意。拜伦已将政治简化为反 抗一切现存政府，国王统治的时代正在迅速灭亡。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国，虽然为此 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但是人民将会最终取得胜利，建立共和国。这一点正与阿诺德 一生的追求目标契合。因为他认为“我们将会逐步地以健全理智和完美的要素充填国家 的基本架构，塑造其内部成分及其所有的法规和体制，使这些与完美的构成和达到完美的手段一致起来，使国家越来越成为表达最优秀的自我形式。”(注：(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第196页，第7页。)正是对拜伦这一反抗精神及其对未来的美好预言的认同，阿诺德才对拜伦放荡的私生活漠然视之。
雪莱：华而不实的天使
阿诺德“批评雪莱是就人而论，很少作作家论”(注：(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在《批评二集》中，阿诺德对雪莱的诗作没有展开评论，而是集中论述了道登教授的雪莱传记及其对读者心目中雪莱原有印象的冲击与定位。即便如此，阿诺德的“诗歌即人生批评”的主张依然清晰可见。
阿诺德认为，尽管道登教授所作的传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雪莱对妻子哈丽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的不当对待，我们理想中的天使雪莱依然存在，他的诗歌令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天使。针对道登教授因偏爱雪莱而作出的哈丽特在与雪莱分手前已对他不忠的说法，阿诺德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雪莱有令自己信服的能力。只要他以为是什么样，他一定会使自己确信如此。同时他又极易激动，一旦他的激情被唤起——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人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阿诺德看来，由于雪莱这种不太符合传统道德的行为之故，他的诗歌无论如何美妙，决不会是关于生活的第一流作品。在后期创作中，阿诺德对诗歌道德影响的关注使他特别强调诗人的品德，他认为品德是行动的基础。在《诗歌研究》中，阿诺德指出，诗歌必须是“卓越的”、“健全的”、“纯正的”，“具有一种培养、支持和愉悦我们的力量”。这种诗歌的创作与诗人的道德品质密不可分。阿诺德认为，雪莱缺少幽默感，善于自欺的个性肯定会影响他的诗歌质量。既然“违反道德的诗，就是违反生活的诗”，那么，雪莱违反道德的做法肯定会影响其“道德的诗”的质量。事实上，他认为雪莱并非完全头脑清楚，他的诗作也并非全都是神清志明状态下的作品。现实生活中的雪莱只不过是美与光的幻影，在诗歌创作中与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天使，徒劳地在真空中拍打着闪闪发光的翅膀。”(注：Lionel Trilling: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3,p239,p238,p343,p344,p405.)尽管 阿诺德提出要客观公允地进行文学批评，他的“道德”已经被赋予宽泛的含义，但在对 雪莱的评价中他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雪莱的道德观令后期重视道德的阿诺德太难 以容忍了。这不能不说是阿诺德文学批评中的一大遗憾。
(三)
环顾19世纪中叶的英国，阿诺德对所观所感的一切深为不满。虽然工业进步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却缺乏道德的庄严。他主动吹起号角，投入战斗。从一种文化的观点看来，他认为英国大多数贵族是野蛮人，中产阶级是非利士人，一般人民则是群氓。他指责公众既自满又庸俗。由此，他宣称一切文学的目的在于对生活进行批评。诗歌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批评。于是，他将文学批评的范畴扩展到广义的人生批评，倡导以美与智对抗工业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都是为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这一目标而作的努力。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言，阿诺德代表“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批评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与柯勒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注：(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第196页，第7页。)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评论中，一方面，他客观地评价了他们诗作的优缺点，另一方面，他以“诗歌即人生批评”为标准对他 们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地位列出了自己的排名。注释：
⑩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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