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条件下的制造业集群危机：浙江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浙江论文,个案论文,集群论文,价值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价值链分为三大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目前，中国创造业规模很大，但总体水平不高，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采用OEM的生产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种国际分工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这些的产业群已经成为浙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这也正是25年来“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近年来浙江省的制造业集群已经面临或经历着衰退的危机，产品利润率急剧下降，出现集群“边缘化”的现象(黄勇，1999)。这不仅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在国际性竞争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非常有必要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浙江省制造业集群发展分析中，将集群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
一、文献回顾
价值链的概念缘自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1][2]，是指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销售直至最终消费使用的过程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全球价值链(GVC)将视角延伸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当中，讨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生产消费直到报废或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是被一段段分开的，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于全球各地。此外，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即“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分工深化，地方产业集群已逐渐纳入全球产业网络中，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联结在一起，地方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产业网络，通过频繁的外部联系获得丰富的信息和知识，既给集群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集群面临更激烈的挑战和风险[3]。
但是国内外关于集群风险的研究相对于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来说比较少，现有的国外研究成果主要从环境因素、集群内部网络特征和集群组织形态等方面展开。波特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在波特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4]。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在佛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5][6][7]，他据此论述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一个区域过于依赖一个产业集群的长期后果(随着某个产业或产品走向衰退，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在Tichy G研究基础上，O.M.Fritz等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8]。萨克森宁则通过实证比较研究了地理位置接近、技术相似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认为区域社会文化、制度、工业体系差异等因素是硅谷地区企业网络蒸蒸日上，而128公路地区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马库森认为，集群会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最终导致必要的信息无法进入集群而使集群僵化、失去活力。国内近几年也逐渐开始关注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仇保兴(1999)在《小产业集群研究》中用信息经济学中“柠檬市场”模型来解释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他将产业集群发展的陷阱归结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蔡宁、杨闩柱、吴结兵(2003)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同时分析了网络性风险与周期性和结构性风险之间的相互增强机制。吴晓波、耿帅[9]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探讨了“自稔性”集群风险与周期性和结构性风险之间的联系。“自稔性”集群风险是周期性风险或结构性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周期性风险或结构性风险则往往导致集群的最终衰败。朱瑞博(2004)认为可以通过模块化设计化解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斩断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相互耦合的联系机制，将会从根本上阻止外生性风险的发生。
国内外对集群风险的研究，存在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的必要：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集群内部的企业联系和网络特性等方面展开，或局限于微观的企业本身问题的研究，对于集群外部联系对风险的影响很少有涉及，或者就是将外部的网络联系很笼统地归结为集群的环境因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载体之一的产业集群正出现新的特征——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集群生产链条的垂直分离和资源整合，使集群分工超越区际发展。基于价值链的分析从对单个企业研究扩充到对整个集群的研究，从区际价值链的分析延伸至全球价值链分析。
二、实证分析：以浙江绍兴纺织服装业集群为例
以浙江纺织服装业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选择与研究方法
选取浙江纺织服装业集群做为实证研究的案例是因为浙江不仅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达地区，并且也是中国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地区。浙江纺织企业大多为中小规模，产业集群是浙江纺织工业组织结构的重要形式，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纺织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声誉，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在此选取的研究对象位于浙江的绍兴地区，它是浙江纺织服装企业密度最高的地区。收集信息的主要方法包括同当地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当地政府以及行业协会进行开放式交流，同时对工厂进行参观考察。同时还采用了一些二手材料，包括当地报纸上有关生产和贸易方面的数据和文章，来分析整理近年来行业的变化。这些采访包括一系列标准的和开放式的问题。调查采用了一种半结构化的访问形式，列出关键的问题以保证每个回答者都涉及到关键问题。访谈方式主要是同企业主、工厂经理、生产主管进行交谈，平均持续2个小时。样本包括9个服装企业和两个纺织工厂。访谈结束后参观工厂生产设备，这些活动为评估工作环境和产业关系(工人和管理层之间)提供了机会。
(二)纺织服装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纺织服装产业以集群作为其主要产业发展模式，全球纺织业的竞争不仅表现为若干个公司在纯粹产品上的竞争，更表现为以产业的网络组织为形式的集群间竞争，纺织服装业的产业价值链如图一所示。
图一表明在价值链中的3种联系—设计和产品开发、营销和品牌仍然在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是价值链中具有最高附加值的活动，而这些环节普遍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大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研究对象浙江绍兴的纺织业集群是典型的生产制造集群。
(三)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存在问题
绍兴纺织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发展的机会，国外买家的进入改变了浙江地区在全球商品链中的地位。全球价值链对当地发展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企业的生产能力，内部企业网络的层级组织和所涉及的劳动力的问题。通过调研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结论：
1.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参与全球价值链给群内企业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生产能力的提升，包括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能力。由于外来的采购商在当地建立了生产网络，浙江地区的生产水平很明显的提升。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在一些采购商的产品标准的严格要求下，一些群内的领导企业增加了对设备和技术能力的投入，已迎合国际采购商的需求。因此很多企业已经由原来传统的手工加工向数控、电子化的生产转变。原有的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也逐渐向规模化转变。因此被访谈的企业中基本都有一定的规模，年产值都在亿元以上。
这些变化还体现在一些生产条件的改善方面。发达国家的行业规范和协会条例要求一些品牌企业对生产他们品牌的其他工厂的工作条件负责，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子承包商。因此这些采购商在选择生产厂时有着明确的规范。被调查的多数工厂看上去都很清洁、照明条件和通风条件也很好，而且也很有效。他们将客户要求他们的行为规范张贴在工人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大多数工厂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它们采用现代标准设计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如合适的通风、照明、人类环境学改造的设备等等。一般说来，这些新的工厂中有许多它们的工作条件不仅比当地竞争者提供的要好，而且很大程度上比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发达国家生产厂还要好。
2.企业的客户类型和产品结构。绍兴纺织服装集群是出口导向型。群内企业主要业务以出口订单加工为主。在调研的企业中外贸业务的比重都在80％以上，有6个企业没有内销业务。外贸业务仍然与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于外贸中介机构。此外，调研发现企业自营进出口占总外贸业务的比重在逐年提升。以往浙江企业的生产订单主要来自一些外贸中介，这与以前的国家贸易政策有一定关系。在后配额时代，一些企业通过为跨国客户生产所获得的经验和取得的国外买家的信任，浙江的很多企业现在都发展出口市场的直接通道。他们正通过摆脱中介如经纪人和贸易公司来实现业务的增长，这样就让他们能获得比中介订单相比更高利润的生产订单。
绍兴纺织集群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产品基本处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的低端；在科技和资本投入要求高的新型纤维和面料、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环保型产品和纺织机械等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纺织品利润的增长以“跑量”为主，过多依靠价格竞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设计研发能力、品牌经营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较弱，成为制约纺织行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瓶颈。
图一 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和空间分布
3.劳动力的问题。由绍兴纺织集群的近几年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工资远高于其他欠发达地区，这样吸引着全国大量的技工。另外工人由于生产一些外贸订单也获得了技能的提升。但尽管如此，劳动力尤其是熟练技工紧缺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工人的增加远跟不上企业的扩张速度。
另外由于劳动力紧张问题是所有调研公司共同面临的问题，绍兴的服饰产业的跳槽率在所有的工作种类中是最高的。许多工厂的跳槽率接近每周10％，所以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投资于培训他们的工人。一些工厂为了留住工人提高工价，甚至为了养住工人，生产一些无利润或亏损的订单，防止工人流失。
4.贸易形式由喜转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美同、加拿大、欧盟等将最终取消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纺织品进口数量限制，扭曲全球纺织品贸易的配额制度将被取消，浙江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在200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配额取消对中国及浙江纺织企业来说是一次拓展海外市场的大好机会，但对国际纺织品市场也不能盲目乐观。
虽然上半年的形势良好，但下半年不容乐观。首先出现了出口“量增价跌”的现状。据统计，2007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国新取消配额的纺织品中，出口价格跌幅超过50％的有23个类别，涉及金额2，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5％，对其他地区出口也有类似情况，这主要可能受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的影响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纺织业进行设限。特别是欧美今年以来的反倾销设限造成各企业8月份后订单急剧下降。从调研企业看，9月份普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
5.发展自有品牌的问题。调研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发展自有品牌的愿望越强烈。并且已经有几家企业准备或已经发展了自有品牌，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嵊州的巴贝领带公司较早的发展了品牌，其产品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发展速度在当地是名列前矛的。成功地发展自有品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大部分企业选择了犹豫或放弃。究其原因是发展品牌的高投入和高风险，是大多数服装加工企业所不能承受的。几乎所有企业都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品牌商标，但绝大多数没有使用。被采访的一家公司计划将来将自己的服饰品牌打入美国市场，但是这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要在市场上建立新的品牌需要非常大的努力且风险很大。当地企业为了减少这种风险所考虑的策略包括向特定的美国籍华人(他们的风尚偏好假定和本国人很相近)销售产品以及定位于当地的零售链和时装精品屋，这些都只有较低的销售量而且几乎不可能仅仅根据价格来选择他们的供应商。
(四)绍兴纺织制造业产业集群面临的发展危机
1.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分化中成本优势的丧失和资源的匮乏。尽管绍兴纺织产业在规模、特色、装备和市场机制方而已形成了特有的优势，但是与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就是产业链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尽合理，大纺织整体构架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产业格局，主要表现在绍兴纺织产业主要集中在织造业。纺织产业链上织造业的规模和发展超过了其它部门，产销利主要集聚在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度大的大纺织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织造设备无梭化技术改造，引进国外先进的织造设备和技术，目前70％的织机是先进的进口织机，无梭化率达到50％以上，全市目前有各类织造企业1 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542家，约占全市纺织企业的57％，年产各类织物35亿米，占全国产量的1/6、浙江省的1/2，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面料生产基地。但是，这种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织造业作为纺织产业链中劳动力集聚度最高的环节，劳动力的价格、资本要素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次，织造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前后相关行业密切相关，它一方面受制于其前道工序纺织材料的技术含量与质量水平，又制约着其后道工序印染产品及最终制成品服装的价值。就纺织产业链上最前端的纤维材料的生产来看，处于较低的水平。绍兴主要是以化学纤维生产为主，尽管绍兴化纤产能增长很快，但是以生产低档常规产品为主，功能差、档次低、缺少特色品种，功能纤维(如阻燃、抗起球、水溶性、抗静电等品种)的生产基本是空白，严重制约了下游新型纺织面料的开发和最终产品质量的提高，以致于一些织造企业高档面料的原料依赖于进口纤维。
近几年绍兴的集群经济模式带来了当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瓶颈：一是劳动力成本趋高。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失去，使得产品生产成本逐步提高，竞争优势有所减弱。熟练技术工人的不足也造成技术工人的工资的水涨船高。二是土地、原料和能源对纺织产业发展产生一定制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省内最适合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地理区域已经基本得到利用，适合产业规模扩大及产业转移所需的新区域空间明显不足。原料方面，从本地提供的天然纤维数量上看，除了蚕茧(生丝)相对比较充足外，其他如棉、毛、麻等纤维均无法满足现有生产能力。化纤原料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一些上游的原料如PTA等基本依赖进口，缺口很大。能源方面，浙江一直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能源基本依赖其他地区。省内基本无煤炭、石油生产，都靠外省调入或进口；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纺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增值链的非均衡造成对外部联系的过度依赖。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市场仍然由其跨国公司主宰，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集团控制了市场。他们有自己的品牌、设计、面料来源、技术优势、生产公司和销售渠道，委托发展中国家贴牌加工，然后再由他们经销。因此，浙江绍兴纺织集群作为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容易形成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而使本土集群面临丧失“功能升级”和“链升级”的动力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产品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侵害知识产权现象严重，具体体现在研发投入较少，仅占销售收入1％，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水平，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技术开发停留在“引、仿、跟”上。例如，2004年9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约有90％企业没有研发中心，整体研发和创新能力的薄弱，导致纺织产品重要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开发应用水平落后。以印染行业为例，由于后整理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迟迟不能解决，导致面料品质和产品附加值得不到提高。
由于多数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出现了较严重的侵权现象。以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专业市场——中国轻纺城为例，市场上出现的花色图案有10万种以上，而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新花色图案只有300多种，真正属于轻纺城业主自己拥有的花色图案著作权的只占总量的0.2％。相对于本土企业自身研发设计要投入的昂贵费用，承接先进集群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成本低廉，风险低，企业都不愿去搞研发，比如绍兴轻纺城里面料的花样可以在半天内被竞争对手所模仿，这对于创新者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此造成浙江纺织集群对外部联系的过分依赖。
3.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集群升级困难。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应从生产制造环节最低端的产品加工出口开始，到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再到引进和吸收外来新技术，进入高端产品和环节，自创品牌生产和出口，逐步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值，最终实现集群式升级。但调研发现，浙江绍兴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缺乏嫁接于地方产业集群的全球战略投资合作者，也没有真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企业以战略投资合作人的形式进入集群内。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企业一般都是通过“三来一补”方式或OEM的方式与当地集群产生联系的，也就是说，浙江绍兴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中几乎没有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企业与国内企业合资，在面料、设计、设备制造、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环节上进行战略合作。主要是因为绍兴纺织企业是以小企业为主体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真正能形成规模经济的大企业为数不多，产业集中度较低。尤其是织造业，尽管整体产能巨大，但生产主体为众多的小型企业，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不可同日而语。众多的小企业，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且相互之间缺乏战略合作，其结果是在同质低附加值产品上过度竞争。例如，绍兴作为重要的纺织生产基地，年产面料近40亿米，中低档产品占了主导地位。以2004年为例，绍兴市织造面料中低档产品占了80％，价格水平较低，平均交易价格只有10元/米左右，仅为国内广东佛山的2/3。低附加值的中低档产品过剩，高档面料生产能力不足。据统计绍兴高、中、低档纺织面料的比例为1∶3∶6，这种产品结构难以与省内服装业相对发达的宁波、温州的名牌服装企业相配套，也无法支持本地服装业的发展。绍兴纺织业无序竞争的状况，已经导致了产业整体利润水平下降，尤其在出口贸易中，低价竞销现象更加严重。例如，出口化纤制品70％的品种价格下降，不仅影响了纺织产业的健康发展与产业升级，而且尤其在出口方面，出口价格的下降，不仅使得企业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可能为进口国反倾销或者实行其它的贸易限制提供口实而失去国际市场。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了自己品牌，使“集群”难以为继。因此，它们目前的出路只能是为全球购买商生产产品接受半科层化的治理模式[10]。
4.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的限制。由于国际贸易保护势力增强，加之国内出口增长方式不合理，中国已成为纺织品出口国中受国际贸易壁垒限制最多的国家。近几年，浙江是受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省份。“绿色壁垒”将成为影响纺织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标准和社会责任条款等，也将成为制约纺织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手段。欧盟已把实施新普惠制的时间2007年7月1日提前至4月1日，中国因纺织品在欧盟的市场份额较大，将不能再享受普惠制下的关税优惠。美国已对中国4类纺织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纺织业界要求对纺织品进口重新设限，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效仿。这将阻碍浙江纺织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种种迹象表明，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后，反倾销、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标准和社会条款将可能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置的新的主要贸易壁垒。同时，消费个性化与绿色消费潮流的不断高涨，对浙江纺织产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结语
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态，由于其独特的经济活力已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随着众多本土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对中国产业集群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浙江省制造业主导的产业集群，它们在推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非凡活力和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地区产业集群不同程度地都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去，大量实例已经证明完全封闭的集群是几乎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因此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地区产业集群寻求发展和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这种外部联系在促进浙江制造业集群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风险。鉴于此，这里主要研究了集群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浙江制造业集群危机不同表现。经过研究发现四个维度与集群风险的形成有密切联系：
第一，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分化导致全球价值链在地区的片段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上的集群间的功能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导致浙江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链式风险：包括纵向的上下游竞争风险和横向的水平群内企业水平竞争的风险。
第二，由于浙江制造业产业集群往往位于中低端的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而战略环节由发达国家企业或集群所掌握。在全球价值链上，谁控制了战略环节，谁就能够充当价值链的治理者。因此位于中低端的浙江制造业集群，由于利润率和进入壁垒低，面临着激烈的地区竞争，同时也面临着竞争导致上下游企业的战略转移导致集群“空洞化”和“边缘化”风险。
第三，价值链的治理者——一些发达国家采购商对发展中国家集群功能升级的阻碍，和浙江制造业集群处于风险考虑选择了接受发达国家准层级的控制，因此为采购商代工生产、接受准层级的链条控制模式是浙江制造业集群的中庸选择，这种功能的“锁定”效应不仅使得集群的竞争力变得非常脆弱，也造成了浙江制造业集群内企业对外部治理者的“路径依赖”。
第四，随着中国对外部联系的不断加强，“绿色壁垒”将成为影响集群发展的最大障碍，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标准和社会责任条款等，都将成为制约浙江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贸易壁垒手段，国家贸易壁垒无疑将是带来风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