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念——中国对外政策思想三十年的发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对外论文,理念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从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却意义非凡，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命运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后世的历史学家注定将以“改革开放”四个字来命名这一历史时期，三十年间中国的变化也注定将成为改变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发展。原因在于，三十年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自己，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这种改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当世的人们未必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它的意义。
毫无疑问的是，观念左右行动，行动改写观念，二者相互激荡。三十年间，中国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世界看中国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意在梳理和分析三十年来中国外交及对外交往理念与外交实践之间相互激荡的三个阶段，以及这种相互激荡所带来的五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意识形态主导到经济发展优先的转变；从反国际体系到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变；从阵营外交到全方位外交的转变；以及从双边外交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外交重要作用的转变。
(一)
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相互激荡，按照时间的先后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改革逐渐展开。“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响亮口号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但革命只是一种比拟的说法，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决心和坚定，预示了自我变革的力度和幅度。在当时以及此前，外部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谓NICs，更为常见的称呼是“亚洲四小龙”)已实现经济腾飞，日本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实现了战后的复兴。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经历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反反复复的自我折腾，与他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经历了大伤元气的十年内乱后，中国终于重新“睁眼看世界”了。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言，外部环境极为重要。经济建设的开展，资金、技术、先进管理制度的引入等等，都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作为条件。很显然，美国和对美关系是这一外部环境中极为重要的部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由于各种原因中美正式建交几经周折，而建交谈判又遭遇美国坚持继续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阻碍。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采取灵活的方法，中美建交仍将无法实现，从而必将在战略上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构成严重制约。鉴于此，中国方面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作了让步，为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197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飞越太平洋，出访美国。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在敌对多年后破冰接着又迁延数年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背景。
改革从农村开始，发展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开始，发展到其他领域，其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涉及有关经济改革及其他国内体制、政策的各种问题。而在对外政策领域，总体而言一致性程度较高。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三大任务”说，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为此，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无此前提则无法进行现代化建设。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题，延续和强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同时，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此时，尚没有将其表述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方针。当时的认识是，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对此应当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与此同时，制约战争和主张和平的力量正在增长，避免世界大战，维护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②根据这一认识，“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一种实际的需要，还不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价值追求，它可以说延续和贯穿了整个80和90年代。就对外开放而言，中国郑重宣示，开放是全方位的。“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③
不难看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同时也在发展变化，总的方向是愈来愈趋向务实。80年代，中国官方曾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概括为如下十点：
第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第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第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亲疏、好恶。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④
有意思的是，同一文件中已明确提出“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看到，尽管当时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活动还不多，但在理念上已经颇为明确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日益活跃和增多，甚至在取向上走向“多边主义”了。
上面这十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政策思想和主张，已被证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在各种场合和重要文件中反复得到申论并有所发展。此外，同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还写入了“我们深知自己在国际上应尽的义务和担负的责任”这样的话语，可见今日的“责任论”并不是全新的。至于“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进入21世纪后，二者的边界就日益被打破，变得日益不可分了。
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有两大亮色：一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它已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时代问题上的重大判断，并产生了积极的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二是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并与之前所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连接起来，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1989年至2002年为第二阶段
1989年是世界政治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年。从那年开始，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巨大政治变动，两德统一，华约解散，直至1991年12月苏联自身轰然瓦解，世界政治出现了重大转折。也是在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借此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一时颇有黑云压城之势。在这一重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再一次发挥了掌舵的作用。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又被视为一种外交方针而不断得到讨论，同时也引起了各种误解，尤其是来自外部的误解。
1992年初，邓小平前往南方各地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澄清了市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从而为十四大的成功召开确立了基调，为中国改革开放创出新局面铺平了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由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提出，实际上是十多年改革开放思想理论成果的总结。十四大报告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同时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过这里未提“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则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也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以十个“要”正面论述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这些“要”更多的是概括了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思想，同时有一些发展。
这一时期重要的讨论和争论有二：一是关于世界格局的转换；二是炸馆事件发生后关于当今世界是否仍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争论。
由于新的重大国际事件如科索沃战争的发生，这一阶段的政策思想在调子上曾有些许调整，但大的判断或总的估计并无改变。例如江泽民在2000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这些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不少事，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时代大趋势没有变。在可以预料的较长时期内，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⑤同时，对多极化趋势的估计作了微调，即“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⑥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提出了两点新的论断：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这与过去的表述有所不同，强调了富国和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穷国和不发达国家，但南方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自己，靠恩赐是永远得不到真正发展的。二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⑦在此之前，对宗旨的表述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新的表述淡化了“反对”的色彩，因为“霸权主义”不言自明，主要是指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一些霸道行为，而此时中美正需要发展各方面的关系，因而没有必要那么突出地反对霸权主义。同时，新的表述提升了“共同发展”这一问题的高度，抓住了各国普遍关心和追求的一种需要和愿望，更能体现中国外交政策与时代特征的接轨。
贯穿这一时期有关中国与世界的一大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整个入世谈判迁延日久，但值得一提的是，主导和支撑着中国领导层和谈判班子的一大信念是扩大国家的对外开放，通过成为WTO这一“经贸联合国”的成员，进一步使中国成为世界主流的一部分。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继续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⑧而实际上，它的意义远不限于此。
3.从200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重要交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中国迈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又经过五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领导层展示出了新的风格，对外政策的思想理念在延续中有较明显的发展。与此前的不同处，表现为新的思想比较多而丰富。200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五十周年，为中国新领导层在继承的基础上阐述某些新思想提供了一个机缘，借以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五项原则以新的内涵，这体现在：(1)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这是中国一贯的思想，但现在把它与主权相连。(2)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应充分尊重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不应人为歧视或贬低他国文明；应鼓励各种文明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不应相互隔绝和相互排斥。(3)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这虽不是新的提法，但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认为解决发展问题，首先要靠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努力，同时发达国家也应负起责任，在开放市场、扩大贸易、增加援助、减免债务等方面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特别是指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应尊重和体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一经制定就要共同遵守。(4)通过对话与协作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五项原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政治基础。(5)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是20世纪人类政治智慧的一个伟大结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权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⑨
在这一阶段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发展，可能是“和平崛起”论的提出。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的例证。正因为国力上升，中国才有可能对外部世界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并且引起了外界强烈的关注和反应。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国际上众口争说中国崛起，可以说不吝笔墨与言词。这些反应同时又折射出各种复杂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疑问、疑虑和担心，中国必须给予正面的回答，既要提出自己的论说，又要言之成理，以理服人。这正是“和平崛起”论提出的背景。从2003年底开始，中国新领导层开始在国际上宣示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不久后，“和平崛起”论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中微妙地演变为“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即以和平方式实现发展。它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是对外和对内的统一。“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政策思想中只有前一个方面，现在增加了一个中国应如何回馈世界的方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是伴随着中国崛起，伴随着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升高而来的，也是中国自身的责任意识趋于清晰化的表现。
和平崛起论又认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因而，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绝不是权宜之计。⑩此论所折射出的，是在继续坚持“不当头”的同时，增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和进取性，在世界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比如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新年贺词中的提法，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是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思维在这一阶段也变得更为开放和包容，形成了这样的提法，即“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11)胡锦涛在2008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12)这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拥抱和提倡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而不再认为它们是外在于自身的，更不是与自身对立的洪水猛兽。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新领导层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又一重要理念。从一开始，它就是作为一种理想和目标而提出的。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是在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指出：“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以“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题的重要演讲，更加明确而郑重地就各国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阐明了中国的主张，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故应“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这些话从哲学上深刻地阐明了各国间关系及和谐共存的原理，向世界各国倡导以和谐世界为努力方向。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和平与繁荣是其两大要素。和平应是持久的，而非一时的；繁荣应是共同普遍的，而非为少数国家和地区所独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整个世界的长治久安。和谐世界论，表明了世人对世界发展走向的一种期望和追求，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或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13)
与以上相关的还有责任论、贡献论等新理念，若仔细观察，都属于正在发生的细微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关于国际责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就撰文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其本意是建立大国关系中的一种制约平衡机制，更多的是赋予五大国以特殊责任，而不是权利”。(14)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特殊责任”。与此有关，为帮助改善联合国财政状况，近年中国增加了所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2007年，中国的会费及维和摊款比额大幅上升，共缴纳联合国会费等各项摊款达2.7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42％。
(二)
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现为五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1.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属于最高层次的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它统帅和左右各个方面。这一判断同对时代的认识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到整个工作中心的确定。一国如认为自己身处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就会时刻准备战争，甚至像曾经一度声称的那样“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对外则以支持别国的“革命”为己任，不惜自己节衣缩食，勒紧腰带。对内则是紧绷“阶级斗争”之弦，严重高估来自国内的危险。正是因为支持和支援别国的“革命”，乃至倡导“世界革命”，当然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当局视为威胁，也就不可能与之保持正常、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直至1977年的十一大，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仍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十一大报告虽没有明确对所处时代加以定义，但断言“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要“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可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年，人们在观念上仍然深受“左”的思想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1982年9月的十二大报告强调“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宣布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这就不像过去那样不恰当地拔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时，报告认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15)这时尚未将它称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在战争问题上，受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在世界上仍在激烈争夺，导致了对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方面的认识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转变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总体论断。用1983年3月邓小平的话来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6)只不过这个时候也才估计了十年，显然同当时美苏两强相争的背景有关。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17)1985年3月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8)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得到了确立。
颇有意思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本身也经过了一个变迁的过程。
这一思想一开始被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9)所谓“两大问题”，是指两大需要解决的难题或事务，是目标的指向。随后，逐渐演变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既然是主题，它便是一种给定的事物、一种现实，人们必须面对和适应这一现实，从这一现实出发来制定战略和确定政策。因此，看似细微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含义有很大的不同。
之后，这一观点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得到反复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十四大报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十五大报告)；“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十六大报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十七大报告)。显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提法，在表述上更为明确。
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的认识转变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局性的，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
2.从意识形态主导到经济发展为先、重视国家实际需要的转变
所谓意识形态主导，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方向，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为先(凡事以姓资还是姓社画线)。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还以“我”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确、为正宗，而与此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则一律被视为异端，甚至是“修正主义”。
意识形态主导反映为过去的理论表述。如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还引用列宁的话加强之，“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它要求“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20)这样，就把阶级斗争的观念运用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由此而引起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国策中有两条是关键性的：一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和教条出发。二是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这就意味着吸取了以往以意识形态画线、意识形态挂帅的教训。“经验表明，把意识形态的不同强调得过了头，把它同国家关系的处理混为一谈，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21)
由意识形态挂帅转变到国家利益优先，也即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依归，只要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就大胆地“拿来”，大胆地实践。相应的，对外关系也符合逻辑地转变到了这一轨道上，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成为指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三十年来，这种务实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转变是正确的，它还将继续下去。
但与此同时，只讲究实际利益，其他种种均等而下之的做法，也已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表现包括低价销售、占领市场、不尊重贸易投资对象国的环境保护等。这种负面效应在一些国家引起了摩擦，甚至导致了某些国家颇为强烈的反弹。这一现象使人们认识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须照顾他人的利益。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新话语：“利用国际资源和开发国际市场，应有取有予，着眼长远，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照顾他国。对于经贸交往中出现的摩擦，应努力通过平等磋商妥善解决，避免单方面的制裁和报复”。(22)这样一种姿态和理念，就显得通情达理，因为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也把他国的利益考虑在内，是在一种“关系”状态下的设身处地，它有利于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
3.从游离于国际体系到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变
首先需要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情形的出现，是主客观两方面造成的，也是内外两方面造成的，并非只是主观原因，也并非只是中国的原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曾遭到封锁、禁运、遏制，被视为“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在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应指出当时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体现在：
第一，中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置身于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外。
第二，中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直至1980年，而复关/入世进程则直到2001年才告完成。
第三，中国未加入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机制、国际公约，直到改革开放才有改观。
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有这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某种意义上也是接受和加入国际制度的过程。一项关于主要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统计表明，截至1996年，中国加入了5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数字分别是63、87、71、64、62个。(23)1996年以来，中国无疑又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入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和条约，涉及军备控制、不扩散、环境、人权、海洋问题、司法协助、反恐怖主义等领域。中国现在已经是绝大部分国际制度的成员。这就是说，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接受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制度，认可了其所承载的国际规范。中国崛起的过程，与中国接受和加入国际制度的过程是重合和同一的，与中国对国际制度和规范的认同程度的提高也属于同一个过程。可以说，对现行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合法性和适用性，中国已不持否定和革命的态度。接受和加入国际规则和制度给中国的外交行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就是逐步适应、肯定并越来越多地运用多边机制和多边外交。
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始自1989年。根据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2007年11月公布的数字，共有近11000名中国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参加了联合国的16个维和行动。中国现有1800多名维和人员正在联合国的12个维和行动中履行使命。中国在联合国119个派兵成员国中人数排名居第13位。盖埃诺还指出，中国目前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的是后勤支援部队，如工兵、医疗和警察建制部队，希望未来中国也能派遣作战部队包括空中运输、空中作战力量，这些是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中非常缺乏的。(24)
近年来，中国在与俄罗斯、法国和印度等国共同发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表述了中国在国际体系问题上的观点，其中包括：(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是为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的基本指导原则。一个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国际体系将是公平、合理、平等和互利的。(2)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相信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地理标准画线的做法无益于和平与和谐共存。一个建立在包容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推进和平事业，减少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是21世纪的重要目标。(4)区域一体化是形成中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为发展提供了互利机遇。(25)
4.从阵营外交到全方位的自主外交
“阵营外交”中的“阵营”，是两种意义上的。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分别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按照当时的说法，“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尖锐的。”(26)
与此同时，阵营外交也是一种“阶级外交”，中国把自己视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同盟军，把帮助和援助他们视为自己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以阶级画线的思维方式。“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社会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27)而对于这两个阵营之外的国家或力量，则另当别论。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疏离于自己所属阵营之外的众多国家和大片地区，其程度的不同，则因时因事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造成了画地为牢的消极后果，至“文化大革命”而达到顶峰，使得中国各种对外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变得孤立，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情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阵营外交大幅度地转变为全方位外交。全方位，是指不以社、资画线，不参加军事同盟，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普遍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体现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里，和平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目标，是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的一面旗帜。“独立自主”被置于突出的位置，是吸取了以往阵营外交的经验教训，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过去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指挥有较深切的体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语已经不够，已不足以反映中国新的外交理念，它需要21世纪的新内容。近年来，以和平、发展、合作、和谐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新外交理念已经在成型。
5.从双边外交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作用的外交
改革开放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多边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国参与关于朝鲜和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万隆会议就是重要的多边外交活动，但那时这种多边外交活动的数量和范围有限，一个时期中主要局限于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改革开放以来，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日渐成为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作用的外交。有多项数据可以表明中国在为数众多的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论坛、机制中活动的增长和作用的扩大。这一发展促进了中国对外政策理念的重新塑造，例如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就是在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框架内提出的。该文件指出，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同时认为，实践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可灵活多样，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28)
多边外交的内容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从无到有，也反映了这一发展。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中未见有关于多边外交的专门表述。到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在有关对外政策的十个“要”中就有一个是“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但这一报告对多边外交活动范围的表述还较狭窄。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这一问题表述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增加了“区域性组织”，显然反映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拓展，并在其作用方面增加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十七大报告则在强调“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的同时，新增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一语，可以说意味深长，它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对国际期望增长和自身责任的一种新认知。
在这方面，对多边主义的倡导是又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发展。例如，中国与印度一起在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文件中作了如下表述，即“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是新世纪的重要目标”。(29)又如中、俄、印度、巴西四国外长会晤联合公报认为“在法治和多边主义基础上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体系是当今时代的要求”。(30)既然称“多边主义”，那就是某种普遍原则和主张、某种关于世界事务的方针，它比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更提高了一个层次，有望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十年来，正如整个国家的变革是如此深刻一样，中国外交理念的上述转变也是极其深刻的，它们正在重塑中国的国际行为，正在促进中国成为一个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国家。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1页。
③见1986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④见1986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⑤⑥⑦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182—183页。
⑧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二○○二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第1版。
⑨温家宝：《弘扬五项原则促进和平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6月29日，第1版。
⑩(11)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12)胡锦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008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08年1月1日，第1版。
(13)《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8年1月21日，第2版。
(14)刘振民：《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求是》2005年第10期。
(15)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1页。
(16)(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0页。
(18)(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20)《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著：《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22页。
(21)宦乡著：《宦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2)温家宝：《弘扬五项原则促进和平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6月29日，第1版。
(23)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
(24)唐宇华：《联合国副秘书长盖埃诺表示维和行动中国作用越来越大》，《文汇报》2007年11月22日。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人民日报》2008年1月15日，第4版。
(26)(27)《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1963年第3—4期合刊。
(28)《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人民日报》2008年1月15日，第4版。
(30)《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外交部长会晤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08年5月1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