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模型化解析——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模型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2-0114-11
一、引言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19世纪以前的人口和生产都以平稳的很慢的速度增长，而且18世纪之前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体差不多。但在最近的200年中，人口和生产水平都以巨大的速度增长，而且生产的增速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速(见图1)，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地增长，毫无疑问，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造成人类近代历史上飞跃式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始于西欧，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二战之后，经过剧烈加速。并且实际上至今仍未结束，因为许多地区仍未实现工业化。各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进展的速度和深度，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见表1)。工业革命步调的不一致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1800年，人均收入差别在最穷和最富之间不过二分之一，但目前，美国人均收入大约是印度人均收入的25倍)。
表1几个主要工业国以及我国工业革命大概开始和完成时间表①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1750—18301800—18501800—18601830—18701860—1900 1978—？
工业革命的发生，根本上改变了人类长期的牧猎耕织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在1800年代会发生、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英国而不是亚洲、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似乎并不很清楚，至少争论还在继续，意见还没统一。本文拟对此问题在回顾总结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工业革命发生前后的东西方经济背景，模型化比较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内在原因。在第二节，我们简单介绍最近历史学家们的热点争论；然后在第三节，我们粗线条地列出经济学家们关于长期增长和工业革命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在第四节，我们建立本文的模型，通过模型来分析关于工业革命的热点争论问题。最后，第五节是我们的一个简单总结。
二、工业革命和历史学家的争论
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历史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其中，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类问题的研究早已经很多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欧洲之外的经济(特别是东亚)停滞衰退，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即东方国家，如中国1800年之前可以视为走的是Malthus式的道路②，而英国(欧洲的代表)走的是Smith式③ 的道路。从而排除其它经济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实际上，形成了欧洲中心的一元论。然而，世纪之交关于工业革命的话题又热起来了。不但经济学家讨论，历史学家也在讨论(当然有经济史学家了)。被称为加州学派④ 的彭慕兰、王国斌[IB1]等关于这一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但造成这种背离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欧洲)内部经济发展和制度优势的必然。其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三是外部(或全球)关联⑤。这一观点提出了非单一中心的多元的思想⑥。这一理论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彭慕兰《大分流》的推想结论是：如果没有新大陆资源额外的支助，没有外部关联(特别是中国当时银本位制后对白银的大量需求，而中国本土白银矿藏极少，此时恰好新大陆此矿丰产，这样形成英国本土原始工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则英国原始工业在没有形成足够维持自我持续增长能力之前(就如新生婴儿没有消化非奶食物能力之前就断奶，且没有奶代品，很可能会饿死一样)，就因为必须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食物问题而不得不重回到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来，就如加州学派所描绘的中国江南经济的状况了——一种所谓“内卷式”死胡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即马尔萨斯的预言。
国内外历史学派的争论很多，主要代表有李伯重⑦，李中清⑧，黄宗智⑨、沃尔夫⑩、布雷纳马伊赛特(11)、戈顿斯通(12) 等。总起来，主要争论点有：一是英国的农业是否如彭慕兰所讲，18世纪前并没有发生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二是中国的江南地区，江南的经济繁荣是肯定的，问题集中在对这种繁荣的看法上，也就是发展还是内卷的问题；三是从理论高度进行探讨。
其中戈顿斯通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强调，即使所有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那就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就这一点而言是与现代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一致的——即强调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关于增长，经济学家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虽然差别并不很大。
三、经济学家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
研究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不妨从头说起。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都对于他们时代的经济特征用经济理论给予了经济解释。在马尔萨斯所生活的时代，长期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缓的，人口也相对增长缓慢。因而存在相对稳定的特征。因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生育模型提出后，很快被当时的学者们接受，因为Malthus模型预测了稳态消费水平的存在性。但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存在不同于动物生存行为的特征。在人类社会里，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水平的差异，许多人或家族积累巨大的财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十九世纪初李嘉图(13) 建立了收入分配的理论，把马尔萨斯的生育观点当做他长期收入确定理论的内核，并强调，这一理论的一个中心隐含结论是：技术的改进将引发人口的增长，而非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因而实际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均收入水平趋向于一个大体平稳的常数水平，他们不否认不同经济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水平，他们把这种差别归因于偏好习惯的不同，而不是技术或可用资源的不同，而社会生产能力的差别将唯一地决定人口的差别。李嘉图对此的处理显然太简单了，仅仅相当于做了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分类，至少从我们现在的知识知道他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现代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早已超出了他们理论的解释范围。斯密的理论也不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现象。因为按照斯密的理论(见注释③)，随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人口也应有相应高速的增长以维持必要的规模和人口密度，但是工业革命实现之后的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的相对增长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见下图2，反映的是5个类型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的相对变化趋势。
以索洛(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给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重要结论是：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不足以解释收入差和增长，唯一有可能可以解释现代增长根源的是索洛剩余所表示的技术进步。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致力于从经济系统本身探求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卢卡斯[2]和罗默[3]。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罗默则认为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导致了经济的长远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建立在常人口增长率的基本假设下，使一致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但是为什么在1800年代会发生工业革命呢？显然由图1的纯技术进步是无法解释的，因为，1800年代之前，技术进步已保持了几个世纪了，那么1800年代有什么特别的呢？事实上，特别的不是技术进步本身，而是生育率增加不再把技术进步转化为人口增加[1] (P12)。
总起来看，现代增长理论可以解释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但现代增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工业革命所表示的人类能力和条件的变化。至少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前的特征。因而，古典和现代两种理论都可以成功地解释当时的人口或生产的主要特征，而又都不具有一般性。而且他们在一起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古典理论预测技术进步仅影响人口，而现代理论则假定不影响人口，而仅影响收入。那么能否有更具有广泛一般性的理论模型能够同时解释古典和现代的特征呢？
李嘉图的结论是古典的，根本没有用到效用理论，但当用新古典的方法重述这一理论时，即引入代理人的偏好和技术后，它将非常不同，一下子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关于收入确定理论的实证模型，它不但可以用于研究解释工业革命，还可以用于所有经济，如斯密经济、李嘉图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贝克尔(Becker)等把生育选择问题引入增长理论模型。构造了生产技术和偏好的结合，使得既一致于传统稳态的存在，也一致于现代平衡增长经济的存在[4]。
在规范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把李嘉图理论置于新古典的范畴中[1]。在对家庭行为最优的设计中，假定代理人在考虑消费水平的同时，一致地考虑子女数量的选择。这使其不同于马尔萨斯的生育模型：生育选择是一个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在这一模型里，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就可能引发传统稳态向现代均衡的转化。最重要的是，该模型预测结论指出：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综合以上历史学派(且以加州学派为代表)和经济学派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现有的经济学模型能解释加州历史学派的新问题吗？如：没有彭慕兰《大分流》中所指出的外部条件(新大陆的资源，煤矿的便利，同中国贸易等外部关联)，工业革命有可能在1800年代发生吗？会先在欧洲还是东亚(比如中国江南)发生(14)？
本文拟参照近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标准宏观经济模型建立一个适合这段时期实际经济背景的模型，用实际经济数据为基础，校正模型参数，然后来分析至少部分相关的问题。校正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许多大范围经济问题的研究，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虽然在国内研究中，这种技术应用还不多，而且一些学者对此心存疑虑。问题关键是要有充分的数据作为参数校正的依据，并能正确地应用校正方法。实际上许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贸易，劳动市场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很多地得益于简单量化模型为基础来进行的讨论。像斯多基指出的那样：“这类模型建立了一个基准(discipline)，特别对于量化问题的分析，使得不易于发散到其它。他们揭示出逻辑上的错误和度量上的差异，而这些是口头论述和局部均衡模型所不能的”[5]。而且，这类模型对于研究一段历史时期的问题特别有用，因为对于数据分散、不全，而且部分受到扰动而有误差的情况，由于标准模型对于不稳定的数据给出一致的检验(check)，因而可以克服。
[1]模型的缺陷是无法反映文化差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没有引入相关的因素，比如对于地位、身份等在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程度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变量因素：欧洲文化中现实主义较浓，其结果是财富就意味着地位、身份和荣耀。而且，在英国财富可以购买贵族地位的制度下，财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位、身份、荣耀和权利的等价物。因而在欧洲(或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对于财富的极大化追求是主流的、光明正大的、自然合理的。同样，关于财富的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的(如斯密始于《国富》)。相比之下，东方文化以儒教为基础，把毫不掩饰的对于财富的贪求视为丑陋。而且，在长期强国家机器统治的环境下，财富不等于地位或身份，更不等于权利。因而，财富积累的意义远小于在西方经济文化中的。一个反映这种差异的明显的例证是：传统东方文化背景下，子女常被父母希望首选当官，次之经商。按传统贵贱有“三教九流”之分。一般重视读书为圣贤，次为官，再为其他，包括务农，而经商甚后。与此对应的西方文化则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的复兴。那么，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本环境的文化差异，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具体影响呢？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新鲜，李中清就很重视用文化差异解释分流的原因。但他也和许多其他作者一样没能用更深刻更令人信服的方法证明这一点。这正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我们将用模型化的方法来演示这些差异所最终造成的结果。
四、私有制经济的两部门模型
我们考虑两个私有制经济。设计为分别近似于1750—1850期间的欧洲和中国江南的经济模式。这一时期，两个经济区都属于农业与手工业并存、原始工业逐渐形成的阶段，也是两个经济由基本相似逐渐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阶段。欧洲逐渐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中国江南逐渐走上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内卷型经济的道路。实际上，在此期间初期，除了文化制度差异之外，按照彭慕兰《大分流》的比较来看，很多地方并无本质差别。因而被称为欧亚大陆两极的相似性。因而，为了强调我们比较的目的，我们把两个模型建立得应当是基本相似的，甚至很多参数也使之相同(尽管，实际上，这些参数应当是有很大不同的)。仅在非常微小的地方不同，但却能够代表性地反映我们希望考察的文化制度的差别。
实际上，我们有现成的对于这一时期经济最好的模型，两部门经济模型应当是不错的，至少对于欧洲——正如她自己证明的那样——是很好的[5]。既然，彭慕兰证明了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形中国江南和英国是相同的，我们就很方便了。稍微不同[5] 的是，我们在其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并将做一些简化处理。
4.1 模型描述
(修正的斯多基两部门经济模型)
经济中有许多相似的个人(或家庭)，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家庭手工业(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分别有不同的生产技术。
农业部门以土地l[，a]，农业资本k[，a]，劳动n[，a]为投入因素生产产出了y[，a]，技术服从常规模回报：
工业部门以物质资本k[，m]，人力资本h[，m]，劳动n[，m]为投入因素生产产出y[，m]，技术服从常规模回报：
假设总的劳动时间禀赋规定为1，即：
偏好的设计是关键。我们这里假定代理人是无限生命期的，即代表一个持续存在的家族。类似于[1]所重视的子女数量最优选择问题，在本模型中可以替代为人口增长率的内生化。但实际上，在相对不太长期内人口增长率变化并不大，而且非本文强调之重点，因而这里我们首先外生给定此参数，使其基本一致于这一时期的实际人口增长率。一个重要的不同是我们这里考虑引入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到偏好中。这一思想并非新奇，把财富引入偏好的作者已经很多了，例如陈志武(1996)等。其基本含义是：比如，Smith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对于财富的追逐的渴望程度超过了一般消费需求本身；类似的东方文化中，更加重视的是圣贤化和仕途。而无论圣贤或仕途无不需要读书读书再读书。我们权且视之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强调和重视。当然，我们讨论的两个文化背景下的经济中，对于这两种“质”的追求都会有。只不过，文化背景或制度背景不同，所对应的重点不同。但我们为了比较的方便，把这种不同放大到极端化。即假定欧洲经济中仅重视物质资本积累，东方经济仅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即有如下偏好表示：
欧洲经济中偏好函数为
分别为农产品和工业品消费，k表示物质资本。
东方经济中偏好函数为，分别为农产品工业品消费，h表示人力资本。
本文模型中表示文化制度背景不同的因素还有，对于人力资本的利用。西方经济中，专利权的制度保证使创新和技术进步受到重视，并能迅速应用到物质生产中。这就是说，体现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较好地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因而，我们假设在欧洲经济中，人力资本进入工业生产技术函数，如4.2所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起来，发明创造没有产权保证，缺乏激励，仅流于民间，也不能很好推广。最重要的是，追求圣贤化和仕途的科举制度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产品——举子们，深博孔孟之道，而乏缚鸡之术，其能力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但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积累起来的聪明才智是不可忽视的。因而，我们不能假定人力资本积累在东方经济生产中是无用的，我们只能假定其贡献于生产的力度(产出弹性份额)是相对小于西方经济的。这可以用弹性参数θ的大小来描述。欧洲经济中技术函数：
。东方经济中技术函数：
，其中，θ[，e]，θ[，c]分别对应两种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弹性份额。我们假定：
θ[，e]＞θ[，c](4.9)
以上对于经济的模型化描述基本上基于[5]的两部门经济特征的描述和Lucas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精神。同时有目的的突出文化制度背景差异因素。这一模型(我们估计)应当可以很好地模拟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形。在此模型基础上可以作很多工作，如做类似于[5]所做的基于大量数据的与长期增长相关因素分析的实证研究。我们最近正在做关于中国的类似的工作，也可以做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或应用方面的工作。我们竭诚欢迎同行就此模型提出批评和开展联合研究。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这一模型的一个应用，与模型相关的其他问题暂不讨论。而且，为了我们讨论的方便，我们将对它作一些不影响本质的简化手术。
4.2 简化的欧洲经济模型
工业革命前，农业中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是很少的，主要决定于土地和劳动密集程度。因而，规范化所有变量表示人均量之后，农业生产关系简化为y[，a]=g(l[，a])，其中l[，a]=e[-vt]l[，0]表示人均土地占有随人口增长变化的情况，l[，0]表示初始土地占有量，v表示人口增长率。同时，为了简单，我们首先不考虑人力资本的贡献，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贡献归入技术因素中，这样不会有多大不同。从而，工业生产关系规范化为y[，m]=f(k)。则代表性欧洲家庭的最优化问题为：
受约束于方程(4.5)、(4.7)和(4.8)和给定的初始条件。
通过Pontryagin极大值原理求解得到最优条件
其中λ为Hamilton乘子。
假设效用函数是对数效用函数：
u(c[，a]，c[，m]，k)=lnc[，a]+T[，1]lnc[，m]+T[，2]lnk(4.14)
整理可得：
其中：η=c[，a]/y[，a]定义为农产品需求-产出比。这一比值粗略地代表了单位土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T[，1]为工农业产品的边际效用比，反映了奢侈偏好强度。从上式可以看出，这一参数的大小将影响系统对参数η的敏感程度。这一点后面将会用到。
模型分析
方程(4.15)和(4.16)共同构成了模型经济的动态系统。经济模型所反映的背景经济的特征也主要决定于此系统。当农业产出等于对农产品消费需求(即c[，a]=y[，a])，则η=1，从而(4.16)退化为：
=f(k)-(δ+v)k-c[，m]，
这个形式完全一致于经典的Ramsey-Cass-Koopmans(15) 模型中的资本积累方程。T[，2]是效用函数(4.14)中资本项的系数，反映资本的边际倾向与物质消费边际倾向的比。当T[，2]=0时，(4.15)退化为Ramsey-Cass-Koopmans中的消费方程。因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相当于本文模型的特殊情况。
图4图5说明：横坐标表示资本存量k，纵坐标表示消费c；粗黑竖线表示
=0线；粗黑曲线表示=0线，E0为原始Ramsey均衡点；图4中虚线表示η＞1时，=0下移后的[，new1]=0，均衡点下降到E1；细黑曲线为η＜1时，=0上移到[，new2]=0，均衡点上升到E2。图5中虚线表示当T[，2]≠0时，消费平衡曲线[，new]=0不再是一条竖直线，而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并产生出新的均衡点E3。
经济均衡由两个动态系统方程右端等于零得到。见图4。当经济中人口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不足时，η＞1，此时，c[，m]的系数大于1，相当于=0整体下移到[，new1]=0，均衡降低到E1，工业消费减少。反之，当农产品供过于求时，η＜1，相当于=0整体上移到[，new2]=0，均衡上升至E2，工业品消费上升。
当T[，2]≠0时，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new]=0曲线如图5，产生出的新的均衡点E3右移许多。意味着资本存量水平的极大的提高，而且，极大右移的可容许度是很大的。远远突破了Ramsey的模型的估计。从而，从根本上解释了现代增长和工业革命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形成。
从上两图可以看出，当=0为竖直线时，参数η以及T[，2]对均衡资本存量水平都没有影响，仅对均衡消费水平有影响；但当T[，2]≠0时，=0变化为[，new]=0，如图5中虚线，这时，如果参数η＞1并增加，则=0曲线下移，T[，2]的大小会影响下移的幅度，对应于图5中E3将会进一步右移，同时一定程度地下移，但下移的量会远小于当=0为竖直线时的同等情形。这就是说，农业产出不足引发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模型经济所表示的)是不同的。在Ramsey模型所反映的情况下，农产品产出的不足完全表现为工业品(或奢侈品)消费的减少。但在本文模型假设下，资本积累所体现的财富效应的作用，使得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在土地资源刚性的条件下，表现为刺激工业资本的增长。经济中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对于奢侈品的偏好强度(T1)将放大这种现象的幅度，这一点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关于欧洲工业革命研究中“奢侈论”(16) 的观点。
4.3 简化的东方经济模型
类似于4.2，我们首先要简化一下4.1中所描述的模型。和4.2中相比，我们现在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考虑以适合于我们前面的基本思路。定义新的即时效用函数为：
假定农业生产技术如同4.2，工业技术增加了人力资本，已体现在方程(4.19)中。最优问题为：
受约束于方程(4.5)，(4.8)，(4.18)和(4.19)以及给定的初始条件。
同样地，得到最优条件
其中λ和ω为对应的Hamilton乘子。
同样，我们得到消费水平和资本存量的积累方程：
对于任意固定的人力资本水平h，方程(4.25)完全一致于Ramsey模型中的情形，表现为一个竖直线；方程(4.26)是一致于4.2中的情形。因而如前分析，不可能出现图5中虚线型消费平衡曲线。资本积累特征无异于Ramsey模型。
五、结论
综合4.2，4.3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很多方面的基本情况是相同的，但因为非常细微的不同——文化和制度的不同，模型经济预测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当然，正如《大分流》的译者史建云教授所说：“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也赞同许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造成工业革命发生，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中国江南。但由本文模型的结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些内在的、本质的，或者说，最基本的因素，可能很早就注定了最终的结果。因而，我们认为，即使当时没有新大陆的资源等外部条件，工业革命也迟早会发生，而不会像《大分流》预测的那样，欧洲可能回归到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内卷之路。另外，因了文化制度的根本性差异，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江南的可能性远小于欧洲。
注释：
①中国工业革命应该算从哪儿开始呢？1978年之前吗？可能都不能算真正开始。我们认为以1978年算起可能更合适一些。这也无关紧要，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其他几个主要工业国的时间划分来源于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一章第二节P11。
②Malthus,Thomas R.( 1798) ," Fist Essay on Population."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New York:Augustus Kelley.1965.)提出了一个生育模型(种群繁殖模型)(fertility model)来解释观察到的生活标准的稳定性状态，当时的人们很快接受了他。Malthus模型大意：当一个生物种群的食物消费水平高于某平衡水平时，种群数量增加，当消费食物水平低于上述水平时，种群数量减少，假定某地区内该种群可得食物量固定，战争、疾病或自然灾害减少种群数量后，剩余水平可使食物消费水平上升，从而种群人口数量增加。当恢复到平衡水平后，人口增加停止，从而重新达到平衡水平。
③亚当·斯密的思想内核就是“分工”，他认为分工是财富的根本来源。分工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最大也是最初的区别点。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报酬递增，同时分工程度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因而，按照斯密的原理，大量密集的人口是整体进步的基础。这一点恰恰不同于Malthus的人口制约理论。
④彭慕兰新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2000.中译本：《大分流》，译者：史建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第一次印)，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都有重要影响，虽被称为“加州学派”，但并不局限为加州的学者。《大分流》一出版即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2002年6月，加州大学“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等作简要陈述，由另一阵营提出批评，他们是黄宗智、Arth Wolf、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黄氏等再回击，最后彭氏等再回应。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黄-彭-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交流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吴承明发表在《中国学术》上的文章《〈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吴老是经济史泰斗，学贯中西。他是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对《大分流》作的评论。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史建云以译者及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其他还有很多。
⑤外部关联主要指同东亚国家的贸易，特别是同中国和印度。
⑥详细可见彭慕兰的《大分流》，或龙登高(2004)“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18 13∶09∶59发布。再或史建云(2004)，“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⑦Li Bozhong(李伯重),The Formation of China' s National Market,1500—1850.Akeynote address in the Eighth 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Canada,June 27,1999.
⑧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把人口行为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考察，揭示了中国生育文化、性文化、养生文化、婚姻文化等对人口抑制的影响。
⑨Phil Huang.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 2,May 2002。中译文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⑩Arth Wolf.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7.1( March 2001) .
(11)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England' s Divergence from China' s Yangzi Delta:Property Relations,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 2,May 2002.
(12)Jack Goldstone.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A Comment on the Huang-Pomeranz-Brenner & Isett Echange.2002未刊稿。
(13)Ricardo( 1817)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4)按照李中清、麦迪逊、弗兰克各自的统计与观点，从人口数量而言，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强；从经济规模来看，1700—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额从23.1％上升到32.4％；1800年以前，中国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力。而且中国并非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尤其是与东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弗兰克1998年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中指出，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欧洲兴起的三百年，被弗兰克诠释为亚洲霸权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攸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
(15)David Romer( 1990) ,Advanced Macroeconomics,Chapter2,Part A,pp39—72.
(16)部分作者曾强调对于奢侈品(主要指早期的工业品)的追求对于原始工业形成的促进作用。见《大分流》第二部分‘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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