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轨迹论文,唐前史传论赞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每篇作品都有作者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发表议论的论赞，或在篇前，或在篇中，而以篇末为多。《史记》有“太史公曰”，此后的史书，“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史官所撰，通称史臣曰。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① 有些还在论之后再加“赞”。论赞属于史学评论，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以唐前正史中《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
骈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兴盛。这种文体的形成，有许多因素，前人已有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则通过唐前史传论赞的变化来看骈文的演变，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骈文发展史提供一些佐证和线索，以便全面认识骈文的发展历史及其与散文的关系。
一
历史著作的作者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在先秦时期的《左传》、《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其特点是假借“君子”之口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夹在行文之中或结尾，都是单句的散文句式。从汉代开始，作者的评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就唐前史传而言，大体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的史传著作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对先秦史书“君子曰”的继承和发展，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是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重要手段之一。由“君子曰”到“太史公曰”，实际上是作者由幕后走到了前台，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史记》“太史公曰”内容丰富，不拘形式，纵横驰骋，风格多样，句式长短结合，大都在传记结尾，个别在开头，是典型的散文体。如开篇《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段文字，表明了作者选材的依据和标准，章法上回环曲折，文简意多，完全是散文的句式。《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段文字，是司马迁对项羽一生的全面评价，既肯定他灭秦的伟大功劳，又批评他的过错和不醒悟。跌宕起伏，层层转折，长短句结合，气势充畅。清人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此赞曰：“前后‘兴’‘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并见兴亡之速，俱关键。‘过矣’‘谬哉’，唤应绝韵。一赞中，五层转折，唱叹不穷，而一纪之神情已尽。”又如《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司马迁对李广事迹的补充，同时也对李广进行高度评价，其中既引《论语》经典，又引民间谚语，语言生动活泼。《史记》论赞的语言句式大都如此，显示出散文文体固有的特征。“十表”的序以及部分类传的序（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也都是典型的散文体，表达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当然，个别论赞也有对偶句，如：《楚元王世家》太史公曰：“（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酷吏列传序》曰：“（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但对偶句在《史记》整个论赞文中占很少的成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些对偶句自然天成，不是有意为之。四字句在整个论赞中也很少，个别比较突出，如《朝鲜列传》太史公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总的说，《史记》论赞，或议论历史，或补充事实，或评价人物，或抒发感情，或述选材原则，或写个人行踪，灵活多样，纵横驰骋，与整个传记的散文风格相一致。
到了《汉书》，将《史记》的“太史公曰”改为“赞曰”，为以后纪传体采用统一的“论赞”这一称谓开辟了先例。从内容上看，它基本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从语言形式上看，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往往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如《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这段文字共17句，其中四字句10句，对偶句4句②。《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这段文字，共54句，其中四字句31句，对偶句12句。这些论赞的语言明显与《史记》不同。为了进一步认识《汉书》论赞的特点，我们以《汉书》的“帝纪”为例，进行抽样调查。
卷数篇名总句数四字句数偶句数
1 高帝纪 4619 0
2 惠帝纪
9 2 4
3 高后纪 10 4 0
4 文帝纪 4716 0
5 景帝纪 17 9 2
6 武帝纪 27 7 6
7 昭帝纪 22 8 0
8 宣帝纪 1710 4
9 元帝纪 20 8 4
10 成帝纪 2514 0
11 哀帝纪 14 8 0
12 平帝纪 1210 0
总体上看，《汉书》论赞，语言典雅，四字句增多，整个12帝纪论赞总句数是262句，四字句总数115句，占43.8％，有些篇章占总句数的91.6％（如《平帝纪》），并出现了一定的对偶句，与《史记》纵横驰骋的特点大不一样，刘知几《史通》称《汉书》语言“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论赞也体现了这种特点。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史记》疏，《汉书》密。”这种“疏”与“密”不只表现在叙事写人方面，而且体现在论赞上。可以看出史书论赞在东汉时期逐渐朝整齐和骈偶发展，尤其是大量四字句的出现，为以后骈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晋宋时期
此期史传的代表作是《三国志》和《后汉书》。西晋时期陈寿撰写《三国志》，传记最后的论赞为“评曰”，与《史记》、《汉书》的论赞相比，在以散为主的同时，四字句、排比句较多。如《武帝纪》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字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贺全吕周钟离传》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鲂谲略多奇；锺离牧蹈长者之规；全琮有当世之才，贵重于时，然不检奸子，获讥毁名云。”《王楼贺韦华传》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可以看出，《三国志》论赞对人物的评价基本都是四字句，句式较为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与此同时，《三国志》论赞又出现了新特点，试看《诸葛亮传》的“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段论赞文字，共27句，其中偶句10句，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在骈化方面比《汉书》前进了一步。
到了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些篇章以散句为主，有些则是骈散结合，还有部分论赞已是偶句为主，是成熟的骈文了。如《宦者传论》一段：“手握王爵，口含天章，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这样的论赞偶句已经占了上风。范晔本人对自己的史论也非常自负，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③ 萧统的《文选》收录史论、史述赞类文章共12篇，其中范晔就占了5篇。这里就以他本人最自负的《循吏》至《六夷》列传的序、论为例，进行统计分析。
卷数篇名 论赞总句数 四字句数偶句数
76
循吏列传序
7325 6
77
酷吏列传序
391410
酷吏列传论
411416
78
宦者列传序 1726638
宦者列传论
491420
79
儒林列传论
752316
80 文苑列传（无序、论）
81
独行列传序
391314
82
方术列传序
892412
方术列传论
451410
83
逸民列传序
661920
逸民列传论
24 810
84
列女传序 16 3 6
85 东夷列传论29 9 4
86南蛮西南夷列传论511314
87
西羌传论1446152
88
西域传论 811732
89 南匈奴列传论 1396416
90 乌桓鲜卑列传论 19 7 6
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论赞，在四字句、对偶句乃至于排比句方面，比之《史记》、《汉书》确实有了大的发展，骈文化的倾向已经出现。其中如《西域传论》、《乌桓鲜卑列传论》等已有四、五对偶或四、六对偶的形式。如《西域传论》：“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乌桓鲜卑列传论》：“石怀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这样的形式，与前期史传的论赞语句有了明显的区别。刘师培曾说：“四六之体，粗备于范哗、谢庄”④，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后汉书》开始，每篇除了有“论”之外，最后还有整齐的四言句作为“赞”，这个赞语，更是典型的骈偶句式，而且有韵律。如《光武帝纪》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沈几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这段赞语，四次换韵（国、塞、德协韵；甄、文、群、云、焚协韵；赵、扰、讨、道协韵；赞、断、汉协韵），四层意思，颇有情致。当然，大部分赞语篇幅较短，一韵到底，如《西羌传》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僭泾阳。朝劳内谋，兵惫外攘。”这种形式，为以后史书的“赞”体树立了典范。
（三）齐梁时期
这时的史书，以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为代表。这些史书中的论赞，基本以散为主，四字句较多，也有一定的对偶句，如《宋书·武三王传》史臣曰：“戒惧乎其所不睹，恐畏乎其所不闻，在于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宠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亲典冠朝。屈体降情，槃辟于轩槛之上，明其为卑约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顾无猜色，历载逾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属有所归。自谓践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几，而磔体分肌。古人以隐微致戒，斯为笃矣。”《文九王传》史臣曰：“《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古人畏乱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内成，寻斧所加，先自至戚。晋剌以犷暴摧躯，巴哀由和良酰体，保身之路，未知攸适。昔之戒子，慎勿为善，将远有以乎！”但是，《宋书》比之前代的论赞又有新的变化。有些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这段文字是从声韵的角度讲魏晋以来文学发展的情况，其本身是一段精彩的骈体文。沈约本人擅长音律，因此，写出的骈文具有声韵之美⑤，这是史传论赞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萧子显《南齐书》的“史臣曰”，从句式上看，也较为整齐。如《南齐书·武帝纪》史臣曰：“世祖南面嗣业，功参宝命，虽为继体，事实艰难。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上出，义兼长远，莫不肃然。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恒，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宫室苑囿，未足以伤财，安乐延年，众庶所同幸。若夫割爱怀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后诸穆。昔汉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园，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贤心迹，臣所未详也。”赞曰：“武帝丕显，徽号止戈。韶岭歇祲，彭派澄波。威承景历，肃御金科。北怀戎款，南献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宁和。”其“论”基本是整齐的四言，对偶句较多，而且用汉武帝、魏文侯的历史典故来比照现实。“赞曰”，不仅具有整齐的四言句式，以对偶为主，而且具有整齐的韵律（戈、波、科、歌、和协韵）。《文学传》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视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这段论赞，总结魏晋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偶句、排比句大量出现，这已经是成熟的骈文了。
与南朝相对的北朝，在文化方面虽不如南朝发达，但也有一定成就。就史传而言，魏收《魏书》的论赞，总体上也朝骈化方向发展。如《太祖纪》史臣曰：“晋氏崩离，戎羯乘衅，借伪纷纠，豺狼竞驰。太祖显晦安危之中，屈伸潜跃之际，驱率遗黎，奋其灵武，克剪方难，遂启中原，朝拱人神，显登皇极。虽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经漠，咸存长世。所谓大人利见，百姓与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祸生非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呜呼！”《世祖纪》史臣曰：“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魂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这些论赞基本以整齐的句式为主，四字句、对偶句较多。可见北朝史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南朝史传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与南朝史书论赞具有共同之处。
二
通过以上勾勒可以看出，唐前史传的论赞经历了较大的演变过程。
就传统的“论”而言，它由散文逐渐向骈文化发展。《史记》散化，《汉书》逐渐整齐，进而对偶句、排比句增多，到后来更讲究声律，语言向骈俪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只是大致轮廓，其发展也不是直线上升，总的来看，散文的成分仍占主体地位。
就篇末“论”后的“赞”而言，它基本是韵文形式。由整齐的四言组成，讲究对偶和声律，可以独立成篇。这种赞语，从《后汉书》开始出现，而此时正是文学、史学各自独立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骈文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篇后有了专门的“赞”，与“论”大体就有了分工和区别，“论”的散文特征更明显些，而“赞”则偏于概括传记内容，辞藻华丽，整齐的四字句，且讲究韵律。
史传论赞的变化轨迹，与骈文本身的发展历史基本一致。骈文萌芽于先秦，成长于两汉，成熟于魏晋，鼎盛于南北朝。史传论赞与骈文这种基本一致的走向，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史传论赞的演变轨迹，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
史传论赞的变化，不只是史书编纂在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变化。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史传论赞的主要作用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是史官发表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唐前史传的编撰经过了由个人著作向集体著作的转化过程。随着这个转化，作者思想感情逐渐淡化。《史记》要“成一家之言”，所以，论赞不受约束，感情强烈，一任情感的发泄。《汉书》基本也是私人著作，感情不像《史记》那样奔放，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明显。《三国志》由于叙事简略，作者的感情难以在叙事中完全表现出来，大部分显得隐蔽一些，而传后的论赞，基本上弥补了传记中的感情色彩，使人对作者的态度还能比较清晰地辨析出来。它不像《史记》那样火山爆发式的感情，也不像后来《后汉书》那样笔挟风雷，而是在论赞中一显个性。《后汉书》的感情也非常突出，尤其是类传中表现的褒贬之情，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如《党锢传》的论赞中称李膺的斗争“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染，波荡而从之”。《陈藩列传论》说：“桓灵之世，若陈藩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对于正直官吏予以高度评价。而《宦者传论》则对宦官横行霸道、为害天下的丑恶行径予以强烈的抨击。相对来说，《宋书》、《南齐书》、《魏书》的思想感情愈来愈淡薄了。这些著作的论赞，已和“前四史”不大一样了，因为“前四史”的论赞，基本上是作者态度、感情的表现，而此期的论赞，大多是虚夸、不务实的，是一种表面文字。刘知几《史通·论赞》尖锐地批评道：“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且这些著作基本属于集体创作，大都不敢以个人思想去评价人物，只能依上层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对人、对事进行评论。因此，史书由私人著作向集体编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史传论赞的内在实质。
与这种变化相联系的是，魏晋以后，史学与文学各自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文史分家。据《南史·宋文帝本纪》：“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左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史学与儒学、玄学、文学并立学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对于史传论赞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独立之后，在叙事上改变了生动活泼的人物刻画，但在形式上却注重史书的传统，论赞作为纪传体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重视，而且它还代表着官方的思想倾向，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集体编撰史书的特征是汇集资料，很难发挥作者的个人才能，而篇末的论赞最能体现作者的文才，发挥自己的长处，加之魏晋以后注重形式的风气，因此，史传论赞的外在形式往往呈现出华丽的特征。
南朝音韵学的发展，不仅影响诗歌、骈文，也影响史传。音韵学在南朝兴起，《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庾肩吾传》亦曰：“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音韵学的发展，直接作用于诗歌创作，由此带来了诗歌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同时也给史传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篇末的论赞上，魏晋以后的史书论赞，如沈约的《宋书》等，不仅注重语句的整齐，也注意音韵的和谐，不能不说是音韵学发展的结果。
文学审美观的变化，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魏晋以来，随着文学自觉化的出现，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发生重要的变化。从诗文创作方面看，由质朴朝着华丽的方向发展，这是文学自觉化的重要体现。从文学理论方面看，曹丕《典论·论文》所提出的“诗赋欲丽”的文学观念，陆机《文赋》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观念，等等，都颇有影响，而且此时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和文学特征的探讨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于“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的文笔之争，也为文学的自觉从理论上进行造势。尤其是上层统治者对于文学十分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对历代文学发展进行分析时，特别注意到魏晋以后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如“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东晋）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南朝）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
。”齐梁以后的帝王更加注重文学，如《南史·文学传序》指出：“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文学发展的这些重要变化，也影响到史学家的审美。他们在论赞中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体现出文学与史学的互动关系，干宝的《晋纪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其次，史传散文与骈文之间相互关系问题。
史传与骈文有关系，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史传作者的文学素养。唐前史传作家大都是文学家，也大都是世族出身。作为文学家，他们有的擅长辞赋，有的擅长音韵，有的擅长诗歌，因此，史书论赞与骈文之间也就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给史书的骈化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东汉以后的情况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是骈文发展的重要时期。如班固，他是辞赋大家，辞赋讲究句式的整齐和对偶。有学者认为：“辞赋早于诗文骈化，所以中国诗文的骈化皆源于辞赋，尤其文章之骈化更为直接地导源于辞赋。”⑥ 这种观点颇有道理。如班固的《西都赋》开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日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汧惟作京。于是睎秦岭，睋北阜，挟沣灞，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大量的对偶句，使作品显示出骈俪色彩。辞赋家撰写论赞，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使用一些华丽的辞藻和对偶句。陈寿在蜀汉王朝曾任东观秘书郎，入晋后为著作郎，史书记载说他“聪警敏识，属文富艳”⑦，可见其文学才能。范晔、沈约都精通音律，尤其是沈约，曾撰《四声谱》，是永明诗歌的代表人物。萧子显是南朝皇族文学集团中重要人物，他的文才颇得梁武帝及萧纲的赏识，《梁书·萧子恪传》有萧子显《自序》一文，其中说自己“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他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当时不良的文学风气进行批评，并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著名思想，强调文学发展的“新变”。《魏书》的作者魏收，也是一位文学家，在北朝与邢邵、温子升齐名，人称“北朝三才子”。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等骈文颇有影响，齐文襄帝曾对人说：“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隋书·文学传论》也指出：“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防，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其中提到史学家、文学家的沈约、魏收。这些文学家撰写史书，往往在史书尤其是论赞中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这也是史传论赞骈化的一个基本原因。由于出身世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素养，往往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博学多才，文思敏捷；生活情趣方面显得高雅，尊贵，这些因素也在史传论赞中表现出来。作为华丽的骈文来说，也最能体现这种素养和情趣。
从史传本身来看，由《史记》开始，大量收录辞赋、诏令、奏疏、书信以及骈文，所收录的这些作品，无疑给散文的史书增添了文学的色彩，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散文与骈文水乳交融的关系。仅以各书收录的辞赋而言，《史记》10篇，《汉书》23篇，《三国志》3篇，《后汉书》11篇，《宋书》8篇，《南齐书》2篇，《魏书》6篇，共63篇⑧。就以《汉书》而言，据学者统计，收录各类文章（除去重复引用者）达1170篇⑨。史传著作中收录的作品，大都文采飞扬，有的还是典型的骈文，如谢灵运的《山居赋》、鲍照的《清河颂》等。这些作品，搭上了史书的快车，等于进入了保险箱，不仅散失不了，而且还广泛流传。可见史传散文与骈文共存一体。
从形式演进看，散文与骈文之间关系密切，两者互为影响。骈文是散文的特殊形态，它的出现，是散文的进一步发展；散文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也受到骈文的影响，逐渐走向骈化。这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许多地方两者也不能绝对分开。就唐前史传论赞与骈文的关系来说，笔者以为有四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发展渊源上看，散文是主流，是源头，也是骈文的母体。骈文是在这个母体内产生的新型的文章形式。先秦散文中就已孕育着骈文的某些因素，对偶就是最典型的因素之一。汉代以来，史传论赞的四字句、对偶句、排比句逐渐增多，到后来又进一步讲究音律，这既反映了语言的发展实际，也为骈文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骈文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从历时性看，它先讲究对偶，逐步整齐划一，四字句六字句增多，再注重用典和音律。史传论赞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骈文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如刘宋时期是骈文的重要转折期，《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四》指出：“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于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⑩ 这里所述刘宋时期“文”的情况当然也包括骈文在内。而史传论赞在刘宋时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期，范晔《后汉书》的论赞不仅大量骈化，而且在“论”之后再加骈语的“赞”，使史传论赞出现新的面貌。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索对照比较，就能更清晰地看出骈文发展的过程了。
第二，从文体范畴上看，散文的范畴大于骈文的范畴。唐前史传的论赞尽管逐渐出现骈化倾向，甚至出现以骈为主的论赞，如《后汉书》及其以后史书的部分论赞，但总体上没有脱离散文的轨道，仍属于散文的范畴，因为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是整体史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以骈为主的论赞，仍然有散文的句式存在，何况论赞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散文句式为主。也正因此，在古今以来的骈文选本中，很少选择论赞作为骈文。
第三，从散文和骈文各自内在实质来看，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属于“文”的大范畴，与诗歌韵文有较大的区别，尽管有一些论赞讲究韵律，但总体上还不是主流。不同之处在于，散文形式自由，纵横驰骋，灵活多样，而骈文形式整齐，注重韵律；散文重单句，不讲究平衡和谐，而骈文重复句，注重对称平衡；散文质朴自然，骈文则典雅华丽；散文以意为宗旨，注重实用，骈文则注重艺术的审美。由于骈文、散文有许多不同，所以各自显示出不同的美学风貌。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虽着眼于地理与文学的关系，但我们用来概括骈文与散文的不同特征也是很适用的，骈文的特点在于“清绮”、“文华”，散文的特点在于“气质”、“理深”。
第四，史传论赞骈化的出现，除散文本身因素的变化以外，当时文学骈文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骈文在魏晋以后逐渐成熟，成为文学领域中一种新的体裁，尤其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是文坛的“超级大国”，对于其他文体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史传论赞一方面对骈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骈文成熟以后也对史传论赞产生影响，两者互为因果。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曾批评当时史书骈偶倾向：“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11)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骈文与史传之间、尤其是与史传论赞之间的关系。因此，史书论赞的变化，不只是史学发展的问题，也与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再次，史传篇后的“赞”与骈文之间的关系。史传篇后的“赞”，从内容上说，是“论”的进一步延伸，从形式上说，也是“论”的进一步发展。史传篇后的赞，从内容上看也许它是多余的（因为“论”已经是总揽全局，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但却能反映文人的自我才能。这种情况，到唐代的司马贞还是如此，他给《史记》130篇作《索隐》注释还不够，每篇后再加四言韵文的《索隐述赞》，以显示自己的才华。由于史传篇后的“赞”是整齐的四言韵文，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短篇的骈文。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专门的“赞”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这种文体有明确的认识：“赞者，明也，助也。……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12) 从刘勰的总结来看，赞这种文体内容上偏于歌颂，形式上属于骈体韵文。而且刘勰在追溯这种文体的源头时特别注意到史传的论赞，说明史传论赞对赞体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史传论赞与骈文之问也有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学术界对骈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很少注意史传与骈文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唐前史传论赞的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骈文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期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注释：
① 刘知几《史通·论赞》。
② 本文统计句数，依据中华书局校点本。一个自然句读为一句，每句字数的统计包括虚词在内。如果不计虚词，四字句的数量将更多。
③ 沈约《宋书·范晔传》。
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关于本段文字的平仄韵律，可参考钟涛《六朝骈文的文化意蕴》第94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⑥ 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第7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 《华阳国志·陈寿传》。
⑧ 详见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第248—25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 吴福助《汉书采录西汉文章探讨》16页，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⑩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9）第172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 刘知几《史通·叙事》。
(12) 刘勰《文心雕龙·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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