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夫的梯子——玛乔瑞#183;帕洛夫和她的诗学谱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谱系论文,诗学论文,梯子论文,乔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玛乔瑞·帕洛夫的名字就与英美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如影随形。她的诗歌和诗学研究如同一部包罗万象的英美现当代诗歌的百科全书。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所指出的那样：“帕洛夫的著作加在一起，就是一部现当代美国诗歌批评史。”(109)那么，帕洛夫是如何做到以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书写一部现当代美国诗歌批评史的呢？奥秘在于她独特的诗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英美诗歌的谱系研究。诗学谱系研究贯穿于帕洛夫诗歌和诗学研究的始终，并与她的“诗学时差”、“诗学互文”理念以及“辨微阅读”方法完美结合，成为她诗歌和诗学研究中唯一恒定的元素。打个形象的比喻，诗学谱系研究就像帕洛夫架起的一架通往诗学研究绝顶的“梯子”。 一、帕洛夫的梯子：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 梯子是帕洛夫本人一直情有独钟的意象。她在阅读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之后，便对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那架攀上后就抛弃的“梯子”深有感触。她不但尝试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为基础，观照英美现代派诗学和先锋派诗歌，更把自己出版于1996年的学术著作命名为《维特根斯坦的梯子：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奇特》(Wittgenstein's Ladder: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有学者指出，“梯子意象”是正确理解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关键(Reid 97)。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意象也是正确理解帕洛夫的关键。帕洛夫之所以以“维特根斯坦的梯子”来命名她的这部重要作品，是看中了这一隐喻包含的扬弃的思维特点。这自然是最符合维特根斯坦本意的阐释。然而，人们其实一直忽视了帕洛夫在运用这一隐喻时，却突破了维特根斯坦所设定的梯子的意义，赋予了这一文化意象新的含义。那就是梯子所蕴含的继承关系和谱系关系。纵观帕洛夫的诗学和诗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她的研究事实上勾勒出了英美现代派和后现代诗学发展变化的清晰的轨迹，而这一轨迹上盘根错节的各个节点勾连起来的就是诗学之间的谱系关系。即便是以个体诗人为对象的研究，帕洛夫也总是尝试把他们有效地纳入完整的英美诗学的谱系之中。她对庞德、艾略特、斯泰因、奥哈拉等人的研究莫不如是。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她的诗学批评兴趣存在于对隐藏在系列诗人身后影响的发掘，并在诸多作家之间建构起具有相关性和连续性的谱系关系”(聂珍钊 张鑫 鲍秀文等 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帕洛夫的梯子不仅仅是后辈诗人怀揣一颗好奇之心攀爬之后就可以抛弃的东西，而是攀爬之后获得的更高的平台和巨人的肩膀。 对于自己的诗学谱系研究，帕洛夫本人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她一再强调自己更像诗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评论家，原因就在于她的诗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历史维度。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她把自己定位为诗歌的历史学家，是否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是当代诗学的谱系关系时，帕洛夫回答道：“是的，我想要试试看已经发生了什么，又为何会如此发生。”(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42)这个回答不仅道出了帕洛夫诗学对谱系研究产生兴趣的动因：揭示出诗歌和诗学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为评价和遴选伟大的诗人和诗歌做出学理依据，还揭示出帕洛夫诗学谱系研究的出发点，那就是“基础性的诗学变化”(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5)，也就是以语言和形式为代表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诗歌元素。在这一点上帕洛夫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帕洛夫之所以更为关注以语言为代表的诗歌元素，和她对诗歌的定义和评价标准有密切关系。在与诗评大家罗伯特·冯·哈尔伯格(Robert von Hallberg)关于诗歌评价标准的对话中，帕洛夫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对诗歌的定义相当传统、古典。我认为诗歌与日常的或者通常的文本(就比如这一表述)之所以不同，在于它是通过凸显语言的复杂性、密集性，特别是关联性而成为艺术形式的”(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181-82)。这一定义表明，帕洛夫执着地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包含着“承载着含义的语言”(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198)。这个评价标准使得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因为相对于思想内容，政治观念，文化特征等因素，语言是最为稳定的元素。这样的诗学研究立场使得帕洛夫更倾向于形式主义，而与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保持了审慎的距离。不过，帕洛夫的形式主义与众不同，带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色彩和评价特点”(Bayot xi-xii)，是带有历史维度的形式主义。而之所以如此，和她一直致力于探索英语诗学谱系关系的努力是不可分的。 二、诗学时差、诗学互文和诗学谱系研究 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帕洛夫历时的诗学谱系研究赋予了她发现“诗学时差”的独特视角(Perloff,21st-Century Modernism 10)。帕洛夫非常认同庞德的宣言：“诗歌一定有其自己的时间性”。换言之，诗歌是一种不能脱离其时间和地点的存在范式的实践。这也是戴维得·乔纳森·贝奥特在《诗学新解》“前言”中把帕洛夫的诗学定义为“副词诗学”的原因(Bayot xxv)。帕洛夫仿佛是站在时间之梯之间的人，一边回望已经走过的阶梯，一边展望通往未来之路。例如，在《未来主义：先锋派艺术及断裂语言》(The Futurist Moment:Avant-Garde,Avant-Guerre,and the Language of Rupture)中，帕洛夫以未来主义为基点，通过回溯各种诗学变异现象，选取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观测点：向前追溯了未来主义的渊源，立足当下对未来主义的各种实验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向后对未来主义的诸多文化遗产进行了思考。真可谓“一箭三雕”。可以说，帕洛夫的历时诗学研究既关注了“运动”，也观照了“时刻”(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58)，并在二者的不断变化之中，寻找诗学发展变化独特的内在规律性。这种历时性的诗学谱系研究对于理解和定义诗学传统性和先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帕洛夫对自由体诗的历时观察就很有说服力：自由体诗从先锋性到世俗性的变化过程就是一种“文学变化的辩证法”(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17)。这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当然并非帕洛夫诗学谱系历时性研究的主要目的。然而当她把这一思维运用到现代派诗学和后现代诗学的关系的研究时，这一思维的张力马上显现出来。在《21世纪的现代主义》一书中，帕洛夫提出，“现代/后现代之间的差别”只是表面现象：所谓后现代派诗歌其实根源于现代派，是“现代派的第二次浪潮”；而如今的实验和先锋诗学则是“胚胎阶段”的早期现代主义的结果(Pefloff,21st-Century Modernism 5)。她通过对艾略特、斯泰因、杜尚和赫列勃尼科夫四位现代派代表作家的研究发现，当代最“激进的”诗歌事实上都带有现代主义传统。现代主义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现在才开始真正吸收这个伟大的先锋运动，于是造成了“诗学时差”。对于这一点，帕洛夫在《诗学新解》中又再次提及。在与杰弗瑞·塞德(Jeffrey Side)的访谈中，她强调说如今的令人兴奋的诗歌一定要从现代主义革新角度来理解，这一革命比奥尔森在“投射诗”和金斯堡在“嚎叫”中的诗歌实验要戏剧化的多(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101)。历时诗学谱系研究赋予了帕洛夫一双慧眼，观测到了其他人从未曾发现的诗学发展变化的独特规律性。可以说，帕洛夫正是以历时的诗学谱系研究建构起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之间的深层联系和亲缘关系”(Barry 833)。 帕洛夫的共时诗学谱系研究本质上说是诗学的互文性研究。帕洛夫认为，诗学不仅有其历史性，还有“互文性”(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xxv)。基于此，帕洛夫诗人和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就是以互文共建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比如帕洛夫的著名文论“庞德/斯蒂文斯：谁的时代？(Pound/Stevens:Whose Era?)”，就是对庞德和斯蒂文斯诗歌和诗学的互文性研究。这一共时的诗学谱系研究意义非同小可。比如帕洛夫对庞德时代还是斯蒂文斯时代的思考回答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代主义的含义”(Perloff,The Dance of the Intellect 2)。对互文性的不断发掘让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取得了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比如后现代诗人热衷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一路追溯到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Perloff,Poetics in Mew Key 16-17)；语言派代表诗人伯恩斯坦提出的在创作诗歌时，每一个词都有独特作用，而改变一个词就会改变整首诗歌的观念与艾略特在论文“传统和个人天才”(“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的相关阐释如出一辙等(Perloff,21st-Century Modernism 63)。2010年，帕洛夫更是以引用、转录、复制等带有互文性的诗歌创作策略为研究视点，提出了“非原创天才”的理念(Perloff,Unorginal Genius)，为英美现代派和后现代诗歌编织出一张互文建构的诗学谱系之网。 三、“辨微阅读”与诗学谱系研究 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是宏观历史思维和“辨微阅读”方式的有机结合。所谓“辨微阅读”就是既阅读文本，又阅读语境(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26)，是“把文本阅读和文化阅读相结合的开放式阅读”。“辨微阅读”对重新评价现代派经典作品、对诠释当代的先锋实验诗歌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从诗学谱系研究的角度来审视“辨微阅读”，其意义就更不可小觑。这种阅读方式对于发掘、定位和修正诗学谱系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正是通过“辨微阅读”，帕洛夫为语言派诗歌寻找到了厚重的诗学之源，为这个曾经饱受争议的诗歌流派被评论界和读者的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语言诗寻找诗学谱系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末，在21世纪逐渐酝酿成熟。在出版于2002年的《21世纪的现代主义》开篇，帕洛夫就为语言诗派画出了一幅家族谱系树形图。从两位“斯泰因”(Gertrude,Wittgenstein)，到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斯，再到客体派诗人和纽约派诗人，爱尔兰戏剧家、诗人塞缪尔·贝克特，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Perloff,21st-Century Modernism 211)。在《诗歌、诗学和教学辨微》中，帕洛夫在对伯恩斯坦、苏珊·豪、西里曼(Ron Siliman)等语言派诗人的诗歌和诗学理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之后，总结出了语言派诗歌的四个特点，并在后结构主义的观照下，考察了语言诗派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诗歌和作者的关系、诗歌和现实的关系等方面的先锋性和艺术魅力。而她在论及艾略特的先锋性时，也在先锋的艾略特身上看到了伯恩斯坦的影子：伯恩斯坦关于语言诗歌“反吸收”的理念与早期的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谱系传承关系。在《诗学新解》中，帕洛夫对此又有更为详尽的阐释：伯恩斯坦的“反吸收”与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中提出的，多恩和他的小圈子“拥有一种能够吞没任何一种经验的敏感机制”的说法一脉相承(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13)。至此，帕洛夫为语言诗派寻找到了一个庞大、丰富的学理之源，成功地为语言诗派挖掘出了盘根错节、深置沃土的谱系之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为诗学谱系研究，帕洛夫和哈罗德·布鲁姆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很多差别是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比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的前言中说，他试图“通过描述诗学影响提供一种诗歌理论”(Bloom 5)，说到底还是以理论建构为目的；而帕洛夫则从来未曾试图以任何方式建构诗歌理论；布鲁姆的诗学影响谱系是以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误读”为基础的，而帕洛夫显然对这一理念没有兴趣。然而两位诗评大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却是潜在的，深层次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诗学谱系框架设定不同：布鲁姆的诗学谱系的建构是在他的“西方正典”的封闭框架之内的。而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的框架是动态的，开放的，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布鲁姆的诗学谱系设定了一个绝对中心，即西方文学中心——莎士比亚；又设定了一个相对中心，即美国诗歌中心——惠特曼。而帕洛夫的诗学谱系则是彻底“去中心”的。对帕洛夫来说，经典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版图和不断新陈代谢的有机生命体。而这正是布鲁姆与帕洛夫那次著名的学术冲突的真实原因(Perloff,Poetics in A New Key 53-54)。其二、诗学谱系建构方式不同。布鲁姆的诗学谱系建构是一场后辈诗人和前辈诗人的心理战，而战争的焦点是诗歌的主题主旨。这也就意味着布鲁姆既拒绝文化批评，也绝不会在语言分析上恋战。而这两点却恰恰是帕洛夫的“辨微阅读”关注的焦点。截然不同的诗学谱系建构方式产生的结果也自然不同。帕洛夫积极推介的语言诗也许永远进入不了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而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失去了阵地的庞德则在帕洛夫的“个人经典”中找到了恰切的位置。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帕洛夫的诗学谱系研究的确是她搭建的一条通往诗歌和诗学研究顶峰的天梯。维特根斯坦曾在《逻辑哲学论》中告诫读者：“在爬上梯子之后就把它抛弃。”(Wittgenstein 89)那么，帕洛夫对待自己的这条天梯又是何种态度呢？帕洛夫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她的梯子在被她本人不断地“抛弃”。这就是她不断自我否定的精神。纵观她的诗学研究之路，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反思、自我修正，甚至是自我否定。比如，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关系问题的论证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便是对同一位诗人，这种不断修正的精神也贯穿始终，比如在艾略特的研究中就充分体现出来。在《诗学新解》中，这种自我纠正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帕洛夫不断抛弃自己架起的梯子的做法彰显了一位严谨的学者尊重客观规律，不断自我突破，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境界。这是她自我前进的动力，也是她能够不断推进英语诗歌和诗学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