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历史演变及其现实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广东论文,管理模式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395（2007）04-0062-07
就业是流动人口追求的目的，也是根本利益所在。就业管理模式科学合理，不仅是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以取得最大效益一个重要保障，也是稳定流动人口、维护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一环。2000年广东流动人口上升至2530万，居全国之首，近年又有上升之势，形成巨大的人口就业、治安、环境压力，这与日俱增地摆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面前。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提高，对就业者数量、文化技术素质等提出许多新要求，势必有一部分流动人口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适应新就业形势要求，这就给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提出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改进或建立新的就业管理模式，以保障广东新一轮经济增长需要。
流动人口就业管理已有很长历史，特别在广东这样商品经济发达省区，这方面所积累经验，对于时下蔚为壮观的流动人口的就业管理问题，将提供历史启示和借鉴。
一、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演变
这种演变，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前后两个阶段，建国初至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流动人口停滞、甚至是僵死阶段；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建立，流动人口从活跃走向迅猛发展阶段。因流动人口与就业是同步发生的，所以流动人口的变迁，也基本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就业的变迁。
（一）1978年以前流动人口就业按计划分配阶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严密的户籍制度牢牢地维护着城乡二元结构，加上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粮油凭证供应制度等，城乡流动人口数量少，规模不大，社会成员被固定在国家指定的地域。为数不多流动人口就业都是按照国家用工制度，采用统一安排形式实施的，就业对象包括南下广东干部、复原退伍军人，经济建设所需技术人员、工人、文化教育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大中学校毕业生等。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对广东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无疑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
按照这个阶段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特点差异，又可分2个时期。1950～1960年，为流动人口就业活跃时期：经过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城市成为经济建设重心，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成为工人、干部、服务人员等。据有关统计，到1957年广东非农业人口达597.13万人，比刚解放1949年增长了36.5％，年均递增4％，超过同期广东人口年增长率2％水平[1] 1061。如广州市，1950～1959年，市区人口由247.53万人增至350万，年平均净增11.2万人，年均增长率达3.8％。除了当时鼓励人口生育以外，过多接纳外来流动人口是人口增加主要来源。同期，广州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48％，为改革开放以前广州工业发展最快一个时期[2] 180,390。这自然离不开外来人口带来技术和管理等支援。
1958年开始大跃进，浮夸、冒进成为社会风气，城市建设违背客观规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1960年，广东非农人口以年均11.8％速度增长，同年全省非农人口达763.62万人，占总人口22％[1] 1062。但这主要是省内流动，省际流动还是很少的。这一时期流动人口比例高、发展快、涉及城乡广，除开上述经济建设需要，还在于当时能执行1954年宪法所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权利，以及城市户口管理上规定等。
1960～1977年为流动人口就业曲折波动时期。60年代初，基于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广东经济也和全国一样处于困难时期，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政策，精简机构，压缩建设规模，动员部分企事业人员及城镇居民回乡，同时开始实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户籍政策，流动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就业也更加困难。至1965年，广东非农人口为679.9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17.6％，低于1960年22％水平[1]1062。广州人口也呈负增长，仅1961～1962年，广州人口减少3.53万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也掀起干部下放劳动、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和战备疏散等，造成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逆向流动。1966～1977年，全省迁向农村干部知青共127万人，其他由于政治原因被遣送回乡的城镇居民不算在内。在经济停滞不前背景下，广东非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持续回落，1978年只占16.3％，达到建国以来最低水平。移入城镇人口的仅限于招工，招收工农兵学员等，数量很少，且以省内为主，省际迁移基本停顿。以广州为例，1960～1970年，广州净迁出人口多达30万人[2] 182。仅此一项，反映出城市经济不景气和人口资源浪费，人口就业也更加艰难。
综观改革开放以前，广东流动人口从建国初活跃到以后的停滞甚至禁锢，主要原因一是建国初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广东以处于海防前线，邻近港澳等原因，不是国家重工业发展重点地区，限制了重要工业项目摆布和资金投放，致使提供人口就业机会不多。二是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商品生产和流通受到严重限制，基本切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其效益也就难以发挥。从联结城乡商品流通纽带小城镇数量变化来看，1950年全省设建制镇175个，1957年181个，1965年下降至142个[3]。离开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对于人口就业，无异于釜底抽薪，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三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农村人口基本经济活动被限制在以粮食为纲农业劳动范围内，不但农民职业身份无法改变，也由于以粮为纲政策一旦强调过头，直接妨碍经济作物生产，而经济作物又是为轻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轻工业发展受阻，反过来又危害经济作物发展。这种恶性循环使农村人口始终无法超越人民公社桎梏之内。四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人口被牢牢地约束在固定的特定地域内，完全排除了向城镇流动的可能性，城市和工商服务业也不可能吸纳农村人口，造成城乡经济两败俱停局面。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结果，广东人口流动长期处于冰冻状态，农村大量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在简单、重复、低效农业劳动中消耗大量劳动力资源，创造的国民收入只占很少份额，而城市劳动力却占很大比例，这种反差，进一步拉大城乡距离，使城乡二元结构鸿沟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远，甚至走向对立。
（二）1978年以来流动人口就业按市场需求迅猛发展阶段
1978年以来，开启改革开放大潮，广东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人口流向中心。早在80年代就有“百万劳工下广东”，“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说，说明广东流动人口就业正出现一个崭新阶段，影响所及不仅是广东而是全国。由此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当然也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去思考和解决。按照这阶段流动人口就业性质、特点、差异，可划分两个时期。
1978～1984年：流动人口就业复兴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广东作为先行一步地区，首先推出一系列发展商品经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有利人口流动、就业等措施，不仅纠正了过去人口流动的失误，安排大批干部、知青返城工作，而且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统购统销政策等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产品日见丰富，释放出大批农村劳动力，为向城镇流动提供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城镇企业开始萌芽、壮大，渐渐形成为工业一个重要方面军，开始吸收农村部分劳动力。1979年以后，广东先后建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和一批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等，吸收省外大批经济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等。如一支重建1976年大地震后新唐山2万工程兵调到深圳，1983年作为裁军对象保留下来，成为深圳建设一支劲旅。在行政建置上，广东于1983年为全国市管县试行省区，一些县升格为市，需要开展各项市政工程建设，同时全省广泛开展道路、桥梁、住宅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增加流动人口就业机会，开始了后来流行一句话“北方人（实指岭北人）50年代来土改，80年代来改土”，即指广东大规模各项工程建设。在逐渐发展经济和良好就业环境下，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到广东就业。不过这时期主要是省内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向珠三角地区流动，外省人口流动入粤尚少。如广州市区流动人口，1979年为25万人，1980年为30.6万人，1984年达到50万人，5年间增加1倍[2] 182，以后更节节攀升。这些外来人口主要从事各种劳务活动，大都有比较固定住所，生活颇为稳定，对广州社会贡献匪浅。当然，也有一些盲流夹在其中，对广东社会治安有一定破坏作用。
1985年以来：流动人口就业迅猛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在广东落实，特别是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广东，充分肯定和评价广东在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特区等成就，更加坚定广东沿着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从而掀起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这主要反映在：
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无论产值和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都有成倍增长，成为广东支柱产业之一。这时出现顺德、南海、中山、东莞所谓“广东四小虎”，就是依靠兴办乡镇企业而举世瞩目的。
二是长期束缚人口流动户籍政策有所改革，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促使全国有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产生巨大“轰动效应”。此后，掀起一次又一次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大潮，就在国务院文件颁布当年，珠江三角洲就有10.37万人进城落户[4] 69，其中95.75％来自三角洲各县内，至1985年底，全省有60万人自带口粮进城落户，占1983～1985年全省建制镇户籍人口迁移增长量的98.5％[5]，显见户籍制度稍一松绑，农村剩余人口就业问题迎刃而解。
三是与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人口转移相联系城市化高潮兴起。中外都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视为城市化主要标志。并且城市化与商品化、非农化、工业化、现代化和城乡空间一体化是紧密不可分割的[6]，从而扩大商品市场、非农活动向城镇集中、工业进一步在城市发展，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以及保障城乡一体化所需要的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等，这就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满足流动人口就业需要。城市化对流动人口的这种效应，在80年代就表现出来。1979年广东城镇化水平为18.94％，1988年上升到26.96％[7]，综合地反映流动人口就业途径进一步拓宽，地域上越来越向城镇集中。
1992年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再次肯定广东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经验，广东又一次迎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流动人口就业再进入一个新时期。1996～1999年全省迁入人口分别为113.47万人、130.9万人、117.93万人和107.68万人，但这是指正式户籍迁移人口。非正式户籍迁移即外来工数量更大，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广东暂住人口总量从329.26万上升到2629万，占全省总人口比重从5.24％上升到30.42％。加上外出不满半年流动人口，则2000年广东暂住加流动人口高达3104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3[8]。同时，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加快，1996-2000年，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4.1％、6.3％、7.3％、6.4％和7％，其中向城镇转移的分别占96％、71.4％、62.2％、60.3％和69％[1] 1063。外省和本省农村对人口“推力”与本省城镇对人口的“拉力”相结合，产生流动人口在广东城镇大量集结，为城镇各项产业发展提供巨大劳动力资源。据有关报道，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次劳动力在广东工作过，省内流动人口劳力的40％和省外流动人口劳动力的80％都流向广东工厂企业。外来工已成为广东工业和服务业的主力军。2001年广东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2万亿元，名列全国之冠。2000年广东城镇人口过4752.56万，占总人口55％，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珠江三角洲，已实现城乡一体化[1] 1078。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就业对广东经济增长有十分明显因果关系，约有20％经济增长量是由于流动人口就业产生的。以深圳为例，有如下关系：
显见，深圳经济发展主要是外来工的贡献，珠江三角洲也大抵如此。当然，整个广东经济发展与外来工关系比较复杂，兹从略。不管怎样，近10余年是广东流动人口就业鼎盛，也是广东经济最辉煌时期，二者呈正相关。近年，广东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全国经济大省，外来工功不可没。
当然，流动人口也从广东经济发展中得到不少回报。有人估算，在广东一个外来工，一年约向家乡寄回3000元，近10年，外来工从广东汇走2400多亿元。作为向广东输入劳力最多省区之一的四川，有300万人在广东，每年汇回家乡100亿元。在东莞，外来工1999年通过邮局汇走117亿元[1] 1079。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把向广东劳务输出作为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一种重要手段。致使广东与这些省区之间商贸、运输、文化等交流更加频繁，无论经济、城市、思想文化等，都获得双赢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总结广东流动人口就业模式变迁，可归纳如表：
二、广东现行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及其评价
广东流动人口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群体，现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其就业管理模式、存在问题以及应采取对策和措施。
（一）基本估计
2000年广东流动人口达2530.4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29.28％，其中跨县（区）流动人口达2105.4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4.88％。这些流动人口90％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约1929.34万人，其中深圳、东莞又占1077万，为流动人口总数56％，远超过当地户籍人口数，为高度密集区。而分布在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仅有176万人，占8.36％，形成强烈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也是经济发展差异一个缩影。2000年广东流动人口约72％来自省外，依次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重庆和福建。这10省区占省外流动人口93％，亦即泛珠三角是广东流动人口主要来源。而省内流动人口约80％来自东西两翼和山区，绝大部分又流向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成为省内外流动人口高度汇集地区，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地区，达1005人/km[，2]，最稠密珠江口东岸达4000人/km[，2][4] 39，使三角洲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非常尖锐，人地关系十分紧张，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向外寻求“生存空间”。
广东流动人口男女性别比大概持平（女100，男100.50）与广东行业结构劳动密集型比重大致相适应，利于女性就业。而近年广东大规模基建工程又为外来男性提供就业机会。
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看，呈“两头小，中间大”纺锤状，以15～39岁青壮年为主，占86％。流动人口年轻化，能适应各个工种，为企业注入生机和活力。但问题另一面是，这个群体中育龄妇女（15～49岁）达1006万人，占流动人口47％，又给计划生育管理造成压力。
广东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相对于当地人口要高，受过普通教育的有91％，其中初中文化的占61.43％，但受过专业训练中专以上程度的仅占7.83％。这种劳动素质说明流动人口大多数只能充当普通劳动力，适宜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初，“前店后厂”、“三来一补”经营模式为主时，这些人容易就业，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者智力、技术要求提高，这种文化程度就难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势。
（二）就业管理模式特点
流动人口是一笔巨大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属卖方，而各个企事业单位为买方，由此形成买卖关系，按照劳动市场规律运作。从五普资料反映，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特点，可归结如下：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变动性大，不利于提高劳动素质和技术水平。流动人口多为外省青壮年，未婚为主，入粤若干年后大部返回原地，只有少数扎根广东。据悉，流动就业人口新老交替比率约占总人数10～15％，而地区之间打工一族流动比率则达20％以上[1] 1073-1074。按这个速率，每5～7年，一个企业或地区外来打工者将全部替换。事实上，80年代初入粤外来工已大部回原籍，未能融入当地社会。企业或地区劳动者队伍不稳定，无补于培养企业人文精神，劳动者容易产生短期行为，最终难以形成一支技术过硬工人梯队。
第二，劳动力市场管理不健全，发育未成熟。由于流动性大，流动人口就业具有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往往一哄而起，经常处于无序状态。每年春节后爆发“民工潮”即为这种无序性的最严重表现。盲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缺乏就业方向、目标，又得不到劳动中介部门有效指导，由此产生就业欺诈事件屡见不鲜。有调查显示，时下广东流动人口中，只有20～25％是有组织输入的[1] 074，其余的皆通过人缘、地缘关系等无组织地进入。这主要是劳力市场管理不健全，发育未成熟所致。目前，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曾在劳动力就业方面达成某种共识和协议，有望今后结束劳动力无序流动，并纳入法治轨道。
第三，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利于形成广东支柱产业。据五普资料统计，广东流动人口约70％，即多达1145.6万人从事制造业，其余则为批发零售、餐饮和农业，这使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成为广东产业的支柱和龙头。流动人口集聚的珠江三角洲由此被誉为“世界工厂”，这对增强广东综合实力和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匪浅。问题在于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多为层次较低的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低，从事智力型的相对少。反过来，这同样说明流动人口素质偏低，由此给企业提出了艰巨的培训员工任务。
第四，流动人口相对当地人口失业率低，利于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流动人口在满足广东经济发展需求之同时，同样存在失业现象。据统计，2000年，全省失业人口达226.4万人，失业率为4.59％[1] 1080。而在珠江三角洲，失业率为4.53％，比全省略低。虽然未能单独统计流动人口失业率，但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显见流动人口失业率比全省要低，如东莞为1.35％，深圳为2.58％，中山为3.22％，都低于珠江三角洲平均水平[9]。外来工就业期望值低，就业少讲条件，很容易满足。苦、累、脏活都愿意干，没有当地人那种苛求，这利于流动人口就业管理。
第五，外来工入粤热情下降，不少企业招工困难。近年由于长三角、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广东过去为外来工首选打工对象格局被打破，外来工分流；加之广东对外来工工资偏低（700元左右），外来工失去往日入粤打工热情，致使不少企业深感招工困难，这种情况挑战广东现有的就业管理模式。
（三）存在问题
流动人口就业从原来公安部门严密对户籍和劳动部门对用工，以及各级政府的条块相结合管理模式到就业的市场化管理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很多转变机制、管理手段未完善或未到位，所以在就业管理上存在问题不少，非常值得重视。这些存在问题包括：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相互脱节，甚至相互推诿，造成管理混乱，效果大打折扣。流动人口多务工商及服务业，对其管理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包括公安、工商、税务、统计、妇联、司法等部门，这些部门分属不同行政系统，其权力、责任、利益不一致，难免影响管理效能。
第二，流动人口就业法规、政策、条例等尚不完善和欠健全，特别是还缺乏全国统一流动人口管理法规，虽然各省区也有一些相应规定或条例，如《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规定》，但只能各管一方，难以协调统一。特别是广东流动人口来于全国大部分省区，必须有一部全国性法规作为执行依据。
第三，管理方法、内容上缺乏科学、有效动态监测系统和手段，以致对“民工潮”爆发规模、时间、来向、流向等难有准确预报。
第四，缺乏劳资争议管理机制，大量流动人口在企业就业，劳资双方中存在大量有关工资发放、拖欠、克扣现象，对工人罚款、扣压押金，以及报销医药费、工伤赔偿等矛盾，往往又是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问题在“三资”企业中尤为突出，很容易诱发社会问题。但至今仍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现在一般由政府劳动部门处理，而工会难以起作用。
第五，对流动人口就业管理及执法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有损执法机关声誉和形象。如对流动人口就业必须同时具备的三证（就业证、暂住证、婚育证）就有不全者，但仍能就业。对劳资纠纷、劳动时间过长、劳动者最低工资保障等都有执法不严等现象，亟待处理。
三、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内涵
根据广东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演进历史、经验、现状评价、存在问题，以及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走势来构建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这个模式内涵应包括：
（一）“高增长-低就业”管理模式。就业人口增长应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对经济已从改革开放初依靠劳动密集型模式而高速发展起来的广东，当前又面临巨大流动人口压力，但又必须保持已有高速发展态势，宜采取“高增长——低就业”模式。这个有三个含义，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如广东GDP年增长13％左右），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第二，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而就业人口增长，应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广东经济高速增长是毫无疑义，但就业人口不是同步，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进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善经营管理等来实现。为此，就业人口应以高素质人员为主，而不是遍地充斥的低层次外来工。第三，外来流动人口入粤必须加以有效控制、筛选。按广东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来确定就业人口规模。在世界经济史上，20世纪50年代日本、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就是采取这种模式而获得成功的。今天之广东情况与当时四小龙相类似，可效法这个模式[10]。
（二）建立流动人口分流就业机制。广东目前已有庞大流动人口，只要广东经济发展势头不减，仍将继续吸引大量人口南下，广东就面临日益严峻就业问题。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应充分利用广东对外开放有利条件、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华侨、港澳台同胞众多，对外联系广泛等优势，扩大劳务出口，将剩余劳力直接分流到海外劳动力市场。广东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经验，潜力很大，相信会获得成功。
（三）建立流动人口“文化认同”机制。流动人口在广东就业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数年后即返回原地，在广东安家落户者甚少。这其中一个原因是文化差异。要建立一支稳定劳动队伍，应从文化观念上下功夫，通过各种途径，使流动人口将广东视为“第二故乡”，乐于在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广东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深圳、珠海、广州等城市已形成“新客家”族群。深圳尤为典型，应总结这方面成功经验，推而广之。
（四）就业模式创新。流动人口就业市场化是必然选择，但目前，政府指导、干预就业仍不可少。在这种背景下，广东就业大军不断膨胀。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也应不断创新，创造更加灵活多样就业方式，包括国营、集体、全日制、季节、临时、兼职、个人创业，以及形形色色服务业等，尽量拓展就业门路，以容纳更多流动人口。
四、构建广东合理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对策措施
要达到上述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模式内涵，必须在体制创新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与措施。这包括：
（一）在省政府内建立统管流动人口职能机构，就业管理应是其工作核心之一。这样一个政府机构建立及赋予其各项职能，将结束对流动人口管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混乱状态，使之纳入有序、可持续发展轨道。
（二）建立覆盖全省流动人口地理信息系统（GIS）。收集、贮存流动人口资讯，以供上自有关流动人口宏观决策，下至每个流动人口基本状况及其变化，进行有效管理。这样一个GIS还可与人口其他系统、环境、资源等合并开发使用。
（三）利用中国加入WTO，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机遇，特别是广东对外交往优势，寻找海外劳动力市场，加快劳务输出，以减轻人口和环境压力，改变广东流动人口只进不出或少出局面。
（四）实施就业人员培训计划，可由政府、企业或企业集团等牵头组织，对在业人员或待岗人员进行文化、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高增长-低就业”模式要求。据报道，广东将来三年内出资900万元，培训600万以上农民工，占广东农民工32％，使之成为技术工人。为此，将建立80个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基地，2005～2007年，广东每年将培训农民工2200万人以上（见羊城晚报，2005年8月2日第5版）。最近，深圳已在这方面花巨资办培训班，效果当可预期，也可供其他城市参考。
（五）制定“新客家”安置计划。历史上广东是个移民社会。近20多年，广东移入大量外来人口，不少人已经入籍广东，被称为“新客家”。这些城市新族群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实际上已经“粤化”。要使外来人有归属感，除了就业安置以外，还应加强对他们进行岭南文化宣传，使流动人口作为不同地域文化载体，认同、接受岭南文化，时间既久，这部分流动人口就有可能转化为当地居民。为此，实有必要制订一个“新客家”（称谓可另定，在此姑且借用“新客家”一词）安置计划。内容之一是与流动人口就业相关的安定人心、潜移默化有关措施，包括就业以及各种安民、利民政策与措施。过不了多少年，有可能像深圳那样，出现一个“新客家广东”。
（六）建立流动人口应急机制。广东这2530多万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是离开土地农民。农民一旦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就业，倘若目的落空，将无所顾忌，成为一种可塑性很大力量。这个群体文化素质偏低，容易受人煽动，倘若发生诸如劳资纠纷、重大工伤事件，或与当地下岗、失业人员冲撞恶性事件，有可能诱发更大社会对抗，甚至动乱事件。除了在就业、社会保障上对流动人口采取平等、公正、公开政策外，也应建立流动人口应急机制，防患于未然。
（七）建立流动人口自己组织（如工会），依法保障流动人员自己权益，也是稳定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要举措。这项工作应宜尽快纳入议事日程。
（八）加强对外来工的人文关怀。外来工远离故土，在一个社会文化相对陌生环境里过着流动打工生活，更需要企业的人文关怀。故企业要努力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实行公平、规范用工，保障外来工利益，使之在企业有归属感、安全感。
（九）改革现行招工形式。现在采取广告、熟人介绍、中介市场等招工形式，已落后现代化大生产要求，应加以改革。宜通过网络，或直接到劳力输出地招工，克服招工方式落后现象。为此，应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各级劳动部门按照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要求构建省、市、县三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及其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