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臨安府周圍之郵傳系統——立足具體背景和設置狀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背景论文,郵傳系統论文,臨安府周圍论文,設置狀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國古代之郵傳雖爲以文書傳遞爲主要職能之設施，實與交通、地理、政治、典章、軍事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郵傳一直是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宋代是郵傳制度的一個重要演變期，而其中之南宋郵傳，又出現了格局上的重大變化和制度之調整，因而對宋代郵傅之研究，其意義又尤爲突出。關於南宋之郵傳，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多是對南宋郵傳之遞鋪種類、傳遞方式、傳遞效能等郵傳制度本身及其執行狀况之研究，至於南宋郵傳更張之具體背景、郵傳路綫之走向，以及不同綫路郵傳之設置特點與作用，則缺乏必要之研究。本文擬從這幾個方面，對臨安府周圍之郵傳系統略作考察。
一、政治格局與交通形勢之變
宋朝承中晚唐之制，遞鋪正式成爲郵傳機構，與專門承擔接待之責的館驛分立。北宋時期，以東京開封府爲中心，向各州縣設置遞鋪，形成輻射全國的郵傳系統。但北宋立國之勢與唐大異，其疆域僅限於原來的五代十國地區，自東北而西南，分别被遼、西夏、吐蕃、大理、交趾等政權所包圍。幾個政權中，北宋除與吐蕃和大理能較爲穩定地和睦相處外，與遼、西夏總是處於敵對狀態，甚或釁端時起，和戰無常；與南方之交趾亦常有摩擦。爲加强邊疆之防衛，開封府連接北方、西北和嶺南之交通綫上，便成爲郵傳設置之重點。
宋代郵傳依其傳遞速度分爲三等，即步遞、馬遞、急脚遞。步遞是文書傳遞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種形式，主要傳遞官方常程文書、官員私書和小宗官物，日行二百里；馬遞主要傳送緊急機密文書，如赦降、敕牒、獄案、邊報、軍興飛書、賑濟、河防及催發貢物等文書，一般爲日行三百里；急脚遞是傳遞速度最快者，主要傳遞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盗賊文書，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但只有戰爭狀態下才使用。三種傳遞方式，或有以不同種類之遞鋪承擔者，但多數情况下，則是一所遞鋪兼具兩種或三種功能，即遞鋪内鋪兵各有分工，分别承擔步遞、馬遞或急脚遞之傳遞任務。步遞設置最爲普遍，即一般遞鋪皆具步遞之功能，但馬遞與急脚遞，特别是急脚遞，則不是普遍設置的。北宋之馬遞與急脚遞重點設於開封府連接秦鳳、永興軍、河北東西、京東東路和廣南東西路的交通綫上。開封府連接江浙、福建之交通綫，雖亦見有馬遞、急脚遞之設，但因其遠處東南，僅以財賦爲重，而少有警急之患，故其重要性遠不及上述諸路②。但情况到了南宋就大爲不同了。
南宋偏安半壁，先是與金朝對峙，後是在蒙元之威逼下苟延殘喘，政治格局與北宋不同。終南宋之世，川陝、江漢、兩淮之地，一直是軍事前沿，而其政治中心南移至臨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因此，交通與軍事防衛形勢爲之大變。一方面，中國的交通重心向東南移至臨安府③；另一方面，南宋的軍事防衛亦以川陝、江漢、兩淮連接臨安之要道爲主。關於後者，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張守在上書言防金策略時曾有論及。其《論守禦剳子》云：
臣竊謂其（指金兵）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陽］軍絶淮入楚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穎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穎昌、唐州至於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絶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為可禦。④
當時以宋高宗爲首的南宋朝廷尚未渡江，而在揚州，張守之守禦策略亦是立足於兩淮而言。儘管如此，却道出了江漢、兩淮連接江南的交通形勢。其交通要塞，“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實際上，江南之交通要塞尚有建康（治今江蘇南京）和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建康府城處龍蟠虎踞之地，“西引蜀漢，南下交廣，通會滄海，北達淮泗”⑤，是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長江天險之門户。鎮江則“因山爲壘，緣江爲境”⑥，“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户”⑦。只是當時兩處尚在揚州之後方，未被張守言及。當時在淮東一路，扼守楚州（治今江蘇淮安楚州）、泗州（治今江蘇盱眙附近）、天長軍（治今安徽天長）、真州（治今江蘇儀徵）等處即可。但到了南宋將行在所遷往臨安之後，鎮江府、建康府、太平州（治今安徽當塗）、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則正式成爲守衛長江天險，屏蔽臨安的要衝。川陝和江漢與臨安之交通亦多經池州、太平州等處而至。
四大要衝中，鎮江、建康自古便是連通江北至吴越之通衢，其地位自不待言，池州、太平州兩處之地位則在南宋發生了顯著變化，因爲這兩處是臨安連接淮西的必經之地。唐朝至北宋時，淮西地區經江東至杭州及兩浙其他地區，雖也有陸路相通，但其地位遠不能與襄、荆至湘中、江西、嶺南綫和沿汴河東南行經杭州至福建、嶺南綫相比。到了南宋，由於淮西地區先後成爲與金及蒙元交戰之前綫，爲保證軍需供給和軍期文書之傳遞，其與行都臨安的交通聯禦大大加强，臨安與淮西間陸路交通之地位，日益突出。此間有兩條主要道路，一條是從太平州接續廬州（治今安徽合肥）來路，經寧國府（即宣城，治今安徽宣州）、寧國縣（治今安徽寧國），穿千秋嶺（寧國縣東一百五十里）或經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而至臨安，又自寧國縣轉經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也可至臨安；一條是從池州接續廬州經舒城縣（治今安徽舒城）來路，經徽州而至臨安。這兩條道路中，千秋嶺與池州分處其要衝，有大量的文書傳遞、綱運和商旅經過。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四日，提舉兩浙市舶劉無極言：“千秋嶺通徹太平、宣州、廣德軍、建康府，正係衝要控扼去處，東西兩山，上闊一千餘丈，萬一賊馬奔衝直趨本府至越州，或取嚴州直趨温、台、明、越州，若不掘斷，臨時措置不久，又恐傳送機密文字、綱運往來不便，欲開掘中間，量留三五尺以通傳送文字、綱運、商旅，稍有警急，併工掘斷。”⑧紹興元年(1131)四月，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言：“本鎮奏報朝廷文字，經由太平、池、宣、廣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軍。”⑨嘉泰三年(1203)五月，權知閤門事張時修言：“池州係江淮、蜀漢等路遞角聚會去處。”⑩
然而以上僅是就陸路和江防而言，實際上，宋室南渡後，淮東至福建沿海地區便裸露在北方敵國的威脅之下。因此，海防亦成爲南宋軍事部署的一個重要方面。
鑒於“南渡以後，江、淮皆爲邊境”(11)，而“水戰之利，南方所宜”(12)，宋廷開始建設水軍，進行沿江和沿海之防衛。如建炎元年(1127)六月，即接受宰相李綱之建議，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和要郡置水兵，隨後又“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但不久即罷(13)。經歷海上逃難之後，高宗深感水軍之重要性，便於紹興二年(1132)始設沿海制置使，“置司平江之許浦鎮”，“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儘管因其轄區太廣，且海道複雜，履有置廢，或分沿海制置使爲浙西淮南路、浙東福建路兩使，但水軍之部署則漸成定勢。其中，兩浙沿海水軍負責對行在臨安之防衛，即所謂“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原稱蘇州，治今江蘇蘇州），創澉浦水軍於嘉興（原稱秀州，治今浙江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原稱明州，治今浙江寧波），無非爲京師左右前後門户之防”(14)。其中許浦水軍主要負責防衛長江口以北海道並威懾膠西（今山東半島）；定海水軍主要把守朝廷海上之退路；地處定海、許浦之間的澉浦水軍，其職責亦處於定海、許浦之間，主要爲彌補許浦水軍距臨安稍遠，而拱衛京師門户之力有所不逮的缺陷。沿海三處水軍之外，尚有福州、廣州之水軍，但主要是維護地方治安，其地位不及許浦、定海與澉浦(15)。許浦所在之平江府和定海所在之慶元府，雖自設立州府之日便有其地位，但從未有如南宋時之重要。
二、南宋更張郵傳之過程
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鎮江府、平江府、嘉興府與慶元府，既爲屏衛臨安之要塞，則南宋自然在諸處派駐重兵扼守，但同時亦須維持好諸處與臨安之交通，以保證臨安與諸處及前綫信息之傳遞與物資之流通，郵傳建設便是其中至爲重要之方面。如建炎二年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其中“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16)。實際上，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視郵傳之建設。
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趙構在應天府舉行登基典禮。當天之赦文中便有云：“應急脚馬遞鋪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時支破請給。”五月三日，“又詔下諸路提舉茶馬鋪所，多方招誘［鋪兵］，又將急脚鋪先次剗刷諸色厢軍填補。請給衣糧，令按月支遣，除傳送文字外，其餘應合破遞馬、鋪兵，權行住罷，候措置就緒日依舊”。六月一日，“又詔令諸路轉運司先次將差出人拘收，歸元來去處，其逃亡闕額，於本處厢軍内撥填。其請給三分中更增一分，舊人依此請給差與。權免諸般差使，專一傳送文字。如招到後却有逃亡出首之人，其所增請給更不支給”(17)。
可以看出，南宋政權建立後，對郵傳之整頓和恢復是非常急切的，不僅連下詔書，而且爲保證文書傳遞，將官員差出所配遞馬、鋪兵暫時住罷。但因舊有郵傳系統已自北宋末年積弊日深(18)，又加金軍南下之破壞，已非短期内所能恢復。四個多月後，臣僚的一份奏章不僅反映出數月來郵傳恢復之效果、文書傳遞之狀况，而且亦指出了所存在之問題。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
有司失職，郵傳不通。陛下即位以來詔令多矣，而浙東州軍所被受者唯兩赦及四五御劄，其他片紙不傳。浙東距行在止二千餘里，而命令阻絶如此，彼川、廣、福建可知矣。契勘諸道進奏官遇有被受文書，畫時發遣，或合謄寫播告，各有成法，比緣一切指揮官吏分番，其留行在者一月一易，遂致廢事。……又，馬遞鋪兵緣軍興調發，或因招軍，許令刺换，故所在多有出［闕］額。(19)
從這篇奏議中可以看出，數月來南宋對郵傳之恢復是起色不大的，即便當時遠在後方的浙東都還處在幾近癱痪之狀態。除本來就存在的遞鋪嚴重闕員等問題没有得到解决外，又出現進奏院制度未健全之因素。之後，南宋政府對郵傳之恢復、整頓仍是不懈努力，不僅加强對郵遞之提舉、督察，繼續招填鋪兵，還健全進奏院編制以隨行在。但這一系列努力仍是收效甚微。一年之後，不僅仍是許多州縣道路遞鋪“緣兵火殘破，未曾復置”外，更有諸處兵馬及奉使官員“科差遞馬、人夫”，“搔擾害民”。因“慮有闕少鋪兵轉送未到去處”，朝廷赦書則“仰諸司、諸州縣鎮被受日時謄録，互相關報鄰接官司疾速奉行”(20)。
通訊渠道之不暢，對一個新生政權之影響是可以想象的。但南宋却因此遭受了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之慘禍。建炎三年(1129)初，金軍奔襲揚州，因南宋傳警斥堠不修(21)，當金軍占領離揚州只有一百多里的天長軍時，南宋方獲消息，結果揚州十餘萬軍民慘遭屠虜，宋高宗本人則在淫樂中受到驚嚇，倉皇出逃，並因此喪失生育能力。這一劫難，對宋高宗本人及整個南宋政權，都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經此慘痛教訓，南宋不得不在建設郵傳方面另覓他途。
爲預防金軍每年都進行的南侵，保證新政權與轄内各地的緊急文書往來，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應急性文書傳遞系統。最先設置的是斥堠鋪。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亦即揚州逃難後半個月，知杭州康允之開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設置斥堠鋪，“每十里置一鋪，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鋪五人，新舊弓手内選有心力、無疾病、能行步少壯人充，每日添支食錢三百文省”(22)。
斥堠本是設於邊疆和戰爭前沿地區偵察和傳送情報之機構，而今南宋則將其發展爲一種專門的遞鋪，設於行在通往前綫之要道，不僅專設於兩浙路，淮南、荆湖、江南東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設置(23)。斥堠鋪初設時，與原有遞鋪（即省鋪）有所不同。第一，斥堠鋪功能單一，專門傳遞緊急文字，具體内容是“專一承傳御前金字牌，以至尚書省、樞密院行下，及在外奏報並申發尚書省、樞密院緊急文字”(24)，相當於省鋪中的急脚遞，而省鋪則有的是多種功能兼具(25)。第二，斥堠鋪是爲應付傳送緊急軍期文字而設的臨時性機構，一旦戰事緩和，或省鋪恢復，即行廢罷，而省鋪則是常設的。第三，斥堠鋪設置間距一般爲十里，亦有五里一鋪者，比省鋪間距短。省鋪間距常制爲二十五里，亦有二十里、十八里等低於二十五里者(26)。第四，斥堠鋪初設時，充役人員爲弓手和保甲，每鋪一般爲五人，而省鋪充役者則爲軍卒，且每鋪常制是十二人(27)。從斥堠鋪設置狀况看，皆是爲追求一種快速高效，但以弓手和保甲充役，似與提高效率無必然聯繫，因爲北宋以來郵傳以卒代夫之優越性，早已得到證實。南宋所以有此舉，非爲他故，主要是在戰局緊急，立足未穩，而鋪卒闕額難以解決之情况下，以弓手、保甲來應急。後來待新政權稍稍站穩脚跟，斥堠鋪内則漸將弓手、保甲改成兵卒。這一變化，具體始於何時，史無詳載，但從現存記載看，至遲在紹興元年(1131)，斥堠鋪内已是弓手、保甲與土軍並用了(28)。此時已是金軍渡江北歸一年之後，宋金南北對峙的格局開始形成。爲保證斥堠鋪的傳遞效率，南宋還加强了具體的管理措施(29)。
儘管南宋作出如此多之努力，但事實上仍未能改變郵傳衰敝之狀况，達到理想的文書傳遞效果。建炎末和紹興初，不僅“諸路轉運、邊防等文字例各留滯”(30)，而且因遞角沉墜，“州縣間奏裁與提刑司審覆案等，有經累月而未下者”，“使可貸之囚繫禁而死”(31)。更有甚者，是軍期文書之違滯，不僅延誤戰機，而且影響到整個戰局結果(32)。
斥堠鋪設置以後文書傳遞之狀况説明，南宋第一次更張郵傳，創立斥堠鋪及相關法規，其實行結果基本上是失敗的。然而正當斥堠法壞之後，軍事形勢之變化又給南宋郵傳提出了更爲嚴峻的要求。紹興三年至四年間，南宋與僞齊政權軍事鬥爭進入最激烈階段，特别是紹興四年，金與僞齊聯合，積極準備南侵，給南宋造成很大的軍事壓力。面對此局勢，原有的斥堠鋪系統已無法保證緊急軍事情報之有效傳遞，必須對其嚴加整頓或設置一套新的遞鋪系統取而代之。於是便又出現了擺鋪。關於斥堠法壞和擺鋪創置之原因，紹興十三年(1143)御史中丞羅汝楫曾有明言：“近歲修立斥堠法，尤爲嚴密，州縣官吏誠能遵法而行，存恤鋪兵，徐加督責，豈有傳送稽留之患？昨緣多故，乃更置擺鋪。”(33)
擺鋪創置時間應是紹興四年(1134)(34)，因戰争局勢之嚴峻，“令淮南、荆湖、江南、兩浙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經由州軍去處，並取便路接連措置擺鋪至臨安府”(36)。擺鋪初設時每二十里置一鋪(36)，紹興末年，又以“每十里置鋪”(37)。鋪内鋪兵人數爲五人(38)。爲保證新設擺鋪的傳遞效率，在紹興四年五月詔令樞密院措置擺鋪時就頒布十二條擺鋪立法(39)，包括鋪兵配備、傳遞職能、鋪兵衣糧支給、文書傳遞之督責點檢及傳遞違滯之處罰等内容，可以説較爲完備。需要説明的是，南宋在設置擺鋪之後，原來之斥堠鋪並未因此廢罷，反而成爲常設性遞鋪以作補充。這樣，當擺鋪設置後，在許多地區便形成擺鋪、斥堠鋪，省鋪並存的局面。究其原因，大概是南宋政府再無信心以一種或兩種遞鋪承擔所有文書傳遞之任務，故讓三種遞鋪並存，以求其分工明確，各司其職。
擺鋪與斥堠鋪主要區别有二：一是軍興時臨時設置；二是先後隸樞密院、三衙和諸軍管轄，帶有較强的軍事化性質。南宋設置擺鋪大致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紹興四年到紹興十三年，這一階段所置擺鋪大概是由樞密院、各路帥臣及地方長官負責的。紹興十三年，宋金議和已經兩年，兩國久無戰事，擺鋪已無用途，徒爲州縣之負擔，在御史中丞羅汝楫建議下廢罷。第二個時期是從紹興末年到寧宗嘉定(1208-1224)時。紹興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軍南下侵宋，兩國之間又起戰火。於是，南宋再置擺鋪傳遞軍事情報。從此數十年間，宋金衝突不斷，幾戰幾和，擺鋪亦是屢罷屢設。但這一階段設置之擺鋪，却不再由樞密院和諸路帥臣等負責，而是改歸三衙和諸軍負責(40)。
擺鋪設置後，南宋政府便對三種遞鋪之分工作出明確規定。斥堠鋪初設時，“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41)，主要是“探報金賊並盗賊文字”(42)，擺鋪取斥堠鋪而代之後，其傳遞任務與斥堠鋪同(43)。常行文字不准入斥堠鋪和擺鋪傳送(44)。常行文字以及非關金兵、盗賊文字仍由省鋪傳送。但由於斥堠鋪、擺鋪傳遞效率比省鋪高，其他文字往往亦入斥堠鋪或擺鋪傳送，致使緊急軍期文字傳遞出現稽違現象。於是，南宋朝廷於紹興五年二月詔：“今後尚書省行下諸路文字，如有事干機速，併入本省急遞發放。”(45)擺鋪設立後，斥堠鋪專一傳遞緊急軍期文字之職責，轉歸擺鋪，但因其並未廢罷，且傳遞效率高於省鋪，所以漸漸侵奪省鋪之緊急文字傳遞功能。擺鋪廢罷後，則承擔起所有緊急文字傳遞任務，“專一承傳御前金字牌，以至尚書省、樞密院行下，及在外奏報並申發尚書省、樞密院緊急文字”(46)。省鋪則淪爲傳遞非緊急文字的傳遞機構(47)。孝宗隆興二年(1164)，因擺鋪再設，對三鋪之分工又作規定：“諸軍擺鋪止許承傳尚書省、樞密院、都督府、沿邊州軍等所遣發軍期錢糧要切文字，餘閑緩處不許輒入，並依條入斥堠、急、馬、步遞。”(48)擺鋪、斥堠鋪、省鋪依其傳遞文書之快慢由高到低形成等級關係。擺鋪最爲重要，斥堠鋪其次，省鋪又次。乾道(1165-1173)時，擺鋪廢罷，則將鋪兵放遣，一半歸軍，餘半入斥堠鋪(49)。擺鋪再置時，則“將諸路舊置擺鋪之處斥堠鋪兵内，揀摘少壯健步謹審鋪兵三名，改充擺鋪，專一傳送軍期不入鋪要急文字”(50)。三鋪雖有分工，但有的地區三鋪並存，很難做到職責明確，總是出現混而爲一之現象。故淳熙十三年(1186)又申：“内外軍期急速文字專入擺鋪，常行文字併入斥堠。其元無擺鋪處，軍期亦入斥堠，常行併入省遞。”(51)如是者再三。
擺鋪因在軍興時設置，又具有較强的軍事化性質，在對保障官方緊急文書的有效傳遞上，無疑是起到不可替代之作用的，特别是在宋金交戰過程中，成爲維繫朝廷和前綫諸軍詔奏往來的重要渠道，這從南宋每逢軍興就置立擺鋪可以看出。然而，若從擺鋪設置以來南宋文書傳遞之整體情况看，郵傳秩序並未因擺鋪之設立而有太多改善，文書傳遞之弊反甚於前，擺鋪之傳遞亦不理想(52)。儘管如此，南宋之郵傳再無新張，基本上就這樣維持着。
三、臨安府周圍之郵傳交通圖考
無論南宋對郵傳如何更張與整頓，以臨安爲中心的江浙地區都是郵傳建設之重點，尤其是臨安與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鎮江府、平江府、嘉興府及慶元府連接之通道。因此了解臨安周圍郵傳設置的具體路綫及其行經地點，亦甚有必要。雖然没有哪一種文獻對此内容作出詳備之記載，但幸運的是，今存三十一種宋代地方志中，有二十六種爲當時江東，兩浙州（府）、縣、鎮志，且多屬南宋時編修，包含地區亦比較廣。儘管諸志成書各有早晚，對郵傳記載亦詳略不一，但因交通路綫相對穩定，我們仍能從中窺知臨安周圍郵傳設置路綫之大概，並據之繪以成圖。
臨安府周圍郵傳路綫圖
（一）臨安府至池州郵傳路綫
臨安府與池州之間的郵傳路綫有三條：其一，從臨安府西行，經餘杭（治今杭州餘杭鎮）、臨安（治今杭州臨安）、於潛（治今杭州於潛）、昌化（治今杭州昌化）縣境，過昱嶺至徽州（治今安徽歙縣），再從徽州至池州。據《咸淳臨安志》記載，臨安府城内始發遞鋪爲省前鋪，大概在三省附近，向北出城至北郭鋪（大概在餘杭門外，此處有北郭驛亭）。該鋪是臨安府通往池州、太平洲、建康府、鎮江府、平江府、嘉興府等處郵路的始發鋪。由北郭鋪向西，至老人鋪共四鋪接連餘杭縣界令元鋪而至横浦鋪，從横浦鋪西至臨安、於潛縣之市門鋪共十三鋪，從市門鋪西至昌化縣末界昱嶺共十一鋪接連徽州界(53)。此路既至徽州界，必經徽州而至池州。考《新安志》“歙、休寧、祁門、黟則又有斥堠三十八鋪”之記載(54)，亦知徽州界必有郵傳路綫無疑，但其中並未明確記載該路綫之具體走向。考徽州至池州之道路，有大、小各一條。即“驛路東出績溪，由寧國、宣城、南陵、青陽、貴池至池州，凡七百里。小路北逾箬嶺經太平、石埭、青陽界，徑至池州，才三百七十五里”(55)。此處徽州通池州驛路雖闊，但須經宣城迂回七百里，而小路才三百七十五里。按郵傳應取近便快捷，故經徽州至池州之郵傳，取小路而行之可能性較大。考績溪只有省遞，並無斥堠鋪(56)，知徽州至寧國府即便有郵路，亦只是普通郵路，而非斥堠之郵路。再考歙縣西南休寧“道路有二，一通郡城，一通黟縣界”(57)；黟縣“道路東南各通休寧，西通祁門，北通太平界”(58)；祁門“驛路三，東通黟縣，西通浮梁，北通石埭界”(59)，而諸縣皆有斥堠鋪，知徽州至池州之郵路，應是從府城西行，經休寧（治今安徽休寧）、黟縣（治今安徽黟縣）至太平（大概在今安徽黄山仙源附近），再經石埭（大概在今安徽黄山和平）而至池州，或從黟縣經祁門（治今安徽祁門）、石埭而至池州。其二，從臨安府西行至於潛，再北行過千秋嶺至寧國縣，再至寧國府，轉而向西而至池州。該路從臨安府始發與前一條路綫相同，即從北郭鋪一直至於潛縣之市門鋪，然後“北至末界千秋嶺共六鋪接連寧國府界”(60)，而從寧國府界之寧國縣至池州之道路，正是前揭《新安志》所記歙縣至池州之驛路。又由前揭如建炎四年提舉兩浙市舶劉無極言“千秋嶺通徹太平、宣州、廣德軍、建康府，正係衝要控扼去處……又恐傳送機密文字、綱運往來不便”(61)及紹興元年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言“本鎮奏報朝廷文字，經由太平、池、宣、廣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軍”(62)等記載，知池州經寧國府、千秋嶺而至臨安府確爲郵傳之重要綫路。其三，臨安府西行，經獨松關、湖州安吉縣（治今浙江安吉北）、廣德軍、寧國府而至池州路。該路綫仍始發自北郭鋪，但向西行至餘杭縣横瀆鋪時，則向北“至餘杭縣末界南獨松鋪，共一十一鋪接連安吉縣界”(63)。又據《嘉泰吴興志》記載，安吉縣有郵鋪五，即“尹家鋪、郎家鋪、鈕家鋪、獨松鋪、西門鋪”(64)，知安吉縣亦有郵路。但該郵路通向何處，則本志無載。按其自然走向，應是通往廣德軍。考北宋《元豐九域志》對廣德軍“地里”之記載，廣德軍有東、東南兩條通往湖州之道路，其中“東南至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首至湖州一百八十五里”(65)，應是經過安吉縣的道路。此路在南宋時仍是暢通的，如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十月，元軍分三路進攻臨安，其中一路就是從建康出發，由廣德軍趨獨松關而至。既是經廣德趨獨松關，則必經安吉無疑。又，乾道三年(1167)，王十朋離夔州（治今重慶奉節）赴知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任，沿長江東下，先至臨安，大概就是從太平州登岸陸行，經寧國府和廣德軍而至。其沿途作詩數十首，有《宣城道中聞雁》、《離宣城》、《廣德途中觀刈稻》等詩爲證。又，其入宣城道之後，曾有《宿新豐驛》、《宿洪林驛遇交待王給事》、《驛中阻雨》等詩，《途中遇雨》詩有“驛路迢迢雨作泥”之句，可知宣城至廣德當爲大驛路(66)，再考前揭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言，知從廣德至池州亦必是便利之郵路。
（二）臨安府至太平州郵傳路綫
臨安府至太平州之郵路主要有兩種走法，即北郭鋪西行經千秋嶺至寧國府，再至太平州，和北郭鋪西行經獨松關至寧國府再至太平州。此路之臨安府至寧國府段，與臨安至池州之後兩條路相同。至於寧國府與太平州之通道，《新安志》則記述“道出（徽州）東門指績溪，由寧國縣入其府，濟黄池入太平州”(67)，而前揭提舉兩浙市舶劉無極言，則指明此路是機密文字傳遞之郵路。
（三）臨安府至建康府郵傳路綫
臨安府至建康府之郵路，最爲便捷者應是從臨安北郭鋪西行，至餘杭縣横浦鋪轉而向北，經獨松關、安吉縣、廣德軍而至建康府之路綫。關於廣德軍至建康府之間郵傳，見於《景定建康志》。該志記載，自建康府城向東南行，有土門鋪、夾堽鋪、遲店鋪、清水亭鋪、園墓橋鋪、秣陵鋪、李村鋪、路口鋪、鳥坼橋鋪（以上九鋪屬江寧縣）、方墟鋪、石頭堽鋪、鳥山鋪、齊家店鋪、南亭堽鋪、南十里鋪、蒲塘鋪、三角子鋪、孔家堽鋪、土山鋪、羅家林鋪、戴公堽鋪、漆橋鋪、朱家店鋪、湯師娘鋪、松兒堽鋪（以上十六鋪屬溧水縣）等二十五鋪，直抵廣德軍界顧置鋪。另外，從建康府出發，亦可分别經太平州和鎮江府而達臨安府。如同志記載，從建康府西行，有越臺鋪、石子堽鋪、官疘鋪、板橋鋪、三城湖鋪、江寧鋪、青松林鋪、銅井鋪、葛家堽鋪（以上屬江寧縣）等九鋪，直抵太平州界慈湖鋪；向東有東門鋪、東十里鋪、蛇盤鋪、麒麟鋪、東流鋪、崑崙堽鋪、張橋鋪［以上（十）〔七〕鋪屬上元縣］、江城湖鋪、宣家峴鋪、山口鋪、廟林鋪、下蜀鋪、紀大店鋪（以上六鋪屬句容縣）等十三鋪，直抵鎮江府界炭渚鋪(68)。
（四）臨安府至鎮江府郵傳路綫
臨安府至鎮江府之郵路，應是從臨安府向北，經德清縣（治今浙江德清）、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州治、長興縣（治今浙江長興）、宜興縣（治今江蘇宜興）、常州（治今江蘇常州）而達鎮江。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北郭鋪“北至下塘洛瀆鋪共九鋪接連安吉州德清縣界”(69)，考《嘉泰吴興志》之記載，德清縣有“郵鋪四：香亭鋪、導望鋪、楊灣鋪、宫巷鋪”；州治所在之烏程縣“管郵遞如後：九里鋪、横山鋪、石頭鋪、裏山鋪、下黄鋪、升山鋪、東遷鋪、横館鋪，潯溪鋪”；長興縣有“廣德鋪、周瀆鋪、白羊鋪、鈕店鋪、四安鋪”(70)，知從德清到長興皆有郵路。但本志並未説明郵路之具體走向。按長興縣廣德、四安之鋪名推測，長興縣可能有郵路通廣德軍，依此推斷，從廣德經溧陽縣（治今江蘇溧陽）、金壇縣（治今江蘇金壇），亦有郵路通鎮江，而《景定建康志》和《嘉定鎮江志》亦記溧陽、金壇二縣各有遞鋪，但溧陽縣遞鋪顯非驛路之遞鋪，而是縣路之遞鋪(71)。由此知長興經廣德至鎮江，即使有郵路相通，亦非主要通道。長興至鎮江應以經宜興最爲便捷。據《嘉定鎮江志》載，府治所在之丹徒縣“江口西津東至丹陽縣界計八鋪”，而丹徒縣額管七鋪，皆向東排開，最後之吕城鋪，應在丹陽之吕城鎮(72)。吕城鎮正在沿江南運河之驛路之上，且地接常州界，由此知鎮江驛路必通常州。但常州與宜興、長興之間，却未見有遞鋪之記載。今存之《咸淳毗陵志》雖没有記載州境内之遞鋪，却記宜興、無錫等縣皆有館驛(73)。從宋代驛傳之設置情况，有館驛處一般皆有遞鋪(74)，知常州州治至宜興之間亦應有遞鋪。又，《咸淳毗陵志》在《陸程》一目下明確記載“南自德安門至長興縣”(75)，由此推斷長興必有郵路經宜興、常州而達鎮江。
（五）臨安府至嘉興府、平江府郵傳路綫
臨安府至嘉興府、平江府之郵路，應是從臨安府東北行，先至嘉興府，再至平江府，繼而連接常州、鎮江府，整條路綫基本沿江南運河而行，亦即唐宋時期的鎮江至杭州的大驛路。據《咸淳臨安志》載，北郭鋪“東至上塘仁和、鹽官兩縣界下界首鋪共二十五鋪接連嘉興府崇德縣界”(76)，知臨安府與嘉興、平江府等處必有郵傳。遺憾的是，今存之《雲間志》、《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續志》、《吴郡圖經續記》和《吴郡志》諸志，皆未載嘉興府與平江府轄内郵傳，我們無從準確了解從崇德縣往前郵傳之具體行經地點及遞鋪名稱。但這並不等於郵傳至此而止，按嘉興之“華亭襟帶江海，上而吴晋，近而吴越，嘗築城壘，置防戍，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指南宋）沿海鎮寨倍於他邑”(77)，及平江之許浦又承擔海防之重任，與臨安府之間必有郵傳，且居重要之地位。而事實亦是如此。如紹興元年九月三十日，樞密院言：“浙西一路皆邊江州軍，（秋防）［防秋］是時，斥堠正當嚴謹，不可少失措置。”“詔本路提點官施峒權於平江府置局，躬親往來催督州縣火急差置，務要作備。所傳文字依限傳送，不管稽滯。”(78)而平江、嘉興與臨安府之郵傳主要走運河一綫亦有明證。如陸游在其《常州奔牛閘記》言及運河之地位云：“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79)又《咸淳臨安志》載：“運河有塘，衣帶浙水，自帝都東北橋鎮，薄吴頭楚尾，綿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帶主管者十縣，仁和首當其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80)既然臨安府與嘉興府、平江府之間有重要之郵路，許浦和澉浦兩處水軍駐地必有郵路分别連接平江和臨安。
又，從臨安府經湖州東北行，亦有郵路連通平江府。據《嘉泰吴興志》記載，湖州治所在之烏程縣所管郵遞，有升山鋪、東遷鋪、横館鋪、潯溪鋪諸鋪，本志又明確記載這幾鋪設置路綫是“東門路”(81)，故此路應是自州城東門向東通往運河一綫。按湖州有吴興塘連接運河綫上之平望鎮（屬平江府），估計此路應是沿吴興塘而達平望，再至平江府。今日湖州東有東遷鎮，名稱與東遷鋪同，正處湖州與蘇州之國道之上，似乎亦可作爲湖州東門路爲東通平江府郵路之旁證。
（六）臨安府至紹興府、慶元府及台州、温州之郵傳路綫
臨安府至紹興府、慶元府及台、温二州之郵傳，應自臨安府城南渡錢塘江，然後東行至紹興府，再至慶元府，自紹興府和慶元府分别可達台州，向南再至温州。
今存幾部宋代《臨安志》未見記及臨安府與紹興府之間郵傳，關於兩地之間的交通綫之記載亦不盡一致，但綜合來看，以《咸淳臨安志》所記錢塘縣“東南至紹興府蕭山縣，以浙江中流爲界，三十六里”爲宜。考本志引《皇朝郡縣志》臨安府“東南至紹興府一百七十一里”(82)，和《嘉泰會稽志》府城“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一百三十八里”之記載，與《咸淳臨安志》所記錢塘縣至蕭山縣之里程基本吻合，知臨安府至紹興府應多走經蕭山之路綫。而《嘉泰會稽志》亦記蕭山縣道路有“東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83)。又據本志記載，“今州境屬縣八，凡爲鋪四十三鋪，鋪兵三百八十一人，東南接明、台、婺，西達於行在所”(84)，推測臨安府通紹興府之郵路當行經蕭山。至於紹興向東通慶元府之郵路，若各縣皆有遞鋪，當經上虞縣（治今浙江上虞豐惠附近）、餘姚縣（治今浙江餘姚北）而接慶元府慈溪縣（治今浙江寧波慈城）界。《嘉泰會稽志》亦確記有山陰縣（治今浙江紹興）經會稽縣（治今浙江紹興）、上虞、餘姚而接慈溪之道路(85)。據《寶慶四明志》記載，慶元府郵路有四條，其中西路自府城望京門外之城西鋪，經景安鋪（鄞縣界）、西渡鋪（慈溪縣界）、西門鋪（慈溪縣界）、甲山鋪（慈溪縣金川鄉）、漁溪鋪（慈溪縣漁溪坊前），而至紹興府桐下鋪(86)。慶元府另三路郵傳分别通往東、北、南三個方向。其中向東經定海縣渡海而達昌國縣（治今浙江舟山）。昌國因無陸路可通，則不置鋪，與西南面之象山縣“率乘海潮往來府縣”。慶元府城向北郵路經鄞縣（治今浙江寧波）而通定海縣；向南則經鄞縣、奉化縣而至台州寧海縣（治今浙江寧海）界海口鋪(87)，繼而可達台州和温州。若從臨安府至台、温二州，可不必經慶元府，從紹興府城東南行經本府之嵊縣（治今浙江嵊州），和台州之天台縣（治今浙江天台）而達。《嘉泰會稽志》記有此道路(88)。
（七）臨安府至嚴州以遠之郵傳路綫
此郵路從臨安府西南行，經轄内之錢塘縣、富陽縣（治今浙江富陽）、新城縣（治今浙江杭州富阳新登鎮）而達嚴州（治今浙江建德東梅城鎮附近），再往前行，應可達婺州（治今浙江金華）、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及江西、廣南。
《咸淳臨安志》記有南路郵傳，從省前鋪向南經錢塘縣界之候潮門斥堠、浙江斥堠、洋泮橋斥堠、南城斥堠、牛坊斥堠、新砂斥堠、淳橋斥堠、上墟斥堠，富陽縣界之廟山斥堠、赤松斥堠、東門斥堠、步社斥堠、黄山斥堠、安道斥堠，和新城縣界之干塢斥堠、新城斥堠、茗塢斥堠、换塘斥堠，可達嚴州(89)，而此路應是南至白峰鋪入嚴州界(90)。臨安府經富陽至嚴州之郵路，亦是臨安府向西南通江西、福建和廣南之必經路段，從嚴州前行，便經蘭溪縣（治今浙江蘭溪）、婺州、衢州而分别達福建、江西和廣南等地。又考嚴州曾置有巡轄郵傳之巡鋪司(91)，故推斷，富陽、嚴州一綫之郵路應連接通往江西、福建和廣南之郵傳。
四、臨安府周圍郵傳設置之特點及其功能
現存記有南宋臨安府周圍郵傳設置内容之方志，時間最早的是《新安志》，修於孝宗淳熙二年(1175)，最晚者即《咸淳臨安志》，修於度宗咸淳四年(1268)，前後相差近百年，亦即諸志所反映出郵傳内容乃是南宋後一百年的狀况，而且具體年代不相一致。儘管如此，除擺鋪爲非常設遞鋪外，省鋪和斥堠鋪設置均相對穩定，故諸志所記郵傳仍可反映南宋臨安府周圍郵傳設置的一般狀况。而從事實上看，修於不同時期的相鄰州府志所反映出的郵傳狀况非常一致。如《嘉定鎮江志》與《景定建康志》編修時間相差四十餘年，但所記鎮江府和建康府兩地遞鋪不僅設置里程一致，而且路綫與相接鋪名亦甚吻合。《嘉定赤城志》與《寶慶四明志》所載台州和慶元府兩地遞鋪里程和鋪兵人數編制，亦是一致的(92)。但若從以臨安府爲中心的整個江浙地區來看，諸志所載臨安府周圍不同地區之郵傳設置還是有明顯差異的。
首先是遞鋪設置種類之差異。《新安志》記載，淳熙時，六縣省遞三十五鋪，歙、休寧、祁門、黟則又有斥堠三十八鋪(93)。知徽州境内是省鋪與斥堠鋪並存，而斥堠僅設於歙縣、休寧、黟縣一綫。但《咸淳臨安志》所載臨安府南北兩路遞鋪設置又與徽州不同，其南路錢塘、富陽、新城縣界之遞鋪，明言爲斥堠鋪，而未見省鋪；北路遞鋪雖未明言爲斥堠，但同一時期，且北路更重於南路，理應是斥堠鋪。考本志記從北郭鋪到徽州界之昱嶺共有三十鋪，而臨安府西至昱嶺之陸路是二百四十三里，則鋪與鋪之間距平均爲八里多，與斥堠鋪十里或九里置一鋪，擺鋪十里置一鋪的標準接近，又北郭鋪至嘉興府崇德縣界共有二十五鋪，而臨安府至嘉興府界之陸路才九十三里(94)，以此推算，鋪與鋪之間距尚不足四里，與建炎四年(1130)斥堠“每五里置一鋪”(95)的做法相仿。
《嘉定鎮江志》和《景定建康志》均未明言兩地遞鋪屬於何類，但《景定建康志》確明載“驛路五十一鋪，每鋪相去十里”(96)，而據《嘉定鎮江志》所記丹徒、丹陽二縣遞鋪距府城之距離推算，其鋪與鋪之間距七里至十餘里不等，亦符合十里一鋪之規制。以此間距來看，或是斥堠鋪，或是擺鋪。按《嘉定鎮江志》纂修於嘉定六年(97)，而此時已是“嘉定和議”簽訂五年之後，宋金休戰，因蒙古之興起，金朝已無暇南顧。對於南宋來説，設於前綫至臨安府之間的擺鋪應廢罷數年，此時鎮江府轄内之遞鋪應是斥堠鋪。而景定(1260-1264)時期已是宋蒙休戰階段，亦不應有擺鋪之設，故建康府轄内遞鋪亦應是斥堠鋪。
但《寶慶四明志》所載慶元府轄内遞鋪，和《嘉定赤城志》所載台州轄内遞鋪，却與上述諸州府顯有不同。兩志所載兩州（府）遞鋪之間距，多爲二十五里(98)，此正是北宋以來所定省鋪之間距。按此間距，則慶元府、台州遞鋪之設置，顯屬省鋪。如果説慶元府與鎮江、建康兩府相比，其遞鋪之設置不同，可能尚有其府志成書時間不同之因素，那麽《嘉定赤城志》與《嘉定鎮江志》所記台州與鎮江之郵傳，應爲同一時期，而情况竟亦有如此之差異。
其次是鋪兵配置人數之差異。一般説來，不同種類之遞鋪，其鋪兵配備有所差異，而同一種類遞鋪，鋪兵數量應比較一致。但南宋諸志所載實際情况却不是這樣。現將諸志中可見遞鋪人數情况列表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即使同一類遞鋪，不同地區間鋪兵配置人數亦是不同的，而且差别甚大，大概只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離州（府）城最近之遞鋪，鋪兵一般都比較多。最令人奇怪者，是遠離臨安府的福州郵傳，居然在淳熙年間保持着北宋以來的格局和鋪兵編制，而居於核心地帶的臨安府周圍之遞鋪，其鋪兵數却多有未達十二人者。這不僅説明臨安府周圍是南宋郵傳變化最大之地區，而且這一地區郵傳極具不平衡性和複雜性。
一般來説，遞鋪種類多，設置密集且鋪兵人數多的地區，其地理形勢和文書傳遞之地位必然重於其他地區。以此標準看，南宋臨安府周圍之郵傳設置，以西、北兩面爲重，而西、北兩面正是連接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鎮江府和平江府等地之路綫，其中尤以與建康府和鎮江府之聯係爲重，而這正與事實相符。二府不僅位於兩淮交界之處，而且分别與太平州、池州和平江府相連，實是江南最重要之門户。南宋朝廷一直重視對兩府之軍事部署和郵傳建設。如紹興五年(1135)正月，詔：“除建康、鎮江府至行在斥堠鋪依去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揮，每鋪用鋪兵一十人外，餘州止依元降指揮差鋪兵五人。”(99)同年五月，“秘閣修撰、新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升右文殿修撰，趣之鎮。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户。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崑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100)。除建康府、鎮江府及徽州見有通往臨安府之斥堠鋪設置外，嚴州與臨安府之間亦有斥堠，表面看來，嚴州在臨安之南，並非軍事防禦之重點，但實際上，嚴州不僅連接江西、福建和廣南諸地，更有水路與徽州相通，若敵人由池州、太平州渡江進占徽州，則可順江而下襲取嚴州，進而威脅臨安府、紹興府諸地，這從前揭建炎四年提舉兩浙市舶劉無極言可以看出。所以嚴州亦有設置斥堠鋪之必要。
與建康、鎮江等地區相比，慶元府、台州等浙東之地遞鋪不僅設置稀疏，而且鋪兵配置不多，這至少説明在正常狀態下，浙東之軍事地位遠遠比不上浙西。這亦應是與實際相符的。儘管當時已有海防之意識，但實際上“防江”甚於“防海”(101)，因爲無論金朝還是蒙元，造船技術都比不上南宋，更不擅水戰。自建炎至德祐(1227-1276)，金元從未真正從海上對南宋造成威脅。當然，這亦是那個時代决定的，14世紀以前的中國，雖有水軍用於作戰，但水軍，特别是海上水軍，尚不能對整個戰略具有決定性之影響。如所向披靡的蒙元軍隊，在陸地上滅國無數，在滅亡南宋後，整編其水軍兩路襲擊日本(102)，却以失敗而告終。因此，南宋時期，其海上防衛之地位並不突出，慶元府的定海水軍主要用於把守海上退路；平江府的許浦水軍則不斷被抽調協助防守長江中游。因慶元府的軍事地位遠遜於浙西諸地，與臨安府之郵傳建設自然亦較平常。又，從紹興、慶元及台州鋪兵配置及遞鋪設置狀况看，南宋時嶺南東部與朝廷之文書傳遞雖經行潮州、泉州、漳州而達(103)，但仍是從福州轉衢州而至臨安，並不多走温州、台州之路綫。此正可以解釋爲何福州遞鋪鋪兵有十二到十四人，而台州遞鋪僅四到七人之疑問。又，檢核《淳熙三山志》有關郵傳之記載，最爲清晰完備者，便是南路和西路，北路却模糊不清，亦正是這一推測之佐證。
明了浙東西形勢之不同，便知其郵傳功能亦必有明顯之差異，即臨安府連接浙西、江東之郵傳，除負責日常行政文書傳遞外，更要承擔緊急軍事文書之傳遞，軍事功能較爲明顯；而臨安府與慶元等浙東州府之郵傳，則以行政功能爲主，傳遞日常行政文書，緊急之時，才兼遞軍事文書，或專門鋪設擺鋪一類郵傳。如寶祐六年(1258)，爲防蒙古軍窺伺海道，南宋即從金山（今浙江海鹽東北海域中）和招寶山（今浙江鎮海東北）等處分别連接澉浦和定海，擺設烽燧鋪，以烽煙示警。烽燧鋪雖非以文書傳遞情報，但亦是數里至十餘里一鋪，每鋪用兵五名(104)，與擺鋪相類。但疑問並未就此完全消除，即如徽州境内郵傳有省鋪與斥堠之分别，知其可各司其職；臨安府南路之斥堠，每隔一鋪便有馬遞之設，亦可察知有省鋪與斥堠之並立，或同一斥堠鋪，兼有省遞之功能。但建康、鎮江二府却未見有不同種類遞鋪之分立。考鎮江遞鋪人數或二十六，或十六，顯然遠遠超出南宋歷次所規定之斥堠鋪鋪兵數，亦多於一般省鋪鋪兵數，必定是省鋪與斥堠鋪同立於一鋪，各有分工，或隔鋪承擔省遞職能之狀况。這不僅與以往省鋪中一鋪同兼步遞、馬遞、急脚遞之職能(105)情况相同，亦正是南宋新置斥堠鋪、擺鋪與省鋪並存，甚至混一之結果(106)。
五、結語
本來只是全國經濟重心且遠居大後方的江浙地區，隨着宋室南渡，北方淪爲金朝統治區而又成爲全國的政治重心和交通重心，同時亦是文化重心。這一形勢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不僅如此，因南宋持續受到金國和蒙元的軍事壓迫，以臨安府爲中心的江浙，及其與兩淮、江漢等區域的連接地帶，成爲軍事設防及相關建設的重點地區。單就郵傳建設來説，作爲政治和軍事指揮中樞的臨安府及其周圍，顯然又是重中之重。爲了保證中央與軍事前綫及各地的信息通暢，南宋政府曾不遺餘力地對郵傳加以整頓和更張，儘管其文書傳遞效果並不十分理想，但南宋更張郵傳之過程，及在臨安府周圍建立起的郵傳系統，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南宋軍事防禦部署之特點，及相關政治狀况，更以生動之事實展現了南宋郵傳設置之地區差異及驛傳制度變更之結果。
注释：
①關於南宋郵傳研究之成果，主要有：（日）真上隆俊《關於南宋郵鋪的一點考察》，《東洋學報》34，1-4，1952年；（中國香港）趙效宣《宋代驛站制度》，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曹家齊《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曹家齊《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浙江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曹家齊《南宋擺鋪創置時間考辨》，《文史》第63輯，中華書局，2003年。曹家齊《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中山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②以上據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文書傳遞制度》歸納。
③關於中國交通重心東南移之説，參見拙著《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第一章《唐宋時期南方交通發展之表現及原因》，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
④張守《毗陵集》卷六，文淵阁四庫全書本；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下簡稱《要録》）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七《建康府·風俗形勝》，中華書局，1992年。
⑥《輿地紀勝》卷七《鎮江府·風俗形勝》引《鎮江志》。
⑦《要録》卷八九紹興五年五月丙申條。
⑧《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方域一○之七，中華書局，1957年。
⑨《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七。
⑩《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三五。
(11)脱脱《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中華書局，1985年。
(12)《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
(13)《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
(14)吴潛《許國公奏議》卷四《條具海道備禦六事》，十萬卷樓叢書本。
(15)以上參閱（日）曾我部静雄《南宋的水軍》，原載《宋代政經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今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册，中華書局，1993年；顧宏義《南宋兩浙沿海的水軍》，《宋史研究論文集》，巴蜀書社，2006年。
(16)《要録》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條。
(17)《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一。
(18)關於北宋末年郵傳衰敝之表現及其原因，詳見前揭拙文《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
(19)《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二。
(20)《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三。
(21)《要録》卷二○建炎三年二月丁卯條記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
(22)《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三，一○之四四。按：關於斥堠鋪之設，《要録》在記及同條内容時，稱“擺鋪”，《宋會要》本條則有言“擺鋪斥堠”。關於兩個“擺鋪”，筆者認爲前者爲“斥堠”之誤，後者乃是動詞。見前揭拙文《南宋擺鋪創置時間考辨》。
(23)參見前揭拙文《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
(24)《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中華書局，1986年。
(25)參見拙文《宋代遞鋪種類考辨》，《文史》第51輯，中華書局，2000年。
(26)分别見《玉海》卷一七二《邸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要綠》卷一八一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庚戌條；《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三一；《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條，中華書局，2004年。
(27)《玉海》卷一七二《邸驛》。
(28)詳見前揭拙文《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
(29)《宋會要》方域一○之四四，一○之四六，一○之四八。
(30)《宋會要》方域一○之四六。
(31)《宋會要》方域一○之五二。
(32)詳見前揭拙文《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
(33)《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九。
(34)關於南宋擺鋪創置之時間，《要録》、《宋會要》、《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嘉泰會稽志》等書中有建炎三年、紹興四年、紹興三十年、紹興三十二年等不同記載，筆者經過考證，認爲應以紹興四年爲宜。詳見前揭拙文《南宋擺鋪創置時間考辨》。
(35)《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
(36)《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
(37)《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一七。
(38)《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一一之一七，一一之二○。
(39)《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
(40)見前揭拙文《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
(41)《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三。
(42)《宋會要》方域一一之四。
(43)《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
(44)《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五，一一之六。
(45)《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五。
(46)《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
(47)《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二八。
(48)《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一七。
(49)《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一八。
(50)《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一九。
(51)《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三一，一一之三二。
(52)根據《宋會要》等書之記載，南宋紹興年間以後，給人的印象是，遞角盗拆、違失現象更爲嚴重。路途中有盗拆遞角、藏匿文字，却入白紙在内傳送者。遞角的違失、盗拆現象以孝宗乾道年間最爲盛行。“諸處文字及承受朝省發下遞角，多爲沿途盗拆，不知其數。”“留滯及藏匿不至去處，弊端不一。”詳見前揭拙文《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
(53)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54)趙不悔、羅願《新安志》卷一《州郡·郵傳》，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55)《新安志》卷三《歙縣·道路》。
(56)《新安志》卷一《州郡·郵傳》。
(57)《新安志》卷四《休寧·道路》。
(58)《新安志》卷五《黟縣·驛道》。
(59)《新安志》卷四《祁門·道路》。
(60)《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61)《宋會要》方域一○之七。
(62)《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七。
(63)《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64)談鑰《嘉泰吴興志》卷九《郵驛》，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65)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廣德軍》，中華書局，1984年。
(66)《王十朋全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67)《新安志》卷一《州郡·道路》。
(68)馬光祖、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鋪驛》，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69)《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70)《嘉泰吴興志》卷九《郵驛》。
(71)《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驛路》；史彌堅、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一二《公廨·郵傳》，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72)《嘉定鎮江志》卷一二《公廨·郵傳》。
(73)史能志《咸淳毗陵志》卷五《館舍》，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74)參見拙文《唐宋驛傳制度變迹探略》，《燕京學報》新十七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75)《咸淳毗陵志》卷二。
(76)《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77)《雲間志》卷上《鎮戍》。
(78)《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九。
(79)陸游《陸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中國書店，1986年。
(80)《咸淳臨安志》卷三八《塘·許參政應龍永和堤記》。
(81)《嘉泰吴興志》卷九《郵驛》。
(82)《咸淳臨安志》卷一七《疆域二·郡縣境》。
(83)沈作賓、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一二《八縣》，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84)《嘉泰會稽志》卷三《郵置》。
(85)《嘉泰會稽志》卷一二《八縣》。
(86)胡榘修、方萬里等《寶慶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驛鋪》，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87)《寶慶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驛鋪》。
(88)《嘉泰會稽志》卷一二《八縣》。
(89)《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90)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陸路》，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91)《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
(92)黄
、齊碩《嘉定赤城志》卷一八《軍防門·諸縣鋪兵》，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寶慶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驛鋪》。
(93)《新安志》卷一《州郡·郵傳》。
(94)《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官寺四·郵置》，卷一七《疆域二·郡縣境》。
(95)《宋會要》方域一○之四七。
(96)《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鋪驛》。
(97)參見《宋元方志叢刊·影印説明》。
(98)《寶慶四明志》卷三《叙郡下·驛鋪》；《嘉定赤城志》卷一八《軍防門·諸縣鋪兵》。
(99)《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五。
(100)《要録》卷八九紹興五年五月丙申條。
(101)參見前揭顧宏義《南宋兩浙沿海的水軍》。
(102)參見前揭曾我部静雄《南宋的水軍》。
(103)《宋會要》方域一一之三八。
(104)吴潛、梅應發等《開慶四明續志》卷五《烽燧》，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1990年。
(105)參見前揭拙文《宋代遞鋪種類考辨》。
(106)參見前揭拙文《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