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利益矛盾的根源,从物质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寻找资本主义利益矛盾的本质,通过对个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理清了利益矛盾的衍生路径,通过深入探讨利益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地揭示了利益的本质和利益矛盾的运动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利益矛盾;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正确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与社会主义社会胜利的必然性,他们对社会利益矛盾的深入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矛盾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
实例1:辽宁某露天开采膨润土矿,原矿用配矿控制原矿品质,配后原矿按X射线衍射及吸蓝量确定矿物组成为蒙脱石55%、石英30%、长石15%,阳离子交换总量(CEC)为0.48 mmol/g,膨润土含蒙脱石为低层电荷型,原矿采矿回采率为90%;原矿采用钠化改性直接制备铸造用膨润土产品,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均达97%,吨原矿加工按制造成本净盈利为200元,其MEL=90%×25+97%×35+97%×40+2=95.25。
一、需要、分工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类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和最终目的。没有人的需要,就不会有利益,也就不会有利益矛盾。而人类社会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直接导致了利益矛盾的产生,并且当资本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其分配方式又进一步固化了利益矛盾格局。
1.利益矛盾起源于“人的需要”
最原始的利益起源于人的需要。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实践中,人的需要只是基于人的本性产生的欲望和要求,并非其客体本身,而利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客观存在物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正是产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用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和载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归因于人的需要,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要,提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要求,“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恩格斯在后来的论述中肯定了这一结论,并进一步提出,唯心史观的产生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2]。
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重要动力。恩格斯明确提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过程,正是社会各个阶层、阶级和集团间的利益矛盾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实质上就是利益矛盾的反映。
正是为了满足多层次的需要而展开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生产与生活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后的漫长发展历史中,围绕着物质利益展开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可以追溯到“人的需要”的源头这里。
2.分工与交换是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自然分工导致利益差异,进而产生利益矛盾。马克思认为自然分工源于人类社会形成初期,基于其生活的自然条件和自身的身体特征而形成的。不同地区的聚居人群因为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等的差异而生产出了具有各自地域特色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些各不相同的生产领域既是独立的生产过程,又构成了整个社会化生产在最初级的阶段的相互依存。而这种依存又是通过交换完成的。
依据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5],“黄金周”旅游涉及的利益主体也很多,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关注、协调和整合,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使他方的利益遭受损失,甚至危及旅游地发展。
而资本主义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妥协和安排的形式而已。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意向和行使常常是各种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合力的结果。
其次,交换初步解决了利益矛盾,促进了社会分工,却又加深了利益矛盾。当交换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社会规则之后,人们又发现通过交换活动,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差异化的需求,甚至还可以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在与越来越多的人发生交换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发现除了可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之外,还可以极大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过上自己以前无法想象的生活。
首先,物质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需要的直接对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脚步都和物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要满足的首要的和必需的要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不断改进劳动工具,变革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使自然界、物质世界为我所用。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满足自我需要的一个过程。人类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的需求的复杂与多样。“任何个人如果不是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马克思在关于利益问题的论述中反复提到了物质生活条件。需要的满足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亦即物质利益。人们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
交换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扩展了生产领域,分工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扩大,在交换过程中供求信息也在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播,社会分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分工首先造成了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分化,特别因为城乡劳动方式之间的差异,导致城乡的分化和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分工的发展引起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主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再是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了,开始越来越深地依赖于社会的分工系统,而通过社会分工把不同的主体分配到了不同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岗位上,因为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岗位在劳动方式上的天然差异,使人们在利益获取上也形成了差异。处于优势部门和岗位的主体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处于劣势部门和岗位的主体就更难获得利益的补偿。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哈拉海农场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9日揭牌成立,公司前身是哈拉海军马场,创建于1956年3月,曾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需部。2001年9月13日移交给黑龙江垦区九三管理局,更名为黑龙江省哈拉海农场。农场有限公司运行以来,立足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探索公司化经营过渡的新路,积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在转型发展方面进行了探索。
3.私有制及其分配方式固化了利益矛盾格局
私有制下的分工进一步深化了利益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分工的历史考察表明,私有制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得的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由食不果腹到丰衣足食。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得到提高,从原始状态的自然分工开始进入到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剩余产品出现并不断积累,私有制就出现了。
分工的不断发展使不同的主体都被限制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生产领域,生产方式、活动范围、利益补偿等都因为人们在分工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发生差异。个人由于长期从事限定的某一行业和具体的劳动方式,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沦为在特定分工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手段和工具。
私有制下的分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即阶级的对立。分工与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处于不同地位的劳动者获得利益的差异也必然不断扩大,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就自然意味着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而就可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这种利益的差异化是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由此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愈加严重了。
由私有制决定的分配方式固化了利益矛盾格局。利益作为人们的劳动成果的体现,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只有在每一个个体满足了自己的利益需求之后,利益才实现了自己的功能,由观念中的利益转化成了现实的利益,而这一过程只有而且必须通过分配才能完成。可以说,人们最终能够实现的利益的多寡直接取决于社会以何种方式对利益进行分配。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实际所获取的是否均等是利益生产和分配制度合理与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结果,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是利益矛盾的真正根源。但分配制度也有其天然的缺陷,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自发分工,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结果是这种分配制度在事实上只是保护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了人们占有利益对象的不均等和不合理,利益矛盾由此产生。
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使得资产阶级可以获得由工人创造的本应属于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仅仅获取由其劳动创造的维持自身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资本主义生产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富有和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这就引起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这种利益矛盾的客观存在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在资产阶级全方位的社会管控面前,这种利益矛盾只会进一步加深,而工人阶级会处于愈发不利的地位。资本家和工人在利益矛盾中的悬殊地位会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固而被固化下来。
二、物质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反映了资本主义利益矛盾的本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专门提及利益矛盾的本质这一问题,但深入研究其利益矛盾思想,其实并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利益矛盾本质的一些认识和论断。要想弄清利益矛盾的本质,我们应首先来了解其关于利益矛盾本质属性的一些论述。
1.物质利益是利益矛盾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利益矛盾是基于利益而产生的对立统一关系,利益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利益矛盾,但却是利益矛盾产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今年9月,石屏县脱贫出列,成为全省15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之一。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计划,今年上海方面给予援滇项目资金410.5万元,用于龙武镇龙武村功能提升项目及法乌村产业振兴综合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将促进两个村在办公服务、建设多功能阵地、强化产业发展方面的条件得到较好改善。此外,省投资促进局积极开展教育帮扶,借助上海市资金、平台条件,加强本地招商引资干部走出去培训,与上海知名学府建立长期的干部培训合作关系,举办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班,进一步开阔干部视野,创新工作思路,学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工作经验,更好地服务于本职工作。
其次,任何其他形式的斗争也都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恩格斯认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3]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展开的。从上层建筑的内部运动看,权力和制度运行的过程正是实现物质利益的过程,利益关系特别是利益矛盾关系正是权力主体博弈的生动写照。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只不过是不同阶层的利益集团基于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市场中发生的一种交换关系。而社会生活在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博弈与互动,则都是由最基础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的。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论述,反映了物质利益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物质利益是推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动机。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机体,其旺盛活力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人们的物质利益追求。
2.利益矛盾实质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关系
利益矛盾实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是物质形态和物质活动,利益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主体的各种需求,在追逐利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在种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益矛盾关系。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4]利益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起点,同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在生产物质条件的过程中,自然衍生出了各种利益关系,人们参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生产力;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利益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最初体现为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使利益关系突破了家庭的限制,形成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而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利益产生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生产活动又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说利益矛盾实质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单凭家长的力量确实难以协调生活、工作与家园共育活动之间在时间上的冲突,政府、幼儿园、企业应该为家长参与家园共育创造更多的机会。政府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家长学校或社区协作机构,组织家长学习幼儿教育有关知识。幼儿园可以将家长会、家访、亲子活动等家园共育活动安排在节假日、双休日,方便家长参与。家长所在工作单位要在充分理解家长处境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请假制度,允许家长请假参与家园共育活动,以提高家长家园共育活动的参与率。
利益矛盾反映了社会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动态过程。利益矛盾是反映利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利益关系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利益矛盾在不同的环境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利益与思想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矛盾就成为了社会运动变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的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利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必然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在这种依存与对立中,利益的内容被生产、分配、消费、交换。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场景里,利益的内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实现所谓完全的利益诉求,于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因为利益诉求的差异化而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当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结成利益共同体,体现了利益矛盾的统一性;当利益诉求相排斥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变成矛盾体,体现了利益矛盾的斗争性。利益矛盾反映了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诉求而产生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动态的社会关系。
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利益矛盾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私有制保护的私人所有权,看起来对所有劳动者都是公平的,但在市场环境里经过自由竞争之后,生产资料必定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物质利益的所有者,只能是少数的有产者、资本家。
马克思曾说:“世界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5]马克思虽然反复提到利益和利益矛盾问题,却没有具体的专门论述对利益矛盾的生成、演变和运行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论述中关于个人、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的考察以及对其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理清一条利益矛盾的衍生路径。
资本家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是通过生产资料的资本化实现的。经过原始积累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土地不再成为唯一最重要的可以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通过繁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资本显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一切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生产资料,连工人的劳动力也不例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深刻揭示了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即可以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这一部分增殖的价值通过工资形式的掩盖,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于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便形成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矛盾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这种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的物质利益的占有结构,生产资料的资本化进一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可选择的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矛盾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三、个人、市民社会、国家构建了利益矛盾的衍生路径
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不是劳动者,当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劳动者就变成了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生存,因为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依赖而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便形成了。
1.个人利益是利益矛盾衍生的逻辑起点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个人利益的界定。“现实的个人”首先是作为一种物质存在,马克思是从人的自然肉体组织的存在,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解释人在对象世界从事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真正的“物质”的动因。“现实的个人”必定是实践活动中的个人,这是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1]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明确了“现实的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之后,马克思提出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目标。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的利益要以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物质资料为基础,但绝不仅限于此。“自由”和“全面”体现的正是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的最高级的有用性,也应该成为个人利益诉求的最高目标。所以对于个人利益的界定,既包括作为本质和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资料,也应该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精神利益等方面。
关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这里“各个人”是指“个人”,而“一切人”其实就是指“社会”。这样就很清楚地表明: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一般商品交换关系时认为:作为交换主体,在市场中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不同的交换主体的私利之间是有差异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但正是通过交换的过程,各自独立的主体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私利,于是共同利益就实现了。
完善的公司治理对于涉农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可有效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投资回报,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公司治理是涉农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优化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提高效率;公司治理有助于解决涉农企业委托代理关系,降低代理成本,规范代理制度;公司治理促进股权结构的优化调整,充分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保证规章制度的有效贯彻执行;公司治理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内控制度的完善,加速整个涉农行业的发展,助推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更好地化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原始社会起,个人的利益与自由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的实现必须要以利益的满足为前提,而个人利益的满足又是有条件和边界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利益的减少,但面对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又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劳动果实。于是,这种存在着矛盾的个人利益又不得不转化为一种共同利益。
2.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博弈勾勒出利益矛盾的衍生过程
市民社会是利益矛盾的孵化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是发生在城市中,而不是在中世纪广大的乡村中。这个城市,也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里,因为自然分工的差异,以及人们获取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的能力的不同,分化出了师傅与学徒、有产者与平民的不同阶级。在由市民社会构成的城市里,资产者可以联合起来,组成行会等各种形式的联盟,那么这些人就是有产者阶级。而学徒和平民,没有财产,没有技术,也没有生产工具,所以就只能沦为被剥削、被支配的阶级。
目前的天眼系统主要侧重于防汛抗旱水文气象监测信息和中短期降水预报信息的应用,缺乏气候特征监测信息应用。未来两三年内系统将陆续收集历史和实时气候特征监测信息,建立气候特征数据库,实现气候特征监测信息查询应用和中长期降水预测的制作应用。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在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形成的。市民社会从生产关系、精神信仰、组织机构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法则。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生活的集合,而私人生活就是私人利益的表现,所以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由不同的私人利益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这种私人利益的总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集合,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依存关系,市民社会就成为了各种利益矛盾的孵化场。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与博弈。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应该是人类生活的相互区别的不同领域,市民社会对应的是物质生活,而国家对应的是政治生活,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剩余产品之后,私有制和阶级也相伴出现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分化并对立起来。人类在不断的利益矛盾中协调冲突,在协调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个人和组织应运而生,国家就形成了。国家的形成就明确地界定了社会生活的两大领域,私人的物质生活领域和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
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国家是市民社会演进的结果。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由市民社会里衍生出来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国家的产生,又创造了等级的差别,使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加深了。
3.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矛盾的衍生路径
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分化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于从市民社会到有产者社会的历史变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经典描述:“随着城市的出现……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1]
工厂手工业的发展使所有制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市民社会在形成的初期,城市个体只要拥有一技之长或是拥有生产工具,就可以积累财富,成为有产者,进而就拥有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而当工厂手工业开始不断发展并摆脱束缚之后,传统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作用被资本所取代,一切可以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可以创造财富。市民社会中的有产者必须要让自己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才可能使其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其余的人失去自己的财富、生产资料,或是也没有一技之长,那么这些相同经济地位的人的集合体就是无产阶级。市民社会就进一步被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了。
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利益矛盾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7]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旧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斗争过程中确立的。
现以第十期监测数据为例展开分析,此阶段所有的检测点均已布设完毕,其中21个监测点被破坏、遮挡或存在积水无法观测,其余98个测点数据均在平差后录入数据库,并生成相应图表。
资本主义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建立国家政权的本质意义所在。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仍然遗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因为旧的封建贵族阶级保护的是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不能保护甚至还要侵害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首要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这种相对进步的法律保护并未解决利益矛盾问题,因为这种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创造了新的利益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
产品的交换必须要基于拥有这些不同产品的主体,这些不同主体的生活环境、身体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生产的产品也是差异化的,所以才有了交换的潜在要求。因为有了这种生产和生活的差别,不同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必然带来产品的交换,于是这些产品就开始具有商品的属性了。交换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差别,但使不同主体的各不相同的生产领域产生了交集,并进而成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生产部门。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不仅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同时也要在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竞争中保护自己特定的地域、民族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利益矛盾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的总和。相比封建主义政教合一、以神权和王权为本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于生产关系的私有属性,崇尚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宣扬人性的解放,力求破除加之于个体身上的各种精神束缚,让人回归自我,回归自由。
对私产的保护看似保障了个人的权力,维护了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彰显了人性和自由,但也正是因为对私产的保护,使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驱使人们不计后果地去追逐效率、技术、扩张。在崇尚自由与人性的外衣下,实质上保护的是资产者的利益,即这些资本家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也只是针对资本家的自由,而无产者则在资本的奴役下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所谓的人性也只是凸显了资本家之间的伪善,对于无产者而言只有无情的剥削和掠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表面上是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发展等价值理念,但实质上却创造了最赤裸裸的不平等和最残酷的剥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都是以保护资本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用虚伪的意识形态掩盖了阶级社会利益矛盾的本质。
四、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源动力
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性自然要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的本质的特定属性之后,提出了人的需要递进的三个层次。首先就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需要。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和繁衍的本能,而这一基本属性促使形成了人对于自然界、他人乃至自己的特定需要。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需要是基于动物本能的共性而产生的,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无可选择的必然需要,虽然是同样的自然属性,人却可以通过实践的手段能动地满足这种需要。其次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需要。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其在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这种新的需要必然是比基于自然属性的需要更高层次的需要,是一种基于社会属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集中体现为一种精神的需要。马克思还科学预测了基于人的自由的需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在“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人——自由的人”,而社会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首先基于生存的需要才产生了改造自然的要求,当人类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时,利益矛盾是在最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体现出来的。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逐渐显现,这种利益差别使一部分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由此导致的利益矛盾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利益的争夺,而在这种争夺中反映的正是利益矛盾对生产关系的影响。生产关系反映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在利益矛盾的得与失中,人们不得不结成这样一种生产关系。
利益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实质。经济基础反映的是特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合,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关系。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则必须应该是受制于这种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益关系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总是会有一个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的循环过程。
前厅经理曾经接待过金庸,他告诉我:2008年,他还是个跑堂的伙计。他记得当时金庸携家眷来此吃饭的时候,就点了四个菜:松鼠鳜鱼、清熘虾仁、响油鳝糊、银鱼莼菜汤。
首先,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本质上反映的就是物质利益决定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形式。上层建筑是随着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而人为构建的一套思想体系、组织机制、制度规章。所以上层建筑实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人们在生产中的利益矛盾关系而产生的。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也是由利益矛盾推动的。在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集团自然在利益格局中也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可据此制定利益生产与分配的规则,这种规则的集中体现就是上层建筑,而特定的上层建筑又决定了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不平等,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就必然要改变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实质上就是利益矛盾,当这种利益矛盾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演变为改革或是革命。
2.资本主义利益矛盾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深刻对立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马克思阐述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认为公共利益既产生于私人利益之中又是实现私人利益的途径。具体阐述如下:第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关系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认为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个人利益。资产阶级更强调归属于个人的利益,但任何个人的利益的满足都是要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而且这种私人利益也是与阶级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个人利益总是会体现出一定的阶级关系。第二,公共利益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引起利益矛盾的原因。分工的不断发展使个体之间、家庭之间、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人们发现要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要把个人利益转化为具有利他性的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的过程中,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一些组织、机构就逐渐形成了统治阶级和国家。第三,个人利益要通过利益共同体来实现。马克思认为建立一种基于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有效途径。利益共同体是解决个人的利益诉求的理性选择。利己的私人利益不能保证不侵害他人的利益,个体间的利益冲突会阻碍利益的实现,只有相互妥协、求同存异才可能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那么这一个妥协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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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促进了生产力更大发展,使人的多方面的利益能够在更高水平实现,但是也引起了利益矛盾的产生。分工的扩大与发展为生产和消费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从而使人们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满足。随着劳动方式的分化和改进而出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的社会分工,就使劳动者越来越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社会生产场景中,其获取的利益也就随着劳动分工的固定而被固定下来,利益矛盾显现出来,随着与他人的利益差别的进一步固化和扩大,利益矛盾也日益加深和扩大了。
采用SPSS20.0软件处理研究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进行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决定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此,马克思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8]“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9]而公共利益是不能没有的,如果公共利益被冲击掉,个人利益也无从实现。个人利益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与协作中才能实现,由此就必然产生公共利益,就必须维护共同利益。
私有制下的分工造成不同集体的利益的分离和对立。个人利益的诉求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这种诉求逐渐被集体利益所代表,不同的集团基于其在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而产生利益矛盾。在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妥协以公共利益的形式来尽量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个人的特殊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的诉求被无情地剥夺而无法实现。最终的公共利益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而无产阶级的私人利益被公共利益的假象所掩盖。
3.无产阶级革命是解决资本主义利益矛盾的根本途径
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马克思说:“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他还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因为世界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5]。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是人们某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实质上就是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和对立,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利益矛盾导致社会分裂为不同的利益团体,利益团体的形成为社会冲突提供了可能性。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利益与贫苦农民的利益之间并不是一致的。但即使是贫苦大众,“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不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欲望的需要”[5]。于是处于不同地位的劳动者因为在利益矛盾中共同的地位和境遇而聚集在了一起。
其次,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社会冲突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矛盾根源于人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利益矛盾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在经济关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总是尽量去维持或是改变这种利益格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根源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利益占有和分配格局中的不平等,于是阶级斗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2)建设护理质量管理控制体系。在日常护理工作中结合等级医院评审相关要求,建设"院控、科控、自控"的护理质量管理控制体系,科室成立护理质量管理控制小组,采取医院抽查、科室互查、自我复查的方式,从护理病案质量、临床护理质量等方面定期组织督导考核,将相关结果反馈并督促整改到位。
最后,利益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社会冲突的两面性。构成利益矛盾的主体之间虽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些主体之间并不仅仅只是利益矛盾的对立关系,当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这种利益对立关系也可能转化为利益共同体。而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利益矛盾的性质还会影响到社会冲突对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在利益矛盾关系中,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利益主体主导的社会冲突对历史发展可以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而反之则是一种阻碍或是倒退。
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矛盾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物质利益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导致了劳动者不同的阶级地位。这些源于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地位和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的关系就构成了利益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基于自身受到的待遇、获得的劳动成果以及现实的成就感或挫败感的巨大差异,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会愈发尖锐。当地位悬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暴力的反抗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工人的境遇并没有因为技术的提高、产业的进步而分享到发展的果实,反而被剥削得更为严重,直至变为无产者。资本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的资源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愈发尖锐。“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曾经创造了发达的工业和商业,但由其自身所有制性质所决定的不可调和、不可回避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危机,并进化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是资产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2.4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满意度评分分别为(87.6±9.4)分和(72.1±1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4,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满意度分别为84.4%(38/45)和66.7%(3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4,P<0.05)。
关心自身利益的得失,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种逐利行为和自利倾向正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是构成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利益矛盾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源泉。正是利益矛盾促使处在不同生存状态、不同社会境遇、不同历史节点的人们共同行动起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投入到生产、消费、战争、变革的历史活动中来,才得以在客观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总之,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1,31,32,286,286,516,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6-51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45,2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187,272,252,18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9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On Engels and Marx's Thought on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WU Jiaqing,WANG Yi
Abstract: In view of“Human needs”, Marx and Engels reveals the root cause for interest conflict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dentifying the essense of it in the unity and opposition of material intersets.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y clarifies the deriving path of interest conflict.And by exploring the role of interest i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they reveals the nature of interest and the law governing the movement of interest conflicts.
Key words: Marx; Engels; interests conflicts; capitalism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4.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15ZDC001)
作者简介:吴家庆,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王 毅,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