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结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桥——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史上论文,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这一重大的基础性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有哪些关系？换言之，这一理论怎样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立足于当代的世情和国情，作出了新的判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时空落差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历史概念都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本源，运用“唯物的”和“历史的”原则和方法，对具体的历史现象、历史活动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显然没有现成的经验事实。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构想是一种科学的预测，还是一种“乌托邦”？后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时，应将这些构想作为行动的指南，还是作为一种先验的社会图式任意套用？这是需要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生产的发展直接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劳动得以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劳动者也不再终生受社会分工的限制，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条件，人才真正成为自由的人，人类社会才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人们通常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共产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它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他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新制度以后，社会发展将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过渡时期；（2）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3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社会区分的标记和内容，历来被看作是经典社会主义最有代表性的论述。
第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他设想，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在欧美几个主要国家取得共同胜利，进入共产主义的新社会。马克思晚年曾经考察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认为象俄国那样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灾祸和痛苦，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性成果，进入新社会。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一种科学的预见，它的科学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是用来研究和解剖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揭露这种制度的弊端及其暂时性。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性”（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这“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就是能克服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美好的新的社会制度。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是以批判现存社会的缺陷而设想出来的，有其实践的基础，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其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作是“自然历史进程”，是一个依次更替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无穷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有“五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三形态说”（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之分。这里不去探究这两种说法的异同。值得一提的是，从宏观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不论“五形态”还是“三形态”，都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组成。研究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而揭示现实社会的矛盾和不合理性，又会展示出未来社会的前景。因此，科学地把握历史分期，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必然具有某种预测未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和构想，正是建立在这一科学基础之上的。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一方面，我们充分肯定这种构想的科学性，它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预见，既不同于宗教神学对未来“千年王国”那种神秘莫测的诱导，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纯粹出于对道德、正义追求而设计的“理性世界”的方案。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即使是科学的预见，一旦付诸实践，必定会出现许多差距，暴露原有设想的种种不足乃至误区，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把他们关于历史分期学说当作一种固定的图式，简单划一地将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进程硬塞进既定的框框内（“五形态说”也是后人加以概括的，他们本人从未明确地作这样的划分），他们坚决反对把他们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到处套用。当马克思得知一名俄国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对一切民族、各种社会都普遍适用的时候，马克思气愤地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正因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缺乏经验事实的根据， 所以马克思、思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重大特征、分期及发展进程进行构想的时候，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他们只提供大体轮廓的描绘，而不去设想未来社会的细枝末节。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愈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一种科学的预见，而不是束缚后人手脚、禁锢后人思维的教条；相反，它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留下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已一百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中，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差距何在，探究一下现实社会主义发生失误的深层的理论根源。
两者的差距，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中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足或局限，而在于他们设想的前提，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主要任务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使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现实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原先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任务，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只有当现实社会主义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后，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立足于坚实的基地上。
二、历史的教训：认识上的盲区和实践中的误区
现实社会主义是从1917年俄国建立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开始的。二次大战后，又有一批欧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正确认识本国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本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历史的教训是凝重的，认识上的盲目，往往会导致实践中的失误，人们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列宁的可贵探索。列宁是最早觉察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并努力探索，以图架起联贯两者之间理论桥梁的第一人。革命胜利后，列宁意识到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将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立即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而是先实行工人监督，实行全面的计算和监督。1918年春，列宁又利用苏维埃获得的暂息时机，及时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还提出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在列宁的头脑里，一直存在着两条思路的交织和矛盾。一方面，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创新，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列宁思想风格中十分宝贵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力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付诸实施，某些固有的社会主义观念还经常影响着他的视野。
国内战争爆发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局势极其严峻，不得不实行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和措施：实行粮食征集制，全面消灭私有制，实现国有化，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总局体制，以实物分配代替商品交换，银行被取消，货币的功能大幅度萎缩。当时，有的人津津乐道，苏维埃俄国正在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设想，实行“无货币的过渡”。此时，列宁的思想也明显地向经典社会主义“回归”。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正巧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吻合，于是，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看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门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建立在旧俄经济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假想之上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当战争结束，广大农民再也不能忍受这一政策煎熬的时候，便蜂起暴动，使苏维埃陷入工农联盟解体和政权失落的危险境地。这种状况驱使当政者改弦易辙，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为适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政策调整，但在深层次上，却是一次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一项重大转折。列宁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契机，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中，认识到“直接过渡”的错误及其危害。列宁不止一次地说，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他又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5页。）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列宁逐步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所以不能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只能实行间接过渡，主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要经历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列宁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页。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落后，这种过渡就愈艰难，愈长久。基于此，列宁意识到，要摒弃对经典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不是立即去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而是要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商品货币关系，来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使俄国早日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不照搬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寻找发展现代化经济的一切有效手段，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是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的要旨所在。
列宁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一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行时间太短，实践还没有充分展示其利弊及其规律性；二是由于列宁过早的逝世，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他还未能进一步突破和创新。列宁晚年，曾提出要区分“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他虽然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的朦胧看法，但却始终只是把它作为一项政策，而不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严整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正因为这样，人们对它就有各自的理解，也容易使之变更或被放弃。
2.斯大林陷入理论误区。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赢得了全党的领导地位，领导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妨从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言论中，探究一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
早在1906年，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概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1）没有任何阶级、没有剥削， 只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2）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将消失； （3）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将消灭， 将实行集体占有生产资料；（4 ）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5）实行计划生产，没有竞争、危机、 失业和无政府状态；（6）不需要国家，只需要管理机关来组织生产分配； （7）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注：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5～307页。）。不难看出， 以上七点都是经典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对于早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而言，接受这些观点是毫不奇怪的。问题在于，20多年后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正在领导着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他没有根据本国国情，通过实践来不断检验、修正和发展这些理论观点，而是把这些观点凝固化、教条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红灯亮起，新经济政策被“抛开”。斯大林未曾领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真谛。列宁曾经设想，通过一个较长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最忠实地继承了“新经济政策”思想，阐发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他提出在一个长时期内，俄国建立的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主张用比较平衡而缓慢的“乌龟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甚至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注：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0页。）。可是，布哈林的这些意见不但被斯大林断然否定，并扣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予以打倒。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作是克服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是对资本主义作出妥协、让步的消极政策，所以，1930年当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之后，他就直言不讳地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引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
其次，超越阶段，重复“直接过渡”的老路。1928年后，前苏联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全面推开，其既定目标是加速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标准，在此期间，苏联一方面加紧消灭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单一的国有制经济（苏联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尽快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排除商品货币关系，如明确规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在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极小范围内，才保留商品交换。很清楚，斯大林没有充分研究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却片面地教条式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释义，对实际生活进行裁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又回归到取消一切中间环节，取消“间接过渡”，重新走上“直接过渡”的老路。
其三，削足适履、将现实社会主义硬塞进既定的理论框架内。30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整个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较原始和粗放。可是，斯大林却单纯以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公有制经济已全面建立为条件，于1936年匆忙地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社会制度（注：参见《斯大林文选》（上），第90页。 ）。1938年， 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又进一步宣称：“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59页。 ）书中没有论证为什么此时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即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中间再也没有别的阶段了。此外，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5页。）。
3.毛泽东的探索和困惑。新中国成立前夕，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在1949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新中国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只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立即采取的实际步骤。据毛泽东预计，大约需要15～2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才能转入社会主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刘少奇在有关场合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保护民族工商业，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他这些说法，同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说明中共领导人在考虑和决定中国前途和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别国模式，努力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走自己的路。遗憾的是，不久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党历来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工业化的主张，提出了一条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举的新的路线，并开展了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转折，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看，放弃了原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比较符合落后国家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而选择了一条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是一次向经典社会主义的不自觉的回归。1953年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明确地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89页。）。这就意味着新中国一成立，就已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也就意味着过渡时期的结束，中国已经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中国这样一个原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实际上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在运作，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被掩盖了，从一个小农国家走上了一条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这种历史的错位，是1957年以后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如果能够对国内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任务作出正确的估计，也会使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挫折。这方面，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可是1957年夏季以后，在上述问题上也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偏差，加上原有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的混乱和失误，遂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走入迷途。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认识上的偏误，主要表现为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当大跃进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建成社会主义指日可待、向共产主义过渡近在咫尺的气氛。不难看出，这种气氛同领导人理论上不清醒有着密切的关系。1958年8月， 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此时，毛泽东也多次发表讲话，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说：“苏联没有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将没有我们快；但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注：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所有这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言论，带有明显的空想性，严重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脱离了现有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这种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错误，从认识根源来说，主要在于人们头脑中原有的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现实生活中被人为地发动起来的高昂热情相结合，使不少领导人陷入了“空想论”：忘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会受人的意志任意摆布的，在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是不能依靠行政力量和热情迅速改变国家面貌，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忘记了实事求是传统，终于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就毛泽东而言，还有其个人的认识根源。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是他一生的夙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领导了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统治。战争年代的经验使他相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上都取得巨大的成绩，尤其是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使他更加相信这一点。凭着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就能够做到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于是在“大跃进”的热浪中，他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完全失去冷静的观察思考和理智的分析判断，也深深地陷入“空想论”的泥沼。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人们更浮想联翩，许多从前办不到的事被认为能办到了。在这种条件和形势下，毛主席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理想和他早年曾一度设想过的‘新村’有可能通过人民公社的形式，在今日的中国农村加以实现，这也是符合逻辑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卷， 第775页。）晚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在理论和实践的误区里越走越远了。
三、时代的召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世的根据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揭示出，社会主义应是高于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制度。可是，本世纪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都没有真正表现出这种优越性。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的落后面貌，这是客观的历史原因；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体制僵化，缺乏民主，特别是“左”的思想和政策，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主观的也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正如80年代初，邓小平所强调的：“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地、反复地出现“左”的错误，推行那种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左”的政策和办法？而且这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关键在于对本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多年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在总结中国和外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得到确认，成为全党的共识。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从一个新的高度，对这一理论作了新的阐发。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意义，已有大量文章作了论述，这里着重从理论层面上对此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步解决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课题。本文前面已经述及，马克思晚年提出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设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给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可供选择的方向和前景。然而，跨越的具体条件是什么，道路怎么走，跨越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哪些特征，怎样才算完成了跨越，所有这些，马克思没有作出详尽的回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回答这些问题要依靠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这不是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能够完成的。马克思提出这个设想的实质在于，可以寻找一条道路，使那些落后国家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通常所走的那种极为痛苦的道路，又“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实践中探索着这条道路。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这条道路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政权，创立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的政治前提，并依靠国家力量，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步，从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生产力，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指导本国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建立社会主义强国。只有走完了第二步，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世界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才算真正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列宁和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领导各自的国家成功地走完了第一步，并对第二步作了可贵的探索。可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问题在于，落后国家走上第二步所搞的社会主义（或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所称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或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有何不同，要不要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这第二步应不应和能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论苏联还是中国对上述问题的认识都是模糊的，混乱的，当代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其认识根源盖出于此。
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作出了明确的论断。他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一论断，一是明确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二是明确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三是明确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根据这一最大的实际来制订路线和政策。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将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使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变得具体可行了。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任务和途径的确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大飞跃。然而，社会制度的变革不会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自动增长。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构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十五大都明确肯定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把党在现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统一了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据此，十五大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理论已经奠定，目标已经明确，要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大胆突破，大胆创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这是任何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必要途径和唯一选择。落后国家在社会制度上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针对长期以来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只同资本主义挂钩，将其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异类”的传统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计划与市场，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出发，摒弃经典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的模式，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体制。在分配关系、发展战略、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等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和政策，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奠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和一系列与之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使中国既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又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个要素，一方面，从社会性质而言，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今天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程度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不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应达到的发展水平。鉴于此，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而发展生产力，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相当落后的东方大国，受人口、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指针。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设想过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工业化，再进入社会主义，后来这个想法放弃了。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两者是不是等同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吸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然而，不能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新中国诞生后，在政治上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国有经济起领导作用，但开始时所占比重较小，社会上多种经济并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步使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在此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说明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领导人的一个尚欠成熟的并不完善的设想，又没有付诸实施就放弃了。历史无法假设，人们无法清晰地勾划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轮廓。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在中国经历了三大改造的大变革，又经历了20年坎坷历程之后，中共领导人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把握客观规律，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思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指引千百万人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这一学说毕竟是一种科学的预见和构想。当理论和构想变为现实的时刻，必然会出现种种差距、缺陷和不足，出现许多原先未曾料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人们在实践中去补充、修正和创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又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现实。于是，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更大、更突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多种探索和实验，都没有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这些国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都走过许多弯路，受过不少挫折，甚至发生苏联东欧剧变那样悲剧性的演变。现实社会主义所以发生这些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中，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究竟要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落后国家如何按照自身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往往在理论上不清醒，在实践中有很大盲目性，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本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加上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政党，因此党的领导人往往希冀尽快尽早地带领群众摆脱困苦，到达理想境界。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过渡、超越阶段，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时有发生，这是执政的共产党犯错误受挫折的重要认识根源。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他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完整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篇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才能进入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拥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21世纪中叶中国真正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也必将发出更加绚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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