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英国小说人物的危机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危机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既是一个涵盖各种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学流派与思潮，集各种创作实验于一体的整体概念，又是20世纪上半叶风行于西方各国的一种抽象的、且又高度自觉的现代艺术观。近20年来，我国学者对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理论及种种标新立异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不少著作和文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与国际先进水平可谓不相上下。然而，国内学者对20世纪初英国小说人物的危机与转型以及全面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基本特征、价值取向、描写艺术及其在文本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深层次问题的系统研究却有待加强。今天，当我们用冷静的目光来审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人物画廊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但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而且也引发了我们的种种回味与思考。
英国传统小说在经历了18世纪的发展和19世纪中叶的繁荣之后，在19世纪末开始陷入困境。显然，小说家们因缺乏理论和创新精神而被迫墨守成规是导致英国小说进退维谷的重要原因。尽管英国传统小说经过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作家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地，但在亨利·詹姆斯看来，它既“没有理论、说服力和自我意识，也没有表现出一种艺术的信念”，[3：430]因而依然是“幼稚的”。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毫不留情地批评“幼稚的现实主义”作家只能热衷于描写人物在物质世界中的举止言行，而无法真正反映人性和人的精神。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传统小说家所制造的工具和订立的章法在新的现实面前已经无所作为，“对我们来说，这些章法意味着毁灭，这些工具等于死亡。”[4：325]平心而论，英国小说在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三百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即便连詹姆斯和伍尔夫也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詹姆斯、乔伊斯和伍尔夫等作家都是在传统文学的熏陶下成长的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反对传统而崇尚现代主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的老化和僵化。当然，这种老化和僵化也明白无误地反映在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描写方面。
像英国小说一样，小说人物自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和模式。这种规则和模式随着小说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从当初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到生活中真实人物的“镜子”，再到“虚构的人物”乃至作家任意捏搓的“泥团”，英国小说人物在其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初，小说人物似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有关人物的种种体貌特征(美丽的、潇洒的或丑陋的等等)已被小说家描绘得淋漓尽致；有关人物的种种行为和举动(冒险、恋爱或阴谋等等)也已在历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到了20世纪初，小说人物不但落入俗套，而且开始令人生厌了。尽管以长篇小说《老妇谭》名扬天下的阿诺德·贝内特认为，“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5：292]但他却一再强调“人物必须符合惯例”( a character has to be conventionalized) 。[1：290]不言而喻，规则和模式一旦成为“惯例”，便是一种束缚小说家的艺术灵感的桎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塑造人物的“惯例”使英国小说人物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
伍尔夫告诫同时代的人：大约在1910年12月，世道变了，人性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妻、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已发生了变化。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变化，无疑会对人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小说人物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化。毋庸置疑，现代小说家所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塑造什么人物？如何塑造人物？包括贝内特在内的传统小说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人类社会经验中的基本主题和一般人生事务已被详尽描写之后，还有某种与人物密切相关的东西即人的内在真实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尽管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小说人物的描写艺术，但他们重物质，轻精神，重社会活动，轻内在感受的描写手法在新时期面临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显然，小说光有“人物”还不行。如果小说只描写人的社会活动，而不揭示人的内在真实，只反映外部物质世界，而忽略人的精神感受，那么这种小说不仅在题材上是片面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有缺陷的。乔伊斯和伍尔夫等现代主义者别开生面地将千百年来一向被作家忽视的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和意识活动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刻意表现深埋于人物内心瞬息万变的感性生活，并在创作技巧和人物描写艺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新时期呼唤新人物，现代小说必须具有足以反映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人物。
应当指出，现代小说人物的转型同传统小说人物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密切相关。概括地说，英国小说人物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至少面临着三种危机。第一，人物价值的危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的作家对小说人物的价值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凡是有资格进入小说的主人公或有地位、或有财产、或有不同凡响的冒险、传奇、浪漫爱情等人生经历。这既是社会对传统小说人物公认的价值标准，也是长期以来作者和读者达成的基本共识。然而，这种价值标准在20世纪初受到了一部分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质疑。处于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主义者纷纷抛弃了传统的人物观，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来塑造人物，更多地强调作家本人对人物的认识和评判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和伍尔夫笔下的达罗卫夫人等人物的出现反映了现代主义小说家在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对普通人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物转型所表露的信息无疑是积极的。它告诉人们：平凡的人物同样值得关注，同样具有塑造价值。
第二，人物形象的危机。自英国小说形成的那一刻起，人物形象便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前者往往为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煞费苦心，后者通常因人物的高尚和伟大而深受感染。在传统小说中，“英雄人物”占据主导地位，而作家所塑造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则往往经历不凡或命运不济。平心而论，英国历代小说家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伟大的、勇敢的、正直的、刚毅的、无私的、浪漫的、纯洁的、善良的，或邪恶的、阴险的、贪婪的、虚伪的、丑陋的、疯狂的、懦弱的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到了20世纪初，英国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但落入俗套，而且给人一种枯竭之感。不仅如此，传统小说的人物形象与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实格格不入。那些被认为符合“惯例”的诸如鲁滨逊和大卫·科波菲尔这样的男主人公或帕梅拉和简·爱这样的女主人公早已不合时宜。伍尔夫曾经将维多利亚时代和乔治时代的厨师的形象变化作了生动的比较：
维多利亚时代的厨师好比生活在深水中的怪兽，他是威严的，沉默的，形象模糊的，不可捉摸的；乔治时代的厨师是在阳光和新鲜空气中生活的生物，他在我们的客厅里走进走出，一会儿来借一份《每日先驱报》，一会儿来向你征求意见，问他该买顶什么样的帽子。
[5：294]
显然，在伍尔夫看来，既然“人性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小说人物形象的更新换代已势在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反英雄”( anti-hero) 和“反人物”( anti-character) 形象的不断出现既是英国小说人物在严重异化时代的一种演变，也是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人物的形象危机所作出的强烈反应。
第三，人物描写艺术的危机。历代英国小说家曾经塑造了无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不但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英国各阶层人士的举止言行和生活经历，而且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英国作家的人物描写艺术在经历了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后逐渐变得陈旧和僵化。传统小说家往往致力于描写人物的生活经历，并根据其性格的发展和外部势力的演变来选择悲剧或喜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认为，传统小说家尤其关注人生中的五件事情：即出生、用餐、睡觉、恋爱和死亡。由于他们对出生和死亡的真实感受了解甚少，因此他们的描写未必可信。此外，传统小说家往往刻板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描写人物的经历和性格的发展。例如，贝内特的《老妇谭》详尽地追述了性格迥异的两姊妹历时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揭示了岁月无情、人生无常的主题。如果说，苏菲娅的生活尚能体现一定的戏剧性，那么构成其姐姐康斯坦斯一生的则是平淡无奇的生儿育女和生老病死之类的事。难怪小说家福斯特对贝内特的描写艺术颇有微词，认为时间才是《老妇谭》一书中真正的英雄。不仅如此，传统小说家似乎仅仅擅长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状态及其物质或道德意义上的行动，而对如何反映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内在真实则无所适从。显然，传统作家所面临的人物描写艺术的危机是导致20世纪初小说人物转型的直接原因。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小说人物是一个危机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现代主义作家直面的不仅是小说自身的危机，而且是弥漫于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处于文学和社会双重危机中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令人关注的小说人物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不约而同地热衷于表现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战争和机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以离经叛道的艺术手法来塑造光怪陆离的扭曲形象，以被严重异化的人物来折射空前绝后的精神危机。与传统小说人物相比，现代主义小说人物无疑获得了更为独立和自由的地位。他们不仅移向事物的中心，成为作家时刻关注的焦点，而且不再受制于情节的变化，有的甚至与情节划清了界限。在乔伊斯和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看来，小说不应拘泥于情节的描写，而应抓住人物的灵魂，充分反映其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这样才会显得真实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作家高度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既是他们对危机时代和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的忧虑和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也是一种全新的由里及表，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物描写艺术的生动展示。综观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人物画廊，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现代主义小说人物是一个严重异化的“自我”的真实写照。当我们对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作哪怕是最粗略的浏览之后，我们会发现，无论现代派作家采用怎样的描写艺术或他们的各种创作手法怎样令人生畏地交织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都刻意追求表现一个异化的、出了毛病的、甚至是病态的“自我”。严重的精神孤独和挥之不去的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共同特征。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一个动荡不安、矛盾激化乃至歇斯底里的时代使人与人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性遭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因此，人们难免患有病态社会中常见的各种病症，其思维和言行也往往显得不可思议。显然，深入探索异化时代那个痛苦的“自我”既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家对现代西方人的人文关怀，也明确地反映了他们全新的人物观以及在人物形象塑造方式上的重大转变。例如，劳伦斯曾公开宣称，读者别想在其小说中看到“那个陈旧的、稳定的自我”。事实上，现代主义小说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最终几乎都可被归纳为一个异化的“自我”。换言之，一个出了毛病的“自我”，无论是焦虑不安的、茫然自失的、或是精神错乱的，已构成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基本特征。
二、现代主义小说倾向于塑造三维人物，其形象不仅具有真实感，而且往往体现了极强的层次感和立体感。20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贝内特曾十分沮丧地承认，“在乔治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们不能塑造真实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人物。”[5：302]显然，这是一位传统作家在上个世纪初对处境尴尬的英国小说平面人物发出的叹息。尽管贝内特依然坚持认为，“只有人物是真实的，那部小说才有生存的机会，”[5：301]但他所指的“真实”人物依然是陈旧理念和传统目光中的所谓“逼真”形象。现代主义小说家同样追求人物的真实感，但他们对真实的理解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意识。正如伍尔夫所说，“一个人物对于贝内特先生说来是真实的，而对我说来又是相当不真实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像人们对人物的真实性的看法那么截然不同了，对于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则尤其如此。”[5：301]概括说来，现代主义作家追求表现的是人物的内在真实，并不遗余力地通过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来展示人物形象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例如，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成功地开发了语言的表意功能，发展了一种符合人物心理特点，与其精神活动相适应的意识流语体。为了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各个意识层面，包括其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感觉和最清晰、最高程度的理性思维，乔伊斯创造性地采用了包括非交际性的心理语言在内的各种语体来揭示人物言语阶段和言语前阶段不同层次的意识流。在人物大容量的意识结构中，各种思想单位和精神元素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像一个个纷乱的“原子”或“光圈”不断闪烁和折射。显然，这种以透视的方式塑造的三维人物与传统小说中建立在体貌特征和举止言行上的二维平面人物之间具有质的区别。
三、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在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物在小说中究竟拥有何种地位？除了担当叙述者、主人公或次要角色之外，人物还能发挥哪些作用？这些无疑是现代主义作家密切关注的问题。在传统小说中，人物不仅从属于故事情节，而且受制于周围的物质环境。难怪劳伦斯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人物是“一个被铁链连接的分裂的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2：108]在现代主义小说家看来，人物不是情节的附庸，而是小说的主体或主要表现对象。人物首先是“人”( personages) ，其次才是“行为者”( actants) 。人物在行为、地位、职业、外貌、性别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而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心理变化和性格发展才构成一部小说的实体。尽管现代西方批评家对人物在文本中的“主导地位”的论点依然有所顾忌，但在极力“淡化情节”的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优势及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应当指出，在传统小说中，人物在故事中的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约定俗成的。例如在故事中扮演英雄、假英雄、恶棍、施物者、帮助者、受难者等等。然而，作为小说的主要“存在物”( existent) ，人物潜在的艺术功能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掘，其话语作用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现代主义作家不仅将人物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义无反顾地探索和发挥人物的艺术功能和话语作用。例如，在其经典力作《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在按照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基本框架来叙述三个主要人物一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感受的同时，创造性地将人物作为小说艺术的载体，不仅使神话与现实、象征与写实之间达到有机的统一，而且通过各种迥然不同的文体挥洒自如地揭示人物的意识活动。其笔下的人物几乎在每一章中都担当某种艺术或象征功能，并在发挥其功能之后自觉地为下一章的艺术鸣锣开道，从而使整部小说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在艺术上具有某种“自我调节”功能。无独有偶，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和《浪》等几部重要小说中将人们对人物的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她大胆地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人物之间在情节上的逻辑关系，强调人物在小说中的艺术纽带作用及其互相之间精神上或象征意义上的联系。总之，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逻辑原理上的人物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主义小说不仅强化了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极大地修正了读者的人物观。
应当指出，现代主义小说人物也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并未超出反映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无论现代主义作家如何采用标新立异的手法来揭示那个严重异化的“自我”，无论小说人物与小说艺术怎样令人生畏地交织或重叠在一起，现代主义小说人物不但体现了真实性，而且具有典型性。现代主义作家同样认为，真实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先决条件。劳伦斯曾明确指出：“艺术的任务是展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在活生生之时的关系。”[6：113]在劳伦斯看来，人物不仅应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还应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
综上所述，20世纪初英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急剧变化为小说人物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气候与土壤。现代主义小说人物是20世纪初西方社会遭遇精神和文学创作双重危机时的特殊产物，也是现代主义作家真实反映西方现代意识的有效载体。显然，社会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物形象的更新。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人物的崛起恰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