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阐发和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由国内持续的人口争议所想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人口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吸取学术营养就要向同行学习。近段时间，笔者在研读国内人口理论文献特别是近年来国内持续的人口争议（如查瑞传与左学金之争，李建新与翟振武“商榷”，李建新与李小平的论战，等）文章时，突然领悟到问题争议的重要性：即争议从根本上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和学术倾向，学者们在争论中形成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及认识偏误都能说明这一点。在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期间，当得到李小平副研究员提交并引起激烈争论的那篇《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文（这篇文章随后被用之于搜狐网上讨论和发表在《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上）后，我曾与这位学者当面交谈并表达过我的看法。我以为他有一腔“忧国”的热血之情，但文章仍限于感性认识和经验层次；由于没有克服理论障碍，所以观点不服人（值得肯定的是，李小平的“重奖”思路，启发我们在抓紧控制人口的同时可以更多地走“软约束”之路而不致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现在看来，李建新副教授的文论同样因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所致。我还注意到，就人口核心期刊发表和转载他们的文章情况，以及此前人口核心期刊刊发李建新文章的篇次、篇幅和转载其文的频度来看，事实上都是对李建新的人口控制放松论、计划生育放松论（这从李建新所表达的“普遍生二孩”、“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等观点和主张可以看出）持欣赏和鼓励态度。更何况，目前似乎已构成一种要促使党和国家作出新的决策选择的学术倾向。可见，事关重大，不可等闲视之。辩明中国的人口认识是非是不能绕过这些问题与现象的。为国家的发展前途计，为真理计，笔者试作本课题研究，供专业人口学者和有识之士琢磨和掂量。
2 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前提
关于人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老一辈人口学家早有定论，无需我们“原创”。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得不大段地抄录刘铮和李竞能教授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中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的原理，并应以此作为观察分析人口发展和人口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又是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处于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人口的运动必然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所制约。不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分析，就不能真正揭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人口增长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正确认识和分析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也不能正确认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研究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的人口发展，如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等，也只能从社会生产力这一终极原因中去寻找。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研究人口规律时，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单纯数量分析。辩证法要求人们从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静止的观点，从事物的普遍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观点，来研究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研究人口范畴、人口规律、人口和社会经济现象相互关系时，应当严格坚持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原理。
——并确认，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原理；人口具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两重性，但本质上是社会属性而非生物属性；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下，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所组成的不断运动的社会群体；等。
老一辈人口学家确认以上观点，是缘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考虑。
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的社会形态说告诉我们，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现在则应加上爱护自然协调自然）结成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这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在整个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关系的更替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人们通常把这种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的量变视作社会发展。生产力是作为劳动者的人通过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其结合过程是表现为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其结果则表现为各式各样的物质、精神方面的有用产出。所以，各种产出在数量上的扩大和质量上的提高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展反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表现得纷纭多样、纷繁复杂，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也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搞革命搞建设历来都是紧抓这一点不放。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除，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更是紧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放松（邓小平理论的要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缘于此，党的基本理论确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指出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确立了生产力标准以及后来由此发挥而成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制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确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第一个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政治家抓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至此，值得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吸收可持续发展观并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报告更提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这表明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与时俱进，注意吸收新的科学观点；尽管如此，比较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产力发展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提请大家注意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重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我们的党在根本上还是用把握生产力发展来把握社会发展的，这也可从“三个代表”第一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非“代表中国可持续发展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在用可持续发展观阐发中国人口发展时，最终落脚点还应是生产力发展（我以为可持续发展的本义也如此。譬如，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本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的题中之义。再譬如，生态消退、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使某些基本的劳动对象丧失，特别是可耕地的丧失是明显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可持续发展说到底还是生产力可否持续发展问题）。这也应作为我们阐发中国人口发展的方法论：我们不能因阐发可持续发展而丢掉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或阐发生产力发展而忘记或忽略可持续发展，顾此失彼，否则，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将因方法论毛病而导致认识上的“不及”或错讹。这在过去已有许多的教训。
3 运用正确的方法论阐发和把握中国人口发展
3.1 必须透过社会有机体看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处于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人口的运动必然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所制约”的认识论，可以简洁为“透过社会有机体看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实践出发，将社会视作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劳动使人与自然结合为生产力，进而产生了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这种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即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有机体。我们知道，社会有机体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质其量是不同的。所以，中国的人口发展只能透过中国的社会有机体作阐发和取舍，否则，将脱离中国实际。譬如，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就是生产力落后。它表现在：劳动者数量较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作为基本劳动对象的耕地，人均只有1亩多，而且有的地方已下降到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警界线0.8亩以下；受“手满为患”的压力，“人手排斥机器”使得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手段往往派不上用场，因而某些可以促使生产进步的科学技术也难以转化为用于生产工程的生产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某些先进的生产管理办法往往也难以施行。这就使得生产力的硬要素之间、硬要素和软要素之间都不协调或不配套。于是我们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因受牵制而形成了“妥协”局面：为多吸收多容纳劳动力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就业门槛低的服务行业，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甚至仍不得不容忍原始生产方式的存在，等等。这就是中国生产力为什么落后的原因。由此我们看出，中国要发展生产力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要从劳动者及其总人口如何更少一些、适度一些这个根本抓起。否则，我们受制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无论怎样改革，其收效也会难如人意的。
3.2 目前要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和取舍中国人口发展
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写进了党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的新进展，人口理论必须接受其指导，用它来研究和阐发问题。在“三个代表”中，生产力发展观放在第一位，而且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说明了我们的党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人口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则，中国更高水准的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的实现，进而，中国全面达到小康社会，以及到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就都谈不上。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各要素间更加协调发展，要求进一步缓解而不是加重“人口压迫生产力在低水平运行”的状况，用生产力的更快更好发展来赢取经济的发展，用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理论应与时俱进，并就此作出回应。
3.3 用正确的方法论澄清某些糊涂认识
预先说明，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得不较多地涉及到李建新副教授。因为从他的一些文论看，他已成为中国当前人口控制放松论、计划生育放松论的主要论者；而且，从他主要是根据欧美学说、欧盟经验和笼统的可持续发展观等分析断言问题这一点而言，他也是撇开社会生产方式考察人口问题，主要凭经验甚至外来教条做学问者。所以，对他的观点必须予以更多的关注，正面“点击”他的问题所在——
关于中国人口是否需要100年后降到8亿，200年后降到3亿（李小平，2002）；抑或继续保持增长或至少应可持续不减（李建新，2002）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应控制到何种程度的价值判断问题，它理应对中国现实生产力和未来生产力需要和用得上多少劳动力进行测算，然后作出定性结论。
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8亿多人口生活贫困而如今13亿人口却过上了小康生活（李建新，2001，2002）问题：这只能用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释，而不能作为与人口增长无关宏旨甚至还有促进作用的证据。未来中国发展和经济增长仍只能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路，而不能靠人口增长解决问题。
关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者更保守的说，人口不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李建新，2001）观点：请注意，我们要的是有发展的增长，而不是无发展或者负发展的增长。如，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增长现象（若我们无视这种情况而喻用“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的话，那么我敢说，“鸡越多”则情况越可怕）。
关于“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李建新，2002）问题：请注意，马尔萨斯是离开社会生产方式看问题（这是科学和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结合社会生产方式考察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而不能用“讳言”应对了事。
关于“在入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李建新，2002）问题：这是事实。但是请注意，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并非为了转嫁人口负担，中国没有这个初衷。
关于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条件问题：根据前面所谈，核心和根本应是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条件，即，要确保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可能成为泛泛而论和捉摸不定的观点，我们谈论它没有实质意义。
关于中国人口在21世纪末世界人口中比重下降到1/10（李建新，2002）的问题：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目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所形成的人文交汇、民族交融趋势，100年后国家是否还存在，或虽存在还是不是现在的“国家”的意义；二是中国国力和人的素质如何。我们应注意到二亿多人口的美国却能称雄全世界，三千多万人口的加拿大早就是“第二世界”；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目前只占不足20%，但他们在经济上却主导着全世界。知识经济时代不再是讲“人码子”的时代，否则，那真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了。
关于“科班人口学者”（李建新，2001）问题：这很好。的的确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班人口学者的参与和主导，中国人口研究的技术性、精确性、实证性都增强了。但在另一面，我以为，科班人口学者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手，定量研究的进步不能以定性研究的退步换取。况且，同是科班人口学者，马寅初先生在中国六亿多人口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时，结合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看到要控制人口增长；而如今中国人口翻番、资源环境遭到很大破坏的情况下，人口却要继续增长或至少可持续不减。为什么二者的“学问”差距如此大？它反映了什么问题？我们应扪心自省（我发觉李建新博士的文论中没有“从社会生产力这一终极原因中去寻找”这样的人口观点，他好像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而远离了老一辈人口学家所确认的方法论轨道，这可能是根本原因）。
4 人口学家常话
在撰写本文之时，51岁的我已在本单位改革中被动员带头“内退”，中国“人口过剩”到了我这里，这使我有了更多的观察社会、体验问题的机会。我算了一笔帐：在中国，假若平均一个人25岁参加工作，按55岁退休计算，一生工作30年，按目前的健康长寿态势，人活到85岁应不算是难事，这样国家和社会要养他55年以上；如果这个人一生没有专长，那么他活在世上就是一个负数（消费者、消耗者）。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还有没有“人力资源开发”和发展可言，其对国家财力和经济可承受能力是什么影响可想而知。而且，往后这种势头还会加强，因为未来中国人口还要增加到16-17亿之多。16-17亿是个什么人口环境？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资源环境是什么样子？中国是否会达到全面小康社会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笔者不敢肯定。值此我提请我们的人口学者多到社会上走一走，看一看，深入进去，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应该从当前已经到来的就业压力、解困压力、社会保障压力叠加的残酷现实中警醒），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而不要坐而论道，关门造车，尽作“抽象思维”。对中国人口数量控制问题，我以为应记取查瑞传教授生前的告诫。记得1995年田雪原研究员提出“要增强人口增长后果意识”，现在依我看，中国人口增长正在日益加重对生产力发展的压迫程度，这一点特别应该认请。至此回顾在世纪之交我参加某学术会议曾撰文建议：“有条件的话我们的人口学家（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是否应该至少某段时间到政府挂职分管人口和劳动力统筹工作，让他们站在政治家治国的角度感受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有多么多，事情有多难办，以使他们‘唱戏谈体会’而不是‘看戏谈体会’，从而避免错误论断。”——此建议现借此机会再向学界提出；除此之外，再另加上一句：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是回到老一辈人口学家所确认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上来，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党的基本理论阐发和把握问题，否则，我们的学术倾向就是偏的、错的、不识货的、浪费学术资源的，做出的学问就可能是让国家误人歧途的。
收稿日期：2003-04-07
标签：中国人口论文; 李建新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经济论文; 李小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