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发 生根本变化。国际政治依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自助体系，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 国之上的统治权威。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应如何确保自身的独立 、安全和生存呢?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对此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产生了持续 不断的激烈理论争论，了解这场目前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 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
一、制衡还是追随：理论争论
这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认为，国家在面 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将采取制衡(balancing)行为，以化解威胁或未雨绸 缪，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持此观点的以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 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则 认为，国家在面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并非总是采取制衡行为，从历史上来看 ，追随(bandwagoning)而非制衡才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持此观点的主要包括俄亥俄 州大学政治系教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和政治 学系学者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鲍 威尔(Robert Powell)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 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 er)等。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每当某 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 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 付该国，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其结果是 均势(halance of power)一再出现。(注：[美 ]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1992年版，第155页。)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沃尔兹指出，主要归因于国际政治的 无政府状态。与大体上井然有序的国内政 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的舞台，缺乏 一个统一的权威。由于不存在一个超国家 的机构可以权威性地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 ，各国必须自助，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 存需要。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内部 努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得时 时提防它国的权力增长。当自身的权力不足以 制衡它国权力的过快增长或霸权图谋时， 就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之加以遏制。沃尔兹 指出，不管各国追求何种目标，也不管决 策者的意图如何，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均势就 会一再出现：(1)秩序是无政府状态；(2) 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注：[美]肯 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 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 92年版，第145页。)
从这一均势理论中，沃尔兹还引申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它 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进行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 为的主要特征。他将制衡定义为“与权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将追随定义为“与权力强 大的一方结盟”。(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与弱者 结盟以应对强者，是因为：(1)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正是实力较强的一方；(2)与较弱的一 方结盟他们更会受到尊重，也更安全。(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不过，沃尔兹 指出，国家制衡的虽然是权力，但谋求的却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这与摩根索的“权力即利益”的国家利 益观显然是不同的。沃尔兹明确指出，若国家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国家就会选择与实力 强大的一方结盟，追随将成为普遍性的行为。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注：[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沃尔兹对安全而非权力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与沃尔兹一样，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 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 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作出反应，即国家制 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权力虽然重要，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威胁。威胁一国安全的并 非总是权力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对它国形成了直 接的威胁，则被威胁国也会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应被视 为制衡而非追随。那什么是威胁呢?沃尔特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2)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3)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4)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一国的权力大，或地理位 置与它国接壤，或攻击能力强，或侵略意图彰显，都可能成为威胁源，成为制衡的对象 。(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u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28.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Spring 1985,pp .9-13.)与此呼应，他对制衡和追随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前者定义为“与它国结盟以反 对最主要的威胁”，后者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7.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7-8.)沃尔特认为，他对沃尔兹理 论的修正(refinement)不仅使制衡和追随的理论命题在逻辑上更加合理，而且也更符合 历史事实。(注：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1997,p.933.)他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 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表明：(1)制衡行为远远多 于追随，(2)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权力。(注：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3-41;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Stephen M.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Spring 1988, pp.275-316;Stephen M.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Grand Strategy:A Reply
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Spring1992,pp.448-82.)
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理论受到了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指出，不管是沃尔兹的制衡权力观点还是沃尔特的制衡威胁观点，两者都有 一个致命的缺陷：具有强烈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bias)，只从现状国家的视角观察问 题。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的稳定是其利益所系，因为它们从现状中获得 了巨大的好处，是心满意足的(satisfied)国家，因而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和体系的稳 定形成威胁的国家和联盟。但对于不满意的(dissatisfied)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 国家来说，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攫取利益才是其目标。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常常会追 随(而不是制衡)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追随后者 才有可能打碎压在它身上的现状枷锁，分享建立新世界的胜利果实。施韦勒还特别批评 了沃尔特对追随定义的界定。他指出，沃尔特将追随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 威胁”将导致与“绥靖”或“战略投降”相混淆，而且也与该词的通常用法相悖。(注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Summer 1994,pp.79-81;Randall L.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199 7,p.928.)他指出，追随的本意是指“追赶时尚或加入有可能获胜的一方”，本身就有 积极谋取利益的含义。对于意欲获取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来说，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 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或联盟正是其利益所在，因为它威胁的只是现状国家的既得利益， 对自己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只会带来收益。施韦勒据此将追随界定为“加入强大的一国 或联盟借以获取利益”。
在对沃尔兹和沃尔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施韦勒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理论。该理论包括两个层次：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在国家的 类型上，将其分为两类：现状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和修正主义国家(狼型和豺型)。从 国家层次来看，一国是选择制衡还是追随，主要取决于该国为捍卫现状所愿意支付的成 本与改变现状所付出的代价之比。对于修正主义国家(特别是挑战体系的狼型国家)来说 ，它们往往愿意支付极大的成本甚至不计成本去改变体系；对于现状国家(特别是现状 的主要维护者狮子型国家)，则愿意为维护现状而支付较高的代价。但由于制衡是一项 代价极其高昂的行动，大多数国家都尽量避免。而追随往往由于利益的驱动，很少需要 什么成本，因而追随要比制衡更为常见，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注：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p.93;Randall L.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p.929.)从体系层次看， 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现状国家的力量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若体系中的力量集中于 修正主义国家，或者说若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大于现状国家的力量，则体系趋向不稳定 ；反之，则体系趋向稳定。通过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时期国家联盟行为的考察，作 者声称他的理论更符合历史事实：当体系面临挑战时，众多国家(包括大国)在利益的驱 动下纷纷追随实力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追随比制衡更为常见。(注：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p.89-104.在他的新著：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中，他着重考察了二战期间欧洲 国家对希特勒挑战体系行为的态度和反应，指出制衡并非是主要行为，追随等其它行为 才是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
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则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指出，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 是更为常见的行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外交实践不相符合。 自1648年以来的国际政治行为的特点是，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是最主 要的行为，追随比前者更为常见。作者指出，国家不愿意制衡的原因在于制衡的代价太 过高昂，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无法承担，它们宁愿选择其它代价较低的战略 。(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Summer 1994,pp.116-117.)此外，他还对制衡和追随 的两分法提出批评，指出国家在面对威胁时，往往有多种选择，而不仅仅是制衡和追随 这两种。他提出国家在面临威胁时可能有四种战略选择：(1)躲避(hiding)。躲避的方 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在危机中宣布中立或请求争执的双方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以是奉行 孤立政策；或是采取纯粹的防御性立场以期能躲过这一场风暴，等等。(2)超越(transcending)。 通过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结束威胁或防止其再现。(3)追 随。加入实力较 强的一方以寻求保护或谋取利益。(4)采取制衡现实或潜在霸权国的自 助。施罗德指出 ，在这四种战略选择中，制衡是最不常见的选择，而追随或躲避要常见 得多。(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pp.117 -124,133-1 47.)
施罗德的观点得到了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的认可。鲍威尔在他的新著《权 力的阴影：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与战略》中，通过建立一套模式来论述国家在面对国际权 力变动或国际冲突时的行为反应。他指出，国家在面临冲突的环境下，往往有几种行为 选择，而不仅仅只是制衡。国家可以选择制衡(他将其定义为与遭受进攻的国家结盟)， 也可以选择追随(指与进攻国结盟)或等待观望(waiting)。一国到底选择何种行为，取 决于多种因素，如作战的成本，与对方结盟后两国军事力量的效能，潜在结盟对象的侵 略性，等等，即取决于国家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环境。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会对 各种行为进行计算，选择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一种行为。通过对该模式中三种行为的 成本计算，鲍威尔指出，制衡行为虽然有时会出现，但由于它的成本最高，因而是最少 见的一种行为。而追随和等待观望则是常见得多的国家行为。(注：Robert Powell,In
the Shadow of Power:States and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6,149-196.)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虽然没有认为追 随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他却同样反对“制衡是更为常见的行为”这一理论命题。 他指出，当一国面临它国权力不利于自己的急剧增长时，常常有两种战略选择：制衡或 推卸责任(buck-passing)。(注：米尔斯海默将制衡定义为“支持受到修正主义国家挑 战的国家以维护现存的权力分布”，将推卸责任定义为“不采取行动以便将抵抗的重负 转嫁给盟国或其它国家”。转引自：Glenn H.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Summer 2002,p.161.)一国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 ，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体系结构和地理位置。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权力不均 衡的多极体系下)，国家迫于形势可能较倾向于制衡，但总的来说，推卸责任是更受偏 爱的战略选择。(注：Glenn H.Snyder,op.cit.,pp.161-164.See also,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此外，克里斯托夫·莱恩(Christopher Layne)、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托马 斯·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等人也不同程度 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注：参见：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Spring 1993,pp.5-51;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Spring 1990,pp.137-168;Glenn Snyder,“Alliances,Balance,and Stabil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Winter 1 991,pp.125-131;Glenn 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6-161.)
二、比较与评估
理论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争鸣。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不仅促进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而且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理论创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每一次的争论以及 由此产生的思想火花，都照亮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沃尔特对沃尔兹的 批判，使威胁平衡理论应运而生；施韦勒对沃尔兹及沃尔特的批判，使我们将目光由现 状国家移向了那些对现状心怀怨愤的修正主义国家；鲍威尔以及施罗德等人的批判则使 争论由制衡和追随的两分法转向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国家联盟行为，而且让我们对理论与 历史事实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米尔斯海默在他那本极具轰动效应的新著《大 国政治的悲剧》中对于制衡、推卸责任乃至追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人争论 的成果。
这场理论争论还对于深入研究国家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沃尔兹的均势 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相同 的情形下会作出大致相同的行为反应以及动机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总的行为却大致相 似。而沃尔特、施韦勒等人的理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单元层次的特性(如“侵略性”、“ 利益”等)对国家行为的巨大影响，解释了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形下其行为为何迥然 相异。
那么对于制衡与追随这两种基本对立的理论观点，哪一种提供了关于国家行为的更具 说服力的解释呢?
从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一种从体系角度解释或预测国际 结果的理论，考察的是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它只关注在国际政治中恒常发生作用 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它虽然也涉及到国家的行为，如“各国 (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会相互制衡各自的权力”、“倾向于加入较弱的一方 ”，但这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反应，而是指国家在无政府结构压力下面对它国权力的 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的一种行为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着重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 “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创建起来，均势 周而复始地形成。(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这种 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复杂 的历史画面去把握较为根本、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们 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的本 质，它也较好地解释了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如五个世 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 图——无论是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 与拿破仑，抑或是德国的威廉 二世与希特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 地得以恢复。
然而，这种“简洁、优雅”的“国际政治理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宏观性而显得简 洁有余而解释力不足。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言：“结构现实主义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 点。在沃尔兹的‘结构’里，许多事实、现象、特征和过程在‘不符合结构要求’的名 义下被打发，甚至连一些重大的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也被抽象出去或‘筛选’掉 ，他的‘筛网’的‘网眼’是如此之小，以致被‘筛选’对象中一大部分都通不过去。 ”(注：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 55页。)如它既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非制衡行为，也无法解释和预测具 体情景中的国家何时以及如何会进行制衡。这说明体系理论也有它解释的限度，超出结 构的范围，其解释力就大打折扣，甚至是误入歧途。
而且，正如一些论者所言，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重大漏洞，尤为重要的 是，它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集体行动的难题”。(注：时殷弘先生在“制衡的困难： 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中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均势难以自动生成的理由。另参见，时殷 弘：“国际权势格局变动引起的理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9— 11页。)虽然在无政府这一结构压力下，制衡一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均势 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次强国家的利益，但这却不能保证均势会自动生成。维护体系 的均势、制衡一国的霸权图谋需要参与国付出巨大的人员和资源牺牲(历史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而由此换得的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却“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地为体系中的每 一个成员所共享。这种结果会给一些国家“搭便车”(free-riding)提供了机会，刺激 它们利用它国的制衡努力而坐享其成。而国家彼此间因此种担忧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不 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制衡它国的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安 全”这一“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供应不足或无法供应。这种事例历史上俯拾皆 是。在反对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战争中，除了英国外，所有其它反法联盟中的成员国都因 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尽管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英国的战争津贴)或彼此间的猜忌而不止一次 脱离了联盟，或与法国单独媾和，或追随法国，或选择中立政策。这种情形在第二次反 法联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普鲁士没有参加第二次反法战争，奥地利与俄国在战争中互 不配合，俄国对英国迟迟不派重兵展开大陆攻势而只是对法国的海岸线进行袭击的做法 深感不满和满腹狐疑，并因此而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奥地利步俄国后尘也向法国求和。 到1801年时，反法联盟中只剩下英国还在单独苦撑，而且英国也多次考虑向法国求和， 只因拿破仑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作罢。(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23-126.)虽然拿破仑的霸权企图最终被反法联盟的战火 所摧毁，但这却是一个前后长达20余年的漫长时期。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 拿破仑战争后一跃而成为世界性大国，它控制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 上航线和获利丰厚的海上贸易。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虽然欧洲大陆的均势勉强得以 恢复，但英国却从此占据了海上优势，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注：Ibid,pp.138 -139.)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德国权力的急剧上升以及希特勒露骨的霸权言 行，欧洲各国深感忧虑，制衡德国权力的急剧膨胀、特别是遏止其霸权野心符合欧洲几 乎所有国家的利益。然而在如何制衡德国威胁这一问题上，“集体行动的难题”再一次 暴露无遗。英、法寄希望于通过适当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而“软化”其咄咄逼人的霸 权图谋，而苏联视此为英、法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加剧了苏联对英、法的不 信任。英、法与苏联彼此间的不信任导致双方间的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错过了联合制衡 德国的最佳时机。而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则干脆竖起中立的大旗，企图以此而偏安一隅 。而意大利在德国部分满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霸权企图后，则转而追随德国。虽然德国 在欧洲的霸权企图最终与拿破仑一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欧洲的均势却一去而不复返 ，代之而起的是美苏两大巨型国家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划分着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政治的另一种图景：一种形式的霸权或霸权图谋被粉碎，而另 一种形式的霸权又得以确立。
相对于沃尔兹之着眼于宏观的均势理论，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则是一种微观层 次的均势理论。它通过增加变量的办法(如除了权力这一变量外，还增加了诸如侵略性 、地理位置等变量)，来纠正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在解释具体历史事件上的欠缺与不足。 这一“修正”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在很多情形下，国家并非制衡体系中权力最为强大的 国家，而是更“关注”本地区的强国或对本国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一问题。譬如说，在 冷战时期的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对美、苏间的权力平衡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在乎的 是本地区的均势：当纳赛尔在埃及取得政权并在阿拉伯民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影响从 而可能危及本地区某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时，他们便联手制衡埃及；当埃及的影响衰退 、以色列的威胁变得迫在眉睫时，他们便联手对付以色列。(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p.50-146.)之所以如此，诚如沃尔特所言，是因为近邻的威胁 是迫在眉睫的，而超级大国则距之遥远，随距离的增大其伤害它国的能力也随之减弱； 而且地区性国家的权力不足以改变美、苏间的力量对比，遑论全球均势。(注：Ibid,p. 162.)沃尔特的“修正”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地区性的均势运作机理无疑提供了极其有用 的理论指南。
对于“制衡论”的反对者，他们除了理论观点与沃尔特(以及沃尔兹)不同外，其研究 问题的路径与沃尔特并无区别，都是通过考察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国家行为反应来进行理 论建构。因而相对于沃尔兹的理论来说，他们的理论对具体的国家行为具有更大的解释 力。施韦勒的“利益平衡”理论告诉我们，性质不同的国家(如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 家)，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可能也就大为不同，从而引发的国家行为也就迥然相异。 如现状国家较倾向于奉行制衡政策来遏止现状挑战者，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可能会追随一 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二战时期英、法、意、德等国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 施韦勒关于两类国家(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划分，与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划分为 现状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如摩根索)、满意的国家和不满意的国家(如舒曼Frederick
Schuman)、现状国家和革命国家(如基辛格)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 更接近于经典现实主义，而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历史学家施罗德的贡献 并不在于他是否发展出一套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而在于他指出了沃尔兹以及沃尔特的 “制衡论”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实不相符合以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 非制衡”行为。这些真知灼见对丰富和发展均势理论无疑裨益良多。鲍威尔的理论模型 则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行为背后的成本考虑，认识到理性的行为体会对各种行为的利弊得 失进行计算，选择成本最低而预期收益最大的行为。虽然鲍威尔的理论模型因涉及到过 多的数学公式和计算而略显晦涩，但它对深入了解国家行为背后的限定因素还是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无庸讳言，每一种理论只是解释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可能穷尽所有，国际关系 理论概莫能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关于制衡与追随的理论争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 题，而是在各自的理论范围内谁的解释力更大。若把国际关系历史比作一本书籍，则沃 尔兹的均势理论只是这本书的目录，而沃尔特、施韦勒、施罗德等人的理论和事实则是 该书的详细内容。透过前者，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但仅此而已。 阅读后者，我们对国际关系中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事件和过程才会有更直观、更准确 的把握，虽然我们可能会时常回到目录以便对全书有个全面、整体的认识。
三、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权力分布也由美苏两极图式演变 成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愈益明 朗。美国的权力优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在经济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 济实体，其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的两倍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100家公司 里，美国占59家。在世界500强公司中，美国占219家。在直接投资上，美国对外投资和 吸收的外部投资差不多是排在其后的英国的两倍。(注：Joseph 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转引自胡 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 军事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核武器和常规部队都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而且，美 国的国防开支和研发费用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 报告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总开支的近40%，它是少数 几个军事开支在冷战后不降反升的国家之一。其军事研发费用是排在其后的法国的八倍 之多。(注：SIPRI Yearbook 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1999(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99),Quoted in 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 Will the 21 [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00)3,p.63.)在科技方面，美国更是将其它国家远远抛在身后。美国 不仅在基础科学方面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新技术革命中更是遥 遥领先。一位加拿大政治学者如此感叹道：“除非美国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而这场灾 难不影响其他主要国家)，在千年之际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的方 式只会有一种：缓慢且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前美国 国防部助理部长小约瑟夫·奈则断言：由于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和它过去在传 统实力资源上的投资，在本世纪(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可能将继续保持最强大 国家的地位。(注：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55页。)此外，美国 在文化等“软权力”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文化具有全球吸引 力。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如此感言：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产看起来还要突 出。美国文化的强度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可以见到。罗马帝国和苏俄的文化影响只能 达到其军事边界线，而美国的软实力却统治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注：胡鞍钢、门洪 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46页。)正是基于这种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一些学 者干脆宣称世界已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前者如米歇尔·考克斯(Michael
Cox)，后者则以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为主要代表。(注：参见：Michael Cox,“September 11[th] and U.S.Hegemony-Or Will the 21[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pp.53-70;William C.Wohforth,“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Summer 1999,pp.273-309.)
巨大的权力优势，给美国带来了它在冷战期间未曾有过的行动自信，美国的行动带有 愈来愈浓的“霸权主义”色彩。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执意发展和部署NMD，追求利己 的所谓“绝对安全”；拒不签署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拒绝加入国 际刑事法庭和《生物武器控制条约》等等。据英国《卫报》统计，自小布什上台以来， 美国政府撕毁的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过去20年的总和还多 。(注：乔治·蒙比奥特：“帝国逻辑”，《卫报》，2002年8月6日。转引自胡鞍钢、 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13—14页。)而且美国在一些涉及国际稳定和安 全的问题上，企图绕过或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一意孤行。
然而，国际政治中的制衡行为迟迟没有发生。不仅小国如此，就连被结构现实主义看 好的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曾经与美国对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的衣钵传入俄罗斯 ，不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还是在科索沃危机上，抑或在阿富汗问题上，都采取了尽量 不得罪美国的政策。西欧在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的“后冷战”时代，并没有摇身一 变成为美国的对手或成为制衡美国的一支力量。东欧诸国争先恐后地要加入美国主导的 北约，而日本，在冷战后美国的历次军事行动中总是慷慨解囊予以积极支持。
如何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现实呢?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否已不适应冷战后的新 现实呢?回答当然不是。正如沃尔兹本人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使目前的世 界是单极，它也并不能长久，制衡行为迟早要发生；而且均势理论虽预测制衡会发生， 但并没有说明何时会发生，只是指出了这种趋势。(注：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Summer
2000,pp.27-39.)用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去解释具体情景中的国家行为，是犯了分析层次 的错误。实际上，其他大国之所以没有组成一个制衡美国的大联盟，遏止其霸权行为， 是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从历史上制衡霸权的实践看，制衡行为往往都发生在霸权觊 觎者以武力方式谋求霸权、给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生存带来重大威胁的时候。无论是英国 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大联盟，还是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宪章国家，都是在欧洲大陆国家的 安全与生存面临危机时而组建的。而冷战后的美国，虽然其咄咄逼人的霸权作风令人反 感、无人能比的权力优势使人担忧，但毕竟美国没有以武力来征服领土或谋取霸权，体 系中的大国并没有感到来自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其次，美国通过“软实力”上 的一些吸引力以及在部分地区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使一些国家愿意追随美国。再 次，由于权力对比的巨大落差，制衡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得不偿失，因而即使 一些国家有制衡的意愿，也缺乏制衡的手段。最后，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的“集体行 动的难题”，即使大多数国家愿意制衡，但由于缺乏组织者以及对被对方“出卖”或“ 搭便车”的担忧，制衡仍然难以发生，特别是在无重大利害关系时想组建一个大联盟更 是遥不可及。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可以为所欲为。若美国的霸权作风日胜一日，每一个主要大国 都感到了美国的威胁，则某种形式的制衡将不会太遥远。虽然这种制衡不大可能以军事 联盟的形式出现，但在政治、外交等层面的制衡将极有可能发生，而这最终将成为一张 制约美国单边霸权行为之网。最近，围绕伊拉克问题，美国与安理会其他主要大国(除 了英国)间的矛盾与分歧，似乎让人们依稀看到某种形式的对美国单边霸权的制衡。目 前，围绕对伊武器核查，美国与其他主要大国间的矛盾与斗争仍未结束。法、中、德、 俄等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美国单边对伊动武，仍属未知。不管这场外交、政治的“ 博弈”最终以何种方式或结局收场，但它至少说明，即使是在一个近乎单极的权力世界 里，若霸权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它也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而不管这种制衡 采取何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