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纲的沙县贬谪诗赋及其对屈原思想的补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县论文,屈原论文,诗赋论文,其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0）03—106—05
李纲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抗金领袖，性情骾直，敢于直言，多所得罪，一生坎坷，屡遭贬斥，与屈原有大致相同的遭遇与经历。本文拟对李纲的沙县贬谪诗赋及其对屈原思想的补正，作一个大致的论述。
宣和元年六月，京师周围积水成灾，“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运不通；畿甸之间，悉罹其患，无敢言其灾异者”（注：李纲：《梁溪集》，见《四库全书》1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 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见此书。），李纲独上章论事，得罪当局，被贬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一从斥逐，七改星霜”，至宣和七年三月，始归京师。贬谪期间，李纲的思想非常苦闷，与屈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诗赋中，他每每自比于屈原。《剑浦道中二首之二》说：“此去平津路匪遥，岭云溪雨自萧萧。山深泻涧泉长响，地暖凌寒草不凋。放逐却教穷水石，登临因得狎渔樵。谁怜泽畔人憔悴，更把骚辞赋《大招》。”《重午》说：“谁将佳节号天中？阳极阴生五自重。角黍但能娱幼稚，采丝那得制蛟龙？千里沉汩英灵在，万里浮菖习俗同。逐客有家归未得，满怀离恨寄南风。”诗中把自己称作“泽畔人”、“逐客”，都是以屈原自喻。更有《拟骚》赋，模拟屈原的《离骚》，讲述自己的身世：“帝混元之苗裔兮，历汉唐而扬英。散枝叶于天壤兮，遭五季而遁族于瓯闽。皇祖隐德而弗耀兮，逮吾亲而振名。岁昭阳之渊献兮，闰夏甲申吾以降。幼倥侗而颛蒙兮，非岐嶷之夙成。长游学于四方兮，爰观光于国宾。服诗礼之严训兮，传忠孝之家声。揽百氏之所长兮，味六经之纯精。常恐不德以怨及朋友兮，慕节义于古人。岂富贵之足志兮，冀斯文之可鸣。带长铗而峨冠兮，锵佩玉而琚琼。纫兰荪之香洁兮，服蕙茞之芳馨。纷吾既袭此众美兮，胡敢自谓之修能？”赋不但模拟《离骚》的篇章结构形式，而且袭用了《离骚》的一些现成词句，来铺陈自己的身世，表现自己与屈原一样，有着高贵的血统，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
在这些诗赋中，李纲一方面以屈原自喻，抒发“有家归未得”的“满怀离恨”；另一方面，他也像屈原那样，希望通过这些诗赋，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君王，以期得到宽宥，回到朝廷，继续施展其才华、抱负，为国效力。
大致说来，李纲沙县贬谪诗赋对屈原的态度主要是肯定的，但是，对屈原思想、行为的某些方面，他也提出了批评。如在《拟骚·序》中，李纲对屈原的怨忿情绪就作了这样的批评：“昔屈原放逐，作《离骚经》，正洁耿介，情见乎辞，然而，托物喻意，未免有谲怪怨怼之言，故识者谓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不其然欤？予既以愚触罪，久寓谪所，因效其体，摅思属文，以达区区之志。取其正洁耿介之义，去其谲怪怨怼之言，庶几不诡于圣人，目之曰《拟骚》。”
如何看待李纲对屈原的否定和批评？对此，我们作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1.李纲的否定和批评，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屈家的批评。
自汨罗沉江之后，人们对于屈原的评价，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从贾谊开始，至刘安、司马迁相承形成定论。刘安的《离骚传》赞颂屈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把对屈原的评价推到了极致，受到敬仰屈原的人们的赞同，至今为人乐道。这是肯定的说法。一种看法以东汉班固为代表，我们可称为否定的看法。大约到了班固的时代，离屈原生活的年代逐渐久远，海内局势也相对平静，对屈原生平遭遇的同情和对其高尚情志的敬慕逐渐降温，特别是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之后，人们开始用儒家思想来对屈原思想进行观照和反思。班固作《离骚序》，即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屈原思想进行了否定。他认为屈原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经义”、“法度”，并加给屈原“露才扬己”、“贬絜狂狷”的罪名，全盘否定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志节。他又否定屈原《离骚》的意义，认为他不符合儒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标准。他所肯定的只是屈赋的艺术价值：“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总体上看，李纲对屈原的否定评价基本上沿袭班固的说法。所谓“识者谓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实际上就是指的班固，指的班固的《离骚序》，是对班固《离骚序》的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李纲把《离骚》分为正洁耿介之义和谲怪怨怼之言两个部分，把《离骚》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使用的概念和方法都是不十分恰当的。“谲怪怨怼”也可以说是“义”，是一种“怨忿”的思想感情。不能说是一种形式，一种“言”。《庄子》有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李纲在这里大概也是一种“得意忘言”，为了否定屈原的怨忿，也就顾不上概念和方法是否恰当了。
在《拟骚》赋中，李纲对屈原等往古贬谪之士的“谲怪怨怼”作了这样的批评：“悼屈原之沉汨兮，悲贾谊之不修。笑退之之戚嗟兮，悯德裕之穷愁。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以儒家“用行舍藏”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屈原等人的怨怼，认为他们的怨尤以至于杀身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观点与班固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批评了屈原、贾谊、韩愈、李德裕等人忧愁过甚之后，李纲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惟盖棺兮事始定，聊康强兮保天性。岁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柏之独正。信吾道以优游兮，始居易以俟命。”毫无疑问，这个为人处世原则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居易以俟命”一语直接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来。中庸，可以说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它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居易以俟命”一语来说，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要求人们“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其中心意思是要人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存非份之想。这是一种“天命论”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稳固奴隶主社会的秩序，巩固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使“素贫贱”的劳动人民永远居于贫贱的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反大多数人意愿的反动思想。这里姑且不论。二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它要求人们守机待时，“居易以俟命”，勿“行险以侥幸”，也就是要求人们居于平易之中，勿为倾危之行，明哲保身。这也是一种“中庸”。显然，强调安于天命，待机而动，不作无谓的、无致胜把握的斗争与牺牲，应该说，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李纲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运用这段话的，与班固称引的儒家经典《大雅》的话：“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体上是一致的。
2.李纲的否定和批评，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批评。
李纲认为，屈原“谲怪怨怼”的矛头不当指向皇帝，这是李纲批评屈原“谲怪怨怼”的第二层意思。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中，皇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和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皇帝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怨忿”的矛头指向皇帝，这是一种缺乏政治远见，缺乏策略意识的做法，是一着使矛盾激化，最终将自己逼向绝路的“死棋”。作为政治家，李纲比较注意着眼于实际的功用利益，也比较注意着眼于长远，主张以一种平和务实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偏激矫枉的态度来对待、处理事情，避免激化矛盾，以利于问题的解决。自屈原以来（当然还可以上溯到屈原以前），相当大一部分皇帝（君主）只知个人享乐，不顾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命运，最后不仅断送了国家和民族，同时也断送了自己。这是皇帝的“昏”。许多臣下认识到这一点，不断地向皇帝进谏，希望皇帝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臣下的“清”。皇帝（君主）又往往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向他进谏的臣子施以刑罚，轻则贬谪流放，重则灭族杀头。屈原是“清”的，怀、襄是“昏”的。屈原受了椒、兰的谗害，被逼自杀了，但最后拍板，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怀、襄。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怀、襄关系的悲剧。从屈原的悲剧中，也从自己这次因论水事而导致被贬沙县的事件中，李纲充分认识到皇帝在封建社会国家中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是一个政治家必须首先考虑，也必须时刻考虑的问题。朝廷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政治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斗智斗勇，关键的关键，在于争取到皇帝的支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必须讲究斗争策略，避免无谓的牺牲。因此他不同意屈原不讲究斗争策略，破釜沉舟，最终导致失败的做法。他认为，屈原不能审时度势，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以求再起，徒然丢掉性命，亦于事无补：既不能促使君王觉悟，也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他反复思索、比较屈原和自己的经历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李纲对屈原思想的真正清算与批判。
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李纲始终把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摆在一切问题的首位。在论水事招致被贬以后，李纲向皇帝上了一系列表章，以化解、消释互相的怨愤情绪。《谪监沙县税务到任谢表》说：
臣闻：明目达聪者，君之经；陈善责难者，臣之义。惟君圣而臣直，则道交而志通。故虽帝王极治之时，必有骨骾敢言之士，臣独何者？窃慕其风，以疵贱朴鄙之资，玷清切高华之选？倘遇事而怀禄，实处朝而靦颜。一时堤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诏令之旁午，见睿知之焦劳，而臣仰荷眷知，每怀补报。思虑仓卒，虽徇国而忘身；学识迂
，诚私忧而过计。念戆愚之妄发，知罪戾之难逃。一再褫官，苍黄去国。螭坳载笔，梦想云龙之游；剑浦征商，分甘筦库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烛，怜臣狂狷，自取颠跻，察臣精诚，本非沽激。特屈宪章之峻，俾沾廪食之优。臣敢不铭佩隆恩，誓坚素守？忠孝难并立，徒深将父之怀；节义为大闲，益励爱君之志。
谢表是一种表示礼节性的文体，它又是直接对着皇帝说话的，其中难免要隐去一些真话，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捕捉到作者的某些真实思想。文如其人，在这里也还是适用的。如在这封谢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纲对皇帝说了这么三层意思：一是责己窃慕古代骨骾敢言之士陈善责难之风，希望报效君国，因而临事思虑仓卒，虽徇国而忘身，因而招致祸尤，是一种“戆愚”。二是责己为“狂狷”，也就是不合于中庸之道。三是表示自己的爱君之志，不会逾越君臣之义的大闲。从这三层意思来看，一、二层明显地表现出李纲对屈原的崇敬及其对屈原思想的继承。所谓古代骨骾敢言之士，从他的《拟骚》、《五哀》等诗文来看，首选的即是屈原。“窃慕”其风，标榜自己为“骨骾敢言之士”，也就是要效法屈原的骨骾敢言精神，做一个“直臣”。这是对屈原的肯定。而“臣直”受祸，实际上是“君不圣”造成的，表现出强烈的怨忿情绪。这种大胆的肯定，大胆的怨忿，在上皇帝的表章中面对面地说出，确实表现了李纲的“直”，表现了李纲身上的屈原遗风。至于责己为“狂狷”，自班固责备屈原为“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以后，“狂狷”一词就与屈原联在一起了。凡提到狂狷”，人们就联想到屈原。这里李纲自责为狂狷，偏激，不合于中庸之道，也是自比于屈原。不过，这里已经有批评的意思在里面了。他认识到，在仰慕、效法屈原的骨骾敢言精神的同时，必须克服屈原思想中的“狂狷”，用儒家的中庸思想来调和它，改造它。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重新找到出路，有所作为。否则，就是自我作茧，进入死胡同。这是李纲用儒家思想观照自己身上屈家思想的结果，是他自己政治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第三层意思就纯乎是一种儒家思想的表现了。这既是千年来儒家思想教化的结果，也是现实生活对他的教育。他不能逾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闲，否则，就要蹈屈原的覆辙。他把一、二层意思中表现出来的屈家思想，统统消释融合在儒家君臣节义的大闲之中，“骨骾敢言”没有了，“狂狷”也没有了，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也是皇帝乐于接受的。这样，李纲也就消释融解了皇帝的抵触对抗情绪，达到了争取皇帝同情支持的目的，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表现出与屈原极大的不同。
儒家并不一概反对和否定怨忿，问题在于它不能超出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即中庸的范围。李纲与屈原一样，有贬谪的经历，有怨忿，也摅发怨忿。《拟骚》赋的“乱辞”就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这种怨忿：“已矣乎，莫我知也。浮云蔽日兮，虹蜺昼明。霜露降此芳草兮，百鸟寂而无声。恐美人之迟暮兮，岁遒尽而峥嵘。侧身西望而叹息兮，心郁结而不平。心郁结兮何为？道既不可以散兮，敛而归之。惟静惟正兮，其殆庶几？吾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兮，又安能蹠咸彭之所遗？”然而，这种怨忿的摅发也同样包含了李纲深刻的理性思考。他尽量把这种怨忿限制在个人一己的范围之内，限制在儒家伦理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道既不可以散兮，敛而归之。惟静惟正兮，其殆庶几？”这样，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理性的李纲，一个儒者的李纲。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可以说时时被理性包裹着，稍有渲泄，马上又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也活得够累了。但他必须这样做。渲泄太多，就可能像屈原一样，招来杀身之祸。他不同意将屈原“重死轻生”的思想引进政治斗争领域：“吾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兮，又安能蹠咸彭之所遗？”表示不能像屈原那样依咸彭之遗则。遗，遗则。按照自王逸以来的传统说法，屈赋“彭咸之遗则”即投水而死的意思，那么，“又安能蹠咸彭之所遗”就是：不能像屈原那样，效法彭咸而死。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李纲和作为文学家的屈原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他们在摅发怨忿时有了不同。政治家关注的是实际的功效，文学家追求的是尽情地摅发心中的怨忿。在政治家看来，尽情地摅发心中的怨忿，对实际的政治斗争有弊无利。因此，作为政治家的李纲，他的怨忿的摅发是有节制的。
3.李纲的否定和批评，在客观上起到了将儒家思想融入屈家思想的作用，是对屈家思想的发展和补正。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思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同其他思想互相交融，取长补短，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屈原思想也不例外。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儒、道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养料，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使自身得到发展，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必要的。没有这种互相交融，取长补短，思想得不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当我们把李纲对屈原思想的批评，放到这样一种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到，李纲在这里实际上是将儒家思想融入屈家思想，从而对屈家思想进行了补正和完善。但是，李纲的这种补正和完善，是不自觉的，他并没有从人类思想发展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因此，出现了把《离骚》的正洁耿介之义和谲怪怨怼之言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情况。但是，这种批评和否定，又有别于班固的批评和否定。班固是全盘否定，一切“皆非”，将儒家思想与屈家思想对立；李纲则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将儒家思想与屈家思想融合。他把《离骚》分为“正洁耿介之义”和“谲怪怨怼之言”两个部分，固然是为了否定屈原的“谲怪怨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为了显示他与班固的区别。班固是一个历史学家、儒学理论家，他看待和评价事物，往往从单纯的理论和原则出发，有时也难免“狂狷”、偏激。就他评价屈原的那些话来说，也确实是写得太尖锐、太刻薄了一些，也使人感到有些偏激。李纲虽然也是一个儒者，但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问题往往较多的从政治着眼，比较注意着眼于实际的功用利益，也比较注意着眼于长远，主张以一种比较平和务实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偏激矫枉的态度来对待、处理事情，避免激化矛盾，以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李纲和作为儒学理论家的班固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对屈原不是一棍子打死。同是认为屈原不当沉江，班固就是从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理论原则出发，责备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李纲则较多地从政治着眼，以儒家的另一理论原则“用行舍藏”为依据，说屈原：“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为谋？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分明是一种沉痛和惋惜的口吻，表现出对屈原命运的同情，也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对于进退出处原则的理性思考。而与屈原相同的经历与遭遇，又使李纲与屈原在感情上息息相通，对屈原充满同情。在这一点上，李纲与贾谊、司马迁是相同的，与班固是不同的。
当李纲把儒家处世原则积极方面的因素与屈原的刚直思想融合，汲取并发挥两者的积极方面的因素之后，它的积极意义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赋中说：“聊康强兮保天性”、“始居易以俟命”。即修身养性，保持天命。天性，即天命。这里主要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他又只取“始居易以俟命”一句话的意思，强调安于天命，待机而动，不作无谓的、无致胜把握的斗争与牺牲。应该说，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他又相信盖棺论定，相信正道直行，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永葆其青葱的活力，即“岁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柏之独正”。在字面上，这里虽然还是说的儒家经典上的话，即《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意思，但是，在“松柏之独正”的内涵中，就既有“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的“直”，也有屈家的正道直行的“直”。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李纲在这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将儒家思想与屈家思想进行了碰撞，从而对屈原思想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尽管他这样做是不自觉的，但客观事实却是如此。
当李纲将儒家的中庸思想融入屈家的刚直思想之后，对于个人的进退出处，他就看得比较通达，比较洒脱，而在贬谪之地过上了一种看似优哉游哉的生活：
泛吾舟兮建溪，弭吾节兮剑浦。会计当兮委吏，偷燕闲兮筦库。蓺兰蕙兮九畹；植松竹兮百亩。餐秋菊兮落英，饮木兰兮坠露。朝吾游兮翰墨之林，夕吾戏兮图书之府。道既不可行于今兮，质圣贤于往古。嘉溪山之秀绝兮，聊逍遥以容与，眺翠岭兮泛清流，桂为楫兮兰为舟。有觞咏兮自适，乐天命兮何忧？
他的优哉游哉，实际上是一种自信的表示，相信自己的正确，相信自己与屈原一样的“正道直行”终将大白于天下，因此，他心情坦然，优哉游哉，静观命运的变化。这是对屈原“正道直行”表现方式的新的理解和阐释，它的特点是在相信自己正确的前提下，注意表现运用方式的策略，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斗争策略。它比较注重长远，不拘泥于目前的困厄、荣辱、得失，以最终的胜利为目标，因此，它显得比较宽宏、豁达，不似屈原表现的那么褊急。但是，我们不应把二者对立而应把二者统一起来，把李纲的表现方式看作是汲取儒、道两家思想的某些合理因素，吸取历史上正道直行之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适应现实政治斗争需要而对屈原表现方式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正是由于采取、运用了这一方式，李纲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才能一方面坚守他的正道直行，一方面又较好地保全了自己，在金人南侵，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发挥出他的才干，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李纲以屈原自许，多次冒死直谏，陈述抗金之策，然能幸免于难，其能灵活运用屈原正道直行的思想，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在屈原研究中，注重原本的屈原思想即屈原本人的思想的研究，保持它的原汁原味，这诚然是对的，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后人在运用屈原思想过程中的补充、发展、修正，否则，就可能使屈原思想的继承发展带来只能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运行的弊病。讲到屈原的爱国思想行为，就只能有一个模式：依彭咸之遗则，以死来表明忠君爱国的坚决和彻底（我们姑且把“彭咸之遗则”理解为投水而死的意思，因为自王逸以来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论）。以死抗议，以死抗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无疑是一种值得钦敬值得赞颂的崇高举动。但是，以死来表示抗议、抗争、表明心迹，这只是抗争的一种形式，一种最高的形式，或者说最后的形式，而不是全部的形式。因此，自班固以后，就不断有人对这种形式的价值、作用提出质疑。对于这些质疑，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而应从彼时彼地的现实政治情势出发，给以具体的分析，以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作为评价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纲将屈赋分为“正洁耿介之义”和“谲怪怨怼之言”，是为屈原“正道直行”的思想提出了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不用“谲怪怨怼之言”，而用比较平实的语言表现“正洁耿介之义”，以缓和双方的矛盾对立情绪。它与“正道直行”并没有矛盾。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使李纲没有像屈原那样被政敌逼向绝路。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李纲在上皇帝的奏章中为什么要大申感激之情了。以李纲而言，非贪生怕死之徒，乃一介骾直敢言之士，一生中多次犯颜直谏，屡遭贬斥，不改初衷。这次京师大水，言事遭贬，是其贬谪生涯的首次。以其对屈原的仰慕和为人，是断乎不会对屈原的思想进行攻击诽谤的（对班固以来的大部分对屈原思想提出过否定意见的人我们也应作如是观）。李纲是正洁耿介的，这是我们认为李纲补正、发展和完善屈原思想的道德人格基础。没有这个道德人格基础，就谈不上对屈原思想的补正、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