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大国关系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亚太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过去一年，与欧洲或其他地区相比，亚太总体形势仍相对稳定，不存在大规模局部冲突。在双边关系基本稳定的同时，东盟与中、日、韩成功地举行了东亚“10+3”会议，特别是会议期间中、日、 韩首次举行了早餐会，体现了东亚国家谋求深化合作的愿望；朝鲜半岛历经危机终于出现缓和迹象；“上海五国”机制已发展到工作层面的合作，对维护区域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表明，亚太多数国家聚焦和平与发展，希望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但是，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演变更加令人关注，特别是中美关系回摆与大国“伙伴关系”受挫，使亚太大国关系趋于复杂，也不可避免地对亚太安全环境产生冲击。
（一）美加快在亚太地区“布势”，对华防范意识增强。1999年，中美关系历经安全、台湾、经济、人权四大问题的挑战，特别是“五·八事件”的冲击，使本已脆弱的信任基础受到严峻考验。美国从“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谋求有效地利用“硬力量”，不惜动手扫平拦路的“无赖国家”，充分发挥“软力量”的影响，为新世纪制定规则，进而加快塑造于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处于向经济发展新阶段“起跳”进程中，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更希望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不谋求霸权，也不愿见到新世纪为霸权主义阴影所笼罩。中美两国在国际观、安全观、主权观、人权观上的争论，使“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相形见绌。尽管中美双方都不愿使关系破裂，共同努力解决了“五·八事件”的赔偿问题，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并有限度地恢复了军事对话， 但美国对华评估明显趋于严峻，强调“原则分明、目标明确”的接触政策，“防范”与“竞争”意识增强。一是在中国周边不动声色地“塑造”环境，引导地缘战略格局向美倾斜。美日防卫新指针尘埃落定后，美国随即推进以东北亚安全为主题的美、日、韩三国安全磋商，协调安全政策，东北亚的“铁三角”呼之欲出；继美菲达成“部队访问协议”、美新就新樟宜海军基地使用权达成协议后，美国着力与东盟国家开展军事演习和联合训练，明显加快介入东南亚的步伐。在中亚和南亚，美国也在加强“有选择”军事渗透的力度。二是美对台政策中的军事因素更加明显。继去年初美国防部发表台海军事力量报告后，美明显加强对台军售的针对性，提高武器的技术含量，不仅加强对F—16战机的售后服务，而且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坚持向台出售早期预警系统等，并考虑向台出售转让宙斯盾驱逐舰、“爱国者”Ⅲ型导弹及TMD相关技术等。同时， 美国会一些人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在维持台海两岸“不统、不和、不战”局面的同时，挑战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
（二）安全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亚太大国“伙伴关系”有异化之虞。近几年，中、美、日、俄推进“伙伴关系”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信任的有益尝试，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过去一年的事态表明，安全观念与信任程度并未随“伙伴关系”的发展而根本解决。中美交恶使亚太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化，拉近了美日关系，也促使中俄加强协调。日本去年4月底通过了日美安保指针的相关法案， 奠定了美日共同干预地区危机的法律基础，被称为美国与日本“全新关系的开端”，也为美在亚太进一步塑造同盟安全体系提供了保障。美率北约打击南联盟，使中、俄对美动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的倾向忧虑增加，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地缘压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趋务实，“上海五国”机制则已发展成为建立在互信、对话、协调基础上的多层次安全合作结构。与此同时，日本和俄罗斯也在推进主动外交，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既要倚美制华，也不愿为美火中取栗，谋求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日本小渊首相去年7月访华，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WTO，清楚地传达了这个信息；俄罗斯屡受美打压而无奈，掉头向东自有重视亚太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中、俄都面临应对美战略挤压和稳定周边的任务，具有更为实际的共同战略利益，叶利钦总统去年底抱病访华，表明了两国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决心。
大国“伙伴关系”的“异化”挤掉了其中的模糊性，凸显安全观念差异对地区合作的影响。一是“绝对安全”与“相互安全”的矛盾日渐明显。美国建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 不惜单方面谋求废除与前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并与盟国发展TMD等新武器系统为己谋利， 甚至甘愿冒挑起大国军备竞赛的风险，追求威胁他国安全的“绝对安全”；中国、俄罗斯及亚太许多国家无意参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恶性竞争，中国更希望通过协调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与美及其盟国增信释疑，探索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途径，确保相互安全，但当然也不愿毫无准备地成为美及其盟国“绝对安全”砧板上的肉。二是军事同盟与友好的“非结盟”架构对亚太安全合作进程产生影响。美国坚持冷战思维，以强化军事同盟作为“预防性防御”的重要手段，非理性地扮演亚太地区“平衡器”的角色，其引发的后果是促使中、俄等友好的“非结盟”关系不断发展。这势必牵动亚太安全合作的发展方向。当美国在南海争端上“拉偏手”，与菲律宾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时，固然可以加强美菲同盟，但也必然促使不愿追美的亚太国家与其拉开距离。
（三）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关系的变化。近两年不少国家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紧迫感增强，希望尽快进入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预防性外交”阶段， 甚至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ARF的三个阶段。但大国关系的复杂化， 使这些要求显得不切实际。第一，建立信任措施的进展尚未解决信任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许多亚太国家都发表了国防白皮书，军事交流、舰队互访、培训项目、安全会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区国家间的信任。但是，亚太有些国家间的基本信任问题事实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美“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从首脑会谈、工作层对话、军事交流、民间往来等一整套架构，但“五·八事件”使两国信任的基础受到严重冲击，几乎导致中美关系破裂。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信任取得了很大成果，“10+1”会议为推进双方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菲律宾在南海制造事端。第二，在四大国关系未能理顺的情况下，“预防性外交”难以有效地预防危机。许多国家对不能尽快进入“预防性外交”阶段多有责难，似乎ARF走出这一步就可以防止地区冲突。 然而，近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将“预防性外交”的框架设计得多么完美，在亚太大国伙伴关系“异化”，并出现某种危机时，指望这样的框架进行有效调解或仲裁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期望关系对立的大国进行建设性“预防性外交”活动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在美国强化地区同盟网络以谋求地缘战略优势的时候，其他国家有理由采取反措施保证自身安全，当然也无意通过促进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补充”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考虑和探索能够确保自身安全的合作模式。
因此，今后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将取决于大国关系的演变。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大国关系会促使ARF 及亚太其他的多边安全合作进程顺利一些，反之，则可能使这个进程停滞不前，甚至脱离健康的发展轨道。
二
在亚太地区推进稳定的大国关系，对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安全合作意义重大。从发展的角度看，建设性的中美关系、顺畅的亚太大国关系，以及稳健发展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是保障和谐、稳定的亚太安全大厦的三大支柱。
（一）维护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涉及两国各个领域，期待双边关系不断取得重大战略突破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在增信释疑的基础上推进交往，发展建设性的正常国家关系，这本身对于维护亚太安全就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毋庸讳言，中美在亚太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又有各自利益的交叉交汇，当然也有竞争与矛盾，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合作与斗争交织的复杂性。从近中期看，中美关系将是亚太地区突出的不确定因素：今年美国与台湾岛内的两场大选，都可能在中美关系中引发难以预料的危机，正在美国会酝酿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围绕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争论、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正在策划的遣责中国人权提案等，都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点，但唯有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进而影响亚太和平。有鉴于此，中美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继续在亚太推进“预防性防御”，以武装台湾来制约中国，其后果有可能将双边关系引向“战略竞争”，冲击中美建设性关系，影响中国人民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统一，打破地区均势，使亚太安全格局趋于“两极化”，这是“三输”的结果。二是中美认清各自的根本国家利益，尽可能化解内政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美国在坚持“三个公报”和“三不”政策的同时，不以打牌的心态处理对台军售问题；两国加强在安全观念、军备控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沟通协调，提高对地区安全的可控程度，从而实现“三赢”。后一种选择是符合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潮流的。
（二）探索顺畅的大国协调是发展亚太安全合作的保证。亚太安全合作发展到今天，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已成为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两年大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是推进建立亚太信任措施的有益探索。然而，安全观念的不同和战略利益的分歧，使大国“伙伴关系”备受挫折，美、日与中、俄在安全合作上的战略歧见加深，这也导致亚太安全合作进程趋于复杂化。尽管目前美日同盟与中俄友好的“非同盟”架构并非向对抗发展，各方也无意使大国关系滑向“新冷战”，但是，美国单方面强化军事同盟的作法，显然不利于大国建立信任关系。事实表明，目前在第二轨道推进的中、美、日三边对话或美、日、俄三边对话，二对一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难以有效地解决信任问题，更难以提高到官方对话的层次。因此，只有在各国加强双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适时探索四国进行严肃的安全对话机制，就安全观念、战略利益、地区秩序等进行沟通，寻求信任的基础，才不会使今后关于亚太安全合作的话题成为“聋子的对话”，也有利于保证大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维护地区稳定。
（三）稳健地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是确保地区多边主义活力的前提。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经过几年的扎实发展，已形成官方、半官方、民间三个层次的机制，对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ARF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官方政治安全对话论坛， 目前正处于向“预防性外交”转变的时期。东亚金融危机在东南亚产生的政治危机虽已告一段落， 但东盟国家的政治自信心与外交主动性尚难完全恢复，ARF的议题实际上在随着亚太大国互动关系漂流， 如何在继续推进建立信任的同时，转入“预防性外交”阶段，是目前论坛面临的最大课题。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作为讨论半岛问题的官方论坛，虽然步履蹒跚，但终究为缓和半岛局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朝美关系的改善。“上海五国”机制作为中、俄与中亚国家的官方机制，进展顺利，并为稳定中亚及中、俄边境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东盟与中、日、韩举行了“10+3”会议首次涉及了安全议题，标志着东亚国家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外，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及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这类一轨半或二轨论坛，也对缓和地区安全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上看，亚太安全领域的多边对话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进展。这不仅反映出亚太大国有协调合作的可能，同时表明中小国家通过多边安全对话也可以影响大国的安全思维，这些都是保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活力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