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的多维视角——马克思、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多维论文,麦克论文,马克思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对于人类传播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传播学作为一门有相对自足的学术领域的独立学科出现，还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事情。站在今天的传播学学术立场上，我们很难把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三人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传播学者，但是他们都是在诸多领域卓有建树的大思想家。马克思自不必言，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麦克卢汉曾一度被誉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注：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页。）这些大思想家的思想触角之深、之广，自然会涉及到人类须臾离不开的传播，而且留下诸多论述。本文力求站在今天传播学的学术立场上，从以上三人有关传播的论述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通过进一步思考将其化入传播学本身的一部分。
麦克卢汉生于1911年，比哈贝马斯大18岁，他们都是20世纪人类变化的见证人；而马克思比他们整整早了一个世纪。如果说，马克思的传播观更多强调的是传播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麦克卢汉则指出了传播中介所具有的性质对传播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则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指明了人类传播的特殊本性和独特逻辑，即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一、马克思：现实世界中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交往范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的“交往”概念与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传播”是有差别的。他们的交往概念的含义十分宽泛，其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由所有制和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涵盖贸易、商业、交通、运输、两性关系和社交，甚至战争也是交往的一种形式。他们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交往活动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作用。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他的历史观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而社会制度“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2页。）马克思认为交往首先是一种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是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的，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他说：“在现实世界中，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55页。）
生产方式决定交往形式，从这样一个方法论原则出发，马克思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交往形式：
第一种交往形式发生于最初自然发生的原始共同体之中。在这些原始共同体中，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占主导地位，由于交往以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为媒介，人本身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第二种交往形式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在这种交往形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交往是以物的交换为媒介的，因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样，人的价值不再表现为目的，而是表现为手段，从而造成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了的价值关系。第三种交往形式是以在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共同性为媒介。这时的交往活动也不再具有强制性，而是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产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0页。）这时，交往成为普遍交往。
在马克思的眼中，交往活动的主体始终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抽象的人或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正是从人的现实性出发，通过对人们的交往活动的历史演变的审视，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历史暂时性，确立了真正属人的交往形式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原则。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劳动）看交往方式，把交往主体看作是处于一定生产方式并受这种方式制约的现实的人，深刻揭示出了隐藏在人与人交往关系背后的物与物的关系。他的这种批判的视角和方法后来为许多学者所继承，形成传播学蔚为大观的批判学派。
二、哈贝马斯：传播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
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哈贝马斯对人类交往行为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比起马克思来，他的研究更接近今天的传播学，甚至有学者称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所探讨的“无疑是典型的传播学课题”，（注：冯炜：《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双月刊），2002年第6期。）哈贝马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反复用过的“交往”概念，在德文中的写法是kommunikativen，这个德文词跟英文的communication一词有着共同的词源，有着对等的意义，后者正是我国学界熟知的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传播。
依据行为者同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不同的关系状况，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类型分为两种：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他认为，工具性行为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关联于目标，却没有去反思这些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这种行为以成功为指向，以合理谋划为特征，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它植根于主宰大自然的主体主义计划，而缺乏一种主体间向度。与此相反，交往性行为却是以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和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前者表现的是工具理性，后者表现的是交往理性。
“理解”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核心要素，他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3页。）无论在狭义还是广义上，哈贝马斯都把“理解”看作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意识活动，即参与主体之间的默契与合作。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用以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发展过程统一基础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就是在工具性行为的意义上使用的。由于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混淆起来，并用后者包揽、替代前者，从而抹煞了经验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
应该承认，哈贝马斯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界定不很明确，也没有厘清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对交往理论内容的讨论也还比较抽象，这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对此，恩格斯有过一个说明。针对一些“青年作家”分析问题有时过分注重经济的方面，他在一封信中说：“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8页。）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个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需要了，而其中对人与人之间精神交往作用的认识，哈贝马斯作了全新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交往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注重研究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及语言符号、思想观念等在交往过程中的意义，这些无疑对当代传播学研究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三、麦克卢汉：媒介使我们身披全人类
抛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一历史前提，也不关心以理解为旨归的交往（传播）行为如何塑造着人和历史，麦克卢汉直接从传播技术（媒介）的形式意义来阐释社会的交换方式。
就像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理解，麦克卢汉对“媒介”概念内涵的认定是极其宽泛的。在他眼里，任何一种技术，只要它是人类身体、存在、思想的任何延伸，它就是媒介。麦克卢汉眼中的“媒介”其实包括人类所创造的整个物质文明，把物质文明理解为人体的延伸，那么整个物质文明就是人与外在世界之间赖以联系的中介——“媒介”，麦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媒介”的。因为“媒介”是人体一切器官（从手、足、牙齿、皮肤、各种感官、体温控制系统直到中枢神经系统）的各种延伸，由于每一种延伸都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尺度最终就会影响到人们的感官比率，感官比率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时空概念，最重要的，它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文化经验，因此最终必然会对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一视角出发，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技术形式比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对人的影响要大，也就是说，“媒介就是信息”。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本身的作用和冲击是如此之大，不管你用不用这个力量，只要有它，就像在水中放人污染物，它会影响一切人，它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例如，如果中国人引进了西方的拼音文化（如英语），用它来作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们采用了，拼音文化就会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文化，这种变化是宣传根本不可能阻止的。过去人们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被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转移了注意力，因为人们不注意，媒介更可以为所欲为。麦克卢汉认为自己一直努力做的，就是提醒人们注意媒介的存在。
许多学者批评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事实上，对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英尼斯从传播技术出发来解读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因此他自称：“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注：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165页。）不可否认，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正是机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不可能不受这个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们（指俄国共产党——引者注）与19世纪的工业技术结婚，其阶级解放的基础正是这个技术。语言媒介和生产资料一样塑造社会发展进程，这个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颠覆作用，是再严重不过了。”（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1版，83页。）仅仅是因为认为语言媒介和生产资料一样塑造社会发展进程，就会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造成颠覆效果，这未免有点夸张；但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特别是语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和强调，对于比较偏重机械工业技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补充。
如果说，只是因为麦克卢汉，媒介这个概念才深入人心；那么，只是因为哈贝马斯，交往（传播）的属人意义才被提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而被热烈讨论。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虽然“以批判的形式并且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建立了人的科学，但他始终倾向于把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同看待。”（注：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37页。）国内也有人像笔者上文分析的一样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为麦克卢汉备受指责的所谓“技术决定论”开脱，这说明，这三个人的传播思想不但是互相矛盾而且是互为补充的，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把硬科学与软科学相结合，把科学实证与人文反思相结合，把工具理性和社会批判相结合，是传播学目前的发展趋势。”（注：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3页。）而坚持传播研究的多维视角，无疑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必然选择。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卢汉论文; 传播学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