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选题与方法*
秦红增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530006）
摘 要： 对研究者而言，一个好的研究选题和专业的研究方法决定了研究质量和研究成果的转化率。首先，研究者要从对学术发展的关照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中确定研究选题，还要时刻关注学科前沿问题、社会基础问题、社会现实问题等，并对研究内容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扩展和挖掘。学术研究关怀的对象要多，谈的事情要多样，但立足点不变。其次，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重要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调查时做到眼勤、耳勤、腿勤、手勤、脑勤，并按照要求完成田野日记、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第三，多数研究人员兼有大学教师的身份，所以在做好自己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和专业情怀，引导他们将学科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关键词： 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选题；田野调查方法；学生培养
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要有一个好的问题和一个好的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要关注学科新发展、焦点问题、中国社会基础问题、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要时刻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敏锐观察能力，也要从中培养出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用自己的学科语言对所发现问题进行表述，将观察到的事实与学科理论之间进行对话。而对于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来说，田野就是课堂，社会就是书本，只有把田野这个课教好了、把社会这本书读懂了，才能谈得上服务社会。做田野调查不仅要有专业技术能力，经验的积累、良好的思路和视野以及学科情怀都是做好田野调查的必要条件。我既是一名研究者，也是一名高校教师，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也会将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感想传授给同学，悉心指导他们完成田野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更希望他们能通过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习加深对这个他者的认知，时刻抱有同理心，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怀。
1 学术研究的选题与方法体会
选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方向，一个好的学术研究首先就要有一个好的选题。一个好的选题不仅决定了研究的质量，也决定了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选题对研究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在审阅稿件和指导学生写作学术论文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一些研究者写的文章没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模糊。最后文章是完成了，但缺乏明白直了的论点和论据，这就影响了整篇论文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说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来自于对学科发展与社会关怀的把握，所以研究选题要有对学术发展的关照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怀。
当前,随着剖宫产手术的普及,使得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发病率持续上升,有研究表明,11%~24%的前置胎盘患者属于凶险型。对母婴的健康和安全均形成了巨大的威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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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受教于不同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切入视角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对研究内容实现跨学科、多视角的扩展和挖掘。在学术论文中确认一个问题，一般是在某一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即一个学术问题总是在一定理论启发、指导下提出的。这样，学术问题总是与一定理论相联系，与其说确认了一个问题，不如说寻找到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无论是申请各项基金还是评职称，研究者写出的学术论文是要进入学术视野并发表的，也就意味着评审专家、各领域研究者以及编辑都将会看到你这篇文章，他们共同决定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学术刊物是展示优秀研究成果的平台，核心期刊每年收到的稿件远远超过了能够发表的稿件数量，所以有必要了解学术期刊定位和学术编辑审稿的要求，这些定位和要求也为研究者选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自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以来，学报不断强调学术导向与社会热点相结合，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在突出刊物的民族性、文化性、地方性、区域国际新特色，服务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实践。一方面，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倡议时，人类学学科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越来越凸显于世，我们期刊加大了对人类学专业论文的刊发量，并对中医人类学、非洲研究等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跨学科人类学研究进行组稿。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报主动根据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来组织主打栏目，关注中国社会焦点问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担当学术研究社会责任，对那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提出创新性的策略和建议的文章进行组稿。因此，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研究者来讲，在进行研究选题时应把握好选题的理论性、现实性、前瞻性、创新性等原则，聚焦于社会焦点、中国基础社会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
首先，我要谈谈社会焦点类的选题。人们对于社会焦点的关注度很高，当中的一些经典选题，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养老问题，独生子女问题，拆迁问题，生态问题，跨国婚姻问题，住房问题等，自然也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注意力。研究者需要围绕社会认真思考，尤其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突出。30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人们讨论有腐败问题的社会是不是正常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社会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当然，不能把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于社会转型，但它是很好的切入点。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矛盾依旧很多。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住房问题，面对各种社会压力，公众社会心态焦虑。因此，社会焦点问题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大家围绕这些进行认真思考，用理性去考量它，这样社会才能进入良性的运行状态。从社会焦点切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有能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并持之以恒展开研究。但是，在讲到焦点问题时，一定要以事实说话，有理性的分析，同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要结合德州市中心城区“三河六岸”生态水系建设规划，在保障河道防洪功能的基础上，立足于建设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打造亲水走廊，使河流治理项目成为城市环境的新亮点、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在广大农村，要根据河道的不同功能，结合农村社区和产业园区建设，通过建设拦蓄水工程，逐步恢复农村河道的自然面貌，达到“水清面洁、河中鱼游、两岸有绿”的效果，改善水生态环境和乡容村貌。
最后，中国人文地理版图有个特点，凡是与他国边界毗邻的西部省区边境，一般多为少数民族或族群的聚居区域。然而这些民族及族群的存在往往不以现代政治边界为限，而是以其历史传承发展及当地自然生存环境为界。尽管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国家间的边界时常变更，但却无法隔断跨境民族或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与认同。单从跨国民族文化视角出发，就为我们研究领域从本土向异域他国延伸提供了广大空间，使研究具有了区域化、国际化的特点。这不仅顺应了当今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寻求合作、发展、共赢的时代趋势，也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政策与战略需求。
此外，民族性方面的研究是广西或者民族地区院校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与其他非民族地区院校科研成果相比照的一大传统优势。俗曰：“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有着研究当前中国“三型”农村（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的广阔田野，加之区域内众多焕发异彩的民族文化与习俗，使得我们在研究上更有群体针对性、选题独特性、内容不可复制性。同时作为民族地区院校，我们的研究领域或方向也应倾向于就本区域内民族、民权、民生等问题展开，最好能与推进地区或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嫁接。因为，以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是我们研究的最终归宿。
其次，我要谈谈中国基础社会问题的研究选题。人类学家格尔茨发明了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OGE）①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22。 ，后来被引申为“大传统”“小传统”②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著：《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 New Series, Vol. 59, No. 2 (Apr.,1957)， pp. 352-353。 ，前者指的是“精英”“经典”“上层”“现代”等，后者指的是“民众”“地方”“民间”“传统”等，然后人类学家围绕“二分法”进行了讨论。中国人类学家又把其引入到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中，譬如把儒家文化区分为“经典”和“民间”，中心与周边，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与“民间”的实践结果等。例如，“大传统”所倡导的孝道，但是要具体地实施、践行它，，执行一些法则，就是“小传统”，其在现实中的体现，如乡村治理中，将孝道融入村规、民约。这也就表明，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对“地方性”进行挖掘，譬如地方性知识，区域性研究等。从当下出发，改变过去移物的方法，专注于地方性研究，重视地域性。
所以我们的选题可因地制宜，从跨国民族研究，民族流动、跨国跨区域战略发展等大背景、大视角下广泛展开研究。例如，广西民族大学紧紧抓住广西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区最前沿的优势，成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东盟研究所、中国—东盟学院等科研、教学机构，广泛开展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众多校级以上研究课题在力探学术规律性的同时，也呈现了其国际性视野和国际性思维，并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有较大影响力的东盟区域研究著作、科研论文及调查报告等。因此，视界是否开阔决定了研究价值的大小，研究选题只有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依托本地区优势将相关研究领域向国际化、区域化延伸，这将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新意和成效。，
我这几年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与发展，民族地区乡村建设，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西南边境地区跨国民族双向流动、边境口岸城镇化等研究领域。具体涉及到的研究主题有中国西南山地民族、跨国民族社会转型与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边境地区口岸贸易与乡村城镇化等，我根据这些研究主题选取了田野点进行调查，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著作。此外，我一直认为研究主题是要有传承性的，这里的传承性不仅指在前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也指以自身的学科视角切入，遵循特定的研究脉络，对自己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在做“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基金项目之前，已经对民族地区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等领域研究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为我接下来的乡村文化变迁、和谐乡村建设等研究找到了理论渊源。接着致力于人类学视野下参与式发展的研究，博士论文首次提出了“文化农民”概念，也对我后来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技艺保护传承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后来，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研究，为学界积累了一批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料，也为我后续研究提供了建设性、前瞻性的视野。2015年以后，我开始重点关注边境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丰富了我的学术内涵和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就是这样，立足点不变，谈的事情要多样。
2 田野调查方法及经验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谈过了，也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详细讲解。实际上，我也已经在很多讲座上都和大家分享过，所以在这里我主要是结合我的博士论文和自身田野调查经验再谈谈这个问题。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现在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田野调查强调深入田野，要做到融进去与走出来，对他人给予的资料用学术性的眼光进行分析。技术上强调“五勤”，时间的持续性（一般至少3个月），田野点的典型性（具有代表性），经费的保障性等。“五勤”，即眼勤、耳勤、腿勤、手勤、脑勤。眼勤，善于观察，对田野点有宏观的整体性的把握；耳勤，要多听，少说；腿勤，要多走；手勤，对信息资料要记得快，列出大纲，并根据具体的调查内容及时地进行调整；脑勤，要勤于思考，多反思，根据调查的进程调整目标。可以通过写个案的方式进行，晚上对白天的调查内容进行反思。融进去与走出来，定期的回到有别于田野点的熟悉的环境，整理调查资料，之后再进入调查点，反复进行直至调查结束。
我的博士论文《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的选题，实际上是基于2002年我与导师周大鸣先生在安徽南部做田野调查时的灵感。当时看见田地里劳动的人们，周老师就讲，“与汉唐时期相比，现在农村的生产技术是高还是低？”自此我就有了从科技下乡来观察乡村社会变迁的想法。在确定论文选题、准备好文献资料后，我就开始田野调查，在我看来田野调查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一是田野进入。应该考虑到这么几个因素：经费，是否宽裕；时间，能否保证；距离，离自己的居住地远还是近，交通条件如何；人际关系，能否保证自己进入调查社区，等等。二是田野工作开展。先是选调查点。在能够顺利进入田野点的前提下，到底点选在哪里，怎么样选还是个问题。这时PRA方法就很管用。我于2003年1月带了4个助手，先是在田野点开了个县级领导座谈会，基本上掌握了面上的信息；然后又召开了两个乡镇的乡级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了情况；接着又开了4个村级座谈会，了解这4个村的生计模式和资源差异，其中一个种植水果的村子各方面条件最好，也最先、最充分体验到科技下乡的好处，所以我就选定了那个村子。调查点选定后，我们就在村里做了3天的快速调查，6个人分头行动，画了社区图、资源图、生活图等，又搜集到一些原始资料，如合同等，做了入户访谈和性别分析，基本上达到了PRA的目标。三是多次调查。当然，下一步就要参与观察。不过，有了前面的基础，观察起来就有针对性。在整理第一次调查资料的过程中，我除了基本上理清了论文的大致结构外，还认识到下次调查时应该在哪些地方下功夫。四是补充调查。多次调查后，我调整了研究提纲，并初步把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也弄清了补充调查的重点，并将补充调查做得更细致、深入。
田野调查的技术性问题解决后，就应该开始思考怎么通过田野调查真正做到与调查对象的互动和交流。我认为应该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对当地发展有益的事，如我所做的科技下乡的课题，这正好是当地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村主任就对我说，他跟着我调查，与我讨论，不只是对村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想通了许多问题，如人才培养、发展规划等。当然，你的研究不一定包括这些，但一定要与当地人探讨这些问题。哪一类选题都一样，因为只有是社区内的重要问题，你才去研究，当地人才感兴趣。此外，正是因为在调查中做到了有礼有节，我也与桂村人建立了良好、持续的互动关系。我个人觉得，与当地人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只是为以后的再调查打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调查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至于田野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如语言问题、如何找准信息员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应该建立在与当地村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除田野调查方法外，比较视野、文献分析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可以扩充我们的研究视野，往往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之感。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跨国、跨时段等，都是很好的比较视野。我们通常讲的学科交叉，交叉处才有生长点，正是这个意思。文献分析是做学问的功底，很多学生不爱做，老师也一样，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说你的文章最好要与学术对接，就是要有个文献分析。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如何。但经常的回答是，我研究的目前没什么人研究。我就反问，没人研究的，那你为什么要研究，要讲清这个逻辑。社会科学和理科不一样，理科的研究工作是要有可复制性，即别人研究出了原子弹，你也可以研究。但社会科学不一样，不能复制，否则就是拾人牙慧。
最后，我还想谈谈参与观察的时间问题。参与观察法要求田野调查必须具有持续性，即最起码在调查地完整地呆上一年，或者更久，但问题是调查者一次就住满12个月还是在几年内总共住满12个月？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每次去多长时间、间隔多久才合适？是3个月、2个月、1个月，还是一个星期或2、3天？似乎难有一个标准。那么，研究者怎么样才能确定自己每次居住时间和调查间隔的长短呢？这里面牵涉到的因素很多，如调查经费、离调查地的远近、当地人对调查的态度等等，但说到底时间只是个形式，实质还在于每次调查能否获得足够的信息，及对信息的消化程度，是否引起新的思考、有新的调查问题等。也就是说，研究者应根据调查的进展程度来确定调查最佳时机和每次时间的长短。
3 关于学生培养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几十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发现了现在的学生和以往学生不同的地方，现在的这些学生面临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信息来源渠道也更加多元化。接触过程中，我也发现他们更注重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彰显自己的个性。因此，我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对具有不同特质的同学因材施教，全方位培养人才。我坚持价值是目的，知识是载体的原则，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思想行为进行有效地引导，在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设S1为按照消声器的半径计算出的总横截面积，一般S1=S0/k，k值一般为0.40～0.44之间，本设计取平均值0.42.
近5年来，我培养了博士生6人，其中已取得学位的有2人；博士后出站2人，在站2人；同时，指导青年教师5人，培养硕士研究生12人；留学生1人。在我的指导下，学生田野调查扎实，论文写作和科研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大学生学术大赛‘挑战杯’”上，我指导的学生连续三届获得广西一等奖，全国三等奖的好成绩。2007年获奖的是2005级硕士研究生黄丽萍撰写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农村环境卫生研究——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加文村为例》，2009年获奖的是2007级硕士研究生毛淑章、李先进撰写的《文化农民生态观研究——以马安庄和谐乡村建设为例》，2011年获奖的是2009级硕士研究生李开元、宋秀波撰写的《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族群为例》。
老师对学生专业知识培养也非常重要。在任何学科领域，专业知识都是一个学生的看家本领，只有掌握牢固的专业知识，才能够为今后的就业、深造打下坚固的基础。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生培养，我始终遵循“五个一”原则，即一篇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综述，一个稳定的田野调查兴趣点，一份翔实的田野调查报告，一篇小论文，一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五个互为一体，缺一不可。没有学术回顾，学生站不在学术前沿上；没有一个稳定的田野调查兴趣点，学术研究不能够持之以恒、深入钻研；没有一份翔实的田野调查报告，学生的论说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述空洞无物；没有一篇小论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就不能得到充分提升；没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前面的内容就无所着落，只能停留在经验的水平。
我认为对学生理想信念和学科情怀的培养是应该放在首位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士和硕士，后来又去了中山大学跟随周大鸣老师读了人类学博士，求学路上一直受益于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我深知老师对学生在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不仅限于专业知识，也体现在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引导。我带的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每个阶段的学生学习动力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将来都会成名成家，大多数同学会走向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岗位，默默无闻。虽然我在培养不同层次和诉求的学生时会有不同侧重点，但对他们总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即要有学科情怀，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人类学民族学本身就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专业，我们走进他者的世界，感受异文化带来的震慑，描述乡民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田野体验，在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中完成我们的论文。我希望学生能够从专业学习和田野调查中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认识他者并走进他者；也希望他们能在专业课学习期间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希望他们具有同理心，人类学民族学一直强调对弱者的关怀，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时刻关注社会的底层群体，以弱者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3)社会资本拥有量(A3)是指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得的、被别人认同接纳的成员身份的能力，包括社交面(x7)、社会地位(x8)、亲朋好友支持度(x9)和一般关系支持度(x10)。
根据招股书披露，2015年-2017年米奥会展宣传推广成本分别为2306.37万元、6154.34万元、8166.94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成本的14.77%、30.97%、32.32%，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2016年宣传推广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2.70%和166.84%，而公司净利润2017年、2016年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9.35%、14.15%，这说明了宣传推广成本的激增对其当年净利润增速影响较大。
我认为一个好的学术研究应该既能够打动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也能够让其他领域的学者、普通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广泛认同。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做田野调查，他们搜集的经验性资料多是来源于政府官员、地方文化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群体，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同，而问题意识往往产生于这些差异当中。但很少有学生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就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多数学生刚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总是想着面面俱到，想做一个复杂的研究。可想法太对，思绪混乱，该深入挖掘的田野资料被忽略，与主题没有太大关联的田野资料又搜集了很多，导致后边的调查不够深入甚至偏离主题。所以我在指导学生写调查报告和论文的时候会反复强调一个写作要求，要求他们在论文写作的任何阶段都应该及时与老师互动和交流，及时将每天的田野日记和田野调查报告发给老师，不断向老师、同学陈述自己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即使刚开始没能提出一个好的研究主题，但经过这样的学术训练，问题意识能够不断聚焦，研究主题也越来越清晰。
对于上述线性思维模式影响下所造成的诸多历史事实的长期被“遮蔽”和歪曲，学界也不乏反思，如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以我曾经指导过的一个学生为例，该生本科也不是学人类学民族学相关专业的，我让她去河口做跨境旅游的调查，她进入田野点后就感到非常迷茫。在调查前也听到过一些经验或者是其他同学的田野情况，但是当自己进入到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就感觉这些听到过的经验好像派不上用场。第一次田野的访谈、调查都靠在摸索中理解。她一共去调查了三次，第一次调查的时候搜集到的材料较少，主要就是了解了一下河口的情况。第二次调查的内容面面俱到但都不够深入，又是边民生计，又是口岸特色小镇建设，又是跨境旅游。等她将调查内容写成报告时也发现，调查得全面是全面，却不够深入，要集中一点看的话，她所调查的内容根本支撑不起一篇文章。然后我在她调查日记中找出一个点来问她，发现她自己没办法详细说出来。她自己也说调查的时候认为那个点不重要，当时只是听了一下并没有放到心上。这就是田野调查的敏感度不够，没有深挖田野材料。根据她的田野资料，我让她再去的时候聚焦于跨境旅游的边民参与情况，第三次该生搜集到的田野资料明显更聚焦，搜集到的个案能够支撑起跨境旅游了，就给她确定了论文的选题。后来这位学生又去到东兴口岸做调查，我会根据她的田野日记判断她的田野调查情况，如果发现偏离主题的时候会及时提醒。
所以，在田野中发现什么点一定要和老师多多交流，多多思考，下一次的田野调查就要围绕这一点来进行深度调查访谈。这位同学的田野调查就经过了一个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关怀的对象要多，但是立足点不变。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过于宏观就不是研究了，那些是普通人都能感觉出来的。我们做研究虽然也比较宏观，但也只是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而已，要对什么都做全面思考是不可能的。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该关注的是与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
古人云：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18年我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并担任首席专家。这不但是对我和我研究团队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这个项目的核心点在于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是乡村振兴、人类文化传承的根本。正如我在《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中所说，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之下，乡村的未来似乎难以摆脱“被全球化”“被城市化”的命运。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这可能就不只是那些怀有“乡愁”的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可能将会是全人类的悲剧。因此从人类关怀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结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需要的是每个民族寻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和贡献，而不是强势民族或国家的独裁与霸权。换言之，文化多样是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统领，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必须也必然体现出文化多样性。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学科出发，胸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不忘初心，潜心学问。诚如横渠先生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扎扎实实做好田野调查，做好研究，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贡献好自己的一份力量。
Topic Selection and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Research
QIN Hong-ze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For researchers, a good research topic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 methods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conversion rat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First of all, researchers should determine research topics from the care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rn for the real society, and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frontier issues, social foundation issues, social reality issues, etc., and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 expansion and excava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The object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concerns should be abundant, while the foothold，should，be，invariable.，Secondly,，the， fieldwork，method，is，an，important，research，method，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which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be diligent with eyes, ears, legs,hands，and，brain,，and，complete，the， field，diary,，investigation，report，and，academic，paper，according，to requirements. Finally, most researchers are also university teachers. Therefore, while doing their own research work well, they sh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discipline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feelings, and guide them to integrate discipline spirit into daily study, life and work.
Key words: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pic selection of the research; fieldwork method;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83（2019）04-0007-06
收稿日期： 2019-06-11
作者简介： 秦红增，男，汉族，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人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 ”（18ZDA118）首席专家，兼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广西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民族系统联络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研究方向：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科技人类学、社会评估与咨询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