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新型国家关系——从日韩建立伙伴关系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伙伴关系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格局结束后，世界秩序进入重组的多极化时期，国家关系最基本的特征，不应该再是领导与被领导、主宰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而应该是平等伙伴的关系，这种平等伙伴关系应成为多极化时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和韩国开始构筑起新型伙伴关系，日韩两国建立的这种国家关系，为我们认识多极化时代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启示。
日韩新型伙伴关系的起步
1998年10月7日至10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了日本， 两国首脑共同发表了题为“日韩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正式向世界宣布，两国从此开始建立新的国家关系，即新型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相互关系发展历史上具有转折性重要意义，预示着国家关系已从过去的非伙伴关系开始转入伙伴合作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化，对日韩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促使我们看到东北亚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
东京联合宣言包括了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在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
第二，日本首相对日本过去在韩进行殖民统治给韩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韩总统认为日首相对历史认识十分真挚，表示双方应超越不幸的历史，在和解和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向前看，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
第三，双方都认为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第四，双方认为应通过对话等建设性态度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表示共同维护1994年美朝签订的核框架协议机制。
第五，双方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担心和遗憾，并表示对朝发射导弹不能放任不管。
第六，韩总统称赞日本对韩的经济支援，日首相表示继续支持韩克服经济困难。
联合宣言包括的实施新型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有如下诸项：（1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首脑会谈；（2）尽快召开内阁成员恳谈会；（3）加强和扩大防卫交流；（4）日本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贷款；（5）为共同举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互相合作；（6 ）扩大青少年往来和充实文化交流等。
从日韩联合宣言的内容分析，两国对大局战略达成共识，在多年没有扯清的历史问题上有了一个了结，在现实政治、安全、经济方面采取协调和支持的态度，为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具体行动计划。如此，两国发展伙伴关系的具体含义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使“新型伙伴关系”不再仅仅停留在宣传口号上，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
对日韩两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本舆论界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日本的通讯社和六大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认为“日韩关系迎来了转折点”，“日韩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拉开了日韩新时代的序幕”，“双方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了结了对历史的认识”，双方确立了未来的友好关系，使人们对日韩新时代到来的期待感倍增，如此等等。
宣言在韩国虽没有像在日本得到那么高的评价，但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金大中访日表示满意的占81.4%；认为对清算历史问题有进展的占66%；认为日本谢罪有进步的占65.1%；认为宣言难以落实只是一纸声明的占39.4%（注：见〔日本〕《SEKAI 》1999年1月号第217页。）。
可见，日韩两国建立伙伴合作关系，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考虑过去、利于未来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明智选择。
伙伴合作关系的内涵
有文章说，国家间结成伙伴关系最先是美国一位学者在70年代提出来的，但当时世界上并不存在建立这种国家关系的国际环境，真正广泛把伙伴用于国家关系乃是冷战后开始的，尤其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
何谓伙伴关系？伙伴本来同“火伴”，即古代军营中十人为火煮炊，后被引伸为“同伴”的意思。用在国家关系上，指国家对外战略上有相同或相近的考虑，不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在政治安全上维护共同利益，不是兵戎相见互相攻击；在经济方面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不是壁垒高筑只为己利；在人才、文化诸方面是广开渠道，扩大交流，不是闭门自立限制交流。概而言之，伙伴关系的实质，就是在维护和发展各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协调行动，平等合作，以求共同发展。这样的国家间合作伙伴关系，只有在冷战格局结束后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它是90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趋势加强背景下的产物。
实际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它们的综合国力有差别，所追求的近远期目标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内涵侧重点也不同，于是就产生了诸如“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新型伙伴关系”等亲密程度不同的合作关系。
日韩两国建立的“新型伙伴关系”，它的侧重点或者说内涵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宣言看出如下诸点。
其一，两国政府“了结”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日本直至1945年对韩国实行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给韩民族造成心灵上的创伤至今仍难愈合，日本领导人曾不止一次道歉反省，但其作用又被有的日本政界要人的否定言论所抵销。要结成伙伴关系，首先要了结过去。韩国方面提出把反省道歉写入联合宣言，即以国家领导人共同认可的官方文件的形式发表出来，代表政府的观点，以此否定个别政界要人的相反言论。日本方面在几经周折反复推敲表述方式的情况下，以前首相村山的谈话为限度，同意韩方的认识并写入联合宣言。如此，韩日双方在政府一级这个层次上算是了结了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了结的重要意义在于，官方为历史的仇恨划上了句号，为现在和今后的政治经济诸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去掉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打开了通道。
其二，安全防卫上对付共同的目标。如果说日韩首脑会谈首先要了结历史问题的话，那么，会谈的重点问题就是讨论并协调双方在地区安全防卫方面的看法和行动。长期以来，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使双方安全防卫合作对话受阻。1998年初日韩双方防卫和外交官员方开始接触，时遇8月底朝鲜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这个日本始料未及的导弹事件，使日本安全神经骤然紧张起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企望同韩国协调以对抗朝鲜，而韩国方面自然也有对抗朝鲜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于是两国在安全防卫方面有共同的对付目标，使双方有谋而合，愿意协调行动，不过，日韩对朝鲜的政策是有差别的。日本因8 月导弹事件主张对朝鲜采取严厉措施，停止对朝改建核反应堆提供资金。而韩国对对方实施“阳光政策”，尽管曾发生过潜艇等事件，但韩国仍没有断绝对朝鲜的粮食、肥料等的援助，也不主张停止对朝改建核反应堆出资，不愿意破坏1994年美朝签订的《核框架协议》——这个赖以同朝鲜沟通联系的支柱。此外，对正在进行的由中美韩朝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谈”，日方建议改为吸收日俄代表参加的“六方会谈”。可见，日韩双方对朝鲜的政策有差别，但是，在安全利益有共同点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差别并没能阻碍双方协调行动。
其三，经济危机期间经济上的支援。日韩首脑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安全防卫，但取得显见成果的却是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在联合宣言的附件“行动计划”里。韩总统访日的重要目的是取得日方经济上的支援。韩国1997年下半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竭尽全力采取措施力求摆脱危机，但仍困难重重，IMF的救援也未能产生明显效果， 国内悲观情绪甚重，需要向外求助。韩总统访日当企盼援助。日方也未使韩总统失望，答应提供30亿美元贷款，以解韩国经济危机燃眉之急。30亿美元对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外贸盈余的日本而言，乃区区小数，如果在前几年这算不上什么援助，但在韩国困难时期，它有如雪中送炭，而且重要的是，正如日本外交人士所言，通过它取得韩国对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上的理解，则是日本方面的很大成果。
其四，文化交流解禁，新设青年交流项目，为加深理解构筑未来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日韩首脑会谈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韩总统提出韩国文化市场向日本开放，以求通过文化交流，加深两国民族在感情上的理解，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感情隔阂。由于历史原因，韩国一直对日本文化产品乃至人员交流有限制，这次韩总统并非应日本方面要求而是主动提出解禁，以推动两民族感情上的融合，这实在是满足了日本想说但又不敢说出口的要求。双方在这种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中学、大学青年人交流的计划项目，以致于为共同举办好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为未来青年一代的感情交流，也为邀请日本天皇访韩在民间准备了思想基础。
日韩首脑会谈是通过取得上述重要成果，来表明两国从此建立起“新型伙伴关系”的。
形成新型伙伴关系的因素
日韩首脑签署联合宣言，把两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当今时代国家间建立新型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使我们能够从中找出一些形成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因素。
在形成日韩两国新型伙伴关系的诸因素中，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诸点。
其一，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应有某种谅解，进而达成某种共识。因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完全相反，往往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特别是在两国民族感情存在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涉谈建立两国友好伙伴关系是不实际的。在东北亚地区，如何认识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对这个历史问题，日韩采取了日本对侵略的反省道歉以文字形式写入政府首脑联合宣言、在政府一级的官方文件中予以“了结”的方式。这样做，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官方观点，从而不再仅仅是某位当政领导人的话而被随意解释，使人们能够有官方文件为确切根据，也免去了官方人士交往中总要触及历史问题的不愉快。至于日本个别政界要人顽固不化，坚持与政府相反的立场，那就只好让他带着花冈岩脑袋去见上帝好了。
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是铁铸成的事实，是世上任何智者能人，任何诡辩家都绝对改变不了的东西，后人只能去认识它，而只有有了正确的认识即有一个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观，才能达成共识，进而理解相互的行动。
其二，安全防卫方面的共同需要。朝鲜是日韩两国在安全上共同防范的目标。因为在日本看来，朝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军事上的对外行动常常难以捉摸，甚至可能由于某种因素铤而走险。韩国对北方也是戒备有余。这样共同对付朝鲜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就成了共同需要。
如果说日韩在安全防卫上协调行动，能够对东北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不测因素或者说战争行动造成一种压力，使稳定的地区环境不致遭到破坏，这种伙伴关系的形成，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是有利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发展成像冷战时期那样的军事同盟，并据此对外施以威胁，就与伙伴关系本来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军事上的结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它带来的是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不稳定，客观上对结盟者也隐藏着不安全的因素。因此，结成伙伴关系恰恰应该有别于军事安全同盟，有利于地区安全稳定的大局。
其三，经济上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展。日韩两国在经济方面发展合作，本来就存在很多有利的条件，多少年来两国贸易投资关系就相当密切，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别使双方互有所求，两国毗邻，交往又十分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深合作，以新型关系推动双方合作，乃双方所望。这次韩国发生经济危机，日本经济衰退，这只是促进双方加强合作的临时性因素。
从中长期目标看，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加相互投资，促进科技交流，即在经济上密切关系，应该是建立伙伴关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它是长期的而不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它们合作的主要领域无不包括经济方面。
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这是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历史发展的潮流，建立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正是顺应这种发展潮流的行动。原因之二是世界各国为增强综合国力把发展重点都转向本国的经济发展，由此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以弥补国内经济发展不足成为迫切需要，建立伙伴关系有利于经济关系的密切，因而被采取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其四，对外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日韩建立新型伙伴关系，除了共同对付朝鲜的考虑之外，不可否认，也符合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东亚战略利益的需要，没有美国的默许，日韩即使结成伙伴关系也不可能成功。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战略在美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中直言不讳，这就是利用美日、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和在该地区驻军形成的战略优势，对付中国、朝鲜，以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但是，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如同在海湾战争中日本出钱美国出人表明美国力量下降一样，在东亚地区，也有许多事例说明美国控制力的下降。美国和日本、韩国有安全条约和军事条约，这只是美日、美韩单边的结盟，单靠美国显然力单，如果日韩也能改变过去的疏远而形成防卫上的协作，就能在东北亚形成新的联合，这正好能加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因此，日韩的合作着眼于东北亚地区，更大的范围则变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可以看到有的双方结成伙伴关系其着眼点不在于地区局部利益，而在于更大范围甚至是全球战略的考虑，形成这样的伙伴关系难度会更大。
伙伴关系发展道路漫漫
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两国开始进入新型的国家关系。应当说，政治家们的高瞻远瞩和胆识勇气，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伙伴关系的构筑，无疑对迈入21世纪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是个创造性的发展，但是，新型关系是顺利发展还是停留在一纸宣言上，与建立伙伴关系之前没有区别？这其中有许多障碍性因素值得重视。
其一，历史观差异形成的干扰因素。日韩之间，以政府宣言方式“了结”了过去，但在韩国民间对日本当年的仇恨并没有立即消失，在民间这个层次上需要政府采取适当行动，否则会存在令人担心的因素。在中日之间，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中日两国首脑并未签署写入日本政府对二战入侵中国反省道歉字句的联合宣言，这至少能够说明在对历史认识的“了结”上中日落后于日韩，中国人民作为当年的被害者，不是要日本现领导者为历史负责，而仅仅是要求对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有一个真诚的悔过和认错，被害者向加害者提出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曾被杀戮的民族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日本政界要人始终没有干脆利落地做到这一点，而且时而发表否定侵略的言论。这使许多中国人放心不下，心生疑虑，担心影响现实的中日伙伴关系。中日业已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决不应当被久远的历史拉到重新对立的道路上去，这是任何一个清醒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赞成的。
其二，防卫安全因素的对立。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应该为稳定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协调行动。但是，近期防卫安全方面的对立因素非但没有减少反有增加。冷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唯一尚存冷战格局残余的地区，半岛南北对峙严重，摩擦不断。1998年8 月朝鲜发射一颗导弹，使日本顿感生存受到威胁，对此日本以军力相抗衡的情绪迅速膨胀，对美国提出的在东亚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格外热心。美国搞TMD，把中国列为潜在敌人。 联系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用炸弹让南斯拉夫低头，进而有人提出怀疑东北亚会不会成为继南联盟之后美日的导弹演练地。这样的动向，令人忧虑。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伊始，有些事情就和原来的宗旨相悖了。
科索沃只是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局部，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会引发世界大战。东北亚完全不同于巴尔干半岛，地区内诸如导弹事件只是临时性的刺激因素。如果把这种临时性的刺激因素放在东北亚整个地区乃至世界全局来看，稳定和发展、协作依然是地区的主导方面。
其三，妨碍经济关系密切的因素。建立伙伴关系，无疑能扩大经济合作领域，诸如治理环境、利用能源等，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近年来有两大问题令人忧虑，一是由于有东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认为跨国资本引发国内货币动荡以致发生危机，对外来资本增加了限制，甚至谨慎趋于保守；二是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受阻。例如，关于APEC提出率先在九个领域实施贸易自由化进程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发展中成员而是发达成员（日本）不同意按协议时间实施（如农产品领域），这里有日本因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因素，但这毕竟给贸易自由化进程投下了阴影。过去普遍认为，只有发展中成员害怕吃亏不愿意实施贸易自由化，事实说明发达成员国内也不完全是竞争强项，这证明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几乎对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逐步调整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建立伙伴关系就更能有助于协调行动，以求共同得到发展。
建立伙伴关系，会受到上述诸因素的干扰，但是只有构筑起这种新型的关系，才能有助于克服各种障碍因素，为稳定发展的世界大局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