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萨特《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责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阿尔论文,浅谈论文,责任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60)作为萨特观念戏剧的后期代表作品一反前期戏剧经常采用以“自由选择”为戏剧主题的创作方法，而将重点由“自由选择”向“选择”后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转变。萨特以戏剧的形式对“责任意识”进行探讨，表明其60年代在戏剧观念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前期用戏剧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到后期通过戏剧去沉思人们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的选择行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60年代的萨特越来越感到人选择后的责任意识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他不断提醒世人：“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激烈的战斗。”①萨特通过《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视角对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用戏剧介入生活。
一
萨特前期的境遇剧往往将戏剧表现的重心放在人物的选择以及人与环境的对抗上，而对选择的结果没有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给观众留下一个开放性的戏剧结尾和遐想的空间。譬如：1943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复仇后带着遮天蔽日的苍蝇离开了阿耳戈斯城，而俄瑞斯忒斯离开以后的情况很难让人想象；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在牢狱中做出种种艰难选择，但在戏剧结尾时却突然被枪杀；1946年《恭顺的妓女》中的妓女丽瑟在对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立场鲜明，但在戏剧结束之前却投向了弗莱特的怀抱；1948年《肮脏的手》中刚刚出狱的雨果面对路易的死亡威胁昂首迈出了奥尔嘉的家门，但走出去的雨果命运如何难以预料。除了上述戏剧以外，还有1944年的《间隔》也是这样。应该说在这些戏剧中萨特在渲染人物的选择行为上浓抹重彩，而对选择后事件发展的走向以及主人公应承受的代价和负有的责任并没有进行深入探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剧作家哲学思想的变化，萨特后期戏剧有意识地去思考和关注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选择后的结果，勇敢地承担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他把这些观念形象地融进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中。
“责任意识”是萨特《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表现的中心思想，也是剧作家从1943年《存在与虚无》发表以来一直积极探索的问题，应该说，这同萨特早期主张的“自由选择”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自由与责任”一节中说：“……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这种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②如果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把自由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还主要侧重人的个体以及学理的要求，那么1947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则对其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③萨特的“责任意识”思想到了50、60年代更加完善，更加注意个人的选择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将“责任”问题与时代、历史联系起来。
在戏剧艺术上，“责任意识”在萨特早期戏剧中也有所表现。在1943年上演的《苍蝇》中，复仇后的俄瑞斯忒斯曾对自己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说：“我要像摆渡的人背着旅客过河一样，肩负着这种职责，把它带到彼岸，才算了结。然而，它越是沉重，我就越高兴，因为它就是我的自由。”④如果说1943年《苍蝇》在表现俄瑞斯忒斯的“责任意识”时还仅仅局限于戏剧的局部范围，还没有将其作为戏剧的正面问题来表现的话，那么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萨特则对“责任意识”问题越加感到紧迫，并将其作为戏剧的中心问题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在这部戏剧中，剧作家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因为个体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检验。萨特在谈到《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创作目的时说： “总的来讲，我想通过这个剧本指明的东西以及我尽心竭力做的事情，就是使观众感到——我不知道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未来的世纪正在对我们进行审判，如同我们的世纪对19或18世纪进行审判一样，我希望使观众稍稍意识到自己是这种审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整个剧本既针对现在又移向过去——不是在我们之先的过去，而是正在受观察但还未被判决的过去。”⑤《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社会为背景，以弗朗茨隐居生活为线索，通过大量故事情节不断地拷问着冯·格拉赫家族的道德水准以及二战期间人物行为的后果。在萨特看来，历史对人类行为的拷问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规范人类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的现实随时随地都在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面对现实是积极行动还是漠然处之，是随波逐流还是做出良知的选择，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剧中人物冯·格拉赫是一个在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原则、没有良知的人，当尤哈娜嘲讽地问道：“你也有过良心吗？”冯·格拉赫回答道：“有过。但我把它丢了，要不起啊。这是王孙公子才要得起的玩艺儿。”⑥由于个原因，他在二战中将自己的土地卖给纳粹盖集中营，为希特勒提供军需用品；二战结束以后为使儿子躲避惩罚，他伪造弗朗茨的死亡证书。冯·格拉赫面对德国的对外侵略，顺应时局，配合形势，正如冯·格拉赫在谈到买卖地皮的事情时对弗朗茨说的：“因为他们为我服务。这批人是贱民掌权。但是他们发动战争为的是替我们寻找市场，我犯不着为一宗地皮的事跟他们闹翻。”“20年以后你将成为船王，你的船将游弋四海，那时谁还记得住希特勒？”⑦冯·格拉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那个时期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类人的代表。萨特对这种行为是批判的、唾弃的，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无动于衷，或甘心头脑半不清醒或容忍，那么集体犯罪必然存在。”⑧在这里萨特将群体的无动于衷、随波逐流认定为一种选择，是一种群体逃逸责任的集体犯罪。
萨特在整部戏剧中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冯·格拉赫的个人问题上，而是将审视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戏剧以冯·格拉赫等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行为为突破口，对其行为进行历史性的反思，并将它上升到一种群体的责任问题来认识，即集体犯罪与集体责任。集体犯罪在战争年代就代表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降，是面对激变的社会而采取的一种冷漠态度，这是一种逃避现实、不作为的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作为就是一种无原则的选择，为此人们应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萨特认为人们的行为必然成为历史审判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它超越了国界，具有时效性和约束性。
戏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反思冯·格拉赫行为时，最终把目光落在了弗朗茨身上，这多多少少动摇了冯·格拉赫家族对战争心安理得的态度。弗朗茨作为一名战争罪犯在战后并不想面对现实，他自设法庭为自己辩护开脱。弗朗茨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都是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他在认识自己的责任问题时却表现出极大的幻想性和非现实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非常强调自由选择的责任意识，但是弗朗茨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逃避过去所犯下的罪过，同时又企图从过去的行为中寻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萨特曾经评价弗朗茨：“如果德国复兴和改变了，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于是他闭门不出，隐居了13年，不愿见到德国复活，因为德国的复兴会使他的过去化为乌有，会使他目睹的一切化为泡影。”⑨在戏剧中他以一个受害者、目击者和审判者自居，自设法庭为自己辩护。他希望德国处在饥饿贫穷的状态，“城市被夷为平地，机器被砸烂，工业被洗劫一空，失业人数直线上升，肺病蔓延，出生率下降”，⑩但社会现实却证明其思想极其荒谬，如尤哈娜所说：“我的嘴巴在说谎，我的身体揭穿了我自己的谎言。我谈到饥荒，我说我们将饿死。现在请瞧瞧我，我像是吃不饱的人吗？”(11)事实上，弗朗茨知道社会发展的真相，但他不想面对现实和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曾经对螃蟹们这样说道：“你们不是选择了甲壳吗？好极了！那就不再赤身露体了！但为什么还留着你们的眼睛？”(12)这种不愿面对现实、逃避责任的态度成了他走出封闭环境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成为惩罚他自身的东西。
萨特曾说：“我有一个想法，从未放弃过并一直在深化：一个人最后总是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他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别无其他选择。”(13)自由选择与责任意识、集体犯罪与集体责任贯穿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整部戏剧中，在萨特看来，两者是一种因果关系，选择必须承担责任，集体犯罪必然受到历史审判，它具有动态性和时效性。集体责任在萨特看来是一种人类义务，是一种道义，是一种维护正义的责任，因此它具有社会道德的现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二
《阿尔托纳的隐剧者》中的主要人物同萨特早期戏剧中的俄瑞斯忒斯以及中期戏剧中的格茨不同，缺少一种直面人生、勇往直前的精神。这部戏剧中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极力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之中，企图用想象或借助想象来找回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弗朗茨在战前对人与现实的关系充满了幻想，他不理解人，对人的理解是建立在虚幻的概念基础上的。二战后弗朗茨所选择的历史道路同他早年的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原来渴望成为一个大人物，但现实使他成为一个战败者。他希望德国在战败的废墟上一蹶不振，同他一样成为历史，但德国却成了欧洲最繁荣的国家，这一切证明了他过去为希特勒打仗是一个错误。弗朗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面对现实，现实击碎了他曾经选择的一切；然而面对梦想，梦想只能靠谎言维持。为了逃避现实，肯定自己过去的选择，弗朗茨躲进了自己编织的幻想中，他同妹妹莱妮相互欺骗，把外部世界描述得像人间地狱一样，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肯定自己过去的正确性，并开设法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萨特说：“弗朗茨的自尊心深深受到挫伤，因为他一事无成，对他来说，如同分析家们指出的，他的傲气需要有过度的补偿。这就促使他面向未来的世纪，以他的民族和他的世纪的预言家自居。”(14)弗朗茨的法庭是3059年5月22日的法庭，他以世纪的见证人自居，来满足他的自尊心。他的目光不再面向过去，而是转向未来，这样弗朗茨就将自己面临的问题转移了，从被审判者转变为审判者和证人，推卸掉了自己应负的罪责。
在弗朗茨逃避现实的过程中，莱妮和尤哈娜成了他的帮凶和刽子手。莱妮和尤哈娜两个人在充分了解弗朗茨的致命弱点后，都从个人的需要出发用谎言维持着与弗朗茨之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关系。弗朗茨和尤哈娜的关系是在畸形扭曲的状态下形成的，他们表面上若无其事地撒谎，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谎言，但目的是让自己和对方都能够沉浸在幻想之中，摆脱现实的束缚，以寻找到生存的价值和基础。应该说，尤哈娜最初上楼的动机是真诚的，因为弗朗茨的隐居生活严重阻碍了尤哈娜和丈夫魏纳尔走出这个家去获得自由的机会，她希望弗朗茨能走下楼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当尤哈娜同弗朗茨交谈时，两人都暴露出同样的弱点：“她和弗朗茨有共同的弱点，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只不过弗朗茨已无可挽救罢了。”(15)原因是两人都追求虚幻的崇高，但他们对崇高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崇高对弗朗茨来说是一种观念的东西，而对尤哈娜来说则是美貌。曾经做过演员的尤哈娜这样对弗朗茨说：“自从观众不捧我了，没有一个人，您听见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漂亮……”(16)美貌对于尤哈娜来说是一种价值评判，这种价值评判往往来自对方才是有效的。从戏剧的情节发展来看，尤哈娜的确被弗朗茨的言语所改变，弗朗茨用对女人美貌的评价来异化尤哈娜。弗朗茨说：“尤哈娜，我并不想要您，我不爱您。我是您的见证，我是所有人的见证。我要世世代代为您作证，我说：您很漂亮。”“死亡是死亡的镜子。我的伟大反映出您的美貌。”(17)弗朗茨在这里肯定尤哈娜的美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进一步控制尤哈娜。弗朗茨对尤哈娜讲：“到了汉堡，您永远也美不起来了。”“可是在这儿，您天天都是美的。”(18)尤哈娜为了从弗朗茨这里得到美的肯定，最终同弗朗茨站在了一起，两人各为自己的需要来编造能够满足对方的谎言。正如尤哈娜对弗朗茨所说的：“我们是很融洽。（语气显得不顾廉耻而且生硬。）我们是狼狈为奸。”(19)萨特在评价莱妮和尤哈娜同弗朗茨的关系时说道：“莱妮和尤哈娜把弗朗茨置于死地，一个采用文火慢速的办法，让他活着，但慢慢弄死他；另一个用急火快速的办法，因为她代表了现实，而现实能使他死亡。”“但是莱妮和尤哈娜如此对待他，也是弗朗茨自己造成的，因为他要求她们对他说谎，当尤哈娜上楼看他，决心向他诉说真情时，是他，弗朗茨，用一套诱骗的办法设法使她发现他的一套谎言，从而制造一种迷惑力，迫使年轻的妇人说谎。从此，他们结合在一起胡言乱语，否则局面难以维持。是的，这两个女人只能起刽子手的作用。”(20)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为了逃避现实，他们三人的关系像一张网一样把自己罩在其中，正如弗朗茨所说：“我们生活在软禁之中。”(21)应该说他们已经被异化，被一种观念的、家族的利益所异化，使他们无法走出这一怪圈。弗朗茨最后走出隐居的生活是用一种自杀的方法来解决的，这种做法有其理由，但仍然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责任的方法。
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人的自由选择与责任意识、人生理想与现实环境发展的不协调性造成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表现了人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的错位，以及选择行为与责任意识的错位。冯·格拉赫、弗朗茨、尤哈娜都是理想与现实相脱节的人，在他们身上，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时代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原来个人所拥有的东西逐渐消失，而新的东西不断涌现，但这些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冯·格拉赫作为船厂的拥有者和主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在不断失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冯·格拉赫完全拥有自己的企业，但战后由于德国被纳入了美国在欧洲进行冷战的轨道，技术官僚进入资本主义管理的各个领域，工厂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个人权力的基础在慢慢地消失。在培养儿子弗朗茨的问题上，二战前冯·格拉赫完全按照贵族的方式来培养接班人，然而这种时代已经过去，正如萨特所说：“儿子弗朗茨是作为大资本家的苗子加以培养的，满脑子佛罗伦萨的美梦，这是意大利式的征服者和艺术家的教育结果。”(22)这种脱离实际、耽于幻想的教育使弗朗茨只为一些空洞的观念而活着。冯·格拉赫就是在这样的悲剧氛围中挣扎，他的一切努力往往同现实脱节，他的理想总是同现实有一段距离。无论冯·格拉赫用不合时宜的贵族方式培养儿子，还是弗朗茨用一种空洞的价值观念来面对现实，在现实中都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最终陷入一种矛盾和困惑之中。在弗朗茨眼中，人应该有尊严，但当他透过铁丝网看到集中营里的囚犯眼含恐惧、满身虱子、遍体鳞伤、污秽不堪时，他对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正如父亲冯·格拉赫所说：“你并不爱别人，弗朗茨，否则你不敢鄙视这些囚犯。”(23)脱离实际的教育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弗朗茨身上仅仅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对人的真实理解和尊重。这样，弗朗茨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极易转变，滑向一条畸形的道路。在二战期间他虐待别人，杀害俘虏；战后他对待他人冷漠自私，成为一个性格扭曲的人。这个长期为虚幻的观念而活着的弗朗茨并不想去承担自己面对的一切，最终只能躲进自己建立的虚幻的梦想世界之中。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为我们塑造了一批逃避责任、依靠幻想而生活的人，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萨特对责任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打破了以往戏剧在表现人的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时的理想化模式。同时，戏剧也丰富了萨特艺术画廊中的人物形象，展示出另类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快速变化的现实环境与人物内心世界碰撞时所形成复杂的社会现象。
三
明暗叙事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主要叙事范式，在戏剧中萨特将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与艰涩难懂的哲理思辨相结合，力图使哲理性的思想融入形象生动的戏剧情节之中，让剧作家对现实的哲理思辨伴随着生动的故事情节共同发展。萨特的戏剧大多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舞台化形象，譬如：《苍蝇》是萨特的第一部舞台剧，同时“《苍蝇》也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最完整的戏剧性阐释”；(24)《间隔》是萨特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与他人的具体关系”问题的形象表述；还有《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等无一不是哲理性阐释。这样，萨特的戏剧在叙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剧作家的哲理性观念源源不断地溢出戏剧的叙事情节，呈现出戏剧情节的叙事和剧作家的哲理性叙事同时并存的复调现象。萨特在谈到《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想说明的是，在一个正向暴力社会演变的社会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这一点，我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观众是明白的，没有一个观众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1959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批评家。”(25)《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具有双重叙事，一是明叙事，一是暗叙事。在明叙事中，剧作家力图通过有形的戏剧场面支撑整个舞台的演出，为观众讲述冯·格拉赫家族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渐走向衰亡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暗叙事，这就是剧作家在明叙事的戏剧框架中注入自己的寓意和观念，将自己对“责任意识”的认识融入进戏剧情节之中，积极引导观众将德国在二战期间占领法国的历史事实同当时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的事件进行类比。整部戏剧两条叙事线索在戏剧发展的进程中交替出现，在舞台场景的流动中，戏剧的暗叙事线索逐渐冲破戏剧情节的束缚，占据了舞台的主导地位，激发观众的理性思考，使观众在享受戏剧艺术的同时感悟到它的现实意义。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入到德国传统价值观念十分浓厚的冯·格拉赫家庭之中，冯·格拉赫家族的渐渐衰败、弗朗茨对战争的态度打破了平静的家庭关系，使观众对冯·格拉赫家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陌生化的戏剧情节、弗朗茨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剧中人物对二战和战后的评说等等使观众一次又一次从戏剧舞台的幻觉中回到现实，思考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按照萨特的说法：“然后我希望观众慢慢感到不舒服，最后认识到这些德国人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观众自己。讲得雅一点，戏剧的海市蜃楼慢慢消失，显露出背后的真情。”(26)《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将戏剧的明叙事和暗叙事交错发展，强烈的理性思辨不断冲击着观众的心灵，把社会的道德和公民的责任摆在观众的面前，使那些面对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事实表现出默认支持、随波逐流和同流合污的法国人感到有一种道德上的压力、良心上的谴责，促使观众去思考人在残酷的环境中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萨特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视戏剧的舞台效果，他试图将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与严酷复杂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扩大舞台的表现空间，促使观众对戏剧所表现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萨特一方面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利用艺术的假定性来设定境遇，叙述故事，将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使观众的情感迅速融入剧情之中；另一方面又充分运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哲理性的对话来唤起观众沉寂的理性思维，使观众的思想随着戏剧场面的流动进行紧张的思考。萨特说：“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作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他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27)剧作家将剧场变成研究问题的场所，让观众从观赏者变为问题的研究者。为了处理好戏剧的明暗叙事，将自己的创作意图鲜明地呈现出来，萨特采用了与审美对象保持距离以及换位思考的方法。同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萨特观念戏剧的美学思想。在这部戏剧里，萨特把戏剧的背景放在远离法国的德国社会中，目的就是使法国观众能够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审美距离，能够有效地避免被民族感情所左右，能够在思索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时比较客观地得出一种公正的结论。“这符合我心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中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妨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戏剧海市蜃楼消散，这是我采用的比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28)除了同审美对象保持距离的方法以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换位思考。这种方法力图使观众在戏剧情节的引导下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由研究的主体变为被研究的客体。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面对弗朗茨荒谬的法庭和逃避现实的行为，法国观众不能不沉思残酷战争给德国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灵的创伤，不能不沉思在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不思考如果自己处在对方的位置上应该如何去行动。萨特从戏剧艺术的角度引导观众审视、思索那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的生存状态，从历史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视角来评判人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行为规范，使实在的戏剧冲突与哲理性反思相互交错。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萨特运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就是为了使戏剧舞台的幻觉慢慢地消失，让观众从弗朗茨身上看到历史道路的选择同人自身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将观众从一个观赏者变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去思考角色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成功地运用了明暗叙事范式，这与萨特用戏剧表现哲学观念，以及剧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剧作家力图挣脱戏剧情节的束缚，试图通过一条独立的、暗的叙事线索来表达深刻的哲理。因此，戏剧中的暗叙事越明显，它对观众理智的作用就越强烈，最终促使观众猛醒，唤起责任意识，积极介入现实。
注释：
①⑤⑧⑨(14)(15)(20)(22)(25)(26)(27)(28)萨特谈“萨特戏剧”（关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沈志明选译，见《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1,1005,1004,1001,1005,1008,1007,1000,999,999,999,999页。
②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688-689页。
③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13页。
④柳鸣九编著：《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32页。
⑥⑦⑩(11)(12)(16)(17)(18)(19)(21)(23)萨特：《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沈志明译，见《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819,820,871,892,844,879,880,881,888,849,818页。
(13)萨特：《萨特自述》，黄忠晶、田锡富、黄巍编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97页。
(24)Joseph T.Shipley,Guide to Great Plays (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56),p.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