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必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种逻辑根源于我国所特有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转型期我国面临着政治发展的繁重任务，也面临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政治文化的任务。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非西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一现象的出现促使许多西方政治学家进行理性思考：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会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的在政治领域内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的有力推动下，政治发展的研究迅速展开，并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高产潮，产生了一大批政治发展方面的著作，如G.A.阿尔蒙德(Almond)和J.S.科尔曼(Calman)的《发展地区的政治》(1960年)、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之研究》(1963年)、派伊(Lucian W.Pye)与维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65年)、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年)以及亨廷顿(Samuel
P.Huntingdon)的《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1969年)等等。(注：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不同的政治学者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理解，如科尔曼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历史上分析，政治发展是16世纪起西欧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变化；其次从类型学上分析，政治发展是指传统的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过渡的过程；最后，从进化上分析，人们能在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创造力，是新的政治生活制度化的过程。亨廷顿将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三个方面。(注：[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7页。)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也从现代化的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社会、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的强化以及广大阶层对政治中心的参与、支持和民主化。(注：S.N.Eisenstadt,
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Prentice-Hall,lnc.,Englewood Cliffs,N.J.,1966,p.11.)著名政治学家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中归纳了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论述，在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①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②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的政治形态；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④政治发展是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⑤政治发展是行政管理和法治的发展；⑥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⑦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⑧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化过程；⑨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及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⑩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派伊自己则把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在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中，个人的平等地位提高了；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政治体制的能力提高了；在政治体制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差异提高了。(注：Lucian W.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p.31-48.)
以上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发展的某些内在要求，但并没有完全探究到政治发展的逻辑。并且，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对政治发展进行论述时，往往是从其固有的价值观出发，以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固有模式为原型，来衡量和裁剪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将它们已有的政治发展模式作为样本向其他国家推销，因此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任意的、偶然和盲目的，它往往是有着普遍的规律可循，恩格斯就认为：“历史的发展就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1页。)对政治发展来说，同样如此。尽管我们不能同意政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但并没有否认政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政治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注：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2-549页。)政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各国的政治发展，尽管时间、地点不同，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却共同受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支配，所以，恩格斯在比较英美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尽管两国工人的外部环境不同，却受着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政治发展的统一性还意味着政治发展特征上的趋同，即任何社会的政治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总的趋势是向与更高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政治形态发展，这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而政治发展的多样性，意味着政治发展在时间上、空间上和过程上的多样性，没有单一永恒的政治发展模式，因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所以，我们认为，在政治发展模式上，尽管可能五彩纷呈，但并非杂乱无章、毫无头绪，政治发展还是遵循着某些一般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并非是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马首是瞻”。真正的政治发展，对民族国家来说，是要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和文化内涵的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是“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一般，我们认为，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它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由是观之，政治发展不仅是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任务，而且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较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该是与本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它并没有普适意义。所以，在建构政治发展的指标体系时，既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现成的政治发展模式，也不能完全拒斥之。
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期，亦即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的方式向集约型增长的方式，从“人治”型管理方式向“法治”型管理方式转变。(注：李琪：《论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行政：参与、整合与后置》，《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在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变化必然会折射到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过程可以反映我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路径。因而，从经验意义上讲，转型期我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内容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全面展示转型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成果，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已予以归纳和概括。(注：从政治制度层面，浦兴祖教授将其归为16个方面，见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在这里笔者只想简要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转型期的政治发展，是在坚持我国国情和遵循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建设，理顺党、政府和社会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使我国的政治生活运行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此问题也作了很好的概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从规范意义上说，政治发展至少包含以下的内容：首先，从政治文化上说，政治发展意味着世俗化和合理化程度的加深；其次，从政治结构上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分化和专业化的加剧；再次，从政治过程上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最后，从政治系统的功能来说，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体系功能的增强。把学理上规范意义的政治发展同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政治文化上，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能整合人们思想并为人们所认同的政治文化；在政治结构上，用法律规范明确了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功能边界，通过制度化建设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大了依法行政的力度，进而提高了社会的自组织力；在政治过程上，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和增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最后，在功能上，通过政治体制相关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使包括执政党、政府在内的政治系统的执政能力、行政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二)
在上面政治发展的论述中，政治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政治文化，它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到底如何?
对文化，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当一位后辈学人去请教文化泰斗钱钟书先生，问什么是文化，钱先生说：“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注：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可见一斑，这里不作详论。同样，对于什么是政治文化，其含义纷杂也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在规范的意义上，从发生学上来讲，政治文化是随着人类进入到政治社会以后就出现的，有了政治就必然会出现维系它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也只有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上才有其生机和活力。从历史的现实层面上说，政治统治的维持、政治绩效的取得和政治发展的实现，需要文化层面的东西来保证和支持，需要文化来提供某种解释系统(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单纯的外在控制并不总能保证维持和增进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物质控制和精神控制从来就是控制社会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正是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上说明了政治文化存在历史必然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一个大的视野上看，政治文化产生的历史既久且长。追溯政治文化的历史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指出这一点无非是要说明探讨政治文化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在经验层面上早就有政治文化的存在，但正如上面所探讨的政治发展一样，在政治学上，对政治文化进行系统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6年，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他和鲍威尔(
G.B.Powell)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注：[美]G.A.阿尔蒙德、G.B.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在此后，他在其他著作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个概念很快取代了传统政治学中常见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的词。(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界定政治行为所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息、表征符号与价值构成，它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美国的《政治分析词典》则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每一个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行为模式的聚集。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产物。”(注：[美]杰克·晋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迈克尔·罗斯金(M.G.Roskin)等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注：[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现代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应该说，这些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论述，促进了政治学在这个领域的繁荣，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但由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受到行为主义的强烈影响，忽略了政治文化中的物质因素和生产关系，加上一些阶级偏见，所以，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有较明显的片面性，并没有反映出政治文化的本质。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但它不得不受经济关系和物质因素的强烈影响，归根结底，它仅仅是现实的物质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反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国家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的总和。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文化的几个面向。首先，从主体上说，政治文化的主体既有个体性的，也有团体性的。著名的政治学家罗纳德·H.奇尔科特(Ronald
H.Chilcote)分析了派伊的“有序主观政治领域”，认为“政治文化既是政治系统集体历史又是其个人生活史的产物，它是从对政治的自觉认识演化出来的”(注：派伊的“ 有序主观政治领域”，指出了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政治文化为有效的政治行为提供调控指南，对集体来说，它提供了保证各种体制和组织连贯运作的价值观和理性考虑的系统性结构”。见[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更明确地作出了这种区分。其次，从基础上说，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的变动是政治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再次，政治文化的客体是国家政治生活、政治现象，包括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关系等。最后，从表现形态上看，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等等。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包括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两个层面。政治价值取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是指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它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理想信念和政治评价标准。政治心理是隐形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因素，它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政治环境的长期作用的产物，包括政治认知倾向、政治情感倾向和政治态度倾向，它蕴涵着政治文化的遗传机制和再生功能。同政治价值取向相比，政治心理倾向有较多的直观和情感因素在内，而政治价值取向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显性特征。
政治文化无论是作为政治心理倾向还是作为政治价值倾向，都具有明显的渗透性特征，它内隐于政治人心理，显现于政治人的行为，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乃至政治结构具有无形但极大的影响力。阿尔蒙德之所以将政治文化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就是因为政治文化可以渗透到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之中。传统与现代社会、中国与西方社会，在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上的巨大差异，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上的原因。
所以，在政治发展所包含的几个内容中，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渗入其中，对政治主体权力的行使、对政治体系的运作，从而对政治功能的发挥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三)
由于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能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所以我国在转型期阶段，政治发展是否能保持较高的水平，也就是在政治世俗化、结构的分化和专门化、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等方面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是否建构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建构新型的政治文化过程中，不能割断历史、拒绝历史，因为，“现代社会并不单纯是现代的，而是现代加传统的。现代和传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尽管在表面上完全是不协调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融合在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会相互并存，安然共处。”(注：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该文收入[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著：《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相反，我们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也不要盲目排外，要借鉴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批判性地拿来为我所用。
结合我国的传统和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建构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层面：
1.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增强。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民众对政治体系保持认同和支持，就说明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维系和增强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表征，它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其他指标。政治体系所处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会引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重新调整和分配，随着合法性资源的转移或丧失，合法性危机就形成了。合法性危机是任何社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危机是对政治体系的致命威胁。
在合法性的理论中，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如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传统价值观念、法理性权威，还有发展业绩。特别是发展业绩，即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等。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ern)认为，由合法性所带来的对政治体系的支持有两种，一种是特定的支持，即由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状况的好转所引起的合法性；另一种是散布性支持，即它是由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对国家象征物、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形成的一定的政治情感，即便是经济社会处于困境，也能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而这种支持没有任何功利色彩。
伊斯顿的理论启示我们，不能把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维护或增强仅寄托在经济的增长等功利性的目标上，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所以，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扩大的复杂情况下，要发掘维持和增进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制度资源和思想资源，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从某个具体的人转向具体的制度，因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3页。)；同时，要加大政治社会化的力度，保证思想教育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政治体系，主要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新时期政治文化的构建必须将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纳入其视野，以提高公民对它们的认知和认同程度，从而增强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2.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阿尔蒙德在研究政治文化时，以属民和参与者为基础，将政治文化分为地区政治文化、臣属政治文化和参与政治文化。他认为参与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量度。从规范意义上讲，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或政策制定过程是政治民主的表现，也是形成科学政治决策的重要方式。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但高水平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这种政治参与机制的形成是政治系统和民众的互动过程，即除了有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外，还要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能容纳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而且政治体系还要有相应的程序性设计，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不流于形式。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由于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与封建专制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不可能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艾森斯塔特认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关怀他的臣民并使之处于监管之下；但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几乎没有在民众之中造成多少积极而长久的政治参与。”(注：[以]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因此，在当前我国从“人治”传统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要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其根本点是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否则，要么产生政治冷漠，要么形成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参与的爆炸。
要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包括对基本政治理念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公民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了解；也包括对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政治流程有一个详尽的认知，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在合法性、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培养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情感，化功利性、动员型的政治参与为自愿自觉的政治参与。这时，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才真正形成。
3.法律契约观念的养成。
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在分析所谓的资本主义时，指出了法律和行政机构的理性结构的重要性：“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的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页。)韦伯的这一段论述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法律对于保障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说明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规范在非西方社会的缺失。韦伯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里也谈到过后面一种情况：“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和一种理性的管理与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的‘伦理’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应该说，韦伯所论述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实质上他主要是指称以市场规律运作的资本主义价值形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契约经济，各种市场主体在法律的调整下按照价值规律来运作，它排除了人格化的血缘亲情的作用。并且，我国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在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制度体系等方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市场主体的微观运作，这种距离的划分就是通过法律的规范来实现的。所以，在现阶段，法律是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重要依据，也是规范行政权力、提高行政能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注：在这里仅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论述，笔者并不赞成法律仅具有工具性意义，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价值追求。)
我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法律被看作是君主手中的玩物，民法精神极为缺失；如今，计划体制下命令统制经济的惯性依然还在。所以，在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中，需要法律的规范和调整，需要树立法律契约观念。法律观念，这里主要是法律至上的观念，即法律是终极的裁判者，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主张，必将使法律契约意识深入人心。
4.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
梁漱溟说过：“在西洋既富于集团生活，所以个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而中国因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个人问题。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0页。)据此，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由放大的家庭所组成的社会里，每一个个体都处在由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大网之中，个体对与之有伦理联系的人背负着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放大了的血缘亲情凝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他只有依附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来获得生存资源，因而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注：当然，这种伦理本位社会也有其积极的功能，如维系了整个统治体系的稳定，在保证中华民族绵延统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家国同构”的封建统治体系使这种社会状况合理化、合法化。另外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所构建的全能的政治体制也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7页。)他要在党的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依附型的政治人格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行和个体能力的发挥格格不入的，并且也与现实的基本社会状况不相吻合。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第一，市场机制的特点是通过利益的调整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要求市场主体去发挥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来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这种在经济领域内的行为必然会反映到政治领域，要求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依附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心态是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第三，高扬人的主体性，焕发出澎湃的进取欲望，激发出浮士德式想象和追求是人素质提升的重要表征，唯唯诺诺、缺乏激情的依附型的人格只会造就奴才，而不是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最后，维系封建时代和计划经济年代那种依附型的政治人格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变，如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所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伦理关系、血缘关系已被现代的法律、契约关系所取代，同质社会已被异质社会所取代，还有，闭关锁国已被改革开放所取代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独立的政治人格。这既是提升人的素质的需要，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
5.理性化价值观念的树立。
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人类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等超自然力量的控制，人本主义的张扬是人性复归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西方都经历了文化运动的洗礼：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把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把人从传统的儒学中解放出来。中西方的发展历程都说明人类高扬理性的重要性。有西方学者在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时对此作了很经典的论述：“传统社会的成员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将听天由命，事务的发展注定如此。”“现代社会的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精神。他们随时准备克服障碍，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态度。”(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erster)：《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我国在建构新型的政治文化过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更需要树立起理性的价值观念。(注：当然，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重视理性在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说理性决定一切，理性也有其限度、局限性。)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需要有一种理性精神的支撑。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作用时就指出过：“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6页。)这种存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理性精神会渗入到政治领域，对市场主体人格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大多数的公民具有宽容精神和意识，这种宽容精神可以说是人类理性的显现。民主政治勃兴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多元利益的出现和多元社会的形成。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人或群体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施加强大的影响，真正有效的调节利益纷争的方式并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在承认、尊重彼此利益的前提之下的一种协商解决，追求的是一种“双赢”状态，这就需要宽容和理解。表现在民主政治的践行中，我们不仅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与此同等重要的还有“尊重少数人的权益”，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专制主义所利用。
最后，我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决定了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困惑和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赶超战略”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外部强势文明的示范下，中国传统甚至是现状在某些方面显得极端落后，这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文化上的失落感，它极容易造成不顾条件地移植西方发达的制度形态，形成了一种激进主义心态，这就是有学者所分析的一种“制度主义型的激进主义”(注：另外两种类型是心态上的激进主义、法国大革命式的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见萧功秦：《历史拒绝浪漫：中国改革第二次思潮的崛起》，该文收入《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种激进主义心态下所移植过来的制度形态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撑，使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状况，极容易造成现代化的中断，所以，形成理性化的政治文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6.工作实绩的强调。
现代化理论家W.穆尔把现代化看作是工业化社会的结果，他归纳了工业化社会得以产生的几个前提条件。其中，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注：见[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该文选入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国封建年代，科举制是选拔官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用人制度。从理论上讲，它的实施有利于克服用人上的裙带风，它通过把广大民间精英网罗进封建统治体制，从而减少民间的反对力量，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但在实际上，由于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选拔官员完全笼罩在伦理关系之中，客观公正的标准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就古代中国的情况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中存在的任人唯亲的弊端。实际上，科举制度的建立反而使原有的弊端更加严重。”(注：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3页。)
科举制的弊端并没有随着它的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仍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伦理社会——并没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血缘亲情的血色只是被冲淡了，它仍存在于人们的血脉之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人为地消灭这种血缘亲情，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真正理性的态度是要将这种血缘亲情限定在“私域”的范围之内，在“公域”里，遵循的是冷冰冰的非人格化 的法律，在选拔任用、晋升等方面，要根据工作实绩，一断以法。
注重工作实绩，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从市场经济来说，市场经济是追求利润的经济，市场机制将财富集中配置到那些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市场主体手中，它奖勤罚懒，鼓励成功、惩罚落后，将那些经营业绩不佳的市场主体淘汰出局。从那些失败者的角度来作道德评判，这固然很残酷，但这种机制确实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体制决定了人民是选拔、任用官员的最终决定者，而选拔、任用、晋升的依据必然是客观的工作实绩而非血缘亲情。同时，公务人员也只有以其工作实绩来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在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工作实绩，通过政治社会化，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六个方面并不能囊括新时期政治文化的全部，还有像效益观念、公共观念、终身学习的观念等，这些观念对政治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这六个方面也并非是泾渭分明、毫无联系，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主要是为了理论上抽象的方便。像注重工作实绩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表现，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与独立的人格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如果主体不独立，他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收稿日期：200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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