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台海危机”前因后果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因后果论文,台海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备忘录》，同时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在此情势下，毛泽东决定8月23日炮轰台湾当局控制的大小金门岛及周围若干小岛屿，台湾海峡局势紧张，这就是史家所谓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这是一场包含了政治、军事、外交诸多因素在内的炮战，对中美台两国三方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当今海峡两岸相互对峙的基本格局。本文试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作一粗浅分析，以说明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和方针。
一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1954—1955年台海紧张局势（“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继续。在那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通过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有限军事行动，突出了台湾问题，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不甘心自己的领土被人永久分裂的信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人民解放军还一举攻占了浙江省沿海台湾当局控制的大陆岛屿群，与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第一次军事对抗。随后，中国政府提出了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在同美国进行日内瓦大使级会谈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示了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但是，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应。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指称，1955年3月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规定，非美台双方协议，台湾当局不得使用武力，这一不诉诸武力的原则对中国政府同样有效。[1]所以在会谈中，美方代表拒绝了中方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坚持只要中国不放弃在台湾使武力，就不考虑改善美中关系。以后，美国又单方面降低谈判规格，致使会谈中断。
台湾当局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呼吁，也基本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1955年6月，蒋介石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对中共，那决不做任何方式的谈判，亦绝无任何影响可以促使我对中共的谈判”。[2]1957年10月，国民党召开“八大”，攻击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是“统战阴谋”，“和平攻势”，“想以政治颠覆台湾和外岛基地”等，并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政治上，1957年5月，杜勒斯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经济上，1959年美国对台经济支援1亿1百万美元，次年又追加700万美元。军事上，1956年1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议，由美国帮助台湾建立陆军的后备与补充制度。1957年5月，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导弹射程可及中国的华东、华中和华南各省。
美国的对华政策无疑刺激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野心，不断在大陆东南沿海加强海空袭扰，1957年11月11日，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月，国民党金门驻军也在反攻大陆的叫嚣下进行了全岛规模的有11万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
台海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根源除了美台在遏制中国方面的一致性外，美台在台海战略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性也是一重要因素。
台湾当局自去台后就将其政治生命与“反攻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不忘恢复旧有的统治，并寄望于美国的支持。而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只是把台湾作为西太平洋地区反共包围圈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台湾当局把主要力量放在防守台湾上，明确表示反对被台湾当局拖入中国内战。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缔结后，台湾已正式被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偏安一隅。但与之同时，台湾当局也感到军事约束的沉重压力，竭力进行抵制，如加强内部控制，针对美国军方成立“联合作战中心”和直接发放台湾军队薪饷的作法，蒋介石采取突然行动，整肃了以孙立人为首的军内亲美势力，阻止了美国接管台湾军权企图的实现，又如缩编驻台美军顾问团的人数，将其总数从1955年的2300人减少到1958年上半年的1500人。
台湾当局还对美国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正在进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和双方所约定的谈判内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的作法使得台湾当局深信，美国正谋求以他们的命运为筹码，换取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台湾当局日益扩大军事挑衅的规模，企图挑起台海战争，迫使美国卷入，借此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认为，消极等待时机，有可能被美国完全控制。台湾当局的真实意图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不久就被美国军方查觉，他们警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希望扩大危机，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以有利于他们重返大陆。[3]
勿庸置疑，美国的强权政治与台湾当局的军事挑衅是造成1958年台海紧张局势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美国大力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意图是迫使中国政府承认美国对台湾的控制，那此期由于美台在台海战略上存在涉及各自根本利益的重大分歧，台湾当局则有意地加剧中美之间在台海的直接军事对抗，以便从中渔利。美台制造的一系列事端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起着潜在引发的作用。
二
面对美台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政府不能不反思缓和与让步是否明智，由于台湾当局掌握了台海的制海、制空权，对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沿海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此外，美国公开在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国际组织中极力促成保留台湾的成员资格，鼓吹“两个中国”的主张，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忧虑，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对美、对台的方针和策略。
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限期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的“最后通牒”。并警告说，中国争取与美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是非谈判不可。[4]这表明，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将由争取在和平解决为主的阶段转为呼吁谈判和武力惩罚双管齐下的阶段，再次突出台湾问题，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将美国逼回到谈判桌上。为此，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南移，决心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政府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定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地面炮兵为主对其实施打击。这是因为，其一，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都位于台海靠大陆近海一侧，始终不曾脱离过中国的主权和管辖，而不象台湾、澎湖那样一度割让给日本，可让美国去炮制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打金、马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其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经把金、马等沿海岛屿排除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外，那里没有美国驻军，是美台军事防务关系的薄弱环节，打金、马不一定会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冲突，1955年初攻占大陈岛屿群的行动就是先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其侵略面目，在政治上处于被动，毛泽东在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5]
中国政府是在1958年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出兵黎巴嫩以后决定开始军事行动的，7月14日，伊拉克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美国和英国为了控制中东地区，先后入侵黎巴嫩和约旦，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在中东事件后准备对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呢？这可以从1958年的国际国内背景中找到答案。国际上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和苏共党内出现的权力斗争，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中共的地位却大大提高，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政府开始关心全球性的问题。中东事件后，苏联反应软弱，中国政府感到更有责任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决不能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斗争坐视不管。而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正是破除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迷信，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最好精神武器，以此保持大跃进的良好势头。我们不能说，对世界形势的乐观看法和国内“大跃进”的气氛没有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这次军事行动作用的分析。从9月5日和8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一些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出，要准备反侵略战争，第一是反对打，第二是不怕打，打了再建设，他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要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对于如何看待紧张局势，毛泽东谈到，我们要求缓和紧张局势，因为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是，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还有有利的一面，因为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还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这是列宁的观点。
被“大跃进”运动所迷醉的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考虑却不乏现实的理性，显示出战略家的精明，他从国际战略的高度结合中国的现实，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国内外搞点东西”，可以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的国际战略意图密切结合起来，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为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正如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军委副主席和空军、海军等单位的领导人布置军事斗争的任务时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6]
在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政府炮击金门军事行动理解为：直接动因是配合中东人民的斗争，牵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但是深刻的动因却是增强在台海军事行动的威摄力量，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两者的结合使得这次属中国内政的军事行动带有更多的国际特色。不到一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你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7]
在确定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和基本方案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找炮击的最佳时机，7月27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黄克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乎较适宜。目前不打，看看形势，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8]
在确知中国政府准备对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后，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在其致驻外使团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美国不承认中国。17日，美国又宣布美舰六艘与士兵2000人进驻新加坡，加剧了远东局势的紧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8日致信彭德怀，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策略，力求在中美台两国三方的复杂斗争中掌握主动权。8月20日，毛泽东指示前线总指挥叶飞：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但不打马祖，而只是把金门孤立起来。炮击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无法撤兵而作最后挣扎，到时候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9]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岛屿。揭开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序幕。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炮击的日子，是因为前一天，联合国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中国领导人认为，一旦提案通过，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向台海地区，这将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三
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震惊了全世界，也牵动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神经。美国对中国政府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中共此举不只是要解放金、马，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为此，美国公开介入了台海冲突，一方面，命令在台海的美国部队协防金、马，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还讨论了对大陆福建省部分目标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一方面授权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对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和战争威胁，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共“停火”。
中国政府为了促使美国迫使台湾当局尽早从金、马撤军，亦采取了继续炮击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恢复谈判进行和平劝说的两手来达到目的，并正确运用了“边打边谈”的方针，使得美国极为被动。
随着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持续紧张，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军事冒险政策受到了盟国的反对和国内舆论的抨击，处境艰难。同时，美国还看到在金、马地区为蒋军护航风险太大，故转而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沿海岛屿实行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然而，美国的撤军方案遭到台湾当局的全力反对，蒋介石偕宋美龄亲临金门战壕巡视，并派蒋经国三赴金门慰劳全岛官兵，摆出一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金门的强硬姿态。
中国政府洞悉了美国逼蒋撤军的真实意图。10月初改变了初衷，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马，而留待将来条件成熟，将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10月5日夜，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停火指示；10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七天；13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命令，停止炮击两周，“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他们固守。”25日，国防部长命令进一步宣布，每逢单日炮击，双日停止。[10]台湾当局似乎也心领神会，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美国相应地宣布停止护航，台湾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从8月23日万炮齐轰金门到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逢单打逢双停，两个月的形势风云变幻，大起大落，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是交战各方都始料不及的……
四
第二次台海危机对海峡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了中美台两国三方各自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基本目标和政策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台在沿海岛屿上的矛盾通过妥协获得解决，美台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政策，在经过这次危机后基本上得到确定。
美台在对沿海岛屿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分歧，美国认为，金门与马祖等沿海岛屿在军事、政治上都十分敏感，容易引起麻烦，就如杜勒斯所讲，沿海岛屿是“同共产党发生摩擦以及同我们的朋友产生不和的根源”。[11]为了消除引起麻烦的根源，美国从第一次台海危机起，就一直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这样做，既可以在军事上减少将美国牵入远东战争的一个隐患，又可以在政治上隔离台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达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台湾当局却十分看重金、马等沿海岛屿在政治上的价值，蒋介石很清楚，持有这两个外岛意味着台湾当局仍统辖着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是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一个象征。[12]如果退出金、马，不仅会动摇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法统的地位，而且还将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台湾当局始终不肯就金、马防卫问题对美国实行让步。在1958年9月底、10月初，双方争执达到白热化，甚至不惜相互公开指责。9月29日，蒋介石在中外记者报告会上声称，台湾将固守金、马，“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要关头，台决心独立作战。[13]第二天，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还击，如果海峡两岸取得可靠停火，那么仍然在金、马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愚蠢的，不明智和欠谨慎的。[14]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谈话又反驳，指出杜勒斯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它”。[15]美台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美台矛盾，及时调整了对金、马的政策，使海峡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为了不让战端再起，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抵台北与蒋介石等会谈，协调双边关系。经反复磋商，申明各自的立场，没有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台矛盾尖锐化的特殊背景，双方不可能进行这种“严肃的谈话”，随之发表了《美台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台湾当局首次公开承诺完成统一大陆“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籍武力。”宣布在原则上放弃武力收复中国大陆的方针。美国方面十分满意，作为回报，首次公开承认“金、马防务与台、澎防务密切相关。”公开承担了沿海岛屿的协防义务。美台矛盾通过再次妥协获得解决。《美台联合公报》即是这种妥协的产物。
由于台湾当局承诺不以武力重返大陆，美国主观上感到卷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随后迫使台湾当局削减驻沿海岛屿的部分兵力，其中金门守军减少一个步兵师及预备役师，总数不少于15000人，于1959年6月30日完成。[16]12月10日，美国又宣布将部分海空军撤出台湾地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既要确保台湾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不使中共得到台湾，又要避免直接卷入沿海岛屿的防务，其本质是保持大陆和台湾分离的局面，最终走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台湾当局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截然相反，它要达到的不是“两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国”，即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面对中共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美国不愿承担风险的现状，台湾当局只有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1959年，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正式提出了“政治光复”的口号，取代只说不行的“反攻大陆”滥调。他宣布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17]从“军事第一，反共第一”降阶为“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要转变。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马政策的调整，不仅解除了台湾当局在沿海岛屿上的压力，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合民族利益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
美台在金、马问题上的公开争执，使得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调整。从原来的“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到后来的“援蒋抗美，反对‘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台湾问题上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心理斗争的转变，体现了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原则上的坚定性。
把逐个收复包括金、马在内的敌占岛屿的军事计划调整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联接点，以防止产生“两个中国”的政治方针，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毛泽东考虑，若逼蒋撤退，形式是收回沿海岛屿，但今后将使国共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接触更为艰难，这实际上向美国让了步。此外，蒋军撤退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调整方针后的好处：一是保证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中；二是保留了一个大陆与台湾对话的渠道，避免双方长期隔离；三是晚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中国人民政府及时停止封锁金门，解除了台湾当局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压力，尽管台湾当局在金、马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假如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封锁沿海岛屿，或是美国乘机采取强迫行动，台湾当局只能屈从，因为台湾当局虽然十分清楚美国分离台湾的意图是今后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它却更担心美国会抛弃自己，而直接与中国达成协议。
中国政府先是有条件暂停炮击，表示无意攻占沿海岛屿，使得美国很难有理由要求台湾当局从这些岛屿上撤兵，在杜勒斯与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国政府立即恢复无限期隔日炮击，防止美国在台湾局势缓和后继续寻求分离台湾的机会，及时地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不从金、马撤兵的口实。以后又实行象征性炮击，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打破了美国要把台湾变成国际问题的企图。是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减轻台湾当局的压力，才使台湾当局免于被美国完全控制，中国政府对金、马攻而不取，台湾当局在金、马坚守不撤，两岸关系既激烈对峙，又默契配合，客观上结成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统一战线。
第二次台海危机后，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通过高层谈判解决两国分歧的作法，而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必须与台湾问题一起解决的政策，中国这种维护主权的行动无疑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挑战，事实证明，美国只要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部分，中美关系就难以获得根本的改善。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基本定型，中国政府在行动上处处注意服从这个总方针，人民解放军的海上部署收缩在舟山基地至罗源湾一带，作战编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空军的活动也限制在大陆边缘。中国领导人还抓住了台湾局势缓和的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为日后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基础。
注释：
[1][10][14][1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277页，第2838—2839页，第2853页，第2889—2890页，第2816页，第2824页。
[2]《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6页。
[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336页。
[4]《美国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7月3日。
[5][6]转引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一期。
[7]毛泽东：《第十六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
[8]《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9]《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1]杜勒斯：“对共产党中国和台湾的政策”，1954年10月11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12]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13]《蒋总统四十七年言论集》，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第41页。
[16]《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第141—142页。
[17]《蒋总统集》，第二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年3月，第2345—2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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