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澳门海外贸易的盛衰（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衰论文,澳门论文,之二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其次是葡人失去了马六甲贸易中转站。葡萄牙东方贸易的繁荣局面，是依靠强大的舰队控制着由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马尼拉的航线安全作为保证的。如果丧失了对这条海上贸易线的控制权，商船航行不安全，就不可能再有贸易的霸权。
马六甲位于从印度洋进入南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葡人自从1511年占领以后，这里便成为葡萄牙分舰队的基地，以及海上商船队的中途补给点和转运站。澳葡商船往返里斯本和印度期间，总在马六甲港停留。然而从16世纪末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向远东扩张，侵入印尼群岛。并联合马来半岛中与葡萄牙敌对的亚齐、柔佛等国攻击葡萄牙舰队，严重威胁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的贸易垄断权。葡萄牙人传统的贸易航线再也不安全了，这也直接影响澳门同这个地区，以及香料群岛、果阿和里斯本的贸易。1631年底，澳门总督施维拉率领的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商船队，满载货物航行至马六甲海峡时， 遭到荷兰舰队的阻击，5艘商船被荷兰人俘获，另1艘受重创，不久沉没。总计损失达100 万歇勒芬（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海牙1948年版，第107页。）到1636年， 葡萄牙商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更加困难，而马六甲城的葡萄牙人也因为荷兰的封锁在经济上陷于困境，胡椒、锡、丁香等货源枯竭，使马六甲失去了贸易中转港的地位。
1640年6月，荷兰巴达维亚总督率领一支由1500 人组成的远征队闯入马六甲海域，封锁海峡，袭击港口。葡萄牙人寡不敌众，终于在1641年1月全城投降，荷兰人终于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取了马六甲， 加固城堡，实行贸易垄断制。荷兰舰队在海峡巡逻，强制外国商船在马六甲停泊交税，领取通行证。从此，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东方海权新霸主。澳葡商人虽然获准继续前来马六甲贸易，但规模与实力已大不如前了。
第三是葡萄牙商人又被逐出长崎。本来葡人在长崎的贸易受到日方极大的优待，如葡人与日人之间发生民事或刑事纠纷时，葡方罪犯可不交日本当局处置，而由葡方中日贸易舰队司令加以惩办；舰队司令访问幕府将军时，可以享受大名即地方封建主一样的礼遇；舰队司令还可以在京都开设常驻办事机构，派出一名常驻代表与日本当局保持联系，传递信息，等等（注：博克萨：《澳门来的大船》，第8页。）。 但是澳葡对日贸易的厄运也终于来到了。17世纪30年代以后，双方贸易处于下降趋势。1636年，贸易额下降到了最低点。这一年出口额为白银235 万日本两，只相当于鼎盛时期的一半左右。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日本幕府看到葡萄牙天主教势力在日本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参与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而对葡人产生猜忌；二是17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荷兰，也先后来到日本进行贸易活动，削弱了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地位。二者当中，尤以前者对葡人的贸易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到后来，竟然导致葡人的被逐。
葡萄牙传教士随同商船前来日本，人数不断增加，传教活动不断扩大。1600年日本天主教徒已达75万人之多，这在当时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日本人中也出现了神父和修道士（注：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328页。）。 日本幕府愈来愈认识到天主教是日本专制统治的障碍。但为了海外贸易的利益，起初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葡萄牙传教士。可是后来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为了挤进日本市场，取代葡人的贸易地位，便向日本幕府大进谗言，说葡萄牙天主教士怀有征服日本的企图。于是幕府对葡萄牙传教士的戒心愈来愈重，认为传教士排斥神道和佛法，毒化了日本国民的灵魂。1612年，发现德川幕府的亲信中也有人加入天主教，幕府将军大为震惊。第二年（1613），便下令全国禁止天主教。随之澳葡与日本长崎的贸易也开始发生危机。因为日本人认为，只要允许澳葡继续到长崎贸易，就一定会有葡人传教士混入日本，造成祸害。1635年，幕府宣布严禁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和驻留他国，违者处以死刑。同时，也禁止外国商船挟带传教士前来日本港口，违者船货全部没收。1637年，日本岛原、天草等地的天主教徒举行武装暴动，反对宗教压制。幕府费了很大力气，并在荷兰人助攻之下，才把暴动镇压下去。幕府怀疑暴动受到葡人的唆使，猜忌之心日益加重。恰好这时候，又发生了所谓澳葡企图干预日本内政的事件。这一事件终于使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贸易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1636年，荷兰人把一封葡人莫罗致西班牙国王的信送交日本长崎当局。荷兰人声称，这封信是在好望角海域截获的一艘葡人商船上发现的。莫罗是当时在日本的葡人领袖，此信的内容是莫罗向国王报告，日本的暴动者企图与葡人一起推翻幕府的统治。幕府当局后来又查获莫罗另一封写给澳门葡萄牙自治机构的信，内容与前信大致相同。这两封信决定了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厄运。1639年，日本幕府颁布锁国令，宣布全面实行闭关政策，除与中国、朝鲜和荷兰三国通商之外，禁止其他国家在日本贸易。三国当中，中国与朝鲜是日本近邻，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而荷兰之所以特准贸易，是因为荷兰人帮助幕府镇压了教徒暴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获得幕府信任。实际上，锁国令主要是针对葡萄牙人的。此令一出，所有居留长崎等地的葡商及其家属、奴仆等均被逐回澳门。幕府还规定，任何人若偷偷回到长崎，或带信回长崎，一经查出，全家一起处死（注：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137～138页。）。
澳葡对失去惨淡经营起来的长崎贸易基地很不甘心，1640年，他们派了一个4人代表团前往日本，恳求恢复贸易。但他们刚刚抵达日本， 便被幕府抓起来砍头示众。随行人员幸免一死，被逐回澳门。这些人带回一封幕府致澳门葡人自治当局的信，信中说：“无论是葡萄牙国王本人，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如果胆敢擅自践踏幕府主权，便将会遭到同样（被砍头）的下场。”（注：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137～138页。）
澳葡与长崎的贸易就这样宣告结束。在锁国令颁布的前一年，澳葡与长崎的贸易额只有白银1259023日本两， 下降到了两地区历来贸易的最低点。从此，澳葡失去了促使它繁荣的又一个因素。此后澳葡只有借助中国商人同日本进行间接贸易。
第四是澳葡对马尼拉贸易的中断。1640年12月，葡萄牙爆发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摆脱了西班牙长达60年的统治，恢复了独立。在举国如醉如狂的欢庆声中，葡萄牙产生了新国王，组成了新政府。但这个革命性的历史事件却对澳葡与马尼拉的贸易带来了不利影响。
西班牙政府原把澳葡视为它的海外臣民，从而允许它在马尼拉进行贸易。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又成为两个国家，马尼拉总督便企图以保持澳门同马尼拉的贸易为诱饵，迫使澳葡归顺西班牙。在葡萄牙独立后不久，马尼拉便派唐胡安·克勒迪奥为特使前来澳门游说。澳督热情款待了这位使者。当获知使者来意之后，澳督、主教和大法官等主要头目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葡萄牙新国王实在鞭长莫及，对万里以外澳门的利益难以提供任何保护和帮助；同时不愿意失去马尼拉这个有价值的市场，便答应马尼拉使者，将以全澳门葡商的名义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但澳门的全体葡商反对向西班牙屈膝，群情激昂，引起暴动。果阿当局见澳督在当地已丧失威望，便下令召回。可是澳门葡商认为澳督已经成了叛徒，对其恨之入骨，不肯让他走。一天夜里，澳督被用枪刺死于楼梯下。马尼拉使者也被关进监狱，险些丢了性命，后由果阿当局下令释放。西班牙为了进行报复，宣布断绝马尼拉与澳门的一切贸易往来（注：德·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90～91页。）。
1642年5月31日， 葡萄牙新国王唐·若奥四世派遣的特使安东尼奥·弗亚略·费雷拉（Antonio Fialho Ferreira）抵达澳门， 议事会举行市民会议，决定承认并服从新君主；并向葡国运去200 尊澳门铸造的铜炮，支援葡国进行光复战争。葡萄牙国王则授予澳门以“天主圣名之城，无比忠贞”的称号（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49～50页。）。不过这场“归属风波”过去之后，澳门从此失去了与马尼拉进行贸易的机会。
第五是清初“迁海”对澳门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为了彻底切断沿海人民与海上抗清力量的联系，从1655年开始，先后5次颁布禁海令，三令五申，“沿海省分，不许张帆入海。 ”（注：蒋良骐：《东华录》卷7。）其后，清廷又于1660、 1662 和 1678年三次下达迁海令，它规定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至四十里，筑边墙为界，不许逾越一步。海外贸易一概停止。迁海令中明确要求：“将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注：夏琳：《闽海纪要》上卷，《迁界徙沿海居民于内地》。）按照迁海令，澳门也在迁移之列。迁海令下达后，清政府立即封锁了海上交通，居住澳门的华人全部迁入内地。1662年清政府又命令澳葡停止商业活动，夷平澳门所有炮台，以免被郑成功夺占（注：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17页。）。这样一来， 无疑会使澳门变成一个死港。1664年，有15艘葡萄牙货船和4 艘暹罗商船被迫停泊十字门外，不许进入澳门。广东政府还将违令的 10艘葡船焚毁，没收了7艘葡船的货物（注：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02～103页。）。澳葡处境危急，群情惶惑，当局连忙派法籍耶稣会士刘迪我（Jaques
Le Faure）进京，联络钦天监正和光禄大夫汤若望， 在朝廷内部展开活动，向清廷说明澳葡有功于国，葡人有能力抵御海盗的侵扰，结果一度使清廷收回成命；并且把香山县迁海边界线划在前山寨、北山和关闸一线，澳门不在迁海之列。
但不久澳门迁海问题又起波澜。1664年清廷内部杨光先等反天主教官僚诬陷汤若望“谋叛”，将他审讯判刑。此案又牵连澳葡迁海问题，当时兵部和刑部官员甚至奏请驱赶葡人回国。于是清政府撤回对澳葡的允诺，命令澳门葡人全部迁入内地。1666年，广东政府调动军队包围澳门，封闭关闸，强令澳葡内迁。此时，葡人只好采取贿赂广东官员的办法，当时广东官员索贿很重，澳葡议事会为此进行多次讨论，并同广东官员讨价还价。最后葡人终于交付白银128400两（注：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01页。），买通官员，上奏皇帝，使澳葡于1668 年奉旨准予免迁入内地。关于这件事，当时的史书记载说：
香山外原有澳夷，以其言语难晓，不可耕种，内地既无聚扎之地，况驻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昨天奉命免迁矣。（注：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澳葡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保住了居留贸易权，但由于迁海令明确规定沿海各地“片板不许下水”，使它同沿海各省的贸易往来大受影响。因为尽管他们仍可在澳门贸易，但没有外来商船，就不可能有生意可做。澳葡为了达到贸易目的，由果阿总督以葡王阿丰索六世的名义派遣特使玛纳·撒尔达聂哈（Manuel de Saldanha）访问中国。使团由22人组成，并带有一大批贵重礼物。1667年使团到达澳门时，澳葡当局又赠送白银3万两，供使团在北京活动的经费。使团于1670年抵达北京， 由在京的耶稣会士南怀仁、利类思当翻译，觐见了康熙皇帝，但未能达到免除澳门海禁的请求。1671年， 澳葡满足了广东海道的要求， 交付白银11万两，才获准进行海上贸易。尽管当时澳葡议事会经济拮据，还是同意了这些条件，缺乏现金，就以“礼品”支付（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第59页。）。1678年， 葡萄牙又派特使本多·白勒拉（ Ben Pereyra de Faria）晋京进贡狮子，仍由南怀仁当译员， 叩见皇帝。这一次葡使很幸运地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并宴请。最后葡人的愿望也实现了。1680年1月5日，清政府批准澳葡可以由陆路到广州贸易。同时宣布：“其水路贸易，俟灭海贼之日，着该督题请，钦此遵行”（注：李士祯：《抚粤政略》卷二，第41页。）。
清初的迁海令虽然使澳葡贸易大受影响，但经过葡人不懈的努力，仍使澳门贸易在整个禁海的29年间（1655～1684），得以勉强保持下去，并逐步得到了改善，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澳门贸易的复兴与回落
1683年， 清朝平定台湾次年， 解除海禁， 奉行对外开放政策。 1685，清政府宣布将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江南松江开放为对外贸易港口，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注：关于四个海关所在地，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36页）称“于广州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463页）认为是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 福建漳州、广东广州。黄时鉴：《中西关系史年表》（第405 页）称“在广东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各设海关”；而李士祯：《抚粤政略》（卷1）则称四海关，“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 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次固镇”。各书互有差异，但李士祯当时任广东巡抚，所记似较切近，暂采其说。）。粤海关建立后，“以澳门为夷人聚集重地，稽查澳夷船往回贸易。盘诘奸宄出没，均关重要”（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7《设官》。）。为此，清政府于1688 年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总税口，又置关部行台和大码头、南环、娘妈阁、关闸4 个税馆负责征收澳门的船钞货税。澳门总税口的设立，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把澳门贸易正式纳入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之中，直接征税，加强管理。澳门为当时粤海关五大总税口之一，而它在五口之中地位又特别重要。1688年粤海关征税总定额为白银83362两，而澳门每年约征税白银29600两（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14《奏课》，卷10《税则三》。），几乎占粤海关税收总数的1／3。
在开放4个港口贸易、设关管理的新形势下， 澳门恢复了对广州的水路贸易，同时澳葡商人不但可以进入广州贸易，还可自由通过关闸，“自与香山县牙行互市”（注：阮元：《广东通志》卷180 《经政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据道光二年刊本缩印本。）。在税收方面，清政府考虑到历史因素，也给予澳葡商人特殊优待。例如外国商船要缴纳两种税：船税与货税，而澳葡只需要缴纳船税一种：
凡商船回澳止征船税，丈其货物而籍之，货入于夷室，俟华商迁出澳始纳税。……凡新来外国洋船收银70两……凡本澳洋船回帆收银35两。（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8《税则一》；卷11《税则四》。 ）
每番舶一只上税2～3万金不等，惟澳夷之舶……并不上关，先将货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饷……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买，然后赴关上税，是所科乃商人之税，与澳夷无关。又则例甚轻，每一舶不过征税3～4千金不等。（注：张甄陶：《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清经世文编》卷83《兵政十四，海防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
可见，葡人缴纳船税，每船只不过白银3000～4000两，而其它国家的船税则达2～3万两之多。但当时清政府开放港口贸易，并不只是面对葡国商人，而是面对来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商人。中国把澳门视为广州的外港，因此在澳门设立总税口，意欲使各国的商人都聚集澳门报关纳税，进行贸易，然后，再前往广州贸易。但这样一来，又使澳葡产生疑虑，害怕危及他们在澳门的特权地位。因此极力表示反对其它国家商船来澳门。于是又使出了一贯的贿赂广东官员的做法，阻止其它国家商船在澳门停泊，使这些商船改泊其它港口。1689年英国商船“防卫号”（Defence）便是改泊黄埔的一艘外国商船。 此后许多国家商船纷纷前往黄埔。结果是，澳门与黄埔，都成了广州的外港。葡人保住了对澳门贸易的独立地位，但却失去了广州唯一外港的独特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澳葡始料不及的意外损失。
在中国宣布开放港口贸易的同时，葡萄牙在远东地区也先后同西班牙、荷兰等国调整关系，停止冲突，使澳葡的海外贸易开始发生了转机；特别是清政府于1718年（康熙56年底）颁布禁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治罪。”（注：嵇璜等：《皇朝文献通考》，1882年浙江书局版，卷33。）但对澳葡则采取特殊政策：“复以澳夷及红毛诸国，非华商可比，听其自往吕宋、噶喇吧”贸易（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官守篇》。）。这里吕宋是指菲律宾的马尼拉，噶喇吧是指印尼雅加达，又称巴达维亚。由于禁止中国商人赴南洋贸易，葡萄牙人在这个地区少了一个强劲对手，独占商利，而且还享有低船钞、免货税、货船入口免检等优待。这一切，大大促进了澳门海外贸易的复苏和发展。
1668年西班牙同葡萄牙签订和约，两国重归于好。于是马尼拉与澳门之间恢复了贸易关系。1683～1716年间，由澳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至少有23艘，由马尼拉返回澳门的商船约有11艘（注：潘日明：《16～19世纪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澳门海事研究中心，1987年，第2版， 第36～44页。）。实际上，马尼拉～澳门的贸易是一种“以银易货”的贸易，由菲律宾至澳门的商船主要运载美洲白银，而从澳门到马尼拉的商船则满载传统的中国产品：丝绸与瓷器。当然这些商品又是葡商从广东市场采购来的。葡商从这种转运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而中国也增加了关税收入。据澳门史家龙思泰称，自1718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后，给澳葡带来了机会，当年澳门关税便达2 万两（注：（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葡萄牙与荷兰关系的缓和，也使澳门对马六甲和巴达维亚（葛喇吧）的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1670年葡荷战争结束，澳葡商船可以较为自由地通过马六甲海峡，澳门至果阿的航线也得以恢复。1684～1699年间，抵达马六甲的澳葡商船为14艘，运来的货物共有茶叶667担零9包、糖2085担、锌11200担、中国根状物533担、明矾3100担、瓷器大量、水银40箱、铜50担。同一时间内，有15艘商船从马六甲返回澳门，装载货物有布匹85包、香200担、盐8345担、甘蔗700捆等（注：苏扎：《帝国的幸存》（G.B.Souza,The Survival of Empire）， 剑桥大学1986 年版，第160～161，164～167页。）。由于马六甲航道比以前安全，往来于澳门～果阿～里斯本的商船增加了。1709年葡国政府规定，前来印度贸易而停泊果阿的澳葡商船，免予抽税；同时允许澳门商人自由参与原由王室垄断的葡中贸易，使澳葡商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次年，澳门议事会特为此事去信果阿总督，表示感激之情（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第79页。）。1718～1723年间，每年都有1～2艘商船分别从澳门和果阿之间往来航行。至于澳门与马六甲之间商船往来航行更加频繁，1724～1729年间，每年各有1～4艘商船从澳门前往马六甲，并从该处返回。马六甲作为澳门与果阿航行的中途站，对加强两地联系起着重要作用。1724～1728年间，马六甲海关记载着从澳门运往果阿的货物主要有：糖2370担、锌410担、明矾1210担、瓷器295箱；从果阿运往澳门的货物有主要有：胡椒550担、檀香木500担、盐1375担、铅822担、甘蔗 7500捆（注：苏扎：《帝国的幸存》，第164～165、167、143、145页。）。
澳门～巴达维亚贸易的迅速增长，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事实。1684～1716年间，澳门前往巴达维亚的商船共有52艘之多，平均每年1.6 艘。两地贸易长期持续发展，互惠互利。澳葡商人到巴达维亚，是为了获得各种香料产品；而荷兰人则希望澳葡商人给他们运来瓷器、茶叶等各种中国特产。1684年澳葡3艘商船抵达巴达维亚，运来瓷器、茶叶、 中国药材、明矾和2293担锌，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购回3013担胡椒。1685年又有2艘澳葡商船前来贸易，他们把2000担锌卖给荷兰人， 购回同样数量的胡椒（注：苏扎：《帝国的幸存》，第164～165、167、143、145页。）。清政府颁布南洋贸易禁令后， 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从1717年到1728年间，往返贸易船数分别为80和93艘，平均每年约有15艘商船，穿梭航行于这条航线上。
帝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与澳门的贸易一直保持稳定的发展。清初海禁时期，正是这个地区的贸易为澳门经济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因此，澳门人甚至认为，“没有帝汶，澳门就无法生存”（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第71～72页。）。开港贸易以后，澳门与帝汶之间的贸易进入繁荣时期。前往帝汶的澳葡商船，通常也到爪哇的万丹和爪巴拉（Japara）。在这里主要购买檀香木，运回中国可以3倍价格售出， 这种檀香木贸易利润丰厚而又市场稳定，因此成为澳门对帝汶贸易的基础（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海牙1948年版，第197页。）。1717～1728年间，平均每年有1艘商船抵达帝汶，装载那里的特产檀香木。
尽管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澳门的对外贸易曾有起色。但澳葡对外贸易的复苏只是暂时性的。清朝对澳门的政策既有放松的一面，也有限制的一面。1725年（雍正3年）， 两广总督孔毓珣上疏请求限定葡人进入澳门商船数额。他说：“澳门夷船旧有一十八只，又从外国买回七只”，要求将这25艘船作为澳门商船的定额，由中国政府“编列字号，刊刻印烙，各给验票一张，将船户、舵工、水手及商贩、夷人该管头目姓名，逐一填注票内。出口之时，沿海该管营汛验明申报”（注：张嗣行：《广州府志》卷7，《番舶说》。）， 澳葡不许再增添新船，“倘有敢偷造船只者，将头目工匠亦俱照通贼治罪”（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下卷，《澳蕃篇》。）。此后，澳葡商船出人意料地自行减少。至1744年印光任当澳门同知时，澳葡商船已降至16艘；而到了1748年张汝霖任内时，更只剩下13艘了（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下卷，《澳蕃篇》。）。此后澳门贸易继续下降，终至不可收拾。据当时曾对澳门做过认真考察的官员张甄陶说，1750年后，澳葡衰败的迹象有三：
其一是澳门的人口减少。“今在澳之夷约六百余家，每家约三男而五女。其楼房多空旷无人居，赁华人居之。”
其二是商船数目的进一步减少。“始经题定澳船限额二十五只，后有覆于水者，有利不能营运者，有坏不修者，年船不过十只”。即使是剩下这10艘船，葡人“或无资置货，惟以船赁各夷取其租”。
其三是贸易的不景气，葡人生活渐渐困难，“澳夷中已有流为乞丐匪类者，行乞之夷妇尤多”（注：陈澧：《香山县志》卷8， 张甄陶：《澳门图说》。）。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贸易的衰落，是在中国开港贸易、设关管理、中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飞快地增长着。据记载从1685年清朝开港贸易至1757年的这72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 艘之多（注：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1页。）。1757年，清政府宣布关闭浙江等三海关，仅留广东一海关对西方国家开放贸易。但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却仍然有增无减。从1758年到1838年，粤海关登记的外国商船共达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艘。1764 年， 欧美诸国对华海上贸易进出口总值为白银5545847两，到1805年，已达到23517102两，40年间增长了3.2倍之多（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5页。）。至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来华贸易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美国、秘鲁、墨西哥、智利等13个国家。每个国家各凭其经济实力进行贸易竞争，为本国对华贸易占有一定份额。在这当中，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很自然地在对华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从1699～1751年，英国对华入口总值由32086英镑（等于白银96258两），增长为161092英镑（白银483276两）；从中国出口总值，由45928 英镑（白银137784两）增长为100万英镑（白银300万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也相应地在发展着。
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的贸易却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主要是澳门这时虽然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特殊港口，居澳葡人也还享有某些贸易方面的特惠待遇，但是澳葡已不再垄断中国的海外贸易，而要与其它12个国家在中国市场平等竞争。可是进入17世纪以后，葡萄牙航海贸易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其本国根本没有力量去同英国等新兴的贸易强国竞争，这就注定了澳门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及至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先有五口通商（1842年），继有十口设关（1858～1860），此后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34个，澳门港便彻底失去了它昔日的重要地位，而逐渐被香港所代替。到1887年中葡条约签订时，广东巡抚上奏疏称：“澳门居住葡人官无善政，贾无善贾，工无善艺，惟借赌博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规，为自然之利。……葡国既无商船来往，澳门别无地利可图，市面萧条，人情涣散，其坐困情形，可立而待。”（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吴大溦奏查明澳门占界及将占界拟即清厘折》。）
随着澳门港海外贸易的日益衰落，其进出口商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中叶以前，进口商品主要是供封建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和毛织品；出口的商品则以茶叶和生丝为主。18世纪中叶以后，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花、棉纱、棉布，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苦力贸易。
澳门贸易的意义和影响
在残酷的国际贸易竞争中，澳门最终衰落下去了，但澳门港在近代早期的迅速兴起，对中国社会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它最早从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破坏了官方化、闭塞化的朝贡贸易体系。葡萄牙本来不属于《祖训》和《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家，但却终于被允许在华贸易，并且获得了优惠待遇。这就打破了朝贡贸易的限制，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逐渐扩大。与此同时，澳门的存在，又带动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其结果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某些商品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推动力。
第二，它加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简单地说，它表现在：一方面，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从事全球性贸易，航行于五大洲三大洋之间，促进了世界各地的产品之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国人也是新产品输入的受益者。另方面葡人经由澳门主动地向中国输送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技术，使中国人感到耳目一新，思想观念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明清之际，曾有一些士大夫尝试应用西方新文化进行某些改革。当然，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在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古老的中国文化也对西方和世界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它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地理大发现沟通了世界航线，从此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由此也形成了世界贸易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很自然地卷入这个新的全球性的市场的运转之中。它通过澳门～马六甲～果阿～好望角～里斯本航线，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又通过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而通连亚洲和南北美洲。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深受各国欢迎，是世界贸易中最热门的商品。而澳门则是中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基地。它是世界市场中的转运枢纽之一，在当时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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