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芳[1]2003年在《生命与教化》文中研究说明从“以德治国”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意味着道德及其教化问题在当代社会生活视界中的凸显。但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关注道德教化问题，却并非不言自明。本文力求持守一种价值中立(Value-neutral)的研究姿态，尽可能地追求事理的明晰，坚持冷静的理析，免于义愤的心态，力求在社会伦理教化之文化-心理层面，围绕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在历史境遇之中的内在关涉，深入剖析传统道德教化现代性转向历程之中教化方式与相应的个体文化心理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分析现代性道德教化如何来触动、在何种程度上触动国民深层的文化-心理，触动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层结构，同时审理传统在现代性历程之中有意无意的延续，思考个体在文化-心理层面如何回应现代性道德教化历程中诸种理念之实践。 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在一般性地审理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的关联的基础上，从历史、价值目标、过程、策略四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逐一加以审理。在具体审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过程中，首先一般性地探讨西方现代性道德教化的相关问题，然后，以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相关问题为基础来审理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发生、发展与问题累积，以及当前发展的基本态势与相应对策，力求使问题尽可能清晰、全面，不走极端。在审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过程中，本文借鉴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之范畴，把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大致区分为以启蒙为中心的教化形式和以革命为中心的教化形式，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毛泽东为核心。 历史部分，试图在审理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之基础上，揭示生命问题在现代性道德教化历程之中的遮蔽与凸显，并结合现实问题和当代西方社会伦理教化的新理念，揭示生命问题在当前道德教化实践中的双重处境和道德教化的基本任务。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基本意蕴涵括生命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的凸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乃是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最高理念。威权性的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基本特征，个缓吓，琴笋民体生命被遮蔽在神圣的“(天)理”之中，“人”被遮蔽于“民”的身份之中，纲常名教因之而成为“吃人”的教化。从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教化思想的出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性教化的艰难启蒙一步步走向深入，在发现了“吃人”的礼教的同时，也发现了“人”。由于现实的危难、传统的根深蒂固、启蒙者自身的缺失，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启蒙并没有真正完成，使个体生命的凸显、生命意识的全面发育成为现代性问题在今天的累积。反思传统，又关注现实问题;反思旧的威权，又警惕新的威权;面对自身，又面向世界发展;关注真实个体生命，又不放弃道德教化的引导，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双重任务。 价值目标部分，在一般性地审理道德教化的价值目标之建构的基础上，主要反思传统道德教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取向模式，由此而审理现代性道德教化过程之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缠，提出今天的价值问题。建立在宗法血缘等级和农耕文明之上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传统具有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质素，并成为我们现代性历程中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向乃是走向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意味着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移，道德价值取向的理性化、现实化，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美德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依据。与此同时，对于一个有着悠远的道德理想主义教化传统的民族而言，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可能就是道德虚无主义。正因为如此，反思道德理想主义，又不陷入道德虚无主义;既不保守，也不激进;超越致用的思维，以辨证的心态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伦理价值问题，乃是我们今天道德教化价值目标定位应有的基本态度。 过程部分，本文提出道德教化过程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基于规训和引导的道德教化形式，由此而反思传统道德教化以规训为中心的道德教化理路，并进一步反思引导与规训在现代性道德教化历程中的此消彼涨，提出道德教化的核心乃是个体的理性自觉，寻求超越传统规训理路的教化路径。传统规训式道德教化的主要支持，一是基于教化者自身及其所代表的伦理规范的绝对化和威权化，一是基于受教化者的人性善恶而开出的个体道德规范设计。由此而提出，II传统道德教化过程的现代化之双重反思，一是反思教化者的价值担当之身份缺失，反思王者师的教化姿态;一是反思之于受教化个体的人性期待，主张把个体道德生活的基础牢牢地置于个体的道德理性自觉，在引导与激励的教化过程中培养个体“自尊自重之精神、担当责任之观念、独立自营之能力、判断是非之智识”四种基本品质。 策略部分，本文以话语为中心来展开道德教化策略问题的思考，提出对话与独白两种基本的话语策略，在此基础上揭示以独白性为基本话语特征的传统道德教化策略的基本理路，并梳理现代性道德教化历程中以启蒙为中心与以革命为中心的道德教化形式之中不同的话语模式和言说?
刘建琼[2]2007年在《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的深度审理——读刘铁芳教授的《生命与教化》》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当社会各界依然对学校德育抱着很深的成见的时候,甚至德育一线的不少教师对德育的前景依然感到茫然的时候,我国的德育研究却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革命,出现了许多质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德育理念的创新上。这种创新基于中国变革现实,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研究日渐深入,视野日益开阔,不以服从主流为宗旨,而以探求真理为原则,表现出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以人为本的精神。其理论未必系统完善,但对现代德育的启蒙作用是意味深长的。他们既有学者的眼光,又有平民的视角,既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关注教育现实的空前热忱。刘铁芳教授便是其中一位。
肖川[3]2004年在《生命与教化之间的哲学扣问——读刘铁芳着《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怎样把握“现代性”,在多元化、开放性的现代社会如何确立道德教化的实践理路,是一个全新的而且重要的课题。刘铁芳博士新着《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湖南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4月)以“生命与教化”为题,探讨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基本问题,这在
宋新雅[4]2016年在《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本质上说,儒家教化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深入系统地研究先秦儒家教化范式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中国自古注重道德教化,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与实践奠定了历代教化的范式与格调。本文以起始与回溯并重的立场,尝试从伦理政治的内在复杂关系中挖掘先秦儒家的教化形态,并说明这一治理方式如何在历代的治理实践中发展完善,并有效地发挥了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考校于文本,贯穿儒家教化思想始终的关键词是"圣人","圣人"以其在道德、事功、境界、品格、智识等多个维度的完美统一而成为儒家"人能弘道"的最高担当词,其所指的形象也成为先秦儒家道德教化的典范。本文以《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为题,对"圣人之教"从缘起寻绎、范式阐释以及价值探索叁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上篇对先秦儒家教化的核心概念如"伦理政治"、"道德教化"等进行阐释,并对这些概念所对应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解读"先秦儒家教化范式"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寻绎"圣人之教"的缘起,阐释儒家"圣人之教"就是对"礼乐之教"的继承与革新。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礼乐精神加以重新阐释,同时将礼乐天道自然化,提出"圣人制礼乐"。"圣人"身教示范的教化方式也由此形成。与此同时,孔子传承了西周以来教化的伦理政治使命,确定"六经"为教化的基本文献,倡导"有教无类",广泛推行平民教育。孔子的理论与实践为儒家教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基本范式。析而言之,从其历史性上看,"圣人之教"是指被后世誉为"圣人"的孔子及其后学所建立的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体系,从其旨归上讲,"圣人之教"是儒家教化思想体系中以"圣人"为榜样的教化范式。论文中篇对先秦儒家教化范式进行阐释和剖析。首先分析"圣人之教"的政治致思,儒家教化为了实现天下伦理政治秩序的和谐与稳定而展开,这成为儒家教化范式的核心。追溯其缘,"典范政治"传统是儒家"为政以德"治国方略选择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君主应成为民之表率并对民众实施教化,同时进一步提出"内圣外王"的圣人治国理想。"圣化运动"就是诸子在乱世中塑造出的"圣人"典范,以期教化世人、重新将社会归于统一和安定的活动。统治者的"为圣"是对道德教化权威性的担保,同时论证了其政治合法性。儒家教化思想体现了现实政治与教化理念之间的契合性关系,使道德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儒家"教为政本"理念直接影响了"圣人之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途径。其次,对"圣人之教"的理论支撑进行论述。先秦儒家论证和建构的"圣人之教"理论主要由叁个部分组成:"人性假设"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教化的理论前提。孔孟荀尽管对人性善恶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他们都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这是实施教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哲学基础。除此之外,西周以前的帝神崇拜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圣人崇拜,这为"圣人"的至高无上性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为"圣人之教"的理论建构提供信仰保证。另外,祖先崇拜与宗法制的发展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决定了教化的基本内容"仁义忠信",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为贵"的伦理价值取向、整体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追求"叁不朽"的个人价值取向。以上构成了儒家教化理论的基本问题。再次,论述"圣人之教"的实践途径。儒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皆能成就其德性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如何成就德性,一方面需要"自化",即个体内在的修身养性,另一方面,需要"外化",即"圣人"(君或师)以"先觉觉后觉"的身教示范培育社会成员使其成就德性。同时儒家也深知"圣人"境界是难以企及的,于是在圣人之下,将教化的目标层次分为:士、君子与贤人,以期在不同层次上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人格。在儒家看来,能否真正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的努力。论文下篇梳理和分析传统社会对"圣人之教"的传承发展以及近现代社会儒家教化范式的现代转向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以探究儒家教化范式的现代价值。传统社会中对儒家教化范式的传承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儒家教化的权力化与制度化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儒家教化思想通过宗族网络向民间渗透;加之教化者以身示教的实践精神,使得儒家思想卓有成效地发挥了思想引领、凝聚人心、良风美俗的重要作用。在近代启蒙运动中儒家教化失去了权力和制度的依托,日益瓦解,伴随着现代性教化生成,在教化主体、客体、以及目标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圣人之教"范式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动员了全社会成员积极投入到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和现代转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前文对先秦儒家教化范式内在机理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先秦儒家教化范式的智慧所在,为应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变化和挑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其现代价值体现在:传统"圣人之教"中"教为政本" "与时偕行"的教化理念,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标准设定以及主体整合提供思想和文化资源;借鉴并倡导儒家教化中身教示范,正己为先的方法,可以促进当今的社会官德的培养,知识分子的道德坚守以及民间榜样的树立及弘扬;从儒家教化"美俗移风" "以文化人"的教化内涵上汲取营养,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邹海贵[5]2006年在《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孙红震[6]2008年在《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文中指出论文对解放区文学以革命伦理为视点进行了阐释。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即引论、革命伦理的个体叙事、革命伦理的身体叙事、革命伦理的情爱叙事、革命伦理的家庭血缘叙事、解放区文学叙事中革命伦理的缺失及其意义。引论对选题的缘起、意义作了说明,同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探究了解放区时期革命伦理的生成动因。本节着重对革命伦理的概念与归属以及本文所使用的革命伦理作了界定。伦理的高度政治化与革命化催生了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革命伦理。革命伦理以革命的旨归为其标向,将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道德、行为等视为“善”。在理论归属上,革命伦理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与目的性,并直接引出事实的实在判断。革命伦理不只是解放区时期所独具的伦理形态,因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贯穿的“革命伦理”主要指的是在解放区时期这一中国现代革命所历经的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并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烙印的伦理形态。由于解放区时期革命伦理的生发与革命领导者有意识的倡导密切相关,并以其教化规范力量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因而其有别于普泛性的革命伦理,具有现代意义。再者,本论文在此基点上所使用的“革命伦理”也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革命道德,也包括一切指向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革命行动、措施、规范与准则等。本节最后从革命领导者的倡导、革命信仰的催生、民族国家诉求的驱使、心理因素的促发等方面探寻了解放区时期革命伦理的生成动因。第一章探讨解放区文学个体叙事中革命伦理的呈现。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伦理价值上主要表现为对个体性价值的诉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亦是如此。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特别是至解放区时期,救亡的局势以及国家利益与人民的疾苦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力的关注和尊重,即个体追求独立完整的生命价值的理想逐步被民族革命的价值目标所取代,由此也带来了个体启蒙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断裂。从而,现实的危难使得立足于个体道德理性的启蒙为立足于社会救亡的革命伦理主题所覆遮,革命伦理的价值理念也因此超越于启蒙知识者所开出的崇尚个体的价值理念。与之相应,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中呈现出这样的景观,以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伦理话语成为文学叙事中个体生命所应遵循的伦理脉络,并以此把个体紧紧团结在革命伦理的目标与要求之中,这在文学叙事中具体表现为个体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其生命伦理之中的伦理感与价值祈望。由此,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中,较之于阶级与民族大搏斗的革命斗争,个人的自由、权力与独立的书写往往变得无足轻重,因而致使文学叙事中的个体自我被淹没于革命的洪流之中。第二章对浸入革命伦理的解放区文学身体叙事进行了探究。由于革命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献身伦理,从而个体的身体被视作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祭坛上的牺牲品。因而,革命伦理以及集中体现革命伦理的革命文学也就不可能重视个体身体的价值与身体感觉。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亦是如此。在解放区时期这样一个“国家”、“民族”、“人民”之类宏大叙事盛行的革命战争年代,身体原初的生命意义逐渐消弭,并逐步被沦为权力的客体与改造对象,对身体的规范、驯服、引导、控制从而成为这一时期革命伦理的表征。解放区文学的身体叙事具象化地显现了这一表征。本节从躯体的符指化塑型、本体欠缺的身体、献呈的身体叁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对身体的训导与控制成为整合社会资源,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手段,身体在实质上成为革命圣坛上的祭品。第叁章阐述解放区情爱文学叙事所呈现的革命伦理隐喻性意旨。解放区文学的情爱叙事多为创作主体叙事诉求的体现,即在情爱叙事中蕴含着作者的叙事意旨、道德价值取向等等,即以最私人化的个体情感来折射波澜壮阔的时代意蕴。由此,解放区文学的爱情伦理叙事大多表现为“革命伦理”的隐喻性叙事,其情爱叙事隐喻了革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因而,情爱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之中并不是真正的叙事目的之所在,而是时代革命的隐喻,即解放区文学中的情爱伦理叙事成为革命伦理的隐喻性叙事范式。故而,解放区文学的情爱叙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符号性能指。解放区文学叙事中放逐“情”理的情爱以及情爱的配置与禁忌的书写彰显了这一能指。第四章分析由于革命伦理的介入而致使的解放区文学家庭血缘叙事所显现的异常景观。家庭血缘关系是文明社会中最基本也是最恒定的生活组织方式,社会中的所有关系都是从家庭血缘中衍生而来的。家庭伦理观的变化往往会牵动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而与此同时,社会的重大变动和变革也会影响到家庭伦理的变化。故而,家庭伦理从来就是与整个社会的伦理密切相关的。本文所论及的革命伦理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伴随的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并且它的产生对于顺利推进和有效地整合革命力量并最终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而,在解放区时期这一革命烽火硝烟四起的特殊历史阶段,家庭伦理便在某些方面成为革命伦理的从属伦理,其固有的部分伦理价值观念也在从属中被消解与弱化。这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中主要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被革命伦理所消解,革命伦理的阶级情谊成为情感联结的纽带,家庭伦理所倡导的父子、母女之情在与革命伦理的碰撞中被置换了颜面。结语部分对解放区文学叙事中革命伦理介入的缺失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解放区文学叙事中的革命伦理彰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的革命意识,并通过与文学叙事的有机结合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在彰显崇高革命意识与高扬革命之“道”的同时,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叙事却凸显了革命语境之下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漠视以及人性的欠缺,削弱了对人与革命之间复杂多样关系的审美感受与反思。
李伟言[7]2005年在《当代中国德育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德育价值取向的特征是“精英化”的,意即德育传递、灌输某种终极价值,将目的指向完美道德社会的实现,以培养高度超越性的道德为己任,将个体日常道德修养纳入宏大的社会历史目标中。这一德育取向是“政党伦理”社会化的必然诉求,表明了国家对德育价值选择的垄断地位和学校德育价值选择的缺失。它在实践中引发和助长了诸多问题。理论界中“精神教化”的德育主张在价值取向上也是精英化的,同样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 “性善论”是精英化的德育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础。这一人性预设划定了人与动物不可逾越的界限,试图展示人的尊严和崇高,然其谬误在于将人性和人的特性混淆,否定人的自然生物性,先在地预制了义与利、灵与肉、公与私的对立。这一致命缺陷决定受此人性论浸染的德育不能培养有道德的人。其“道德人性论”的性质使人以道德完善作为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由此使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绝对化。导致德育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德育的意义承担功能也给人文教育的定位带来困难,加剧了后者的萎缩和边缘化。道德不是人性的唯一构成要素,意义承载的方式有多样。道德非但不是人生意义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藉人性中精神性的伸展获得的对人生意义的“觉解”和“审美态度”的养成却对道德发展大有助益。人性预设应该从“单一”转向“复杂”。 “道德规范建构说” 是精英化德育取向的又一思想基础。相信道德规范来源于人的理性设计,道德的理想国的实现在于人的谋划和实施。这种将乌托邦现实化的做法,导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损害人的精神自由。导致德育与生活的疏离、规训化和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失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一再申明理性的有限性,任何从理性万能出发对人类社会规划都是虚妄和灾难性的。道德作为一种规则系统也是理性无力企及的范畴,是生成性的秩序。当代博弈论、史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印证此结论。道德规范应由“建构”走“生成”。 道德价值体系层级性的构成方式预设了处于高端道德的“价值优越性”,逻辑地规定了精英化的德育价值取向。道德类型学启示我们可以将道德分为两种类型:圣德和常德。它们共同表达了人类生活必需的“价值”,二者并不必然相关,平行分殊,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道德价值体系由“层次”走向“类型”。 “走向现代社会”是当代中国德育所处的时代背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两大要素构成分析德育问题理论框架。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伦理特性使精英化的德育价值取向具有历史合理性,而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特性则呼唤德育价值取向的转型。市场经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经济,市场文明带来的是整体性文明,培养超越性的道德,“以义制利”是对时代精神的错误把握,也是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曲解。市民社会表征的是社会与国家的二分,变革德育的精英化取向,使德育能够获得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是市民社会发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中国市民社会萌生的特点和它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也使这一转型具有可行性。平民化的德育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的理性选择。其含义是将德育目的指向现实生活而非宏大历史目标中的道德秩序,以常德的培养为本位,将“圣德” 诉诸个体自由意志,避免终极价值的传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于:有利于自主性道德人格的培养,激发学生伦理自觉。有利矫正德育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技术化倾向,使德育真正回归生活世界。有利于整合学校、家庭、社区各方面资源,增强德育合力,从而增强德育的实效性;它弥和事实与价值的逻辑断裂,沟通道德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承认人感性欲望的合理性,是对人肉身需要和自然本能的解放。解除道德与终极价值的联结,转换以道德寄托人生意义的传统思维,敞开意义实现的可能途径,尊重人的自由,是对人精神的解放。将道德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摆脱神圣价值对道德的规约,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对道德理性的启蒙;敏锐地把握住“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两大历史脉搏,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保障,有助于增进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及与自然的和谐。平民化的德育价值取向将启动目标系统和实施策略的重建。无妨害、尊重和责任是新取向所意欲的核心道德原则,它可以展开为一系列具体德目和内容。道德理性的培养受到重视,阐释的方式被应用于道德教学中。叙事的主题将经由“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向“生活伦理的个体叙事”的转换。交往成为道德实践的基本方式,致力于改善学校生活中人际关系是教师的重要职责,榜样内涵的变化呼唤着成年人的 “教育性生存”。
甘剑梅[8]2004年在《德育现代性的哲学论辩》文中指出当今的中国德育之所以问题重重，是由于它正处于现代性的话语转型之中，一个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的历史节点上。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残缺的现代性实践积累为中国德育今天的现代性问题，德育的现代性研究也就成为中国迟到而又必须的理论课题。中国德育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决定了它寻求合法性的起点：“穿越现代性”。即在对现代性的适应与批判中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现代性既是中国德育所要追求的，也是中国德育所要超越的。在这里，现代性既是穿越的目标，也是穿越的工具。作为规范的现代性充满了矛盾与悖论，它是一个需要反思与批判的目标；而作为历史实践的现代性又拒绝任何简单化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在反思的基础上建构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现代性是最好的反思工具，在这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能得到共同的审理，复杂的经验能找到综合的理论。极度矛盾与冲突的德育现代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才能得到把握。 我们企图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来分析，中国德育身处的复杂境遇，德育的伦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现代性伦理、价值与知识的悖论性存在对德育的复杂影响。在这一系列复杂的语境中，德育的现代性困境得以呈现。虽然合法性、伦理立场的选择、教化的精神退化是当前中国德育面对的首要问题，但断裂与新生，苦难幸福与自由解放，技术、进步与民族国家，知识的精神与理性、东方与西方等现代性命题也构成了它的具体冲突。身处冲突的中国德育如何安身?现代性本身的问题性使得任何简单的预设与决断都显得轻率。在具体话语辩驳中表明自己的立场，也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基于理论的辩证而提出的由本体到偶在，由知识到生命，由国家到社会，由榜样到学习者的方案也只能是参考性的。 从现代性的视点探究德育，并不是要建构一种关于德育现代性的历史实在与提供一套永久有效的理论方案，它是为了呈现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为了揭示一种更为深刻有力的教育品质。同样，在德育的意义上探讨现代性，也并不是要去还原现代性的具体观念，而在于阐释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教化哲学。
唐爱民[9]2006年在《道德教育范畴论审理》文中研究说明处在坎坷发展道路上的德育论,正遭受着理论性不强、体系不健全、缺乏对实践的启示与合理观照等病症的折磨。范畴意识淡薄,范畴思维遗失,范畴逻辑混乱即是一个根本原因。在德育论话语系统中,注重主观体验与感觉,不作逻辑的推理与验证,常常只提供未经论证的并不确切的论断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对范畴的运用上,常常是用而不论,不作考究;即使使用范畴,也仅仅停留在感性直观、简单照搬的层面,致使范畴内涵模糊、彼此交叉、兼及互换,从而缺乏“自己的”范畴分类、提炼与审理。这不仅严重危及着自身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也成为人们缺乏学科自信、常常在智慧投入过程中感到困惑、迷惘的一大心病。因之,从范畴论视域出发,对既有的德育论加以范畴式审理、盘查,以明确其基本范畴与内在逻辑,是把握德育存在的本质、理解德育活动的实质、构建合理的理论体系的根基性工作。以范畴入手深入分析德育论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实质,探讨建立德育论学科体系完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学术任务。本研究主要对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基本范畴问题进行逻辑的反思与审理。尝试初步地运用范畴论的方法与框架来考量“道德教育”理论的现状,并以此反思整个德育论学科体系存在的问题,以为确立德育论学科的基本范畴、建立尽可能规范的范畴理论体系,提供某些基础与启示。范畴是追问、盘查存在的本质和逻辑规定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是其所是”的认识论工具,是剔除事物纷杂的现象、抽取其本质要核的逻辑思维形式。一句话,范畴就是“存在的存在方式”,即事物本然而非偶然的存在方式。范畴是构成一种理论及其体系的骨架、纽结与基本担保。亚里士多德对“本体论范畴”的最初揭示,康德对“认识论范畴”的理性辩护,黑格尔对“辩证范畴”的完整建构,使我们有条件来初步审理道德教育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道德教育理论若要具备基本而充足的理论理性(逻辑的完备性)和实践理性(运行的实效性),就必须诉诸范畴论意识与框架,明确自身的基本范畴,并用内在的范畴逻辑、范畴语言揭示其理论运思的轨迹和实践运行的轨道。这样,“道德教育范畴”就逸出了我们的视野。道德教育范畴是对道德教育存在、观念及其意指的相关对象之本质的形式上地揭示或规定,是通过理论思维特别是逻辑形式思维揭示道德教育这一德育论之核心问题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所意指的相关问题的相互关系的思维形式,是明了“道德教育存在”之存在方式的基本理论规定,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存在统一的一种规定。通过道德教育范畴就能把握这一存在及其相关范畴的基本特征、属性、要求与规律,并获得一种认识道德教育及其相关范畴之本质的一致性。道
资利萍[10]2009年在《感性的呼唤》文中研究指明道德教化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音乐教育的“教育”属性和我国重视道德教化的文化传统使得音乐教育必须承担起塑造学生德性的职能,这也是音乐作为一门课程能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得以立足的重要“资本”。但现实的状况是我国的音乐教育并未很好地实现这种职能,甚至出现了“德育化”的偏差,这样便消融了音乐的独特性却又未能起到很好的育德效果。本文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音乐教育没有从音乐的本质、音乐教育的本质等音乐本体论的角度思考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问题,脱离了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本质去实施道德教化。笔者认为,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感性”,我国的音乐教育是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的教育。在这种遮蔽了音乐的感性本质的场域下,用无视和拒斥音乐教育感性本质的方法实施的道德教化,换来的必然是低效甚至是无效。因此,本文通过“感性的呼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感性的理念和方法论,肯定感性是音乐的本质,也是音乐教育的本质,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必须在感性本质的基础上予以实施。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引子。实际上就是绪论。从问题的提出开始,阐释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后续延伸意义,约定了本研究的语境并对相关文献作了综述。由于本研究对“感性”的意义阐释是在存在论哲学语境下进行的,因此,解释“语境”——一个能对得上话的沟通平台尤其重要,以避免产生意义理解上的偏差和误会,同时也为本研究的原创性观点找到并非臆断而是来自于逻辑思辨的理论依据。第二章,序幕——基本问题回顾。对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问题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由于音乐教育的道德教化问题建立在音乐与道德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因此先必须澄清音乐与道德这对范畴的关系,主要从思想史、哲学、现实这叁个维度进行探讨。然后再探讨音乐教育和道德教化这对范畴的关系,承认并肯定音乐教育必然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进而提出我国音乐教育中道德教化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视感性”,分别从音乐教科书的准入标准、音乐课程的实施以及对音乐音声形式本身的感性无视叁个方面予以论证。第叁章,感性的出场——感性是什么。在对“基本问题回顾”后,就必须澄清“感性是什么”,首先从思想史的脉络,即古典本体论时期、近代认识论时期、现代存在论时期叁个阶段来梳理“感性”概念的历史变迁,再结合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原理和雷默的观点进行了探讨,提出对“感性”概念的自我认识和创新性诠释。第四章,感性的存在——为何强调感性。从音乐的感性本质、音乐教育的感性本质以及基于感性的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这两个大的问题全面而深入地论证“为什么强调感性”这一道理。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论证中,从艺术的感性本质分析音乐的感性本质,提出音乐教育就是感性教育,并从人的感性天性和我国音乐教育的感性不足逐步分层地论证音乐的本质、音乐教育的本质就是感性这一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基于感性的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主要通过对音乐教育中道德教化的阈限的分析、道德角度阈限存在表现的审视、音乐与“感性的道德”的联系的考察,强调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必须经由感性。同时,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经由感性的音乐教育的道德教化向超越意义的升华,即音乐教育的道德教化作用不应止步于形而下的问题解决层面,而应该向终极关怀的高度提升。第五章,感性的遮蔽——何以如此。从拒斥感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视感性的传统乐教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音乐教育的政治传统叁个方面深入分析了音乐教育中感性为何遭到遮蔽的根本原因。第六章,感性的开掘——音乐课程的构划。这部分主要是从策略的角度对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化从课程理念和方法论层面所作的构想。分别从开掘的前提:视角和取向的转换,开掘的理想:感性的课程目标,开掘的策略:课程实施的“感性还原”叁个方面予以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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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D]. 宋新雅.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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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代中国德育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研究[D]. 李伟言.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8]. 德育现代性的哲学论辩[D]. 甘剑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9]. 道德教育范畴论审理[D]. 唐爱民.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10]. 感性的呼唤[D]. 资利萍.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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