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一世界：读王笛著《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张志全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 王笛先生新著《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展现了袍哥群体日常生活的多个面相。作为一部微观史著作，其具有不可忽视的范式意义：该著聚焦于“小人物”群像，从碎片化的历史事件中，进行扬弃“碎片化”的历史场景复原；通过多向度的文本叙事，形成叙事话语的互文交错和叙事空间的多维重构，从而显现出微观书写的张力。
关键词： 袍哥；微观史；日常生活世界
王笛先生新著《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展示了近代四川袍哥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袍哥》沿袭早先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称《街头文化》）、《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下称《茶馆》）等著作对下层民众生活的考察思路，以雷明远——一个袍哥副舵把子的生活为基础，用生动的案例，再现了20 世纪40 年代袍哥组织之变迁及生存状态，揭示了袍哥组织的多个面相，剖析了袍哥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重构了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尤其是建国前夕基层秘密会社的生活史与衰微历程。该著英文版出版前，受到外审专家的高度评价。中文版问世前夕，新京报、凤凰网等媒体就该著对王笛先生作了深度访谈和报道，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一部学术著作的范围。
作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学者，自《街头文化》以来，王笛先生始终聚焦于下层社会，体现出作者新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从街头而茶馆，再由茶馆而袍哥，皆为传统历史研究所忽略的领域。从这似乎愈来愈小的研究范围中，反映了作者走向历史深处、触摸历史脉搏的研究路径。较前几本著作而言，《袍哥》可以说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作者毫不讳言，他要撰写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微观史[1]4-5。那么，作为一部“真正的微观史”，其范式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以为，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朱元璋废丞相后设置大学士，作用不显。朱棣即位后选择阁臣参预机务。然这些阁臣品级太低，不能称为宰相。“（宰相）具有较高的地位，起百官领袖作用。这里的地位一般指官职。这个要素把决策层中的决策人员和秘书、辅助人员区别开来。”［4］
一、视角再向下，触摸历史的微尘
如前所言，王笛先生近年来致力于精英文化以外的下层社会的研究。作者熟稔于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沿着《街头文化》《茶馆》《袍哥》一路走来，不仅在时间跨度和空间维度上一再压缩，而且其研究的群体也由宽泛的普通民众转向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袍哥及其家庭。换言之，《袍哥》将叙事重点放在了雷明远——这个袍哥副舵把子及其家庭在20 世纪40 年代的浮沉与挣扎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微观史研究视角。众所周知，此前学界关于“袍哥”（哥老会）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而，更多的集中于袍哥组织的演变、袍哥与革命、袍哥与晚清政府等宏观视角，注重以“大历史”的叙事勾画袍哥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影像。即便有关袍哥组织形式、仪式规范以及隐语的讨论，总感觉难以走进袍哥真实的生活。而《袍哥》将视角放在雷明远的日常故事中，对其多重身份进行解构，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而活生生的“袍哥”——似曾相识，又格外陌生的“袍哥”。雷明远既是一个副舵把子和副乡长，又是一个佃户（到最后连佃户也被剥夺了）；他既乐意帮助暑期下乡实践的大学生，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既是一个“凶狠”且对“自己家里女人管得很严”的人，偶尔却要依仗“疯婆”雷大娘，甚至在她面前示弱。由此，随着人物身份的转换，《袍哥》复原了“袍哥”作为“人”的存在，重塑了“袍哥”的生动形象，展现了传说中的“袍哥”日常生活的多面性与丰富性。此外，与雷明远有关联（或相类似）的“小人物”也悉数登场，包括雷大娘、佟念生（乡长、舵把子）、蔡兴文（袍哥大爷）、贺松（乡长、袍哥大爷、教师）、俊芳（丫头）等传统历史叙事中几乎不予关注的小人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再现了袍哥群体及其所生活的日常世界的多个面相。
树形图适用于知识点的分类 在化学期末复习时，学生已积累一定数量的化学知识，需要建构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加强对信息的加工和整理能力。对知识分类标准、相关事物的共性与个性要有更深刻的认知，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马上能联想到问题想要考查的知识点，以及与知识点存在联系的事物及其特征。
二、一沙一世界，回归历史场景
“很多问题要等监管层的明确批示。”上述银行资管部门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有很多细节还没有确认，尤其是涉及到存量产品和存量业务转移的具体事宜。此外，缺人也成为眼下成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且不论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务的展开，仅是目前的存量业务，原有负责人员肯定不可能全部转去理财子公司。现在在市场上，权益投资、固收投资等方面的人才，几家银行全都在抓紧招聘。”
可见，王笛先生叙述雷明远故事的“醉翁之意”，并不在于雷明远形象的塑造，而是以雷明远为观测基点，在生动的叙事中构建袍哥的文化生态体系。为此，在时间上，由20 世纪40 年代追溯到袍哥产生以来的若干时段：反清复明的早期形态、晚清乱局、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乃至建国之后；在空间上，由川西的“望镇”延展到整个四川地区（含重庆）。很显然，这是一种由“小历史”切入而进行的“大历史”建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3]116-119，从碎片化的历史事件中，进行扬弃“碎片化”的历史场景复原。这一思路，王笛先生在第十八章中已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个研究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雷明远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1]259
微观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为“微观”而微观。如果仅仅固囿于“微尘”而自说自话，将陷入真正的“碎片化”，也就缺乏起码的事件意义与史学价值。回顾西方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如《奶酪与蛆虫》《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等，皆以小山村的社会或“小人物”作为叙事对象。不过，以上著述对事件的描述，事实上是“建构”的开始。正如乔瓦尼·莱维所言，“微观史更希望去重构历史中的某些时段、社会状况和个体民众，通过研究分析，还原某一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不是在缺乏更好的一般化解释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典型事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当地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体来进行考察”[2]101-108。作为微观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王笛先生自然深谙微观史研究的真谛。在对雷明远及其家庭的叙事中，作者力图揭示这一经典个案所映照的文化网络。比如，在第一部分，作者由雷明远杀死亲生女儿这一典型事件引出对整个“暴力团伙”生存土壤、历史源流、内部结构与外部勾联等方面的考察，解构袍哥组织在四川生根发芽并不断壮大的社会历史原因。在第二部分“地方秩序”中，作者进入袍哥的内部世界，通过对袍哥的信仰崇拜、隐语以及仪式展演的叙述，将读者带回到历史场景之中，揭示袍哥在地方自治中的角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权力与民间自治之间的矛盾纠葛与冲突。第三部分，则主要通过雷明远权势的衰微尤其是“失佃”以致再次吸食鸦片事件，书写了雷明远这个袍哥副舵把子日暮途穷的最后影像。雷明远的命运，正是袍哥组织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隐喻。
三、多维叙事空间，构建立体式阐释体系
王笛先生非常注重史料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袍哥》以沈宝媛当年对雷明远的调查报告为基础史料，并广泛借助档案、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文本，为回归袍哥日常情景奠定了基础。这些史料产生于建国前、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等不同时期，必然带上各时段的历史印迹。同时，讲（记）述人的身份也是千差万别，档案为官方记载，调查报告为进步学生的社会学考察，小说为左翼知识分子所撰，回忆录和文史资料则基本为袍哥亲述[4]12-26。五种类型的史料代表着五种叙事视角，多元材料的综合使用，避免了单一角色的失真和偏颇，有助于无限趋近于历史真相，揭示具有立体感的袍哥形象。不同时段文本的运用延伸了叙事的经度，五大类型文本的综合拓宽了叙事的纬度。20 世纪40 年代的袍哥早已超越了20 世纪40 年代的局限，超越了主观的话语分析，通过多向度的文本叙事，形成叙事话语的互文交错和叙事空间的多维重构，从而显现出叙事的张力。
多维的叙事空间形成了立体性解读体系，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毋庸置疑，多维的叙事空间增加了历史研究的厚度。袍哥形象在建国前后、袍哥组织内外、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当下等多个层面的影像交互闪现，产生了一种“蒙太奇”效应，并由此而彰显出丰富的历史剖面。不同文本对袍哥的不同诠释，既是一部袍哥的诠释史，更映射出近现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文化观念的演变轨迹。多维的叙事空间展现出历史研究客观书写的能力。袍哥到底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民众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组织？诸如这类问题，仅仅依靠官方档案史料或者某一类文本是难以进行界定的，很容易陷入文本固设的圈套之中，即便意识到文本背后的偏见，也难以回溯到本真的历史场域之中。而多种类型的史料文献，为这样的回溯提供了可能。在掌握话语产生背景的基础上，再借助于史料的多层解剖，可以无限度地接近袍哥所在的权力网络。
“一沙一世界”，既是叙事策略，更是微观史的方法论。在看似支离的细节之中，开掘历史的深度与广度，这应当是微观史独特的价值所在，“微观史并非是通过观察一般的社会背景来抽象出历史事实，而是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设立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能使我们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部分性地保留包含全部真相的重要细节片段”[2]101-108。同时，一如作者前几部著作一样，《袍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故园之情。在作者文学式的深描中，望镇所代表的川西乡村，虽然盗匪出没，而田园画卷却仍然如此令人陶醉。当然，正如作者所言，文学的深描与严谨的叙事并不冲突，而且其故事皆有所本，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说，情感的注入，增加了叙事的“温度”。毕竟，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历史事实虽是客观的，而历史中的故事和人物却是鲜活而有“温度”的，“以情著史”也许正是注重细节的微观史叙事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王笛.袍哥：1940 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纵观史[J].尚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4）.
[3]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J].史学理论研究，1999（1）.
[4]王笛.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 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On Wang Di's New Book Pao Ge:Violence and Order in the Rural Areas of Western Sichuan in the 1940s
ZHANG Zhiquɑ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Mr.Wang Di's new book Pao Ge:Violence and Order in the Rural Areas of West Sichuan in the 1940s shows the rich daily life of Pao Ge in modern Sichuan.As a microcosmic historical work，it has a paradigm significance that can not be ignored.Focusing on the image of "nobody"，the book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discarding "fragmentation" from the fra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text narration，the narrative discourse is intertwined and the narrative space is superimposed and reconstructed，thus showing the tension of narration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space.
Keywords: Pao Ge;Microhistory;The World of Daily Life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9）07-0134-03
DOI: 10.16069/j.cnki.51-1610/g4.2019.07.020
收稿日期： 2019-05-04
基金项目： 2018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戏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18YBKZ10）
作者简介： 张志全（1976—），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巴蜀文化与近代戏曲史。
［责任编辑、校对：王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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