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籍贯论文,户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 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3)01-0025-11
关于明代的籍贯与户籍问题，王毓铨曾发表《籍·贯·籍贯》《明朝的配户当差制》等重要论文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近些年来，随着登科录等文献的大量刊布，明代科举研究十分兴盛，不少论著也涉及籍贯与户籍问题②。然而，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学者们的看法颇有歧异，而且不乏误解臆说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籍贯的含义、籍贯的认定、户籍的分类与性质、役籍与职业的关系等问题略作分疏，未敢必以为是，尚望方家教正。
一、籍贯及相关词汇释义
王毓铨《籍·贯·籍贯》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在中国古代，籍是籍、贯是贯，前者指“役籍”，后者指“乡贯”，不可混淆。当时并无现代概念之“籍贯”，文献中所见“籍贯”或“贯籍”，应当读作“籍·贯”或“贯·籍”。到了清代，因废除了明朝役籍人户的世役，“籍”遂与“贯”结合，成为“籍贯”。这种说法影响很大，至今仍常被引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顾诚不点名地引述了王氏观点，认为“这种解释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然而却不能用以说明卫籍”[1]。沈登苗认为，王氏对“籍贯”的释义，“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2]
搜检文献中“籍贯”及相关词汇的用例，与王氏之说不尽相合。从理论上说，所谓“籍是籍、贯是贯”，必须以存在户役制为前提。在中国历史上，抑佥某些人户承当某种差役的现象，确实一直存在，但将全体人户都分编为种类繁杂的“役户”，却是元、明两朝特有的制度。因而元代以前文献中出现的“籍贯”或“贯籍”，未必是“役籍”与“乡贯”的复合词。即使到了实行户役制的元代，文献中所见“籍贯”，大多也单指乡贯。如元代选格规定：“甘肃、中兴行省所辖系西夏边地，除本处籍贯见任官外，腹里迁去甘肃者，拟升二等，中兴府拟升一等。”[3]2061崔彧奏言：“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4]4042又《元典章》所载“舡户揽载立约”格式云：“今后凡雇乘舡之人，须要经由管舡饭头人等三面说合，明白写立雇舡文约，舡户端的籍贯、姓名，不得书写无籍贯，并长河舡户等不明字样。”③这些语境中的“籍贯”，显然都是着眼于乡贯而言。
为了证明“籍”与“贯”判然为二事，王氏列举登科录为例：“杨荣，贯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保和乡搭桥里，民籍；王嗣先，贯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信实乡四十九都，民籍。”明代沿袭元制，要求考生开报“籍贯”，此处“籍”指户籍类别，“贯”指入籍贯址，确为二事。但需注意，在明代，“籍贯”是一个常用词汇，观其上下文，大多单指“乡贯”，并无“役籍”之义。如靳辅疏言：“凡有商舶去来，俱彼此移会通知，设有此省舶只失风，误入彼省疆界者，即便诘明籍贯，收之登陆。”④何乔新疏云：“不问军民舍余，系河南籍贯者发辽东边卫，浙江者发福建沿海卫分，福建者发浙江沿海卫所，各充军，家小随住。”⑤他们所说“籍贯”，显然皆指乡贯，因为在这些情形下，没有必要了解其“役籍”。又雷礼《顺天府题名记》云：“确山受斋刘公总尹务，钧阳颖谷马公以丞副之，慨然有动于中，思法前修，表京师。因阅碑刻多讹逸，复搜辑增次，具其姓名、籍贯及历官大略，镌之于石。”⑥明代各级官署多立题名碑，例记官员乡贯而无役籍，所以雷礼所说“籍贯”，肯定专指乡贯。小说中亦多见此种用法。如《警世通言》中郑氏讼状云：“年四十二岁，系直隶涿州籍贯。”⑦《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元帅吩咐挨查军士甚么籍贯，甚么姓名”，一会儿回复道：“军士姓刘，双名谷贤。原籍湖广黄州府人氏，现隶南京虎贲左卫军。”⑧
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可以从辽东都司残档中看到。都司要求各卫开报役满吏典姓名、年甲、籍贯等项，细阅各卫报单，所列籍贯格式共有四种情况，各举一例如下：
A.魏迪，年二十三岁，山东济南府德州平原县人。
B.郭珊，年二十七岁，山东都司登州卫人。
C.乔思尧，年二十三岁，广宁卫经历司寄籍人。
D.金承武，年二十二岁，系招集人。⑨
明代都司卫所中的吏典，不少都是“农民参充”，并非都属军籍。而各卫所报吏典“籍贯”，都只有占籍贯址而无役籍类别，足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所谓“籍贯”就是指占籍地，而与役籍并无关系。其中A种属于州县人户参充吏役者，B种属于卫所军户参充吏役者，而C、D两种则比较特殊：C种只写“寄籍”而无明确籍贯，可能是已迁离原籍而尚未在居住地附籍；D种当是招集安置的流民或边民，所以没有明确的籍贯。
由于太过强调籍、贯之别，王氏对相关词汇的解释也不尽确切。如他指出，古人所说“原籍”，不是现代的“原籍贯”，而是“祖遗户役”。此说也只适用于部分场合。如《大明律》规定：“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此处“原籍”，的确是指原属户役类别。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原籍”并无“役籍”之义。如杨廷和乞恩省亲云：“臣父春，原任湖广按察司佥事，致仕。见在原籍四川成都府居住。”⑩李奎《题为褒崇忠节事》云：“今考得宋忠臣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系臣原籍江西广信府弋阳县人。”(11)王世贞记“吴中盛事”云：“状元凡六人，吴县施盘，长洲吴宽，昆山毛澄、朱希周、顾鼎臣，吴县申时行。又山阳沈坤，原籍昆山，亦当为七人。”又“文臣赐第”云：“天顺李文达、王忠肃、马恭襄俱有赐第，又为忠肃造第原籍盐城。”(12)这些用例中的“原籍”，显然都是指称乡贯而非役籍。
王氏还谈到“祖籍”的含义。他见到的文献资料中，只有“祖贯”而无“祖籍”一词，指祖宗所居之贯址。他据此推测，很可能也有“祖籍”，“指的是祖先的役籍，和今人之言宋朝明朝某人之‘祖籍’意指祖先的住址者不同”。“祖贯”一词，明代文献中用例甚多，确如王氏所言，是指祖宗之贯址；此外，文献中还有“原贯”、“本贯”等词语，含义与“祖贯”相同。“祖籍”一词，文献中亦不鲜见，但多非指祖先之役籍。随手拣拾几例：沈炼自称：“余祖籍浙之丽水，然本归安迁去。”(13)御史何廷枢言：“应选云南、两广者，宜速令赴任，勿许借口祖籍，希图规避。”(14)《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天师老爷问一老者：“你姓甚名谁?祖籍何处?”老者道：“小老姓马名欢，原籍浙江会稽县人氏。”(15)《鼓掌绝尘》中杜翰林问：“但不知贤契祖籍还在那一府?”舒状元欠身道：“门生祖籍就是巴陵。”(16)这些用例中的“祖籍”，显然皆指祖居地。顺便说明，文献中还常见“本籍”一词，与“原籍”、“祖籍”含义相同。如《万历野获编》云：“严寅所太宰(清)，滇人也，本籍嘉兴县人。”(17)《今古奇观》中一少年问刘东山：“今先辈欲何往?”刘东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县去。”(18)《明珠缘》中，田尔耕对魏进忠说：“小弟姓田名尔耕，本籍山西平凉。因在北京住久，只为有些薄产在此，特来收租。”(19)
综上所述，明人所说的“贯”，以及“乡贯”、“贯址”、“祖贯”、“原贯”、“本贯”等词汇，含义比较明确，绝大多数场合都是指祖居地。而“籍”以及“原籍”、“祖籍”、“本籍”等词汇，含义比较复杂，有时指“役籍”，有时指“乡贯”。如明代科举多有“冒籍”者，又称“冒贯”、“诈冒乡贯”，假冒的主要是“乡贯”而非“役籍”。至于“籍贯”一词，有时是并指役籍与乡贯，但更常见的是单指乡贯，必须根据上下文判断。可以肯定地说，明代甚至更早，“籍”的含义便与“贯”混融趋同，与现代概念相近的、单指乡贯意义的“籍贯”一词，并非如王毓铨所说，是到清代取消役籍之后才形成的。
二、户籍册与籍贯的认定
明代所有人都要入“籍”，否则便是“无籍之徒”。宗室成员编入玉牒，其他人则编入黄册及专门的户籍册。关于黄册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源自前代“黄籍”，二是因为册面用黄纸。梁方仲、吴晗皆从后说，而栾成显认为前说可信，理由有二：其一，早在西汉初年，就称户籍簿册为“黄簿”，两晋南朝时称为“黄籍”，明代称“黄册”显然是与此一脉相承；其二，洪武十四年(1391)初造黄册，封面用纸未见规定，二十四年才规定“进呈用黄纸面，布政司、府、州、县册用青纸面”，亦即在没有规定封面使用黄纸前，就已称“黄册”[5]12-15。此说亦有需要斟酌之处。其一，经初步检索隋唐以迄元代文献，未见称户籍簿册为“黄籍”(20)，可见此词虽渊源有自，但久弃不用。其二，从黑城出土的元代户籍残卷看，明代黄册的登录内容和格式与之基本相同。元代户籍册称“青册”，学者推测可能是其封面为青色的纸或布(21)。明代藏于布政司、府、州、县者亦用青纸面，当系沿用元制，唯进呈者用黄纸面。关于封面颜色的规定，确实始见于洪武二十三年奏准的黄册格式，但这也可能是重申原有做法。就现有资料而言，《明史·食货志》“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是一种审慎可从的说法。
明代编制黄册之前，已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一般认为，此制是洪武初年宁国府知府陈灌首创的，唐宋时代虽有“户帖”之称，但“仅与赋税催科相关，而与户籍人口无涉”(22)。笔者认为，户帖之制，未必是陈灌首创。元代登记户籍时，首先由各户填写“手状”，也叫“手实”，此亦前代旧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引天圣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虞集曾谈到，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内附既毕，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于海隅，不知奉行，民多惊扰”，马煦“在庐州，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庐民独不知其害”(23)。马可·波罗述及杭州情况：“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牲畜之数亦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是也。”[6]528-529陈灌推行户帖制，当是承袭或借鉴了元代旧制(24)。
明代攒造的户籍册，包括各里赋役黄册、司府州县总册，以及军匠等专职役户册籍等(25)。钱茂伟指出：“韦庆远在上世纪60年代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明代有两种户籍册，一是户口册，一是户役册。”并称“这是韦先生的一大贡献”。他结合顾诚的明代疆土管理两大系统论，提出一种新见解：“行政管理区的人口，就是民黄册的对象；而军事管理区的人口，就是军黄册的对象。这是一种纯粹的户口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口统计册，只在行政管理上有意义。”[7]152-155查核原书，韦氏的说法是：“户籍黄册或称赋役黄册仅是一种户口总册，它登载着全国除了军队卫所现役官兵以外的一切编入里甲的人户，不论军、民、匠、灶等户都要在黄册上登记，注明所属的户类。这种黄册是以里甲作为编制单位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按照不同户类分别登载的户口册，如所谓匠籍册、灶籍册、军黄册等(民户只在一般黄册上登记，不用另编其他册籍)。”[8]54显然，韦氏自己并未区分“户口册”与“户役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黄册绝非与户役无关的“纯粹的户口册”。里甲攒造黄册时，无论军、民、匠、灶等户一律编入，而军黄册乃是从中将军户摘出。换句话说，州县军户既登载于基础黄册(即民册)，又登载于军黄册。钱氏认为民、军黄册分载行政管理区和军事管理区的人口，缺乏根据。
明代除宗室等特殊人户外，都应当编入相应户籍册，但不一定都编入州县黄册。已经编入某州县黄册者，又有不少因各种原因迁居他地。明代文献中，对于原初入籍之地，习称“原籍”、“本籍”、“祖籍”，而入籍他处则称为“占籍”、“著籍”、“附籍”。明代人户的著籍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类别：(1)州县单籍。即在某州县著籍编入黄册，未曾迁移改籍。此种既有民户，也有军、匠、灶等户。(2)卫所单籍。明初有些从征、归附军人，特别是获得各级世袭武职者，应当只有卫所户籍，而没有编入州县黄册，即没有在原籍对应的州县军户。此外，未设州县地方由卫所代管的非军籍人户，也当归入此类。(3)因起赴役地形成双籍。即已在某州县著籍编入黄册，因起赴指定机构服役，又在服役机构或地点占籍。又有两种情形：一是占籍于服役机构，如军户占籍于卫所，医户占籍于太医院，天文户、阴阳户占籍于钦天监；二是占籍于服役地所在州县，如站户占籍于驿站所在州县，南京仓脚夫占籍于上元、江宁二县，北京轮班匠户、富户占籍于宛平、大兴两县等。(4)因自由迁移形成双籍。即已在某州县著籍编入黄册，因经商、仕宦、流移等各种原因迁居其他州县并占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因起赴役地还是自由迁移者，随着时间推移，在占籍地出生的人丁，实际与原籍并无联系，也不可能登入原籍黄册户内，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双籍”属性。
明代按籍佥派徭役，占籍何处即在何处承役当差。迁离原籍而又未在寓居地占籍，就意味着逃避了徭役，因为原籍州县无法使之承役，寓居州县又无权使之承役。所以自明初开始，政府就十分注意流民的著籍问题，总的原则是尽量使之返回原籍，并允许在寓居地已有生活基础者就地占籍。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谕：“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26)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谕：“各处逃徙人民，已有招谕复业，近闻不复业者尚多。尔户部宜榜谕之，限三月内复业，凡前所负税粮，悉与蠲免。其有久居于彼，产业已成者，许令占籍，仍令有司善加抚绥。”(27)正统元年(1436)，“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先是，行在户部奏：各处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芜，租税逋负。将蠲之则岁入不足，将征之则无从追究。宜令各府州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文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于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28)不过，由于不愿承当徭役，许多人长期寓居而不肯占籍。沈榜曾谈到宛平县情况：“五方之民，各挟所长，以游京师，典买田园，因而贾富十百千万，其所受固宛之廛也，而彼则曰：吾偶寄居耳，不可以丁。其名曰流寓。久之长子孙，有亲戚，墓坟或渐增地至顷亩，则既食宛土之毛矣，而彼则又曰：吾故土尚未脱籍，固自有丁差在焉。其名曰寄庄。”(29)
除攸关徭役外，明代官员任职，例应回避本籍。如弘治十四年(1501)，“命南京刑部右侍郎金泽与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两更其任。以南京给事中史后等言：泽占籍都下，亲旧颇多，每问刑之际，动涉嫌疑，难于回避故也。”(30)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题：“巡视下江、苏松等处御史黄正色，祖籍嘉兴守御千户所，旧隶苏州卫，相应回避。”(31)金泽原籍浙江鄞县，占籍于应天府江宁县；黄正色原籍直隶苏州卫，占籍于浙江秀水县。据此看来，明代官员任职，原籍和占籍地都应回避。
明代审核籍贯最为严格的场合，当属科举考试。这是因为明代乡试以布政司为单位举行(南、北直隶各相当于一个布政司)并有规定的解额，会试则分南、北、中三个地域按既定比例录取，为防止因“冒籍”而影响地域公平，所以要求考生开报籍贯并严加审核。但从现存登科录看，对于如何开报籍贯，似乎并无统一标准，以致所报格式不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兹举例略加说明：
A1.(万历五年)李植，贯山西大同府大同县，民籍。
A2.(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贯湖广荆州卫，军籍。
A类皆开报一籍，又分两种情况：A1所报当为原籍地。但需注意，这些人并不一定实际居住在原籍。据《明史》，李植父李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可知李植实际居住地为江都，但因并未占籍江都，所以仍须开报原籍，并在山西参加乡试。A2所报当为占籍地。据张敬修介绍，张居正“其先庐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壮士从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从大将军定吴越闽广，累功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其后四世孙自秭归徙家江陵，遂为江陵人。”(32)可知江陵既非张居正的远祖居地，也非始祖张福的原籍卫所，张福四世孙迁隶荆州卫，荆州卫遂成为其家占籍地，而荆州卫地处江陵，所以习称其为江陵人。
B1.(洪武四年)胡澄，贯浙江绍兴府诸暨县，儒籍，寓温州府。
B2.(嘉靖十四年)萧体元，贯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河南南阳府新野县，民籍。
B3.(嘉靖四十一年)徐学古，贯河南河南府洛阳县，民籍，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
B类皆开报“双籍”，其籍贯改变与役籍无关，当属于自行迁徙的移民。具体情况也有差异：B1胡澄虽开报了双籍，但其籍贯仍在诸暨，虽实际居住于温州，但并未在温州入籍。B2萧体元与B3徐学丁，其家分别从江西、浙江迁居河南，但两人开报籍贯的方式却相反，萧体元以原籍地为“贯”，而徐学丁是以占籍地为“贯”。从两人都在河南乡试可知，他们被官府认可的籍贯(户籍登记地)均在河南，虽然开报籍贯方式相反，实际情况应当是相同的。
C1.(成化二十三年)沈瓒，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顺天府大兴县，民匠籍。
C2.(正德三年)冯裕，贯辽东广宁左卫，军籍，山东临朐县人。
(正德六年)高文豸，贯辽东定辽中卫，军籍，山东黄县人。
(嘉靖四十一年)严镃，贯光禄寺，厨籍，顺天府丰润县人。
(万历五年)冯琦，贯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军籍，辽东广宁左卫人。
C3.(成化八年)高升，贯辽东定辽中卫，军籍，辽阳盖州人。
D.(嘉靖八年)冯彬，贯广东雷州卫，官籍，附籍海康县。
C、D两类亦属于“双籍”情形，且双籍是由于服役造成的，其开报籍贯的方式也不统一：C1是以原籍为“贯”，后列为占籍地；C2是以占籍地为“贯”，后列为原籍地；而C3亦以占籍为“贯”，后列则是居住地。其中正德三年(1508)冯裕，原籍山东临朐县，远祖赴广宁左卫服役，遂占籍于此，故冯裕参试时报为辽东广宁左卫军籍，后列原籍。冯裕显达后，归居临朐并复籍，万历五年(1587)冯琦为其曾孙，参试时报为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军籍，而又以广宁左卫为原籍。成化八年(1481)高升与正德六年高文豸为父子，两人均以占籍地为“贯”，但高文豸后列山东黄县，当是其原籍地，而高升后列辽阳盖州，当是其居住地(定辽中卫治所在辽阳)。D类冯彬是以役籍所隶为“贯”，并说明附籍于海康县。明代允许卫所军户有条件地在附近州县附籍，海康县隶属雷州府，与雷州卫应当邻近，冯彬应当就是在附近州县附籍的事例。
上述复杂情况说明，明代对于籍贯的表述，并无明确而统一的标准，考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王毓铨在谈到“贯”时，认为“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9]，确如沈登苗所说不尽准确，因为有些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和役籍所在地是合一的，有些人却是分离的[2]。但结合考生的乡试地点加以观察，可以看出，明代双籍考生开报的籍贯，无论先后顺序如何，凡在某府县、某卫或某机构(如太医院、钦天监、王府仪卫司)后附户籍类别者，才是其占籍地(即实际户籍所在地)(33)；未附户籍类别的贯址，大多都是原籍地，但也有的是寓居地。除非法令允许在异地参试(34)，考生例应在占籍地省份参加乡试，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情况。如成化十四年(1487)鲁义，贯辽东定辽右卫，官籍，湖广黄冈县人，似应在山东乡试，而实际是在湖广乡试。观其家状，鲁义曾祖为百户，而祖、父皆无职，或许是已经作为余丁返回原籍定居。
在科举等场合需要严格确认籍贯，日常生活中则无此必要，人们惯常所说“籍贯”、“本籍”、“本贯”等，大多是原籍而非占籍地。事实上，由于多次迁移，有些人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籍贯，自家人说法也不一定一致。除前揭高升、高文豸父子所报籍贯不同外，又如成化十一年(1484)进士佟珍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佟应龙为父子，前者报为“山东青州府人”，后者报为“直隶山阳人”。明末允许宗室子弟参试，所报乡贯亦不一致。如崇祯七年(1634)朱统铚，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宁藩石城王府宗籍，是以宁王府所在地为乡贯；崇祯十年朱统鐼，南直隶凤阳府泗州盱眙县人，宁藩江西新建县宗籍，是以明太祖之祖居地为乡贯。
史籍在著录人物籍贯时，也往往随意取舍。如清修《明史》中的人物传记，在籍贯问题上就比较混乱。有些是以占籍地为其籍贯。如成化二年进士郑己，据《登科录》“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直隶山海卫军籍”，《明史》谓其“山海卫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曹元，据《登科录》“贯直隶含山县人，大宁前卫官籍”，《明史》谓其“大宁前卫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胡献，据《登科录》“贯直隶扬州兴化千户所军籍，江西新喻县人”，《明史》谓其“扬州兴化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沈鲤，据《登科录》“贯河南归德卫军籍，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明史》谓其“归德人”。有些则以原籍地为其籍贯。如弘治十二年进士张文锦，据《登科录》“贯辽东广宁左屯卫军籍，山东安丘县人”，《明史》谓其“安丘人”；万历五年(1587)进士王谦，据《登科录》“贯锦衣卫官籍，山西平阳府蒲州人”，《明史》谓其“蒲州人”。至于地方志，更是热衷于搜罗本地名人，一个名人可能出现在多种地方志中。要想弄清某人的真实籍贯，必须结合传记资料加以判断。
三、户籍分类及与职业的关系
明代实行配户当差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役户。这方面的资料，较集中地保存在地方志和进士登科录、题名碑中。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王毓铨曾进行系统翻检，并广泛披阅实录、文集、政书等文献，共找到80多种役户，见所撰《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一文所附《明朝户役概况表》和《县级户役种数额举例表》。朱保烱、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则对进士题名碑中所见之“籍”进行了归纳，共分为民、军、匠、灶(盐)、官、监、站(驿站)七大类，除“官籍”外，其他六类又都包括一至十几种的籍别(35)。对于明代的户籍分类，学者们看法不一，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加以分疏讨论。这里集中探讨两个问题。
(一)明代户籍的分类与性质
关于明代的户籍，《明史》有如下概述：“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10]1878这段话不够清晰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明代役籍有层次上的区别，民、军、匠以及盐灶属于基础性的役籍，其下都包括若干次一层的役别。现代学者论述明代户役制，大多援据《明史》的说法，朱保烱、谢沛霖的户籍分类表，则是将这一说法具体化、明细化。而王毓铨概述明代役户时，则是平行地罗列了80多种役户，并未进行层次区分。钱茂伟将这两种看法概括为“层次分类说”和“平行分类说”，认为后者“更符合明代户籍种类体系”，因为从进士户籍来源看，“儒籍、生员籍、阴阳籍和民籍是平行关系；同样，弓兵、铺兵与军籍也是平行关系，厨籍、马船夫籍也与匠籍平行的”[7]168-170。
明代法令条例中，并未对各种户籍进行说明和归类，因此地方志对各种户籍往往并列杂陈，而登科录中的户籍也是五花八门。但仔细观察这些户籍，可以看出它们并非处在同一层级，确如《明史》所示，可以进行层级的区分。只是由于明代户籍过于庞杂，各种户籍的确定原则差别很大，必须首先弄清各种户籍的性质，才可以恰当地判断其层级。笔者认为，可以将明代户籍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有的大类之下可以分出若干小的户别。基本户籍的特点是，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次生户籍的特点是，它们都是因适应某种需要(承担徭役或确定身份)而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可以包含数种基本户籍。
基本户籍可以分为良、贱两类。属于良民的基本户籍，包括民、军、匠、灶四种，正如《后湖志》所说：“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36)这四种役户已为学者熟知，无需赘论。
属于贱民的基本户籍，大多分布于特定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丐户(堕民)，存在于浙江绍兴、宁波以及南直隶苏州、松江等地。关于浙东堕民的职业，万历《会稽县志》卷3云：“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祝枝山《猥谈》“丐户”条谈到，明代早期奉化堕民“官给衣粮”，“妇女稍妆泽，业枕席”，而官府“征其淫贿”。徐渭《徐文长文集》卷18《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谓“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清雍正元年(1723)巡视两浙盐课噶尔泰曾上疏要求削除堕民丐籍，可知丐户确实属于一种专门户籍。(2)九姓渔户。贯属浙江严州府建德县，踪迹遍布杭州、绍兴、金华、衢州四府之间，亦编有专门户籍，以船为家，或在江上结网打鱼，或从事沿江客运，多雇觅妇女在船为娼，官府向其征收渔课。(3)疍户。分布于广东、福建、广西滨海沿江地区，或隶河泊所，或隶州县，以艑艇为家，从事捕鱼割蠔、水上运输等业，少数垦种沙田，上岸陆居，官府有时强迫他们采珠。(4)乐户。在京者隶教坊司，在地方者隶州县，尤以山西、陕西等地较多，平日从事娼妓以及其他“贱业”，负责为宫廷、官府、王府提供音乐歌舞等项服务。(37)
上述各种基本户籍，无论良贱多寡，都有专门户籍，而且相互之间不能兼容，一个人户只能属于其中一种，而不能同时属于两种。如不可能既为民户又为军户或匠户，既为民户又为蛋户或乐户，等等。其中的贱民诸籍，不可能见于登科录，因为根本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另外，诸种基本户籍中，民户又是基本之基本，无论是良民中的军、匠、灶，还是各种贱籍，倘若被允许“落籍”或“脱籍”，便成为民户。
基本户籍之外的其他户籍，都是次生户籍，其种类前后有所变化。如明初确定户籍，基本上以元朝旧籍为定，保留了一些元朝时期的户籍类别，但明朝本身并不设立此籍。儒籍就是如此，所以洪武年间，儒籍进士特多，其后日益稀少，就是因为在元朝为儒户者才可继续称儒户，而明朝新兴起的儒士并不能归入儒籍。还有不少户籍是明朝新兴的，如陵户、署户就是如此，元朝皇帝葬处保密，自然不需要相应役户。
次生户籍，按其性质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役籍，其情形可分三种：第一种需要某种专门技能，或者带有一定程度的特权性质，所以在继役时有限制条件。如隶属钦天监的阴阳户，“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但当天文生有缺，必须通过考校才能收用；隶属太医院的医户，“凡医士，俱以父祖世业代补”，但补用时也要经过考校(38)。隶属锦衣、旗手等卫的校尉、力士，其来源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从民间佥充，“例不勾丁，如有老疾，听于岁终具告兵部，行该卫勘明，具奏释放”，后来作为一项优待，规定“虽例不勾丁，而子孙愿替补者，亦准查收”(39)。第二种是佥拨一些人户，使其从事某种专业徭役，其种类甚为繁杂，王毓铨找到的80多种役户，绝大多数属于此类(40)。仅在北京就有坛户、庙户、陵户、坟户、园户、果户、海户、养户、栽户、瓜户、冰户、菜户、藕户、酒户、磨户、油户、靛户、乐户、轿户、旛户、米户、窑户、羊户等数十种。第三种属于虚拟户，僧户、道户即属此类，按照规定，庵院寺观已给度牒僧道，如有田粮，也要编入黄册纳粮当差，无田粮者编入带管畸零，因此僧、道户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民户。
另一类并非役籍，王毓铨指出，有些县志将官户、官籍、生员户等“与役户并列，这不妥当”，因为仕籍(官籍)“是居官人本人身分之籍，不是他所从属的役籍”，“户之有生员者，即为生员户，无者即非生员户，这和户役户籍无关”[11]。王氏对“官籍”、“生员户”的具体解释容或可商，但这两种户籍，以及见于地方志或登科录中的儒籍、宗籍、四裔籍等，确实与役籍有所不同，主要是为了确认某种特殊身份。不过，这些特殊身份者大多享有一定数量的徭役优免权，可以视为“免役户”，与徭役也有一定关联，地方志将它们与役户并列，并非毫无道理。有的次生户籍，则确实与徭役毫无关系。比如“商籍”，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役籍，实际不然，这是为便于寓居的盐商子弟参加科举的一种优待，所以徽商在两浙者可以入“商籍”，在两淮者因未出南直隶不得入“商籍”[12]。
上述各种类别的次生户籍，与基本户籍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派生自基本户籍之一种，如上述佥自民间的力士、校尉，例不勾丁替补，因老疾释放回籍后，如其家无人要求替补，便仍为民户。天启二年进士傅永淳“贯直隶真定府灵寿县効籍”(当为“校籍”之误)，据傅维鳞介绍，傅氏之先为锦衣卫校尉，灵寿一支“事耕读，以武世职，子孙易荡逸，弗屑袭，于是灵寿为民籍”(41)。傅氏参加科举报为“校籍”，而又自称“民籍”，实际并不矛盾，有学者视为“从军籍变为民籍”，认为“明朝后期户籍政策松弛了”[7]168-170，未必妥当。再如北京富户，据进士登科录，正统四年章绘所报为“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顺天府富户”，嘉靖二十九年刘光远所报为“贯河南开封府杞县民籍，宛平县富户”，有人认为这“是富户籍转变民籍的实例”[13]，实际上并不存在户籍转变问题，因为富户本就是从民户中佥充的，既属民籍也属富户籍。第二种是几种基本户籍的混合。如非徭役性的商籍，凡寓居两淮、两浙的外省盐商，无论民、军、匠、灶，都可入籍参试。又如轮充役性质的弓兵、铺兵等，民户以及州县所辖的军户、匠户等，都要按其人丁事产编充。水马驿夫系按田粮照额均派，除民户外，军、匠户有民田者亦在佥充之列。再如城市的铺户，无论民、军、匠籍，凡从事工商业者都要编审当差，以北京为例，“锦衣卫官校多占籍行户者”(42)。
明代所谓世袭其役、籍不可改，作为基本户籍的军、匠、灶确实如此，故《明史》有“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之说[14]1906。但次生户籍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确实需要世袭，如南直隶仪真等地，“有渔户，有船户，俱祖充，隶应天府六合河泊所。岁办采打，赀贡鲜及麻铁翎鳔油料。仍当里甲正差。”(43)但也有的不必世袭，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如“王府老疾厨役名缺，原户丁不愿替役者，务要奉有本管上司明文，方许于相应人户内佥补。”(44)
如果对明代户籍了解得不够清楚，在判断某种户籍的属性时容易出现偏差。如上引《明史》将厨役归入匠籍，实际上光禄寺、太常寺很多厨役都佥自民籍。郡王厨役原来“行有司与护卫人户内中半佥拨”，后令“通查各王府民厨，退回原籍当差，止拨军厨应役”，如无护卫仪卫司、例该佥拨民厨，则于均徭内带征银两，由布政司转给长史司雇人应役。可知厨役的基本户籍，既有民籍也有军籍，并非都是匠籍。再如《明史》将校尉、力士、弓兵归入军籍，正如上面所论，部分校尉、力士的基本户籍是民籍，而弓兵虽有永充者，但多数都是从丁粮相应人户内佥充，属于均徭内的“民役”。现存登科录等资料中的进士户籍，情形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役籍也有非役籍，同种役籍又说法不一(仅以军籍为例，就有军籍、军官籍、总旗籍、旗籍、官籍、卫籍、屯种军籍等说法)。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考察各籍进士的数量和比重，由于进士所报户籍原本就标准不一，加之研究者或是将各个层次的户籍平铺并叙，或虽做层次区分而归类不当，或对某籍的隶属和性质发生误解，从而难以反映实际情况。以颇使学者困惑的官籍为例(45)，其家庭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属于卫所军官(此类人数最多)。如正统十三年沈琮，贯南京旗手卫官籍，直隶武进县人，祖父为旗手卫百户；成化二年贺钦，贯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辽东广宁后屯卫官籍，兄为百户；嘉靖二十九年钱錞，贯湖广显陵卫官籍，曾祖、祖、父未见任职，但据钱錞传记资料，其七世祖以功授荆州左卫百户，后徙承天护显陵，而钱錞家在荆州。二是隶属特殊机构。如正德九年方楷，为钦天监官籍；万历二年郝国章，太医院官籍，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曾祖、祖、父皆为太医院官；万历十四年孙承荣，四夷馆官籍，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崇祯元年葛逢夏，顺天府文思院官籍。三是父祖有仕宦经历。如宣德五年王复，贯浙江宁波府慈溪县官籍，父为金溪县知县；正统十年申祐，贯贵州思南府婺川县官籍，父为婺川县五堡三坑巡检司巡检；景泰二年章格，贯直隶苏州府常熟县，父为前监察御史，兄为平湖县学训导；嘉靖十一年张合，贯云南永昌府官籍，应天府江宁县人，其父以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笔者认为，明代并无法定的“官籍”，登科录所见乃是参试者的自我判定，或为世袭武职，或隶特殊机构，或因父祖曾任大小官职，虽皆与“官”有关，其性质差别很大，而且具有同样身份者未必报作官籍。所以，将“官籍”作为户籍或役户之一种加以统计分析，并无学术价值。
(二)明代役籍与职业的关系
吴智和曾专门论述明代的职业户，指出：“明代黄册的编订，主要是依据‘户口以籍为断，籍以职业为断’的原则，将全国各阶层的职业人口，包括直属政府机构的各职业人口，以某‘户’来区分其所从事之职业。”他具体介绍了14种职业户，即民户、佃户、茶户、渔户、马户、矿户、匠户、织户(机户)、船户、商户、营生户、铺户、盐户、军户。从其内容看，吴氏确定“职业户”的标准不一。其中有些是官府确定的役户类别，如匠户：“有民匠、军匠二种，民匠又有轮班与住坐之分。匠籍，世代相袭，不得转业。”军户：“人民之中有供应军差的特定人户，隶军籍者皆属之。”盐户：“凡以煮盐、晒盐为生者，皆属之。盐户对国家皆有制造定额盐斤之义务。”另一些虽然也是役户类别，但吴氏将其包容范围大大扩展，如茶户：“凡植茶为生的户口皆属之。”渔户：“凡捕鱼、养鱼资生者皆属之。”还有一些完全与役籍无关，如佃户：“无田为人佃作者皆属之。”商户：“凡从事贸迁有无的商贾否认是铺户、贩户、揽户者皆属之。”营生户：“专于贩易佣作者皆属之。”[15]看来吴氏是将役籍与职业混为一谈了。
关于王毓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钱茂伟提示说：“职业的含义首先是政府规定的各种不同的户役，一种职业往往构成一种专门的徭役，此称为籍。这意味着，明代有多少‘役’，就应有多少‘籍’。”[7]156翻检《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一文，未见专门论述职业与役籍的关系；所谓一个职业就构成一种役种、有多少“役”就有多少“籍”，也未必合乎王氏的本意，因为明代许多役是由人户(除民户外，也包括州县军户、匠户等)轮流承当，无须佥编专门役籍。王氏只是谈到，明朝“以户为编制单位，把人户编成若干不同的役种，为每一种立一役籍(版籍、册籍)，驱使他们去承担他和他朝廷的各类生产、造作、兵防、奔走、祗应差役”。总观王氏的观点，他认为职业与役籍具有一定的关联度，但又并非所有户丁都从事役籍所规定的职业。曹树基基本接受了王氏的看法，认为：“在明代，职业的含义首先是政府规定的各种不同的户役，一种职业往往构成一种专门的徭役，此称为‘籍’；其次，职业与徭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法律上讲，职业具有世袭和不易更改的特点，而在事实上，由于各类徭役的额度具有某种固定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籍’内人口从事与本‘籍’无关的职业。”[16]370-374
事实上，役籍虽然不能说与职业毫无关系，但两者之间确实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正如栾成显所强调的：“黄册之户籍，既不表示人户的贯址，也不表示人户所从事的职业，乃是指人户著于官府册籍上的应役种类。……就其划分原则来说，与人户所从事的各种职业不无关系，但最终以明王朝的需要为准，是由官府佥定的，实质上为一种配户当差制。”[5]338，463首先，明代佥定役户是为了得到相应的物品或劳役，并非所有从事某种职业者都编入相应役籍。如在产茶地区，有些人户被佥为“茶户”，负责向宫廷提供茶叶，但还有很多以种茶为业者并非“茶户”。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茶户”也不一定世代种茶。易言之，隶“茶户”者不一定种茶，而种茶者不一定隶“茶户”。其次，官府佥点役户时，并不一定考虑其职业。如两京以及各地所佥“铺户”，有些不但不是本行铺商，甚至根本就不从事工商业。福建惠安知县叶春及谈到，“本县虽冲实小，原无铺户……只一人领纲银，共具过客，亦名铺户，实无居货”(47)。张永明谈到南京情况：“行役陪累重难，则以城坊衣食得过之家充应，家无货物之储，官有铺行之役。”(48)
四、小结
王毓铨提出“籍是籍、贯是贯”的著名论点，提醒人们注意“役籍”与“乡贯”的区别，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也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王氏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成立，但同时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其一，在一些语境中，“籍”与“贯”确实分指“役籍”与“乡贯”，但在另一些语境中，“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用以指称某人祖居地或出生地的“籍贯”一词，并非如王氏所说，是到清代才形成的。其二，王氏特别强调“贯”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实际上由于服役、仕宦、经商、流移等原因，出生地、居住地与户役役籍所在地相互分离的现象十分常见，因而籍贯认定便成为一个复杂问题。从登科录等资料看，明代官府确定某人籍贯的标准，是以占籍地(户籍登记地)而非原籍(祖先著籍地)为定。但在不涉及服役、科举等与籍贯密切相连的事项时，特别是在日常生活的场合，并无确定单一籍贯的必要，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祖籍，而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一个人常常出现两个甚至更多的籍贯。
在地方志、登科录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户籍(有时称“某户”，有时称“某籍”)，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将各种户籍区分为不同层级，也有学者认为各种户籍之间都是平行关系。在明代法令条例中，确实找不到关于户籍区分的明确说明，但各种户籍决非同一层级的平等关系。根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将明代各种户籍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基本户籍又有良、贱之分，前者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后者包括丐户、九姓渔户、疍户、乐户等，其特点是彼此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次生户籍种类极其繁杂，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要想了解某种户籍的属性，必须弄清其来龙去脉，否则很容易判断失误。关于役籍与职业的关系，学者们看法也不尽一致。事实上，两者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隶属某种役籍者不一定从事此项职业，从事此项职业者不一定隶属此种役籍，将役户等同于“职业户”是不确切的。
注释：
①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均收入《王毓铨史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②如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③《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二·舡只》。
④靳辅：《文襄奏疏》卷7《生财裕饷第二疏(开洋)》。
⑤何乔新：《椒邱文集》卷32《题为裨补治道事》。
⑥《钦定日下旧闻考》卷62《官署一》。
⑦《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
⑧《三宝太监西洋记》第93回《宝賨船离酆都国 太白星进夜明珠》。
⑨参见《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44-267、285-287、289、296-300、307-309页。
⑩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5《辞谢录一》。
(11)谢枋得：《谢叠山集》，附录。
(1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盛事述》；卷11《异典述》。
(13)沈炼：《青霞集》卷3《书沈孝子碑铭》。
(14)《明熹宗实录》卷66，天启五年十二月戊戌条。
(15)《三宝太监西洋记》第93回《宝賨船离酆都国 太白星进夜明珠》。
(16)《鼓掌绝尘》第9回《老堪舆惊报状元郎 众乡绅喜建叔清院》。
(1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1《严恭肃》。
(18)《今古奇观》卷73《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19)《明珠缘》第11回《魏进忠旅次成亲 田尔耕窝赌受辱》。
(20)按，唐代称正式的职田、公廨田簿籍为“黄籍”，临时的则称为白薄。如《新唐书》卷55《食货五》云：“先是，州县职田、公廨田，每岁六月以白簿上尚书省覆实；至十月输送，则有黄籍，岁一易之。后不复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职卑者稽留不付，黄籍亦不复更矣。德宗即位，诏黄籍与白簿皆上有司。”
(21)参见刘晓：《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户籍制度》，《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512页。
(22)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第22页。并参见陈学文：《明初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5《户部尚书马公墓碑》。
(24)本段所述元代情况，皆据前揭刘晓：《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户籍制度》。
(25)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第32-40页。
(26)《明太祖实录》卷208，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亥条。
(27)《明宣宗实录》卷41，宣德三年四月辛酉条。
(28)《明英宗实录》卷24，正统元年十一月庚戌条。
(29)沈榜：《宛署杂记》卷6《力役》。
(30)《明孝宗实录》卷177，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壬辰条。
(31)《明神宗实录》卷191，万历十五年十月丙子条。
(32)张敬修：《张文忠公行实》，《张太岳集》卷47。按，张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张太岳集》卷17)与张敬修说法有所不同。该文谓“其先凤阳定远人也，始祖关保，国初以军功授归州守御千户所千户”，至张居正之曾祖张诚，“以别支徙居郡城”。张居正之弟居易，时任荆州右卫指挥佥事，当系承袭其家军职。
(33)笔者翻阅登科录，基本上都符合这一原则，但也偶有例外。如成化十七年李旦，贯直隶河间府献县，军籍，陕西榆林卫军。李旦系在陕西乡试，其占籍地当为榆林卫。
(34)如“南、北京闱，例令四方髦士游太学、寄京畿及依亲仕宦者，皆得应试”(黄瑜：《双槐梦钞》卷5《京闱二科举首》)。有些官员似可在任职地乡试。如建文二年黄钺，贯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儒籍，由监生任湖广宜章县典史，在湖广乡试；成化十四年谭溥，贯四川泸州民籍，山东旧县驿驿丞，在山东乡试；嘉靖四十一年赵应元，贯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民籍，直隶六安州学训导，在应天府乡试。
(35)朱保烱、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编例第4页。
(36)《后湖志》卷10《事例七》。
(37)参见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91页。本段史料亦转引自该书。
(38)万历《明会典》卷223《钦天监》；卷224《太医院》。
(39)万历《明会典》卷144《兵部二十七·力士校尉》。
(40)王毓铨提示，脚夫、弓兵、铺兵、水防夫、祗禁等，以及《祁门志》所列儒学户、东山书院户等，系由均徭法编佥，非世役。按，明代各地役法差别很大，弓兵、铺兵等在不少地方志中都列为一种役户，可能有的地方是由一些人户长期充当，有的地方编入均徭数年一轮。
(41)傅维麟：《明书》卷170《叙传一》。
(42)《明世宗实录》卷557，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庚辰条。
(43)隆庆《仪真县志·户口考》。
(44)(46)万历《明会典》卷146《礼部七十四·厨役》。
(45)参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第164页；沈登苗：《评钱茂伟教授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之得失——兼论学术书评的追求》，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6931；廖英舜：《明代官籍进士研究——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为主》，台北：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班论文，2010年。
(47)叶春及：《石洞集》卷8《免铺户置簿》。
(48)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