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文学研究新趋势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新趋势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的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如果说“比较”本身并不构成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那么，文化整合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认识拟应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总阵营中最为敏锐求新也最为活跃多变的一翼，由于它处于多种语言文化和学科交汇要津的位置，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理论信息较快也较易，它往往能够先于一般的研究而走在学科探索变异的前沿，早一步预示出文学研究总体的某种变革前兆和发展趋向；从另一方面看，比较文学本身也常常充当跨越传统藩篱，探闯学术禁区的先锋角色（如果说这一点在西方尚不甚突出的话，那么在长久封闭后新开放的中国学界，比较文学作为应运而生的新学术群体，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和研究界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沟通国际信息方面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不容低估）。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比较文学发展中日益显露出的“文化化”迹象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知微见著或窥斑见豹的意义上为整个文艺学乃至人文学者提供某种有益的启迪。
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淹没”还是“深化”？
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似乎前不久因概念的定义界说而引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现在又以新的形式第二次悄然降临了。所不同的是，前一次“危机”是由个别学者大胆质疑而人为地引发的，此次“危机”却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扑天盖地而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化”的兴趣盖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以致使人产生一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感觉。不仅热衷于理论的美国派学者大力提倡综合性的文化研究视角，就连一惯侧重于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的法国派学者也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如著名学者伊夫·谢夫莱尔(Yves Chevrel(的主题报告《比较文学与心态史：竞争还是合作？》，就以明知故问的方式确认了文学研究与心态史学的交叉结合之必要性，并由此引申出一种他称之为“语境化”(Contextualisation)的研究方向。这个术语自然使人们记起弗莱在1958年国际比协第2届年会（美国·北卡罗来那州）上提交的论文题目《Literature as Context》①，从而意识到Context 也好，Gontextualisation也好，都意指由内向外考察文学的一种“离心式”思路，而文学的外围“语境”或背景总是被理解为社会的或文化的。就此看来，“语境化”的研究方向与“文化研究”方向非但不矛盾，反倒是殊途而同归的了。
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二次“危机”呢？如果说前一次“危机”只是比较文学自身面临的问题，那么这二次“文化淹没危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也可视为整个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吧。过去，比较文学曾被固守学科专业界域的庄重守成者视为咄咄逼人的入侵者；现在这个入侵者自己尚未确认的领域也被大举入侵了。反击与捍卫自然是本能的反应方式。
多年以前韦勒克就在他的著名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告诫人们说：应该划清文学研究与思想史、宗教和政治观念史以及情感史的研究的界限。“许多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著名人物，实际上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反而对舆论史、旅行报告和有关民族特性的见解报有浓厚的兴趣；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兴趣在于一般的文化史。文学研究的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等同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②他还确信地断言，这种不务正业的研究“在方法上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种坚决捍卫文学研究自身特性的要求至今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谈，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但却无法阻挡研究者们越俎代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尝试。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第14界国际比协大会的主题就定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堂而皇之地让文学与文化攀亲结缘了。再看看下设的六个分议题，几乎都是在同韦勒克当年的谆谆告诫唱对台戏的：如“文学的民族个性”，实指文学的文化特性；“外国与本土的相互影响”，正相当于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传播(deffusion)与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文学类型、语言和文化”、“文学与其它文化表现形式”、“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多元文化的方法及范式”等，无一不可作为标准的比较文化课题。难怪会有人感到“淹没”，并由此而担忧新一轮的“危机”呢。继往开来的捍卫者自然不乏其人。加拿大学者瓦尔特·莫泽(Walter Moser)便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重新定位的问题》为题发表报告，重提保持文学研究独立性以防止学科淹没消失的话题。不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已显得温和、宽容了许多。捍卫的立场也已从文学的独立性退到“相对的”独立性了。
假如我们转换一下立足点，真正站到相对化的立场上，或许不难悟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的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如果说“比较”本身并不构成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那么，文化整合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认识拟应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不少从事比较研究的人似乎都经历过这样一种体验：在着手“比较”之前总是胸怀大志，似乎会有重大发现在等待着你；但在“比较”做完之后方才意识到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可以作为结果。造成这种皮尔·金特剥洋葱式喜剧现象的原因在于，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不识“文学”真面目，只因身在“文学”牢笼之中。“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是利而非弊，它带来的将是新的“契机”而非新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应视为比较文学之大幸，而不是不幸。
从另一角度去观照这个问题，我们还可意识到，比较方法的运用，不论在平行研究中还是在影响研究中，其最直接的目标总是指向“异”和“同”的。文学上的“异”和“同”的认识固然十分重要，但毕竟还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上，至于为什么“异”或为什么“同”的追问则往往不是在文学的自身界域中所能解决的，这势必将比较文学学者引向更深一层的“所以然”的层面以求得理性的阐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深层的东西正是文化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文化”——它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无意识基础。③也有学者将此种文化的深层解释称为“文化哲学”：
从事实的观点辨别出各文化表现的差异与相附之处。这是一切文化研究共同必要的起点，它们是基础的工作，但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着手研究的对象。
从一个文化哲学的观点着眼，它们重要的工作毋宁在如何解释这样由归纳得来的事象。东西方的习俗不同，思想不同，制度不同，这是显现在外表的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往深挖一层究竟表现了怎样的意义呢？它们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必然的发展？这样的问题才是一个文化哲学工作者真正关怀的对象。④
如果比较文学不愿停留在它的起点——对超越国界的文学现象中表层的异同事实的认识，那么它也责无旁贷地面对着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所面对的深层解释的课题。
所以说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它符合学术发展自身的认识逻辑。如果不是出于职业饭碗的考虑，我们大可不必为文学研究的拓展性变革而担忧，与其那样，不如以宽容而坦然的心境去静观其变，进而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观念定势，以求有效地适应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的发展和变革。
二、文学研究：“内转”还是“外转”？
纵观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彼此消长变化：“向内转”和“向外转”，或可称为内向派与外向派、向心倾向与离心倾向等等。内向一派的立场是，明确和捍卫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殊属性，让文学研究成为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理由的一门学科，它应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方面。外向派的立场则是：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其它方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不能脱离这种活生生的联系而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
大致看来，作为对外向研究占主导地位的19世纪文学批评传统（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模式、圣·佩夫的作家人格说、勃兰兑斯的时代精神说、阿诺德的文化教化理想，等等）的反拨，20世纪前半叶是文学研究向内转，内向派崛起并成为主流的时期，以20年代兴盛一时的俄国形式主义和30、40年代风靡欧美学坛的新批评派为显著标志。内向派的明显优势可以从40年代末问世的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的理论教科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得到一个缩影。该书虽试图从一个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明确划分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两大阵营，分别加以对待和说明，但由于时代风气所濡染，两位作者还是明显地偏向于“内部研究”一面，这从该书的章节安排重心（第三部“外部研究”仅五章60页；第四部“内部研究”共八章130页，比“外部研究”篇幅多出一倍以上）便可看出。一种旨在切入文本内部的近距离的“细读”成为大学文学专业课堂中普遍的训练方式，其余波至今仍在延续。然而，物极必反。就在50年代出现了以原型批评为先兆的外向派复兴。弗莱在其里程碑式的文学理论著作《批评的解剖》中公开向“新批评派”的一统天下挑战，倡导一种与“细读”相对的“向后站”(stand back)⑤的研究立场，并以“原型”概念去恢复从神话宗教到文学的有机联系，使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成为批评所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孤立的文学，“文学只是人们称为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化或人文学研究的那种东西的一个组成部分。”⑥
无独有偶，本世纪后半叶众多的理论和批评流派虽然对原型批评看法不一，但是在强调文学的外部联系方面却与之相伴，促成了文学研究又一次向外转向的国际性潮流。尤其是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理论，以及最近的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重要转变，都从不同的角度凸显出与文学文本同等重要的语境(context)或背景对于理解和阐释的决定意义。
伽达默尔在论述阐释学对美学的包容性时指出：“阐释学的视野是那么的开阔，它甚至能够将自然与艺术中美的经验尽收眼底。如果说人类存在(Dasein)历史性的基本构成是对存在理解的自我传达——那就必然意味着涉及它自己对世界的全部体验——一切传统皆属于它。传统包括了典章制度与生活形式，也包含了文本。但接触艺术的人首先是属于传统之内与一切人类生活有关的整合过程。……究其根本，艺术品难道不是某一礼仪或社会关联域中富有意味的生命机能的载体么？它难道不是只在这一关联域中才有充分的意义确定性么？”⑦
与阐释学密切相关的解构主义或许是自新批评派以来最关注文本的批评流派，但该派代表人物对文本的分析也同样显示了由内向外的重要转变。阿瑟.C.丹特在评价法国解构主义大师们的历史功绩时，将他们同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艺术相提并论。他说：“他们都详尽地阐述文本的概念以结合历史、文化、心理学以及变革狭义上的文学阅读。……如果精神的关联犹如雅克·拉康所坚决主张的那样，如果文化的关联犹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那样，如果历史的关联犹如米歇尔·福柯或费尔南·布劳德尔所表达的那样，那么，即使文本并不按照雅克·德里达所假定的方式组合，休谟实际上仍是现存的形而上学的牺牲品，这是持原子说者的另一名称，而且文本理论的范围总体上说是拓宽了，对学术蓝图的重新划分业已就绪。因而批评是一种范例人类科学。”⑧从拘谨狭隘的“内部研究”，到通向“人类科学”的广义的文学研究，这一种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逆反变革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悄无声息地完成了。甚至连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过来人”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有人将这场变革解释为新批评之前的旧有研究范式的复归，如希利斯·米勒便有如下描述：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通过其中的一种兴趣的转移，大大地增强了像拉康的女权主义、马克斯主义、福柯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回归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⑨
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出现了类似于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弗莱在西方文学史中洞见的那种圆圈式的循环运动。不过，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弗莱都不曾把这种运动简单化地理解为单纯的复旧或者回归，而是理解为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文学研究由外转内又由内转外的往复变动亦当作如是观。只要把斯蒂芬·葛林伯雷或海登·怀特的著述同阿诺德或李维斯时代的批评著作加以对照，新旧历史主义之间的天差地别就会一目了然。虽然这一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纲领和严格的界线，但多数人确认的解读原则还是相当明确的：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都视为历史话语的构成成分；历史话语既处于文本之中又外在于文本；在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关系中探讨话语、权力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强调批评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等等。若套用黑格尔的话，似乎可以把新历史主义看成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外部研究和形式主义的内部“细读”的“否定之否定”，这是某种扬弃后的超越，或是把正题反题统摄于自身的“合题”？究竟应该赞同该派成员自己的命名，把它看成某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诗学”⑩呢，还是着眼于“后”的立场，将它视为通向未来更加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过渡性桥梁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化人类学研究本身的一种重要倾向：美国人类学家中出现的“人类学诗学”一派，目前也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与文学批评家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有所不同，人类学诗学的根本宗旨并非借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文学，而是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文化人类学的既定范式，使之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的文化蕴含。(11)1991年出版了由人类学美学研究家伊凡·布雷迪(Ivan Brady)编选的，由14位文化人类学家分别撰稿的论文集《人类学诗学》(Anthropological Poetics)，这一新成果标志着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某种转折。用编者的话说，就是从传统人类学强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认识，转到关注如何去认识的问题，以及多种复杂变化的把握意义的体验方式问题。这一转向将使人类学更加接近艺术和美学方法，而不再象以往那样由计量学的、行为学的方法占主导地位。象文学批评家常用的“意义”、“象征”、“阐释”等术语已在人类学界成为流行的关键词。或许可以期望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向交流将派生出“人文学科中最科学的和科学中具人文性的学科”(12)。
以上借助于弗莱所倡导的“向后站”的原则，从本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宏观变化中为比较文学的“文化化”倾向寻找背景和线索，似可使局限在比较文学自身的近距离视野中不易看清、使人困惑乃至诱发“危机”感的问题得到理解。如果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尺度来判断，那就可以说比较文学从它诞生时候起便具有“外向型”的天性。一旦“跨学科”研究率先在这一领域中获得合法性并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一种被学科壁垒压抑已久的离心冲动便化为巨大的能量一发而不可收了。我们还可以简略回顾一下前几届国际比协年会的情形：1988年第十二届大会（慕尼黑）的主题“文学的时间与空间”，1991年第十三届大会（东京）的主题“欲望与幻想”，其实均可视为比较文化或人类学的课题，只是字面上没有出现“文化”字样而已。1994年大会终于到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时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这个主题已使“文化”由潜台词变为显台词，成了大有喧宾夺主之嫌的一枝“出墙红杏”。再放眼瞻望一下本次会议为1997年大会（荷兰莱顿）预设的主题“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此种反客为主的印象一定会更加强烈吧？不过站在“向后站”的全景立场上，谁还能够说比较文学拥抱“文化”的超前冲动是盲目的或是误入歧途的呢？难道不该把它视为顺应时代变革、引导新世纪的科际整合大趋势的先锋预兆吗？
三、“后文学时代”的全球性主流话语——文化
我们已从文学研究的世纪性变革这一角度解说了比较文学趋向于比较文化的现象。接踵而来的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本身的这场大变革为什么会发生？倘若我们不把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循环回归或人为炒热的暂时性现象，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推动文学批评走向泛文化批评的必然性呢？其内在动力因素又是什么？
在英国的大学中首先设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倡导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李查德·霍加特曾这样解说对文学做文化分析的理由：“文学（以及其它表现艺术）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这种经验带有所需求的那类价值。它戏剧化地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感受到延续着的那些价值的脉搏，尤其是如何感受到源于这一延续的是什么压力和张力。它有助于确定那些所信仰的东西。由于艺术在自身中创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13)这种解释放在今天来看已显得平淡无奇。较为通达的另外一种看法是，从跨学科的立场强调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如H.M.布洛克《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文中所说：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文化人类学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因为它通过种种途径影响了批评的标准，而且还因为人类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从中可以找到当今伟大的创造性思想家们正在思索的许多问题。文学批评家不应让人觉得，他老是蜷缩在一间不见阳光的斗室里颤颤微微，自言自语。他无法不为周围的种种观念，各个领域所作的解释和评价人类活动的种种尝试所触动。
……文学是一定社会情境的组成部分，文学作品必须从根本上作为集体信仰和活动的方式来加以探讨。(14)
在这种强烈自觉的跨学科意向的背后，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有力的因素，那就是现代文化进程本身已经打破了固有的文学观念，使一种前所未闻的“后文学”时代不期而来。只有从此种既突兀又实在的现实变革中方可深切体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所发生和将发生的一切。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面上看，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超前降临与后冷战时期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空前加速，是19世纪的任何科学推测和宗教预言都始料未及的。与此相应，今日之文学同歌德、巴尔扎克时代之文学已不可同日而语，其间的差异性似乎比共同性更为引人注目。大众传媒与市场化社会进程使“后文学时代”不可避免地向我们扑面而来。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因面临釜底抽薪的威胁而必然发生分化或重新定位。不论是本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运动还是本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如果仍旧局限在文学的狭隘领域中去看待的话，那就无异于以管窥天，使研究者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井底之蛙的尴尬境地。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相当一部分人转向新时代的主流话语“文化”势在难免。在一部分固守学科疆界的本位主义者看来，这种转移难免会有喜新厌旧之嫌、好高务远之讥。然而，时间的筛选和思想史的过滤足以表明：除了“文化”概念以外，尚未有任何一个其它范畴能够使人们更有效地从总体上观照和把握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现象及其相互关联；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其它范畴能够象“文化”这样成功地容摄并整合来自现有的各个学科领域的视角、观点和方法。90年代的学界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比喻为在人类文化的广阔领域中能够产生有用的知识的一种“炼金术”(15)，正是突出了“文化”范畴特有的科际整合意义。
杰姆逊教授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开办讲座时首先做了如下自我介绍：我的专业是法国文学，我关注的问题却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文化的发展。乍听起来这种反王婆卖瓜式表白似乎会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再听下去则有以“文化批评家”自诩的说法，理由交待得很清楚：
我的课将不把文化分作不同的主题来讨论，因为对我来说，文化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我从来不屑学院式的分门别类，因为这是旧体系的作法，是资产阶级大学制度的产物，其哲学根源是笛卡尔。他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分为若干部分，逐一研究了解，才能掌握世界。……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查，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16)
事实上，对文化范畴抱有极大兴趣并由此“背叛”本学科而向往“文化批评家”境界的学人绝不在少数，也绝不限于文学研究者的阵营。象丹尼尔·贝尔这样出自经济学、社会学专业却写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类综合整体性研究著作并确信“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了”(17)的学者，象汤因比那样出自历史学专业却把他的《历史研究》写成26种文明的比较文化学的人，象福柯那样修习哲学、心理学出身却写出了以性、疯狂、诊所、监狱为主题的前无古人的文化史家……都已成为体现我们这个世纪治学特色的人文研究之创新楷模。在不排除会有相当一部分浅薄无根之徒趋时髦凑热闹鹦鹉学舌般大谈空谈放谈文化的情况下，可以断言文化研究的普及实践势必反过来促进各个学科变革和发展。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同比较文化、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和重叠与融汇将使学科本位主义不得不让出相当一部分世袭领地。
至于“后文学”时代如何釜底抽薪般地改变着文学研究赖以存在的对象——文学，只需留心一下近年来影视声相等新传播方式如何毫不留情地夺去了本属于小说诗歌的社会轰动效应，便可窥见一个侧面了。伊瑟尔说明此种现实给文学批评带来的新倾向时指出：“它们旨在打破文学本身的限制，把得益于文学艺术的深刻见解扩展到整个传播媒介。在这一倾向的背后存在着多少是明确的观念，即随着文艺的作用已迁移到当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媒介上，文艺已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范例。这无疑是一个极重大的变化倾向。”(18)自新历史主义批评到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19)诸如历史话语、文化诗学、文化文本等概念的提出和流行，也进一步消解着文学与非文学的传统界线，预示出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种整体性的“范式革命”的迹象。
四、结语：21世纪人文研究的新取向
学科的划分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不变。现有的人文学科的划分只能视为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策”，其副面的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露，只是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和滞后的教育体系而得以支撑维系。然而，敏锐的学者不会甘心作学科“牢笼”之中的囚徒，自发地要求从本专业的领域之内向外拓展。20世纪来自各学科内部的“跨学科”呼声日渐高涨，这决不能视为偶然之巧合。一旦“跨”的要求从个别先觉者普及开来，发展成多数人的意向，这种要求也自然会由自发转为自觉，从而引起现有学科界限的利与弊之比例发生逆转，导致“破学科”和新的综合研究趋势。鉴于此种趋势已经在本世纪末初露端倪，可以预期它在21世纪人文研究中的导向作用。“文化”概念因其出入文、史、哲，纵贯人与社会的独特的整合效应，势必成为破学科之利器，人文研究中最具吸引力和涵盖力的核心范畴。由此看来，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
注释：
①弗莱(Northrop.Frye)：《文学即整体关系》，中译文见拙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323页。
②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文学批评的概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93页。
③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雅各布逊(Claire Jacobson)英译本，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63年版，第18页。
④刘述先：《文化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⑤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0页。
⑥同上书，第3页。
⑦H·G·伽达默尔：《美学与阐释学》，罗务恒译，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⑧阿瑟·丹特：《美的科学与批评的未来》，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⑨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同上书，第121-122页。
⑩斯蒂芬·格林布来特(S.Greenblatt)：《走向文化诗学》，见阿蓝·威瑟(H.A.Veeser)编《新历史主义》，罗特累齐出版公司1989年版。
(11)罗伊·瓦格纳(Roy Wagner)：《诗学与人类学的再定位》，见伊凡·布雷迪编《人类学诗学》，若曼与雷托费尔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7-50页。
(12)丹·罗斯(Dan Rose)：《寻觅体验：斯坦利·戴蒙德的人类学诗学》，见《人类学诗学》，第219页。
(13)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36页。
(14)布洛克(Haskell M.Block)：《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见维克里(J.B.Vickery)编《神话与文学》，尼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29页。
(15)尼尔森(Cary Nelson)等：《文化研究引论》，见格劳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编：《文化研究》，纽约，罗特累齐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页。
(16)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7)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18)伊瑟尔：《走向文学人类学》，见《文学理论的未来》，第276页。
(19)关于文化批评，除了文学批评家的倡导之外，也还有来自文化人类学的Cultural Critique理论，参看马库斯(George E.Marcus)《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5章“人类学向文化批评的回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