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探病的政治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内涵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时期，人们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十分重视，这种现象透漏出人们浓厚的生命关怀意识。考虑到疾病与生命的直接联系，为了避免生病，追求延年益寿，权势尊贵者如秦皇汉武，不断兴起求仙之举；地位卑下者如普通编户齐民，也要在生活用品或日常食物上，模拟仙人般的意境①。近年来出土了大量简帛医药方书，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另有各种导引术，如马王堆汉墓《导引图》、张家山汉简《引书》等等，无不体现秦汉时期人们对养生的看重，亦反映了时人对于疾病的恐惧。
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人若患有疾病，极易被他人排斥。人类学家的研究则认为，污秽是被排除在洁净的象征体系之外的②。从这个角度来说，病人与常人不同，因而是被排斥在正常人的生活之外的。在古代中国，患病是令人恐慌的经历；探视病人，同样充满了危险的气息。范家伟认为：“探病在人际关系中包含了危险的因素，人内心对疾病的恐惧，是其中重要的一环。”③
对于探病的恐惧，可能来源于对疾病传染性的本能抵触。秦时就有一家人同时患病的现象，反映了传染性疾病肆虐的情况。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诘》篇简三七背壹“一宅中毋(无)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简四○背壹“一宅之中毋(无)故室人皆疫，多瞢(梦)米(寐)死”，简四三背壹“人毋(无)故一室人皆疫，或死或病……”，简三六背贰“一室人皆毋(无)气以息，不能童(动)作……”，简三九背贰“一室人皆夙(缩)筋……”④。历史上也有一家人全部患病，无人照顾，竟须外人看护的事例。如《三国志·魏书·王修传》载：“(王修)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⑤一家中有人患病，其余家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例子，史书中亦可见到。《晋书·孝友传·庾衮传》载：“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其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⑥范家伟引用此例称“疠疫染人，隔离为上”⑦。说明对于病人的恐惧与排异，在中古前的社会并不鲜见，虽家人不能例外。
求生避病，是汉代明显的社会风气。尽管如此，汉代社会中也同时存在另一种现象，即主动宣称自己患有疾病，通过“移病”离开政治舞台。这种倾向，明显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李建民分析了汉代历史上部分移病的案例，总结出疾病的社会文化用途，初步的结论有三：其一、移病是汉代官吏、士大夫去官或谦辞的用语，以疾病为借口，可表达意愿，抒发不满，操纵人际关系；其二、政治人物自称有病，不一定会得到他人的承认，且疾病不是本质的存在；其三、政治人物宣称自己有病表示谦退，往往暗藏着强烈的企图心⑧。他的考察不但回答了这种反常现象出现的缘由，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可取之处。即注重历史进程中“人”的因素，将研究视角建立于移病者的立场之上，所得结论亦与移病者本人的心态相关联，发人深省。类似的研究还有范家伟的《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此书中专辟一章，考察中古时期病人的社会活动。二位学者对于古代社会中这种“反常态”的情形的关注，值得重视。
李建民、范家伟的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对杜正胜开创的“另类医学史”的实践。杜正胜称述所谓的“另类医学史”乃是“想借医史课题或从医史资料来认识社会面貌，把握文化特质，重点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不限于专业医学史范围”⑨，此说给人极大启发。若以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医学史的某些课题⑩，亦可以归入“另类医学史”的范畴。有鉴于李建民、范家伟二人的研究先例，我们希望在以“人”为核心的研究基础上，将视角转向探病过程，结合实例，还原汉代探病流程，进而着力于考察探病过程中，“病人”与“探病者”的身份构建；探病行为发生的空间区别及其影响以及“病人”与“探病者”如何在新身份的掩护下，在不同的空间中，交互开展政治活动。
一 病人与探病者的身份构建
一般认为，感受到病痛的人就是病人。病人确认患病的标准有三：第一，病人在主观上有患病的感觉体验；第二，医生发现了病人躯体的功能异常；第三，病人症状与某种已经被认识到的疾病的临床表现相符(11)。现代社会学家和医学史家确认的病人角色有四个方面：第一，该人的正常责任得到豁免；第二，人们不认为该人对患病负有责任，也不认为他/她可以仅凭个人意愿而康复；第三，该人必须把患病看做不可取状态，并应有康复的愿望；第四，该人有义务配合“起治疗作用者”以变得不再偏离(12)。
就此看来，病人身份的认定，取决于病人和医生双方。关于秦汉时期的医生情况，史籍中记载很少，似乎说明当时医生这一行业并没有明确的从业区分(13)，即医生来源的多元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身份的自我构建，就显得颇为常见。经过考察，李建民认为：“(移病者)借着公开宣称自己的病痛来操作人际关系，或以此抒发对难以控制的现状的不满，或借用陈述病痛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获取利益。”(14)移病者利用自己的病人角色，不仅免除了自己的正常责任，而且可借此获得他人的同情和关照。
探病者的身份是建立在对病人的探视活动过程中的。与病人不同，探视者的身份只有在探视病人时才存在。探视行为结束，这一身份也自动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当探视者是主动探视病人时，其探视行为除了对病人尽早康复的祈愿之外，背后也有可能潜藏着另外的企图(15)。
探视病人时，探病者和病人之间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因之双方身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除却原有的彼此区分的社会阶层身份，双方又获得新的身份即“病人”和“探病者”。探病时的交互行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包含着强烈的“关爱”或“忠告”意味，带有极强的影响力。这层身份的建立，标志着双方已经形成较为深厚的感情基础。也就是说，探病者和病人在探病行为发生时，已经对双方的感情基础做出新的认同。探病远非一个简单的社会活动，其中蕴涵的丰富政治意味颇值得挖掘。基于这个前提，病人和探病者的身份构建，对于探病者的政治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探病的一般流程
在官僚体系内，探病行为因探视者和病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下级对上级的探病和上级对下级的探病。中国古代情况又略有不同，上下级的划分又可进一步明确为君臣之别和大臣官职、资历的高低之别。相较而言，臣子对皇帝或低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探视，易为人所理解。通过对这一类探病行为的考察，有助于归纳出探病的一般流程。在此流程中理解病人和探病者的身份构建，可窥知双方的心理动机及行为诉求。
皇帝作为专制皇权的中枢，其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国家的政治走向。若不幸患有疾病，则必会引起臣属不安。前往探望皇帝的健康状况，不仅是表达自己忠心的绝好机会，也是维护政权运作的当然举动。汉代对此有礼制上的规定。《后汉书·礼仪下·大丧》：“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岳、四渎、群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16)皇帝患病，公卿朝臣都有前往问询的责任。前往问询仅仅是探病的第一步。询问病情后，理应对病人进行劝慰。劝慰的内容大概就是史籍中常见的“强餐食，近医药，专精神”，或者“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等等。
如若联系孝子事亲的故事，则可看到探病一般是和侍疾联系在一起的。《史记·袁盎列传》中袁盎称赞文帝：“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17)同样的例子也见于梁孝王，《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18)太后是皇帝的母亲，至尊同于皇帝。皇帝侍太后疾，所行恐似为“家人之礼”(19)，也就是在私人空间中的一般礼节，这种礼仪在汉代应该具有普遍性。文帝事亲的故事被收入了“二十四孝”(20)，足见此事流传之广。这也提醒我们，侍疾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尝药。
《礼记·曲礼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21)贾谊《新书·修政语上》中有“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22)。尝药是发生在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的行为。这一行为首先标明了君臣父子地位贵贱有别，也相应地体现为臣对君的忠和子对父的孝。尝药的行为，起到了标明身份和表明态度的双重作用。
上文所引东汉宫廷礼仪中，为皇帝尝药者为“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固然是地位卑微者，但实际上还包括医生本人。《汉书·外戚传上·孝宣许皇后传》记载霍光夫人显收买宣帝许皇后侍医淳于衍，欲投毒杀害许皇后，淳于衍称：“药杂治，当先尝，安可？”师古曰：“与众医共杂治之，人有先尝者，何可行毒？”(23)当然，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许皇后被顺利毒杀，霍光之女成为宣帝皇后。引用这个例子希望说明，为病人尝药是有风险的，特别是为处于权力巅峰的帝后尝药，风险更大(24)。这或许就是“药食尝于卑”的缘故。但是，如上文所见，文帝为母亲亲尝汤药，无视这种潜在的风险，故为人所称颂。臣子或下级若能在探病时主动尝药，便构建起一个合格的探病者的形象，迅速拉近和病人之间的关系。
臣子侍疾皇帝，其所作所为更有超出尝药者，我们不妨给其一个新的定义——“超常规表现”，即超越本人原有身份，打破一般探病流程的特殊举动。简言之就是己不当为的举动。臣子可通过这些表现，构建超乎寻常的忠贞的探病者形象。《史记·佞幸列传·邓通传》：“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25)联想《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尝粪，“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26)，同样为人所不堪。这些行为，最初是由医者完成的，而秦汉及以前，医者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27)。《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28)宋代张九成《十九日杂兴》有“舐痔或尝粪，车服夸新好”句(29)，鲜明讽刺这种行为。这种“超常规表现”的实行者，不经意或故意扮演了地位低下的医者的角色，打破了原有的身份结构，自降身价。他们恰恰因能为人所不能，所不齿，方才获得皇帝的信任。邓通日后发达、勾践重建家邦与此不无关系。
臣子能为人所不能为固然可以赢得额外的信任，而不为所应为者，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史籍中有直接表明不侍疾而失去王位的例子：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棁。棁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棁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棁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30)。
西汉常山王后、太子于常山王病重时不侍疾，竟成为其丢失王位的理由。同例可见《汉书·佞幸传·董贤传》：“(王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31)联系汉文帝时，“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32)，《史记》虽不载文帝心中作何观感，以情理度之，必定不甚欣喜。汉代皇帝换易太子，理由多为“爱我”、“类我”，太子所为，分明不能以“爱我”当之，又不类文帝仁孝，其地位由此动摇，可想而知。汉文帝有意利用其病人的身份对太子做出试探和考验，无论其结果如何，文帝“病人”身份的政治意涵不言而喻。凡此种种足见探病一事在汉人心中之重要，其与政治斗争联系之密切，纵然贵如太子、侯王、权臣，亦不可不慎。
探视病危的皇帝，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气。此时借机大胆陈说主张，很有可能感动皇帝，促成政策的重大转向。故而除侍疾尝药种种外，借机进言也是探病侍疾时常见的情况。《汉书·史丹传》：
竟宁元年，上寝疾，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为嗣矣(33)。
如若没有史丹进言，则成帝太子之位便很难保全。联想到卫太子诛杀江充，理由之一便是“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34)，也不难理解了。
同样的，探病行为在低级官员和高级官员之间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学者多有论及汉代长官之于属吏，颇有如君之于臣(35)。长官对于非自辟除之下级官员，也具有相当权威。王子今认为：“在上下级之间，下级对上级只能表现出尊崇和服从。上级长官不仅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握有决策权，而且在利益竞争中永远领先。”(36)因之，下级官吏谒见上级官吏时，颇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37)。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专有一篇名曰《吏》的简文，讨论何日何时谒见长官可以获得“听”、“有美言”、“喜”、“许”的收获，而在一些不吉利的日子谒见长官，就会遇到“不听”、“不说(悦)”、“有恶言”的尴尬局面(38)。日常谒见长官，尚且需要谨慎择日，遇到长官患病，前往探视，必然也要选择良日，精心准备一番。探问长官病情，甚至成为制度性的惯例，《汉书·萧望之传》有“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之语(39)。透过集体探病的行为，不难看出下级官僚对上级的尊敬之意。
下级官员对于上级的探视流程与臣子对皇帝的探视近似，这点从王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汉书·王莽传》：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40)。
王莽侍奉王凤恭谨如子，恰如文帝侍奉薄太后之举。通过这次考验，王凤对王莽的人品有所了解，故能倾心举荐。王莽仕途的金光大道，始于对自己探病者身份的良好把握。
总之，探病的一般流程可以归纳为探病—问询—侍疾(尝药、“超常规表现”)—进言等四个部分。病人与探病者利用双方的新身份，以一般的探病流程为戏码，将双方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取向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 探病空间与政治运作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清楚了探病者和病人的身份构建以及在此身份构建基础上的探病的一般流程。但是，探病之于政治运作，另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发挥作用，即探病行为发生的空间场所。由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不同，探病者与病人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意涵。这里所谓的“空间”的区分，取决于病人而非探病者。
1.政治结盟：私人空间中的探病
我们发现，发生于病人的私人空间的探视往往是为着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捞取政治资本是这些探视行为的基本前提。比如，鉴于皇帝患病的敏感性与机密性，能够探望皇帝，无疑对外昭示探望者与皇帝关系于诸人中最为亲近，探望者可借此捞取极大的政治资本。《史记·樊哙列传》记载：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41)。
樊哙大胆违抗刘邦的命令，率群臣闯入禁中，其与刘邦关系非同寻常可见一斑，故而刘邦后来昏沉欲杀樊哙，周勃、陈平仍顾惮于此，未尝从命。并不是所有大臣均可探视皇帝的疾病状况，探视皇帝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和皇帝关系近密的高层官员身上，而且这种探视对于时机的要求亦十分严格。
打击政敌的手段之一，就是隔断病人和探病者之间的交流，实际上就是营造出私人空间的真空。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刘琮的继位，《后汉书·刘表传》：
及表病甚，琦归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擅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人众闻而伤焉。遂以琮为嗣(42)。
由此可见，通过阻隔探病的手段以疏远亲情，限制沟通的情况是存在的。
汉代高官或高官亲属患病，同僚、下属们往往组织集体探视，以示敬重。如《汉书·王莽传》：“(王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43)不过，如果只参与到一般性的集体探病活动中，并不能进一步加强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联系。因为探病者并没有营造出一个与病人独处的私人空间，涉及私密的信息便无法交流。如若希望给长官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恐怕不能只依赖于选个“好日子”和大家一起探病，而是要有些特立独行的作为。史载陈万年探视丙吉一事，便是如此：
万年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谒问疾。遣家丞出谢，谢已皆去，万年独留，昏夜乃归。及吉病甚，上自临，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万年竟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八岁病卒(44)。
陈万年探视丙吉直至昏夜，所作所为何事，由于史有隐讳，不得而知。联系上文大臣侍疾皇帝之作为，不难推测出陈万年为丙吉所做无外乎尝药、唶痈乃至更为不堪之事。丙吉临终向汉宣帝推荐陈万年的理由是“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45)，陈万年究竟事后母如何，亦不得而知；而其事丙吉，比如侍奉君父一般，故而丙吉得以窥知万年对其恭敬无二，推及居家事亲，或应无差。结合陈万年教子一事，对此则有进一步认识。《汉书·陈咸传》：
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46)。
陈万年为官之道在一“谄”字，竟为陈咸所识破，明了于此，“谄”的具体形式，如探病种种，固可无师自通了。陈万年探视丙吉，得到了丙吉的推荐而为御史大夫，收到了极佳的政治效果。此次单独探视活动，是发生在丙吉的私密空间中。换言之，无论陈万年对丙吉作出何种示好行为，亦不会散布至门闼之外。非但陈万年的官声不会受损，丙吉亦不用负担结交下官的政治风险。此处的“阙文”，却似别有深意的历史留白。
同样的例子还有淳于长。《汉书·佞幸传·淳于长传》载：
淳于长……少以太后姊子为黄门郎，未进幸。会大将军王凤病，长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凤且终，以长属托太后及帝。帝嘉长义，拜为列校尉诸曹，迁水衡都尉侍中，至卫尉九卿(47)。
淳于长因为探视王凤疾病，并长期侍疾，获得王凤的信任。这里，成帝看重的乃是淳于长之“义”。探病本是私人的行为，何况淳于长与王凤本为甥舅关系，以亲情言之，此举理所应当。成帝嘉此举为“义”，不仅表明淳于长所为实为人所不能，也反映了国家对于探病行为的介入。探病行为不单是个人活动，也不单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其内涵乃是上升到政治影响的高度。淳于长服侍王凤，虽不知其是否为真心，而其行动已经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前文所引用的王莽探视王凤的例子，同属于此类。
从陈万年、淳于长、王莽三人的例子中我们发现，探病进而侍疾，侍疾又可能进言，为下级官员提供了一个向上级展示自我忠勤的机会，也合理地表达了他们对长官的依靠，同时又可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政治能力及见解。
下级探视上级时，进言也可以作为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汉书·佞幸传·淳于长传》：
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淳于)长宠，私闻长取许孊，受长定宫赂遗。莽侍曲阳侯疾，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辠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对莽母上车，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48)。
侍疾时，探病者与病人之间必然就身体状况进行交流，如此便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的其他话题，也易于取得共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话题如若涉及第三方，则第三方因缺席往往没有辩解的机会。王莽借探视王根疾病的机会，攻讦淳于长，最终导致淳于长免官，就是这个原因。前引《后汉书·刘表传》，蔡氏隔断刘表和刘琦的联系，也是同样道理。
尽管探病者与病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有可能因为探病行为的发生而愈发巩固，但是也存在反例。《后汉书·马援传》：
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49)。
这段材料透漏出如下历史信息：首先，被探望的病人对于探病者要有相应的答礼，虽然看到的大多数探病行为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是其形式仍然是礼节性的，这补充了前面对探病过程的探讨。其次，探病者在探病过程中虽然是有所企图的，但这不表明病人会永远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日后马援遭到梁松诬陷，就是很好的例子。换言之，病人虽然可能明了探病者的政治企图，但顾忌到日后的政治运作，一般不会将其戳破，甚至会顺水推舟与探病者相配合。也就是说，丙吉与王凤对陈万年、淳于长和王莽的提携，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考虑的基础上的。长官发现了值得信赖的下属，对其委以重任，引为奥援，不仅身前可为行政辅弼，而且身后则可荫蔽家族(50)，何乐而不为？史籍中也记载了病人主动结交探病者的例子。《汉书·王莽传》载：
始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51)。
在下级对上级的探病活动中，形成了探病者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场域，在其中蕴涵着深层的政治需要与政治诉求。探病者以言语、行动向病人示好，作为交换，病人则向探病者在礼节上做出相应的反馈。如果双方在政治利益上存有交集，那么病人亦可投桃报李，以眷顾和关照作为对探病者的报答(52)。借由这一场域，双方表明共同的立场与态度，结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实则构建了一个新的人际资源网络或社会关系网络(53)——即政治同盟，为未来在政坛上的作为创造条件。
思考个人之间的探病往来，由于身份的落差，上级对下级的探病更富于施恩的色彩。于是，这种探病行为可能导致更为紧密的政治同盟的形成。《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
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54)。
掾史鲁谒居与张汤互相配合，论杀无辜，二人过从甚密。张汤亲自赴闾里之中，为鲁谒居“摩足”，却是一种“超常规表现”，不应该发生在寻常关系的上下级之间。张汤为御史大夫，贵为上卿(55)；鲁谒居为掾史，秩不过数百石，二人地位何等悬殊！张汤竟为鲁谒居侍疾摩足，打破了上下级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不由不令人产生怀疑。这种状况，在当时人看来，也相当不可思议。故《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56)这种发生在私人空间中打破尊卑秩序的行为，背负着政治结盟的嫌疑，在当时被认定为怀有极大的政治阴谋(57)。
同样的例子还有王莽。《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莽既外壹群臣，令称己功德，又内媚事旁侧长御以下……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莽自亲候之。”(58)二人地位悬殊之大，又远胜于张汤和鲁谒居。《汉书》也点明“其欲得太后意如此”，说明当时人已经对王莽的行为有所察觉。分析王莽此举的目的，已经远非通过探视弄儿以博取太后欢心那么简单，其更大的政治意图在于借此向太后表明臣服与敬意，换取篡汉的准备时间，并通过向太后弄儿示好，与太后结为紧密的同盟。此后不久，平帝驾崩，“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59)正因为王莽篡汉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故而当其真正篡汉时，不自觉充当王莽政治同盟的王太后亦无可奈何了。
2.政治表演：公共空间中的探病(60)
官僚中上级对下级的探视，往往是为了构建一种亲民的形象。古籍中出现的上级探视下级多为群体性的事件。古代国家中设有专职机构，负责医疗卫生事务，《管子·入国》有“掌病”负责“问疾”(61)，《周礼·天官·疾医》有“掌养万民之疾病”(62)。这种制度设计，固然是重视人力资源的需要(63)，同时也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出于政权正常运行的考虑，对于群体健康的关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子胥谏曰：“越王勾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64)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与此大致相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65)据此，所谓“食不重味”，所谓“衣不重采”，所谓“吊死问疾”，都是大张旗鼓的“与百姓同苦乐”的做法，不仅可以迅速提升统治者形象，也可以较好地团结编户齐民，收到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
我们看到，军事活动中上级探视下级的生动实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66)。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67)
士卒获得长官问疾拊循，知长官与其同甘共苦，正所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68)，自然感恩戴德，士气百倍。联想韩信称项羽为人，“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69)，借以说明其妇人之仁，而巨鹿之战时，“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70)，与此恐不无关系。同例，《史记·李将军列传》称：“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71)李广为将有古之遗风，史虽无文，想必也会亲问医药，故而士卒乐为所用。又《后汉书·冯异传》载光武指示诸将：
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栒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72)。
询问医药，吊死问疾，成为稳定军心的重要手段。西汉大将霍去病、李广利，虽有战功，却不善待士卒，为将风度有亏，对于士气恐怕也不无损伤。金仕起认为：“保全人力，增殖人口既可缓和人力资源的匮乏问题，因此有的国家在作战部队中出现了运用医药疗治士卒伤病的情况。”(73)这种观点固然正确，然而并不是每位长官都会亲自参与到“疗治士卒”的行列中来，则说明“疗治士卒”有着不言而喻的政治意味。
长官对下级作探视的习俗一直延续并且不限于军事活动中，如《汉书·盖宽饶传》记载：
(盖宽饶)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74)。
长官能够探视下级疾病情况，都会被当做很重要的“恩”来看待。
以上探讨的是群体性的上级对下级的探视。这些例子的共同点在于均发生在公共空间之中。国中、次舍、庐舍是多人活动的公共空间，这些地方往往是各种消息传播的有效场所(75)。于是，探视活动非但不会被隐匿起来，反而可能会被众口相传，广而告之。此时的群体性探视，实则起到了“政治戏剧”的作用。通过主动表演，探病者的高大形象、光辉品格都成为积极的政治讯息，被大力传扬。
上级探视下级，表达出浓厚的恩义。当这种恩情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时，就沦为纯粹的政治表演了。《汉书·朱博传》记载：
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76)。
太守“存问致意”，如同太守对诸掾史的政治保证，不仅是其继续工作的定心丸，也是对其日后可以玩忽职守的通行证，更是向一郡人展示特权的警示牌。如此，日后诸掾史横行乡里，编户齐民自会认定其与太守沆瀣一气，唯有忍气吞声了。上级对下级的探视，不是简单的社会活动，而是明确的政治行为。朱博拒绝了诸掾史的要求，固然展示了自己的态度。但若考虑此地的“舒缓养名”风气由来已久，则“移病卧”而希冀“存问”，却绝非偶然，此前的太守们很可能因此而被迫与诸掾史结为同盟。这说明，在公共空间的政治场合中，上级对下级的探视，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表演色彩，它的观众，很可能是探病者与病人之外的人。
作为国家的至尊，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亲自去探视生病的大臣，而是派遣身边的宦官、太医作为代表，传达对大臣的慰问。这种举动往往发生在臣子家中，按理属于臣子的私人空间。但是由于皇帝使臣的特殊身份，则这些探视行为都定会在较为公开的情形下举行，相对营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比如《汉书·龚舍传》记载王莽欲征召龚胜，其时“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77)。在日常使命宣布时，即便排除“行义诸生千人”，郡县长官属吏也应该是必须的见证者。皇权的威严和恩宠，均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史籍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后汉书·铫期传》引《东观记》曰：“期疾病，使使者存问，加赐医药甚厚。”(78)《后汉书·韦彪传》：“元和二年春，东巡狩，以彪行司徒事从行。还，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门、太医问病，赐以食物。彪遂称困笃。”(79)同书《桓荣传》：“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80)同书《光武十王传·东海恭王强传》：“永平元年，强病，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81)又同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传》：“苍还国，疾病，帝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82)另同书《张酺传》：“数上疏以疾乞身，荐魏郡大守徐防自代。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羞，赐钱三十万。酺遂称笃。”(83)同书《班超传》：“超素有匈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84)同书《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传》：“庆多被病，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85)《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中山恭王衮传》：“三年秋，衮得疾病，诏遣太医视疾，殿中、虎贲赍手诏、赐珍膳相属，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86)
金仕起探讨“两汉中央政府非常态性医疗措施的特质”时指出，两汉天子也往往运用太医属官或医药之事，“包容自疑、内惭或异己之臣民”，他们“多半是政治立场或意见与当权者不合者，故往往假疾病之名以求免身避祸之实。天子为宽宥惭疑、笼络异己或调停群下之争端，因此利用赐医致药的方式，以缓和存在期间的紧张关系”(87)。这种观点同样可以解释皇帝派遣医生或使者探视大臣之政治表演意味。
皇帝亲自探视大臣，或发生在重要大臣病危时，此时，皇帝需要与其讨论接班人的问题。这项传统自春秋延续至秦汉。诸侯或皇帝作为统治者，向大臣询问其接班人，表明了对于该大臣忧劳终生的肯定，对外传达了明君兼听的信号，同时又会对大臣的后代做出恩宠性的安排。史籍中不乏记载，如：
《史记·齐太公世家》有“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88)《史记·萧相国世家》有“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89)《汉书·霍光传》：“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90)《后汉书·邓禹传》：“居岁余，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91)同书《耿弇传》：“十二年，况疾病，乘舆数自临幸。复以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92)同书《赵憙传》：“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93)同传载赵憙疾病时，皇帝亦亲临问疾(94)。同书《樊宏传》：“及病困，车驾临视，留宿，问其所欲言。”(95)同书《阴兴传》：“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及群臣能不。”(96)又同书《淳于恭传》：“五年，病笃，使者数存问，卒于官。”(97)另《儒林传下·包咸传》：“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98)《三国志·魏书·桓阶传》：“阶疾病，帝自临省，谓曰：‘吾方托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于卿。勉之！’”(99)又如《三国志·蜀书·杨戏传》引《益部耆旧杂记》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100)。
孙福奉使询问诸葛亮一例，虽非皇帝亲临，其表演意味同样浓厚。
由于探视活动发生的空间不同，病人和探病者之间的互动会有政治结盟与政治表演的不同含义。尽管如此，政治结盟与政治表演还是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探病行为之中，其关键在于观众的角色定位。
四 结论
秦汉时期的探病的活动，往往是包含着的政治企图的行为。在研究探病行为时，有三个要素值得注意：第一，探病者与病人的身份认同；第二，探病发生的空间场所；第三，探病者的主动表现和与病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三个要素共同作用，使探病行为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礼仪，成为富含表演意味的政治性活动。
当探视疾病这一行为发生时，“探病者”和“病人”的新的社会身份即为双方所承认并获得。以探病者和病人的身份进行对话和交流，可以暂时忽略双方原有的，存在差异的社会身份。
以探病行为发生的空间而论，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种。相较而言，下级对上级的探视多发生在私人空间之中，而上级对下级的探视则更乐于安排在公共空间之中。这是因为，在下级对上级的探视中，探病者的观众被预设为病人；而在上级对下级的探视中，探病者的观众被预设为病人及病人背后的群体或政治力量。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探病的一般性流程，即大致包括探病—问询—侍疾(尝药、“超常规表现”)—进言等四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侍疾最为关键。侍疾是关系亲密的表现，一般只发生在双亲与子女之间。对于亲子而言，侍疾尽力与否，可以成为检验孝心的标尺。而古人对于孝道的看重，完全可以影响到继承权的拥有；若放在政治领域考察，则可能是涉及江山社稷的大问题。对于非亲的探病者与病人而言，即使病人许可探病者进入自己的私密空间，却未必会放松对探病者的心理戒备，梁松探视马援就属于这样的例子。病人对于探病者的礼节性答复或政治性期许，取决于探病者的表演成功与否。探病者的主动表现，具体体现在探病流程中。换言之，探病者如能尽心侍疾，则完全可以攻破病人最后的心理防线，迅速拉近双方的关系。
探病创造了探病者和病人单独相处的空间，也起到了打破双方社会地位差等的作用，当二人的心理芥蒂荡然无存时，探病者便可凭借病人对他的信任，顺利陈说政治主张。这时的陈说，大可以打着为病人健康着想的旗号进行，故而很容易获得病人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下级对上级的探病过程中。
上级对下级的探病，大多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表演。皇帝探视大臣，为了表现出自己的优容；军官探视士卒，为了营造官兵一体的氛围；长吏探视属吏，为了结成紧密的政治同盟。总之，上级对下级的探病，也绝非是无利可图的。既然称之为政治表演，其目的便不仅仅是针对病人个人的，探病的效果在于对病人以外的观众发生影响，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诡计。
以探病为视角切入政治史的考察，通过对官僚体系内每一类的探视行为的分析，可以管窥，“疾病”与“探病”等一些原本质朴的现象与行为如何被政治目的加以改造，如何被赋予种种政治诉求，从而成为一场权力的博弈或者政治的表演。从“探病”说开去，政治文化实际上具有诸多的面相，如果在研究中能够借力于对如“探病”这样的政治行为的深入梳理，或许可以真切地走入历史人物的精神空间和情感世界。总之，分析探病活动，能够体察到探病者和病人的心理动向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情况，由此可以窥知探病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
①汉代铜镜铭文多为称羡神仙生活的吉祥话语，如“尚方[作]竟真[如]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考古》2002年第3期。“玉泉”和“枣”是神仙服用的食物，令人联想到神仙或许是因服用类似食物而成仙的。《列仙传》中记72人事，有31人依靠饵药成仙，占其总数的43%，这种情况反映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服食神仙的食物可以成仙(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物“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玉泉、丹砂、水银、酸枣等汉代常见的神仙食物赫然开列其中(尚志钧校点：《神农本草经校点》，皖南医学院科研处1981年版，第36页)。至明代缪希雍著《神农本草经疏》时，“玉石部上品”中仍有“丹砂”，足见汉代所确立的本草原则影响深远(缪希雍著，郑金生校注：《神农本草经疏》，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②[英]玛丽·道格拉斯著，黄剑波等译：《洁净与危险》，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③范家伟：《病者的社会活动》，《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212～213页，图版第105～106页。参见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40、390页。
⑤《三国志·魏书·王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5页。
⑥《晋书·孝友传·庾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0页。
⑦范家伟：《病者的社会活动》，《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254页。
⑧李建民：《汉代“移病”研究》，原载台北《新史学》第12卷第4期，收入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
⑨杜正胜：《从眉寿到长生——医疗文化与中国古代生命观》，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54页。
⑩陈苏镇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见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政治文化的内涵乃是“群体政治心态”，正与“另类医学史”所论及的“社会面貌”、“文化特质”不谋而合。
(11)范家伟：《白居易病者形象的呈现》，《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第201页。
(12)[美]约翰·伯纳姆著，颜宜葳译：《什么是医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13)李建民认为，“禁方”是古代医生群体对于其技术流传的控制方式(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第119～165页)。
(14)李建民：《汉代“移病”研究》，《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第102页。
(15)在李建民看来，“问疾有慰问与侦测两方面的作用”(李建民：《汉代“移病”研究》，《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第116页)。
(16)《后汉书·礼仪下·大丧》，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41页。
(17)《史记·袁盎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9页。
(18)《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6页。
(19)尾形勇论“家人之礼”不曾言及探病侍疾一项，似可补入，详见[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6～164页。
(20)《夜航船·人物》载“二十四孝”有“汉文尝药”，见张岱著，冉云飞校点：《夜航船》，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21)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页。
(22)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2页。校注者将“药食”理解为补品、药膳，似乎不当。
(23)《汉书·外戚传上·孝宣许皇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6页。
(24)具体史事考辨见李建民：《女医杀人——西汉许平君皇后谋杀案新考》，《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1～360页。
(25)(32)《史记·佞幸列传·邓通传》，第3193页。
(26)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7)关于秦汉及秦汉以前医者社会地位低下的论述，可见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31～34页。
(2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64页。
(2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95页。
(30)《史记·五宗世家》，第2102～2103页。
(31)《汉书·佞幸传·董贤传》，第3739页。
(33)《汉书·史丹传》，第3377～3378页。
(34)《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据传》，第2743页。
(35)《廿二史劄记·长官丧服》：“两汉父母之丧无定制，而魏、晋以后，长官之丧转有定制。盖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其后相沿，凡属吏之于长官皆如之……可见是时长官属吏有君臣分谊，虽帝王不禁也。”又同书《东汉尚名节》：“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102页)。
(36)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37)王子今认为：“在这种倨傲以临下，谦恭以奉上的政治风气的作用下，造成了一道道横裂的文化断代，政治权力一层层逐级凌逼，使低级吏员承受着最大的屈辱，人格的完整受到破坏。”(王子今：《权力的黑光》，第20页)。
(3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简一五七正壹、简一五七正叁、简一六○正壹、简一五七正贰、一六二正壹、一五八正伍，释文见第207～208页，图版第102页。许信昌认为：“与长官关系的良恶与否，往往能决定一个人在仕途宦海中的升降。而大多数的官吏都希望能够在变化莫测的宦海中趋吉避凶，因此在觐见长官时大都希望选择个好日子。”(许信昌：《秦简日书数术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7集。转引自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302页)
(39)《汉书·萧望之传》，第3280页。
(40)《汉书·王莽传上》，第4039页。
(41)《史记·樊哙列传》，第2659页。
(42)《后汉书·刘表传》，第2423～2424页。
(43)《汉书·王莽传上》，第4041页。
(44)《汉书·陈万年传》，第2899～2900页。
(45)《汉书·丙吉传》，第3148页。
(46)《汉书·陈咸传》，第2900页。
(47)《汉书·佞幸传·淳于长传》，第3730页。
(48)《汉书·佞幸传·淳于长传》，第3731～3732页。
(49)《后汉书·马援传》，第842页。
(50)汉人颇重身后家族兴衰之事。《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汉书·疏广传》言疏广归乡里，子孙托人劝疏广置产业，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墯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汉书·平当传》言平当病笃而封侯诏命至，平当不受，“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见《史记》第2019页，《汉书》第3040页，第3051页。
(51)《汉书·王莽传上》，第4043页。
(52)人们对于给予别人礼物或者向神献祭，无不期望，且于心中默认将会得到更大的回报。而从道德层面上论述，“未被回报的礼物仍会使接受礼物的人显得卑下，尤其是当收礼者无意回报的时候”。详见[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陈瑞桦校：《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6、155页。探病亦可看做探病者对病人的赠与，而病人对于探病者的心理诉求，不会无动于衷。
(53)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为社会构建了坚实的支持系统；相应的，打破这一网络，则会对社会中的个体造成极大创伤。参见[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痛苦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这一观点，放在中国古代也同样适用。同样的，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古代官僚的升迁也是至关重要的。
(54)《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第3142页。
(55)《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第725页。
(56)《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第3142页。
(57)张汤个人确实擅长迎合皇帝及长官心意，举动颇有政治投机之嫌。宋代陈普的《咏史上·张汤公孙弘》有“张汤绝似公孙子，一样奴颜裹祸心”，似乎是对张汤的政治作为较为形象的描写。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第43804页。
(58)(59)《汉书·元后传》，第4030～4031、4031～4032页。
(60)关于政治表演和社会戏剧的相关论述，可参看[英]维克多·特纳著，刘珩、石毅译：《社会戏剧与仪式隐喻》，《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3页。
(6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4页。
(62)《周礼·天官》，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7页。
(63)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第10页。
(64)《史记·吴太伯世家》，第1471页。
(6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43页。
(66)《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第2158页。
(67)《史记·吴起列传》，第2166页。
(6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7页。
(69)《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12页。
(70)《史记·项羽本纪》，第307页。
(71)《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2页。
(72)《后汉书·冯异传》，第650页。
(73)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第9页。
(74)《汉书·盖宽饶传》，第3244页。
(75)可以参看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5～80页。
(76)《汉书·朱博传》，第3400页。
(77)《汉书·龚舍传》，第3085页。
(78)《后汉书·姚期传》，第733页。
(79)《后汉书·韦彪传》，第919页。
(80)《后汉书·桓荣传》，第1253页。
(81)《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海恭王强传》，第1424页。
(82)《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传》，第1441页。
(83)《后汉书·张酺传》，第1532页。
(84)《后汉书·班超传》，第1586页。
(85)《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传》，第1801页。
(86)《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中山恭王衮传》，第583页。
(87)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第16页。
(88)《史记·齐太公世家》，第1492页。
(89)《史记·萧相国世家》，第2019页。
(90)《汉书·霍光传》，第2948页。
(91)《后汉书·邓禹传》，第605页。
(92)《后汉书·耿弇传》，第713页。
(93)(94)《后汉书·赵憙传》，第913、915页。
(95)《后汉书·樊宏传》，第1121页。
(96)《后汉书·阴兴传》，第1131页。
(97)《后汉书·淳于恭传》，第1301页。
(98)《后汉书·儒林传下·包咸传》，第2570页。
(99)《三国志·魏书·桓阶传》，第632页。
(100)《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第10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