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蒋定之答《学习时报》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副主席论文,记者问论文,突出问题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党委副书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外汇储备问题
记者：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呈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今年10月底，已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20%。 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
蒋定之：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收支状况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这既是一件好事，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贯彻落实这个要求，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外汇储备的趋势是什么？快速增长会带来哪些影响？怎样才能趋利避害？只有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心中有数、把握有度、应对有方。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汇储备的发展趋势。
蒋定之：我认为，整个“十一五”期间将都可能保持持续增长势头。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仍有很大潜力。国内贸易环境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出口仍将保持增长势头。外贸顺差较大作为我国阶段性特征的反映，将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同时，受进口结构的影响，进口增速提高的空间不大，贸易顺差的趋势还将持续。二是我国具有明显世界制造业优势的地位没有改变。稳定的政治环境、相对丰富的资源、供应充足的劳动力、突出的成本优势，将使外商投资规模继续趋于稳定。三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企业和居民持有外汇的意愿不强。近年来，我们对企业的结售汇制度实际上已经是意愿性的了，对居民的因私购汇额度也大大提高，但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官方外汇储备增长仍远快于私人的外汇存款增长,当前驱动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记者：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会带来什么影响？
蒋定之：这样一个规模的外汇储备，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加宏观调控手段，提高国家经济抗风险能力，无疑具有极大的作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面临收益风险。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以美国国债为主，尽管流动性较好，但收益率不算高。美元长期走软的趋势很明显，我们持有这些债券的真实价值面临缩水的风险和压力。而且，我们出口的是商品，拿回的是美元，然后又把这些钱买人家的国债。美国又把这些钱投向我国的银行、企业资产，两者资产收益差异大体在2—3倍。二是如果我国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由此可能引起更多的市场流动性过剩和信贷过快增长，相对又会缩小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降低货币政策的灵活度。这样，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又会带来影响。三是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将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热钱流入。进而造成过度投资，反过来使外汇储备资产进一步增加，形成非良性循环。四是我国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是通过大量出口资源类初级产品，付出昂贵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换取的。如果继续维持这种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状况，我们多年来希望经济结构能够得到调整的目标就很难实现，显然这对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五是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使我国易成为各国尤其是西方经济体关注的焦点。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加剧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另外，当我们的商品生产和资金运行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外部环境时，风险是相当高的。
记者：要提高对巨额外汇的管理能力和使用效率，促进外汇储备稳定健康发展，有什么有效措施呢？
蒋定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从国情出发，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多方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按照这个要求，我感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认真采取措施。一是把握适度外汇储备规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外汇储备也不例外。综合考虑进口用汇（国际经验数据：约为5—6个月进口用汇）、外债偿还用汇、外商企业未出境利润、国企境外投资用汇和应对资本异常变动预留安全用汇等几大因素，目前我国动态外汇储备基准规模维持在7000亿美元左右是合适的。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世界经济发展表明：一个高速成长、通胀率较低的经济体，必然会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要逐步增强汇率弹性，同时又要防止和避免的是大幅升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波动。三是有效经营和利用我国富余外汇资金。按照依法合规和效益的原则，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投资大宗战略性资源。综合推进系统的、大规模的技术进口，提高我国装备工业的水平，支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进行专门的经营性投资操作。四是合理改善对外贸易。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要从税收、价格、产业政策上引导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减少资源性、资源高消耗类产品的出口，鼓励更多地进口紧缺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以及高技术产品，逐步改善贸易顺差局面。五是调整超国民待遇的外资政策。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赋，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更多地放到引进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改变地方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压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的恶性竞争，减轻外汇储备政策源头上的压力。此外，还要着眼于从供给方面考虑问题。比如，发展外汇市场，改变升值预期，减少热钱的进入，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放缓企业海外上市节奏；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加大放开意愿结汇制步伐，改“奖入限出”为“出入平衡”；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和管理，关注“热钱”走向，避免外汇储备规模的大起大落，等等。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记者：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比较高的。进入三季度，新开工项目增长势头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究竟是过热了还是处在正常区间？是暂时的走低还是趋势性回落?
蒋定之：我认为，判断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过热，除了看投资速度本身以外，还要观察这样四方面的指标：一是投资是否导致了供需失衡，最终带来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投资收益是否不断下降，造成产能过剩，结果投资无法收回；三是投资的质量如何，在投资和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能否与资源、能源、环境的协调匹配；四是固定资产调控的收益，是否持续大于调控成本。如果大体符合上面这四条，再加上投资速度很高，那么就可以基本判定当前的投资是过热了。由此分析审视当前的投资情况，尽管投资拉动物价上涨的势头还不明显，投资收益包括前三季度的财政收入、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的利润、居民的收入增长都还不错。但也要看到，今年以来，之所以一些原来担心可能过剩亏损的生产资料价格会出现回升，企业总体赢利状况尚好，实际是与年初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长相关联的。投资增长对投资品的需求直接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并激起上游部门的再度扩张，形成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暂时掩盖了产能过剩问题。这种供求关系的短期平衡，是以将来更重的不平衡为代价的，如果不把过快增长的投资压下来，就会面临今后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胀都是由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但它与经济过热之间还存在一个滞后期。目前通胀指数不高，并不能因此认定投资没有出现偏快。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理性的投资。国家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及时有力的。当前投资增长总体上还是偏快了一些，规模还是偏大了一些，三季度以来出现的回落，基础并不稳固，引发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地区投资扩张的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和消费不平衡的态势还在继续扩大。
记者：投资规模过大会造成什么危害？
蒋定之：我的看法，主要是五条：一是生产能力的浪费，加剧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二是影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些目标的实现。三是加大金融风险，大量的贷款会因到期无法收回而形成呆坏账，事实上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出现。四是能源、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增大，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污染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五是造成生产要素供给紧张，最终引发通胀的出现。
记者：如何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适度增长？
蒋定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调投资，我感到有几个问题是必须明确的：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必须保持适度增长，同时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以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在市场济济条件下，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调控。三是对政府主导推动的投资过快增长，要同时辅之以政府行政行为的调节，因为用经济手段、市场办法调节行政行为是要失灵的。要继续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抓紧建立政府投资决策和使用责任制，形成合理的投资使用和项目建设机制，实现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四是从税收、地方财政转移等体制问题上研究改革措施。另外要特别重视解决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发展观和世界观问题。
关于房地产问题
记者：房地产是一个关联性、带动性很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甚为明显。当前房地产市场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定之：我分析主要的是四个方面：一是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中低价位住房供给不足。数据表明，在24个大中城市中，12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占商品房面积的比重不到50%。这就使得住房市场出现“短缺与过剩”并存的怪现象。二是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和追求。土地收益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开发成本过高是拉高房价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交易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税收来源，来自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大体占到城市可用财力的30%-50%,有的城市要在60%以上。房地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是紧密的。三是住房价格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目前，我国还缺乏一个统一、规范、权威的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少数开发商与中介机构联手编报甚至谎报商品房销售进度，发布不实价格信息，恶意哄抬房价，人为造成市场紧张，诱发房价短期内非正常上涨，而“买涨不买跌”的社会消费心理，又助长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从现在情况看，要注意防止房地产泡沫。四是城市住宅建设缺乏合理规划。突出表现在：对廉租房建设兴趣不浓，而廉租房恰是解决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的有效办法；经济适用房进入二级市场，带来房市的不公正性；一些居住面积小、经济条件差的城市拆迁户，其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及利益未能得到合适保护；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地点偏远，基本设施不配套；境外热钱介入，以赌人民币升值为目的的海外热钱不断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投资我国热点地区的热点楼盘。
记者：为确保房地产健康发展，国家已采取了很多措施，那么，现在如何针对新的情况认真落实？
蒋定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已作出了专门部署。根据这个精神，我认为，首先是要把低收入者的住房抓紧解决好。买不起房、住不起房，这是当前房地产市场最突出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集中反映在低收入者身上。任何国家政府都十分重视处于社会底层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从社会角度看，这是维护稳定的需要；从政府履责看，这是重要的公共职能。第二，做好总体规划，着眼供需基本平衡，有序推出土地。鉴于城市土地资源有限，要严控土地闸门。但又不能“闸”得过死，在相当时期内，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得不断提高，不断改善住房条件也是人之常理。关键是城市要拿出科学的建设规划。第三，减弱地方政府对房市利益的追求冲动。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土地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增加可用财力的“不二法宝”。其基本方法是“经营城市”。这种方式在近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旧城改造中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问题在于：一是过度依赖性；二是具有不可持续性。改进的办法：一是调整国家与地方土地收入分配关系。二是建立土地收益储备基金，对当年及政府届期内使用比例作出规定，避免寅吃卯粮。三是要调整使用方向，规定其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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