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_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母国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服务业发展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都出现了迅猛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2年发展中国家OFDI规模已达426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31%，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数字不到10%。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对外资本输出，将海外投资作为本国经济对外扩张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发展战略，而对于我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通过鼓励更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能够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影响力。因此，在这样激烈的国际投资竞争格局下，各国政府纷纷制定“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在法律、金融、税收等各方面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政策支持。

      然而，现有大多数对外投资理论仅仅把跨国公司自身形成的优势作为一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核心原因，却忽略了企业母国所提供的投资环境优势。在国家层面上，一国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利益服务的能力，而该能力与一系列母国因素相关，包括产业结构（Boateng，Qian和Yang，2008）、贸易竞争力（Scaperlanda，1992）、R&D水平（Lall，1980）、汇率（Pain和Welsum，2003）、制度（Hong和Sun，2006）以及文化等。裴长洪和郑文（2011）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投资母国在国际投资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研究认为，母国除提供对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外，还衍生出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及其他特定优势，这些都是构成企业优势的重要外部来源。在这些因素中，母国服务业水平对于促进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服务业能否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分销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将直接影响生产制造业的竞争能力，进而影响制造企业的对外投资，同时服务业自身显然也只有在母国获得充分发展，在组织规模、服务技术、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进步后，才有可能拥有对外投资实力。因此，各国对外投资的稳定展开，需要国内服务业发展作为支撑，对外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则需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

      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可能是全方位的，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自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零售批发、运输通讯等服务业发展有利于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弥补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固定成本和额外风险。正如日本学者并木信义（1990）所指出，随着分工的细化，越来越多的服务环节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这一中间投入品。其次，服务业发展产生的要素重组效应有利于提升制造业效率水平。当某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时，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时，就意味着更多制造业部门，或者说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将更多的服务投入外包给外部市场，其实质就是舍弃了效率相对较低的“自给自足”式服务提供，从而可以将生产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和过程中来。Clemes，Arifa和Gani（2003）的实证研究曾表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虽有提升作用，但并不显著，而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显著提升作用。Amiti和Wei（2005）以及Gorg，Hanley和Strobl（2008）的研究也表明，相比货物中间品的外包，作为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投入品外包（例如会计、法律服务、计算机服务、咨询等）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最后，企业国际化的固定成本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重要（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而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对企业的支持则能显著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门槛。由于在东道国融资限制多且成本高，跨国投资企业更倾向于从母国境内融资。母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越便利且成本越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有利。从动态的角度讲，对外投资分成几个阶段，在起步阶段，投资主要集中在较为低级的产业，这些类型的投资自然对母国商贸、科技服务业提出更高要求，更高阶段的对外投资往往就是服务业本身的对外投资，如金融业、保险业、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业等，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无疑更加高级也更加复杂，自然需要本国服务业发达到相当高度（郑文，2011）。

      对于服务业与对外投资关系的研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逻辑上的推演，缺少更为具体的理论机制解析，也缺乏来自实践的经验验证。对于经验研究来说，我们最需要知晓的问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母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服务业中哪些细分行业对此促进作用更大？服务中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制造业对外投资效率有没有对应关系？显然，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回答这些问题，对我国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Ciccone和Hall（1996）的模型，使用垄断竞争市场假设，用于分析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总服务业S就是由各具有差异性的服务个体x（t）综合组成，t表示个体服务的类型。构建CES函数如下：

      

      其中，各类服务业间的替代弹性

，μ＞1，且μ越大，则各类服务业间替代和被替代的份额就会越少，从而使用该类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垄断性就越强。

      

      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任何一种服务的劳动投入为ax，服务的总劳动投入为nax，用产出劳动比表示服务的劳动生产率

，则有：

      

      由拉格朗日乘数方法可以求得单位最终产品的成本函数满足：

      

      

      接下来研究服务业的发展是如何通过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不失一般性，假定国内市场中生产商的单位产出劳动系数为b，即制造业生产效率

，且b服从帕累托函数G（b）。该厂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满足外国i对本公司该类产品的需求，那么它在每个外国市场均有一个固定成本，记为ft，它不仅包括在海外建立分销渠道和服务网络的成本，也包括在海外建立一个分支机构需要支付的成本和进行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假定任一制造业产品的偏好满足CES函数，替代弹性ε=1/（1-α）1，可求得需求函数为

。根据Helpman等（2004）的观点，可以计算出i国制造业厂商对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满足：

      

      这表明，任意国i对任意国j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FDI是投资母国i服务业发展规模和生产效率水平的增函数。一方面，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大时，通过规模效应等使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水平提高，再进一步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当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水平提高时，能降低制造业的单位产出成本，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对该国对外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同样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研究的是母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言而喻，对外直接投资即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首先采用的指标是1990-2011年20个OECD国家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额，用OFDI来表示。

      2.解释变量的选取及测度。各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了全面反映各国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质量，我们拟使用三类指标作为各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测度变量：一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各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模。二是各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具有更直接影响。根据OECD数据库参照ISIC Rev.3标准分类提供的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服务业中与制造业生产相关二级分类包括零售批发服务（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用WRT表示）、运输、仓储及通讯活动（Transport，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用TSC表示）、金融中介服务（Financial Intermediation，用FI表示）和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Business Consulting and Technology Services，用BCT表示）四大类，可以作为各国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指标。三是服务业生产效率（TFP）。在以往研究生产者服务的文章中，采用增加值来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增加值是服务业规模的集中表现，但无法真实具体地反映出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和效率水平，因此需要计算各细分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生产者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通过Levinsohn和Petrin（2003）的半参数估计方法（简称为LP法），采用服务业产出值、劳动力投入、中间投入等变量，资本投入用该服务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代理变量，扣除了由于出售、易货交易和实物资本转移而转出的旧固定资产，通过OLS回归估计出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项的一致无偏估计系数，进而得到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除了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外，考虑到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将在计量模型中纳入以下控制变量反映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因素，具体包括：母国人均GDP、利用外资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出口依存度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之所以选取以上五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人均GDP（记为PGDP）。它代表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该国经济越发达则其对外投资能力越强，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也越强烈。Buckley和Francisco（1998）分析了葡萄牙1943-1996年间的投资发展路径，发现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人均GDP存在着理论上描述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投资国人均GDP是影响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2）利用外资水平（记为FDI），根据净外资流入额除以GDP测算。外资流入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一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从各国国际收支的变化来看，一国通常情况是经历由资本单向流人向资本双向流动转变（江小涓，2006）。资本流入通过溢出效应、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劳动工资效应等作用机制作用于一国的要素市场，促使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发生改变并且形成示范效应，企业面临的约束条件可能会促进东道国企业产生基于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资源寻求等动机的OFDI行为。

      （3）技术发展水平（记为PAT）。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其中，技术优势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事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竞争力，技术优势同时可以转化为产品层面的垄断优势，比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母国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形成技术扩散，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率也越高。本文采用一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作为技术水平的指标。

      （4）出口依存度（记为EXP）。一般情况下，企业国际化通常遵循从出口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一国企业在出口的过程中，首先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的信息和环境，并积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从而为在国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奠定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出口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先导作用（戴翔等，2013）。为此，我们将纳入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当年的出口金额除以GDP测算。

      （5）实际有效汇率水平（记为EXR）。该系数越小，反映该国汇率升值。汇率升值会导致企业OFDI增加，这是因为：一是相对财富效应。投资母国汇率升值以后，以东道国货币衡量的投资者手中的财富会增加，这对投资者进行企业扩张将更加有利。二是相对生产成本效应。母国汇率相对升值，使母国生产成本相对上升，而东道国生产成本相对下降，这将会导致企业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发生迁移。Froot和Stein（1991）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母国汇率升值是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从各国经验来看，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陆续向外转移生产企业，由此形成的“雁型生产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本国和地区汇率升值引致。

      墓于以上分析，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加下：

      

      其中，OFDI表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额，SEV代表一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PGDP）、利用外资金额（FDI）、技术水平（PAT）、出口依存度（EXP）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水平（EXR），ε是扰动项。由于部分变量水平绝对值较大，为减轻数据的波动性，除了服务业占GDP比重和出口依存度是相对值，其他数值都取自然对数。

      （二）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及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OECD经济合作组织数据库，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缺失较多，最终确定的30个样本国家包括：爱尔兰、爱沙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冰岛、波兰、丹麦、德国、韩国、法国、芬兰、荷兰、加拿大、捷克、卢森堡、美国、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新西兰、匈牙利、意大利、英国和以色列。OECD数据库包含了计量模型中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例如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FDI、各国申请专利数、出口额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等。所有金额数据都用当年汇率水平转化为美元，并以1990年为基期，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用计量模型之前，为防止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给回归结果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计算了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限于篇幅没有列出），从中可以观察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普遍小于0.5，可以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为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还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变量是平稳的，因而不会在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问题。

      四、实证分析和结果讨论

      （一）服务业总体水平对OFDI影响

      根据前文的理论假设和散点图分析，一国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对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缺乏较为严谨的计量回归分析。为此，我们首先以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国服务业的总体水平，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然后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对方程（1）采用简单的OLS回归分析。

      在表1的估计结果中，第一列结果是仅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表明，该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从各国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提高现代服务业产值比重，对于提升本国企业产品附加值、技术能力以及跨国经营能力，从而推动企业由“本土化”转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表中第二列到第六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在各列的回归结果中都始终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对OFDI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实证结论保持一致。人均GDP不但反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暗含了该国的收入水平和市场潜力，它是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决定因素。从各国技术水平变量来看，其系数估计值为正，也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技术垄断优势是OECD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备条件。从利用外资的回归结果来看，尽管该系数的符号仍然为正，符合理论预期，但不能通过10%的显著性概率水平。当一国对外开放水平较高时，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表现出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对外投资大国同时也是利用外资大国。从实际汇率的影响来看，其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实际汇率是一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的反映，汇率升值意味着本国生产成本的上升，因为促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向国外寻求低成本转移。此外，出口对OFDI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不显著。根据企业国际化理论，大多数企业都遵循着从本国市场销售到出口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路径，但也有部分企业由于本国市场相对狭小而发展成为“天生国际化”的企业，因此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

      （二）生产者服务业水平对OFDI影响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制造业的国际化离不开专业化，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需要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水平与之匹配，同时生产者服务能够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考虑到生产者服务业具体包括批发零售服务、运输、仓储及通讯活动、金融中介服务和租赁、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四类，而每类服务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区别很大，所以接下来依次把这四类生产者服务业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方程进行实证分析。在解释变量中，我们分别采用各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和效率来衡量服务业水平，用SCALE和TFP表示。

      1.从批发零售业的回归结果来看，批发零售服务的相对经济规模变量对应的统计系数为正，这说明批发零售服务相对规模对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是有正向影响的，但是不显著；而批发零售服务的生产效率TFP对应的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系数符号为正，符合理论预期。批发零售业是整个生产销售过程的末端，能直接接触消费者，及时准确地反映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即具有反映市场消费信息的作用。如果批发零售服务能够有效改善，那么制造业生产商就能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和偏好，并按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加快制造业利润的实现，缩短整个“要素投入一生产制造—销售”过程，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及技术竞争能力，进而改善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

      2.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的相对经济规模对OFDI影响不大，但生产效率的提高却能显著促进一国的OFDI水平。传统的交通运输服务业能降低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流通和储存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益，是企业能够生存并壮大的基础条件，而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而言，则更加依赖以空港、海港为依托的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同时，现代通讯服务不仅能降低信息传递成本、生产销售决策时滞成本等，还能帮助企业实现更有效的生产和及时有效地把握消费需求及反馈。比如跨国公司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经常需要一定程度的信息交流和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快捷方便的通讯以及高速的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跨国公司总部往往对现代化的物流、信息流等基础设施要求比较高，反过来，这一类服务业的发展则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

      3.一国金融中介服务业发展对OFDI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金融发展可以为海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从回归结果来看，这种作用不仅仅是金融业的发展规模，也包括金融业的TFP，金融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变量都对OFDI的影响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尽管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最低成本的资金，享受最优的金融服务业，或者利用全球金融市场配置资源，但出于信息沟通方便和风险的角度，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更多依赖的还是本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和保险服务。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企业为降低投资成本，投资目标集中在新兴市场，例如拉美、亚洲、中东和东南亚等，但这些地区相关金融服务环境还不十分理想，金融配套服务不具备优势；境外投资企业对后续资金需求量大，投资所在的当地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可能趋于保守，令企业难以获得有效资金支持；企业可能对投资地金融服务不够了解，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等容易对当地金融环境产生“水土不服”，因此出于跨国投资项目资金运作风险管控考虑，母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十分必要。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企业和银行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银行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了优惠的商业信贷、投资保险、担保租赁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银行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经验，一些大型的日本银行比如三井、住友等都迅速地通过海外扩张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金融机构。

      4.以商业咨询、科技服务的规模和效率作为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对一国OFDI具有显著性影响。商业咨询是指为企业提供的与商业相关、用于协助商业运作的信息服务，包括商业风险的调查、评估、防范，商业信息的调查和收集，有关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及经营状况等的企业咨询等。优质的外部商业信息咨询服务能够降低制造业自身对信息的搜寻成本，增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而有效的企业咨询服务能够改善企业的管理、团队建设效率，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商业咨询服务对企业的这种积极作用也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增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能力。而科技服务主要包括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和研发服务，它可以给企业提供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咨询，为企业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研发机构提供有效帮助，构筑国际贸易平台，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促进创新主体与国外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提升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水平。显然，一国的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越发达，对一国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提升越有利。

      （三）稳健性检验：基于GMM方法的分析

      前文的研究均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但无法忽视存在反向因果问题的可能性，因为确实存在服务业发展促进对外投资的情况，但也无法排除对外投资企业经过国际化的学习而产生反向技术溢出，从而提高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可能。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GMM估计对前文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比较表2和表3可知，在两种估计方法下，四类生产者服务的规模对企业OFDI的影响在系数和显著性检验方面都没有变化，而改善它们的生产率水平都能促进一国企业进行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且变为都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改善生产者服务水平有利于推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是非常稳健可靠的。就各控制变量而言，外国拥有的专利数越多、一国人均GDP越高、外资流入占GDP的比重越大及一国货币升值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度越大对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等，这些结论也都是相对稳健的。因此，可以认为GMM估计结果是有效的，前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并且可信的。

      五、结论及启示

      在分析一国服务业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30个OECD国家199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总体水平、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金融中介、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等四类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对OFDI总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效率的提升对OFDI有显著促进，金融中介和商业资讯及科技服务不管是规模还是效率提高都将显著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的增长。基于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提升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等生产服务业效率，而不是简单扩大规模才能更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比如，利用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包括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物流配送、融资担保等各类服务企业）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与境外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实现国际战略重组等，更好地帮助国内企业建立海外营销渠道，压缩渠道成本，创立自有品牌。信息服务在境外投资的决策中至关重要，高效的信息服务可以使企业及时了解到国外市场信息，有效缩短企业的决策时间和成本。鼓励中介机构为本土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战略、信息、管理、法律以及风险评估咨询，整合和共享境外招商机构、咨询公司、行业商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资企业驻当地的各类机构信息等。积极引导中介组织参与到高科技产业跨国并购中来，努力打造集合法律咨询、会计服务、项目评估、人才培养和企业管理培训等全方位中介服务支持体系。推出境外投资商务人才信息平台，形成高效、灵敏的信息情报机制，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的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

      无论是从对外投资的广度还是深度，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资的商业金融支持体系都尤为重要。比如，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到海外投资密集的地方设立分支机构，扩大分支网络，鼓励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大力发展离岸业务，向“走出去”企业提供包括外汇存贷款国际结算、贸易融资、外汇交易等全方位的境外金融服务。借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经验，由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为境外投资融资，向符合融资条件但担保品缺乏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弥补其信用不足，并为商业银行分担贷款风险。成立境外投资的专门保险机构，为境外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承保，国家财政统一拨付或长期低息补贴贷款的方式大幅度增加其营运资金，同时降低该公司的承保条件来满足大部分境外投资企业的保险需求。在构建跨境并购服务体系中，要在上海自贸区内对已具投资银行雏形的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重点扶持，鼓励证券商之间的并购，并从政策上鼓励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进而形成一批集团化的专业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应在扩大规模、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有计划、有选择地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重点开展与企业跨境并购有关的业务，为企业跨境并购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职责。

标签：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投资论文;  企业对外投资论文;  科技服务业论文;  控制变量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合组织论文;  经济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