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化视野中的江文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江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5)01-0003-015 江文也，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出生于台北淡水，6岁随父母到厦门学习音乐技艺并成名于日本，追寻音乐文化之梦几十年，在作曲、演唱、诗歌、教学、研究方面都各有成就，是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家，也是第一次获得奥林匹克音乐奖的亚洲音乐家。从1910-1983的73年中，他经历了20世纪复杂的中日关系和中国社会变革，受到世界乐坛尤其是欧美音乐的重大影响。他深深浸染在其生活时代的文化之中，这些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与艺术人生。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20世纪文化视野中的江文也及其音乐。由于此次学术讨论会在江文也生活过的福建厦门召开，故所谈以江文也与福建的关系为重点。 一、闽台血脉相融，两岸文化滋养：江文也与中国文化 江文也与中国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必然联系，也与其家庭和个人经历以及与中日国家关系变迁(如日本侵占中国台湾、30年代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后的台湾回归等)有着复杂的文化联系。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自1895年起为日本所占领。他在1910-1945的35年间，具有日本台湾的户籍。1945-1983的38年，江文也具有中国北京的户籍，江文也在这段时间才是血脉与国籍完全的中国人。 江文也幼年时期在台湾接受的文化主要是由中国语言、诗歌、戏曲等构成的汉族文化，从区域而言主要是闽南文化；在厦门的少年时期接受的文化主要是由中国表演艺术与民俗文化构成的汉族文化，从区域而言主要是由闽南文化、作为通商口岸的港口城市的厦门文化和主要来自家中的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构成的福建文化；在北京为主的时期接受的文化主要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包括北京话、古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经典、孔庙雅乐)以及新文化等。江文也与中国文化的独特联系影响着他的一生，融入了他的音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一)血缘相亲，闽台一家 江文也的父亲江蕴均(又名长生，1933年1月逝于厦门)是福建永定县高头乡的客家人，前清秀才，成功的商人。其母郑闺系台湾花莲商人之女(1923年8月4日逝于厦门)。江文也是闽台血缘相亲诞生的新一代，其家庭是闽台结缘共生形成的一家；也是由闽去台、由台返闽、行走两岸、各有祖屋的一家。这种与生俱来的血缘、亲缘、地缘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渊源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血脉、精神根基，也是其音乐与文化的人本、物质基础。 (二)语言相通，闽南文化 江文也一生难改乡音，闽南口音浓重，身上有着幼年、童年、少年时期在两岸13年生活中深深浸染的闽南文化因素。这既有社会影响：其出生地台北乃至台湾社会通行闽南话，属于闽南文化区，其小学在闽南重镇厦门；又有家庭的影响：江文也的母亲郑闺平常说的是当时台北淡水通行的闽南话，江文也及其兄江文钟、弟江文光均成为说闽南话的客籍子弟。 1.江文也与台北。江文也原名江文彬(出生登记和小学、中学、在日本第一次参加日本全国音乐比赛都用原名江文彬)，1910年6月11日出生于台北县淡水镇大稻埕，户籍落在台北县淡水镇三芝乡，呱呱落地的江文也出世后所听所说的主要语言就是闽南话(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闽南话就是台湾社会通行的语言。现今台湾所谓“台语”实际上就是闽南语)。江文也“自幼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他三岁左右就跟母亲学会了哼唱摇篮曲哄弟弟入睡；4岁时能高唱母亲家乡的山歌”，“在节庆日，当戏班来唱戏时，乡亲们也能听到这位小‘票友’用童声唱的《百家春》《卜卦调》等地方小调。”①江文也说自己幼年在台湾时“家中来的客人和先辈们在一起时时读诗诵词，自己在旁随着也能背诵不少古诗，但都是用台湾话朗读的。至今他的国语发音很不准确”，“语音带有闽南味道”。②
2.江文也与厦门。江文也6岁时举家搬迁厦门，江家作为当时的大户人家就此生活在清代以来“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也是台湾人在大陆最集中的聚居地。当时，台湾人约占厦门人口的十分之一)。江家大房子在厦门水仙宫后岗36崎顶(今厦门市水仙路)一带，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家中客人往来极多，身份较高者也不少；由于其三伯父江保生(《全闽新日报》主编)住在厦门鼓浪屿，故江文也常住鼓浪屿。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曾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至1918年才进入由日治台湾政府在厦门景观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③留学日本阶段曾利用暑假回厦门看望父母，“被邀请到青年会演唱，立即风靡上流社会少女们。大哥完婚，他又返回东京。”④厦门是江文也父母自台返闽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安息之地，是其小学教育之地，其兄的成婚之地，也是其成长与荣归的美好记忆之地。江文也与厦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其与全家迁入厦门后兄嫂均居住厦门江家，从厦门赴日本留学中暑假亦从日本回厦门省亲并参加兄长的婚礼，有作品出版也常寄回厦门家中。他还陆续把音乐方面的重要成绩与活动(例如即将参加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艺术竞技比赛的消息等)报告给在厦门的母校—厦门旭瀛书院。因此，厦门旭瀛书院以其为荣，多次在院报中刊载江文也在日本的业绩。如：《厦门旭瀛书院报》第6页，第46号，本科第7期江文也君的介绍中提到：“江文也书院毕业后在长野县立上田中学学校留学，而且因兴趣在东京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旁听，还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夜校学习声乐。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跟随山田耕作学习音乐。江文也是我国近来著名的声乐家，也是一位名声大噪的作曲家。” 《厦门旭瀛书院报》第43页，第5点第2条：毕业生的消息载有：“数年前从我们学院毕业的江文也，由于山田耕作的推荐进入了音乐界，作为声乐家已经在业界相当有名气。众所周知，他以世界音乐为目标不断努力着，现在在作曲方面有着天才般的才能。今年(1935年)夏天所举行的奥林匹克艺术竞技比赛，他将有作品参加，这不仅是他的荣誉，更是我们书院的荣誉。在即将来到的六月，我们共同祝愿他取得成功。” 《厦门旭瀛书院报》第44页的《日本艺术》中写到：“日本体育艺术协会发动了艺术日本总动员，期待今年夏天举行的特种类艺术竞赛取得成功。参赛种类有绘画、彩雕、音乐、板书。其中，音乐的报名截止到(二月)五日。参赛乐曲数32首，其中歌9首，室内乐5首，交响乐18首。歌有箕作秋吉的作品，室内乐有江文也、诸井三郎的作品，交响乐有山田耕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在二月底前由山田耕作、诸井三郎、信时洁氏他们审查员审查，通过的9首，将以故园的名誉参加比赛。”⑤可见厦门也是江文也留学日本的乡思之地。 江文也对厦门岛(亦称鹭岛)有很深的感情，曾创作并自己演奏了《厦门渔夫舞曲》。据中央音乐学院王震亚教授回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津筹办中央音乐学院，我由上海到了天津，听说北京艺专音乐系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江文也，将和艺专师生一起到天津参加建院工作。艺专同志们到天津后，教师们开了一次联欢会，江文也先生即席在钢琴上弹奏了他创作的《厦门渔夫舞曲》。作品很流畅。”关于厦门的作品还有《三首厦门歌曲》作品4号(见江文也1948年自己编的《作品表》)等。 江文也1～6岁在台北，其出生与幼年居住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闽人移民台湾的聚居地之一，通行闽南语，属闽南语言文化区(三芝乡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赠匾于祖祠)。江文也举家搬迁闽南重镇厦门至13岁去日本，其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了他幼年在台湾接受的原住民文化的影响。闽南文化是江文也少年时代乃至一生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一种文化。由于闽南话是古代中原的“河洛话”，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语言、文化因素，江文也幼年、童年与青年时代接受的闽南文化，实际上是中原文化的闽南支流。 从上可见，江文也幼年在台湾时期的人生启蒙与少年时期厦门的成长生活，是在闽南语言文化环境中度过的。江文也在厦门时能用闽南、闽北等多种福建方言唱《天黑黑》，他和家人以此为乐。闽台的闽南语歌曲、戏曲等闽南语艺术是江文也幼年、童年接受的最早的中国音乐启蒙，闽南文化是江文也幼年、童年时期接受的重要文化。直至从日本初回北平时，他的闽南语仍然比国语好得多。“江文也非常清楚自己所欠缺的，初到北平时，他虽然能阅读中文，说闽南话，北京话却只会说一点单词”。⑥闽台自古一家，除了1885-1895年台湾设省10年、1885-1945年日据50年，台湾都是福建省的一个部分，血脉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似，文化相共。江文也由台至闽的13年接受的中国区域文化—闽台文化中，既有闽南文化又有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而以闽台民间居主流的闽南文化为多。 闽台文化艺术在江文也音乐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创作中关于这两地的作品比例颇高。他曾多次收集和整理台湾、福建民歌，如他的个人所记中就有“1963年，听了院长赵沨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三十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等。这种对闽台民歌的关注与收集整理工作对其演唱、创作、教学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江文也对福建文化艺术有深厚的感情。在厦门的小学时期浸染其中的闽南文化、永定老家的客家文化铭刻在他的心中。例如，他在1945年6月个人独唱会上特地演唱了3首一组的“福建民歌《南国春天时》《摇篮歌》《山歌》(见江文也1945年独唱音乐会节目单)。可见其对福建民歌的关注与喜爱来源已久。
1945年在北京崇文门内的亚斯立堂举办的江文也独唱音乐会 (三)客家祖籍，家教渊源 江文也的祖籍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考察。 1.江文也的世系。江文也祖居今永定县高头乡南山村，是大户人家。江家之祖可以追溯到河南济阳郡。其宗谱以福建上杭的八郎公为第1世、入福建永定高头的百八郎为第4世、在高头南山开基的江添满为第9世(台北淡水三芝乡宗亲曾回来祭祖并赠挂2匾)；江文也曾祖父江化龙为第23世、其祖父江俊民(又名：江国英)为第24世、其父江蕴均(又名：江长生)为第25世、江文也(原名：江文彬)为第26世。
(郑锦扬摄于永定县城) 2.江文也的祖父、祖母。江文也的祖父是读书人，后渡台开垦台北县淡水镇三芝乡荒郊，垦地名“埔头坑”；江文也的祖母魏氏原籍永定黄竹烟村人，后去台，再随长子江蕴玉(号江呈辉，江文也的大伯父)返永定，住在祖家春晖楼(江蕴玉为光绪朝举人，曾任大挑知县教谕等职，曾被当时的台湾巡抚委任为抗日保台基隆要塞司令，在刘永福指挥下坚持抗日直至全岛沦陷，受日本人追捕，才潜回大陆。在厦门呆不下去遂回老家，以3个多月之时筑起春晖楼)。魏氏去世后首葬高头南山春晖楼前方的北山洋凸出之地，后移坟上山至春晖楼右前方的山坡上(该处有江文也父亲的长兄江蕴玉之墓，江蕴玉妻妾墓在其两侧)，后人(其堂侄)每年上山拜祭祖父母时，亦拜祭堂叔祖母(我们采访中临时提出想上山看一下江文也祖母之坟，大雨中上山时见到墓地前的杂草中有一个瓷酒盏，边上插着约十多根淡红色烧过的香枝。可见其堂侄媳所说每年拜祭之语属实)。从江文也一支不在永定祖家，堂侄每年拜祭，可见江文也父辈兄弟情深并影响后代。江文也家无中外宗教信仰，惟有祭祖每年必做，是对祖籍很重视的渡台人士。 3.江文也的父亲江蕴均。江文也之父1880年生(当时福建辖台湾)，1895年其16岁时考中秀才(据江文也堂侄江剑锋回忆)，“为晚清闽省秀才”。⑦1895年距离1885年台湾设省已经10年，为何在台湾的江蕴均兄弟却要回闽应试呢？会不会是当时他们的户籍在闽，客居台湾，所以考试要回户籍之地？总之，江蕴均兄弟3人回闽应试，出了2位举人、1位秀才：江蕴均16岁中秀才，江蕴玉18岁中举人，在闽台都是颇有名声的事。江蕴均后来做航海生意，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商人。他曾多次回永定高头乡高南村看望母亲，主持长兄江蕴玉的丧事，并居住春晖楼数月。江蕴均1917年回永定奔丧，为兄主祭，兄弟情深，江文也当时在厦门，耳濡目染，应有些印象与影响。江蕴均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除了送江文钟、江文也、江文光3兄弟去日本学习，他要求江文也“务必要修备德意志的生产技能”。这种从学习世界最好的专业来培养子女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还较少有。江文也之父从国际视野来要求儿子的行为，不仅给江文也留下深刻印象，而且长远地影响了他远离家乡的学习、生活与事业。 4.江文也在福建永定的祖屋春晖楼。江文也的祖居春晖楼在永定县高头乡高南村被称为“土楼王”的“承启楼”(该楼是高头乡江家祖上所筑)旁边，为3层高的方形土楼，现仍用于居住与放置杂物。笔者在永定采访时，用电话采访江文也的堂侄江剑锋(今年已过70岁)时，江剑锋主动谈起春晖楼：“四个兄弟都有一角”，即都有份。既然这春晖楼，江文也之父四个兄弟都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以父业子继的传统，江文也四个兄弟亦各有其四分之一。可见，现在仍完好的永定县高头乡高南村的春晖楼既是江文也的祖屋，也是江文也自己(有份)的房屋。⑧
图4 2010年6月3日“江文也与福建-祖籍地永定调查组”首访永定高头乡高南村“春晖楼” 江文也在音乐创作方面敢想敢为，他答友人说：“为整个世界音乐界的立场而创作国际水准的音乐才是我的理想”，志气十分宏大，胸中自有世界；他的音乐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情怀，且对人热情，对学生以朋友相待。这些为人做事特点与其父辈、祖辈的家庭传统息息相关。江文也与兄弟感情甚笃，1916年他后于其兄江文钟入厦门旭瀛书院，兄弟同在一个学校；其母逝后，江文也及其兄一起去日本求学：先上小学一年，而后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入上野工业高等学校学习，并在课余兼学音乐。其兄后来任中文教师，对江文也影响颇大。江文也之弟江文光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后在上海音专学习，也是江文也十分喜爱的弟弟。江文光逝后，江文也因此创作了《墓碑铭》等作品，兄弟情深，其乐记心。江文也家族乃至客家人不断迁徙而居的历史经历、重视家乡和亲情、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其父读书与劳作于海峡两岸、胸中自有欧亚的国际视野等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 (四)古都寻梦：中国文化 江文也在日本成名、成家之后，于1938年受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祖籍福建安溪，从台湾到日本留学回到北京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此外，祖籍福建晋江、母亲为台湾人的著名音乐家还有李焕之等)之邀到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任作曲、声乐教授(由于当时有北京女子高师，也有称北京师范学院为男师院者)。至此以教职为主，不断探索与创作能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具有中国风格的、高水平的新音乐。江文也1945年后在不少台湾人返台、1949年后有人邀其去香港时均未离开北平，这种寻梦般的追求伴随着江文也的北京定居时期直至终老。 1938年，江文也年仅28岁，已经在日本有较高知名度和熟悉的音乐事业环境，已有妻子女儿的江文也却回国了。他选择北京，而不是其户籍之地、日据的台北，这与他向往中华文化、向往中华古都，向往比东京、台北更有利于其了解与增进对中国文化艺术认识，有利于其发展所钟情的中国风格音乐的地方，希望在这里开创新的音乐天地有关。他把北京视为东方的巴黎，憧憬着在那里的发展。此时的江文也身心愉快，精神振奋，他浸染在积淀深厚的中华古文化之中，对北京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尤其对东安市场、隆福寺及琉璃厂更感兴趣。那里常有市场书店不供销的古书古谱。为了寻找一本研究资料，在那里站立两三个小时也不疲劳。一次，终于发现了久已渴求的《乐律全书》，虽残缺不全的几本，对他如获珍宝，以高价买到手，如饥似渴地研究，但其中古谱他一点不懂，很虚心地请教当时的古筝专家楼树华及古琴专家管平湖二位先生。”⑨他四处探访北京、大同等地的古迹，搜集中国古代音乐存谱和民间音乐，以其别拘一格的教学方法、注重实践与作品音响效果、突出地使用现代作曲技术的教学，使学生深受教益；同时，他抓紧时间热忱学习中国文化、诗词，如请吴韵真为其讲古代诗词、弹奏琵琶古曲等，并结合学习中国文化，写出了许多中国题材的音乐、诗歌、学术作品，并寄回日本发表。这个时期成为其以中华经典文化为主要追求目标的创作期，也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一个高潮时期。 江文也到北京之后，除非应对日本人，不再使用Bunya Koh的日式签名，而用汉字或中国式的发音。他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浸润于中华文化之中。这个时期，他创作激情迸发，作曲、作诗、作文(孔子音乐论)，成果迭出，其音乐更多地采用中国题材、包含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内涵。江文也回到北京后长住北京，找寻中华文化之根的梦想很可贵。因为，1945年前，江文也的户籍身份是日本台湾籍的音乐家(根据《中日马关条约》当时台湾是日本属地，台湾人的户籍登记即是日本户籍)。但是其向往中华文化，不忘祖国，回归祖国，热爱祖国，抒写祖国，完成了文化上的回归。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江文也的户籍身份是中国台湾籍的音乐家。当时，不少外地的台湾人返台，江文也仍然选择住在北京。虽有坎坷，仍矢志不移地创作中国风格的音乐。他为天主教堂创作的具有中国音乐风格的圣咏歌曲成为其中国音乐风格一个独特的体裁。这些中国音乐风格的圣咏歌曲影响很大，是中西宗教音乐十分难得的成果。1945年后，江文也短暂地在一个回民学校任职，继而在北平艺专、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教授。他在北京以学校教授为主的45年中，有较多时间从事创作。教学之余，他努力追寻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文化、民族文化，探访古迹与搜集文献结合进行，不断地进行音乐创作；他创作了注重中国文化、表现中国城乡风情，具有中国音乐和文化特点的许多新音乐作品。其钢琴曲《北京万华集》、合唱曲《北京赞歌》、第二交响曲《北京颂》、诗歌《北京铭》等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创作的北京音乐系列。这个系列的艺术构思、体裁设计、艺术表现都很有特色，是20世纪北京新音乐、新文化难得的组成部分。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音乐创作中，有很多抒写乡村原野、农耕牧渔的艺术作品，却很少有音乐家针对一个城市(如北京)进行多种体裁的系列创作。所以，就音乐家创作活动而言，江文也这个系列也是很有价值的。 江文也还以极大的热忱创作了交响乐《孔庙大晟乐章》和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舞剧《香妃传》和大量声乐曲，包括上古歌谣、诗经、乐府、唐诗《五言绝句篇》《七言绝句篇》《宋词李后主篇、苏轼篇》《元曲集》《明清诗词曲集》《现代白话诗词曲集》(1943)《林庚抒情诗曲集10首》(1956)《中国民歌集》《中国民歌合唱曲集》等数量众多的作品，力图以音乐反映中华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和最美好的部分。值得提出的是江文也为中国历代代表性诗词创作的系列，反映了其用优秀的诗词与中国风格的新音乐相结合，力图构成中国风格鲜明的新式歌曲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中国新式歌曲发展的一种重要探索，很有学术价值；在30年代中国音乐界，如此规模的系统性歌曲创作探索尚无他例，十分珍贵。 (五)乐中乡情，笔下宝岛 江文也音乐创作的又一个大特色是对家乡的重视，其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台湾舞曲》(1936)至最后一首作品《阿里山的歌声》(1983)，前后相距47年，却以台湾题材相呼应、为始终，反映了其一生对家乡的挚爱和不尽的思念。江文也还写了声乐曲《台湾山地同胞歌》、钢琴曲《乡土节令诗》、管弦乐曲《白鹭的幻想》《第四交响曲》(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而作)等多种体裁形式的家乡题材作品。台中地震，他专门为之写了《赈灾歌》，曾经流传一时。可见乡土中国在江文也创作中、在其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以多种形式集中地抒写台湾的个人音乐创作现象，在其生活年代的中国作曲界是从未有见的。所以，江文也写台湾的这些音乐在20世纪台湾题材音乐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的可贵作品。由于江文也在台湾居住的时间较短(幼年1～6岁、参加乡土访问团返乡演出的几个月)，他很少采用台湾音乐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以印象与憧憬中的台湾为对象进行其擅长的艺术表现是其音乐创作的主要方法。台湾著名音乐家许常惠教授认为：江文也的作品中“对台湾的乡愁是抽象的，而非具象”，⑩叶纯之先生认为“这些与台湾有关的作品，其题材与内涵没有什么特别强调，完全可以理解为表达一般正常远离故乡的怀念之情。”(11) (六)新乐名师，世纪大家 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中，新音乐是其中突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音乐看江文也，他在以学习吸收欧美音乐技艺创作中国题材、风格音乐为主要特征的新音乐家中，成就十分突出。江文也是中国第一次获得奥林匹克音乐奖、国际音乐节作曲奖的音乐家(1936年以《台湾舞曲》获得在柏林举行的第11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管弦乐曲特别奖、1938年以钢琴曲《断章小品》获得威尼斯第4届国际音乐节作曲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4年在日本获作曲奖的中国人(1934年以管弦乐《盆踊主题交响组曲》获第3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2名，1935年以管弦乐《白鹭的幻想》在第4届音乐比赛作曲组入选，1936年以合唱曲《潮音》获第5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2名，1937年以管弦乐《赋格序曲》获第6届音乐比赛作曲组第2名)。
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奥林匹克音乐奖——1936年《台湾舞曲》获得在柏林举行的第11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管弦乐曲特别奖 江文也音乐作品的数量、体裁的多样性、乐队音乐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表现作品主题的艺术水平、巧妙运用现代作曲技术等方面，在同时代作曲家中属于高水平者，尤其是管弦乐创作成就是首屈一指的。从其第一首作品至最后一首作品，创作时间长达47年，是20世纪中国音乐家中创作时间较长、在日本和欧洲获得大量奖项的杰出音乐家。自其获奥林匹克音乐奖以后的40年间，中国音乐家在国际乐坛上获奖者尚无人超过他。 江文也的音乐创作表现了鲜明的艺术追求，这就是创造出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点的新音乐。他的这种音乐理想不仅表现在其文字著作中，也体现在其教育教学、与学生的言论中，更充溢于其创作生涯的大量作品中。在清廷逊位的新时代，建设新的中国文化艺术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共识。然而造就什么样的新音乐？如何造就适应新时代的新音乐？在当时是属于看法不一的、探索性的问题。江文也30年代以来创作的音乐作品，以其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于模仿西方古典乐派而创作的音乐，以其重视西方现代派音乐技艺、学习巴托克等民族乐派大师创作方法的音乐，以其浓厚的乡土中国情怀、对中国经典文化的不懈追寻和前卫的表现等为显著特征，成为三四十年代具有重要影响和探索价值的艺术性新音乐，并且被日本、中国、欧洲乐坛所了解、所认识、所传播，他不仅在日本享有盛誉，也是欧亚乐坛上的佼佼者。江文也的音乐是中国20世纪新音乐中具有突出的创新意识、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具有中国音乐风格的创作音乐，是中国现代新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中国风格新音乐的多方探索，尤其是管弦乐队音乐、钢琴音乐、诗词歌曲音乐以及舞剧音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在以上音乐体裁方面的成就属于同时代人的高水平。江文也在20世纪中国新音乐家群体中堪称大家。 从新文化的重要体裁白话新诗看江文也，他深受“五四”以来新式诗歌的影响。在为中国诗词谱曲的系列创作中，既为《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谱曲，也选择了为新诗谱曲，甚至为一位同时代的诗人—林庚的抒情诗谱曲，成为诗集。这是对新诗作为新时代文学的代表形式的认同，对“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注重。江文也在为新诗谱曲中深入地认识到新式诗歌与古代诗词的不同，这种认识对其白话新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文也十分喜爱诗歌，也常挥笔写诗。他创作的3部诗集是以现代风格写作的。其第3部诗集《赋天坛》写于1944年10月，以中文写就。这是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6年后所写。此时他对中国古代诗词与新式诗歌的认识、写作水平已较此前的日本时期有大的进步。这首诗以中文写就，其中的第3篇《光舞云歌》之一写道： 万象不动 只是空气像盛开了的花 百舌几声 点缀着风景 树叶有微风 微风有芬香 于是亿万万的细雨 也反复着交响的交响！ 从中可以看出江文也抒写天坛景致的灵动思维、观察空间景物的细致入微、作为音乐家对声音的特别敏感、对作品音画一般的诗意构思，以及对白话语言的娴熟掌握等。《赋天坛》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在艺术形式、语言风格、诗歌韵味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江文也既是白话新诗的欣赏者、学习者，也是作曲者、写作者。从其个性鲜明的3本诗集(2本用日语写就)而言，说江文也是诗人也不为过。因此，江文也既以其新音乐，也以其新诗歌的创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新文化代表形式的白话新诗主要受到来自留学欧美与留学日本的归国人才创作的影响，江文也的诗歌也具有当时留日学生的明显特点。 江文也与新文化有着多方的联系，更以传统文化为师，努力学习、不懈探寻、多方吸收、推陈出新。他集中精力研究、撰写并在日本出版了《上代支那正乐考—孔子音乐论》的专著，创作了根据古代传谱音乐创作的交响乐《孔庙大晟乐章》。这部交响乐是抒写孔庙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与《孔子音乐论》合璧而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孔子音乐与音乐理论的重要成果，是中国乐坛的奇葩。进行孔子音乐创作的同时撰写孔子音乐理论著作，显示了江文也对孔子思想文化的高度重视，试图较准确深入地把握孔子思想文化的努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从音乐方面对孔子音乐有较好把握的愿望。他关于音乐理论对音乐创作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认识、研究与创作并行的实践，至今仍然值得作曲界思考与学习。 此外，江文也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与容纳新文化的态度，与当时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观、保守的固守传统文化观不同，这种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兼容并作的观念与实践也是上世纪30～40年代音乐、艺术思潮中值得注意、很有价值的思想。 二、西乐影响深远，追随民族乐派：江文也与欧美文化 20世纪是西方文化、音乐以强势影响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时代。江文也从小到大的成长、学习、创作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以西乐为主奠定其音乐生涯的知识基础，以西方现代音乐技术为主进行音乐创作，以西方乐器(尤其是钢琴)、乐队音乐体裁为主的创作作品获得重要的国际影响，以西方音乐理论知识探索、研究、发展中国音乐，其音乐人生留下了西方音乐的深刻印记。 (一)西方音乐，启蒙幼稚 江文也幼年居住的台北淡水三芝乡有基督教堂，5岁时他就常在教堂边听大人唱圣诗。他在厦门水仙宫后岗三十六崎顶的家距离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很近。 其常去的鼓浪屿三伯父家旁边也有教堂，他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教堂听音乐、唱圣诗，基督教教堂成为江文也小时候西方音乐的一个启蒙之地。江文也的三伯父家境很好，在那里“他不但能学习到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也有机会接触到钢琴、小提琴、风琴等西洋乐器和五线谱等音乐知识。求知欲强烈的少年江文也如鱼得水，经常住在鼓浪屿，不想回家。”(12) (二)学习作曲，欧风美雨 江文也成名先是演唱，继而痴迷于作曲。他在日本上野音乐学校夜间课外部随桥本国彦学习作曲理论，随阿部英雄学习声乐，以后又随著名音乐家山田耕作学习作曲，当他认识俄罗斯钢琴家齐尔品之后，又跟随他学习钢琴(此后江文也音乐创作中，钢琴始终有较重要地位，应该与此有关)。其所学的五线谱、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几乎都是西方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除了在学校上课、拜师学艺，江文也还找到了省钱听音乐学习的捷径。他找到每天播放新派音乐的一家咖啡店，经常去那里叫两杯咖啡、放入几颗糖，整天留在那里，边听音乐边看总谱。在那里，他聆听了现代派音乐大师施特拉文斯基、拉威尔、巴尔托克等人的许多音乐作品。在学习西乐的同时，江文也了解了当时发达的欧洲，认识、比较了许多音乐大师，奠定了其创作的音乐文化、作曲技艺的良好基础。江文也的异国学乐，注重世界音乐的前沿发展，努力钻研现代音乐，孜孜以求、坚持不懈，选择名师、博采众长，多听作品、研习乐谱等是其特点。江文也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学习、思考，应用西方音乐技艺进行音乐创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西方音乐是其音乐创作、教学、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他是一位以西方作曲技术与观念研究中国音乐与音乐理论(如《孔子音乐论》)、进行中国新音乐创作的音乐家。 (三)抄谱校对，俊秀中音 江文也在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找了一家印刷厂担任音乐书谱的排版校对工作，作为接触学习音乐的方法。此间，他接触了大量的乐谱、名家名曲，背记乐谱成了江文也这时学习音乐基础知识、学习名家创作的又一种和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江文也分析作品乐谱、创作时的记谱十分娴熟、细致，应与其这种音乐书谱的排版校对经历有关。江文也音乐创作的成就与他对音乐的巨大兴趣、采用各种方法持续地学习、长期专注于西方音乐和日本乐坛等有关。在其后的音乐教学中，江文也仍然注重采用看乐谱听音乐的分析作品方法，注意从音乐的实际效果来研究音乐作品与技法。 为着兴趣与生计，江文也专门找声乐老师阿部英雄学习声乐，并取得很大的进步，成为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他在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弃工从乐，以演唱闻名于日本乐坛。他曾在著名的藤原义江歌剧团担任男中音，1932-1933年先后获得日本全国第1届、第2届音乐比赛声乐奖。他曾在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艺术家生涯》中扮演音乐家萧纳德。
1934年江文也在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饰演音乐家萧纳德 “他还在日本的胜利、哥伦比亚等唱片公司及东京宝塚电影制片厂兼职”，(13)演唱不仅解决了生活费用，也加深了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并对其后的音乐创作、音乐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北平师院担任作曲、声乐教学、开演唱会，创作了许多诗词歌曲。这些古典诗词歌曲创作丰富了他的演唱曲目，也有助于其研究中国的歌曲音乐写作乃至作曲技术，探索中国风格的新式歌曲艺术尤其是艺术歌曲音乐的创作技艺。 (四)现代音乐，民族乐派 江文也留学日本的时代是20世纪现代音乐特别活跃的时代，也是日本乐坛以西为师炽热的时代，从德国学习归来的山田耕作是当时日本乐坛的代表人物。江文也在学习音乐中，对欧美现代音乐特别感兴趣，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美国籍的俄国人)、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巴尔托克(匈牙利人)、德彪西(印象派大师)等人的音乐是他最喜欢的。当时日本乐坛以留德的学院派作曲家山田耕作等为代表具有最大影响，可是江文也却对远离德奥传统的现代音乐，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乐派、法国印象派十分感兴趣。他在创作中对民族乐派的方法特别重视。1933年还加入了“新兴作曲家联盟”。此时的江文也注目于现代作曲技术，在创作中“遍历了印象派、新古典派、无调派、机械派等一切近代最新底作曲技术”(江文也《圣咏作曲集》后语)。但是，他很快就更加注意民族特点鲜明的民族乐派。这与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有关。齐尔品当时往返于亚欧，其音乐创作、钢琴演奏和音乐思想对中日作曲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5年江文也认识了到东京旅行的齐尔品，不但向齐尔品学习作曲，并接受了齐尔品的艺术思想(要强调音乐的民族性，并以20世纪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是齐尔品的重要观点)”。(14)齐尔品得知江文也“是台湾人后，就鼓励他朝‘民族主义’的路线继续创作，也引导江文也去认识中国的民族传统。他们两人很快就发展出亲密的‘亦师亦友’关系。之后齐尔品不仅时常在各种场合演出江文也的作品，也不时鼓励他、指点他作曲的方向。”(15)江文也在日本的好友高城重躬认为“齐尔品曾为江文也的作品做过指点，所以齐尔品对江文也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16)。江文也在日本时期的音乐创作，既有从世界乐坛的前沿对现代音乐、民族乐派的学习与追踪，也有齐尔品欧亚合璧思想的影响，以及其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影响。他对东欧具有民族乐派和现代音乐特点的匈牙利巴托克的音乐尤其崇尚。高城重躬曾说“江先生的作品受匈牙利巴尔托克民族乐派的影响，特别是钢琴作品很容易听出巴尔托克的风格。伊福部昭曾讲过，江文也受巴尔托克的影响”。(17)所以，江文也在西方音乐最重要的领域—交响乐及钢琴音乐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中国风格。日本作曲家早坂文雄写道：“最近倾向于中国风格的奇才江文也，诸如《台湾舞曲》《盆踊主题交响组曲》《孔子庙的音乐》《寄北京的三部作》(译按：可能是五部作之误)《基于俗谣的交响练习曲》《田园诗曲》《白鹭的幻想》等所表现的，与大正木南为始的荻原利次、伊福部昭等人一样，其本领似在交响乐。”江文也乐思洋溢，有野性的五声音阶之单纯性和东方风格音响的合成法，以及才气丰沛，正是其特色，他的野心在于试图确立20世纪的艺术样式。“钢琴曲《五首素描》《三舞曲》《十六首断章》，以及《生番歌曲集第一、第二》《长笛奏鸣曲》《生番四歌》，是显示出东方五声音阶和现代手法互相结合的、新风格的作品。他的特质，虽然在新古典乐派和表现乐派，但其表面上所呈现的音之游戏动态，则表现了蕴含中国游乐民族性格的音乐世界”。(18)江文也瞩目于现代音乐与民族乐派的努力，使其成为当时日本乐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高城重躬认为：“江文也不只是江文也，他代表了当时的现代民族乐派，基本与主流乐派格格不入”。(19)江文也在运用西方音乐知识、技艺进行音乐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从世界音乐尤其是欧美音乐的发展状况建立自己的音乐创作目标，以世界前沿的音乐技艺尤其是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创作音乐作品，追求具有东方风格与中国风格的新音乐，注重交响乐以及钢琴音乐等西方多声部音乐的体裁形式等，并以数量可观的作品和较多的公演、出版佳作享誉日本乐坛，使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乡亲扬眉吐气。 (五)学习英文，西方文艺 江文也对西方语言、文化艺术很有兴趣，他在长野读中学时，传教士史考夫女士教其英文、西洋文学，他与史考夫有着很好的友谊。江文也对英文的学习，使他能够用英文给齐尔品写信，用英语写作音乐作品的解说，如《台湾山地同胞歌》乐谱后就有其用英语写就的意境解说。《在日本的江文也》(曹永坤口述，吴玲宜代笔)中，对江文也与西方文化艺术有段值得注意的记述：“据其夫人江信子回忆：‘江文也十分喜爱阅读，在中学时就已熟读西洋的世界名著，长大后对哲学、文学、诗都特别有研究。当时日本流行一种以东方宗教关于西洋思想理念结合的哲学形态，江文也特别喜爱，他不仅喜爱尼采、罗曼罗兰的书及日本当时的文学作品外，更欣赏马蒂斯、高更的画。’”他参加第一次日本全国音乐比赛获声乐奖后，开始热衷于法文的学习。其对西洋诗歌、语言文学与现代绘画等艺术的兴趣、对西洋哲学的喜爱等，与其对西洋音乐的学习、应用连成一体，使他更好地从西方文化的事业认识与掌握西洋作曲技术、更好地了解与应用西方音乐体裁。 三、日语诗歌音乐，学校剧团乐坛：江文也与日本文化 江文也7岁在厦门时开始学习日语。1923-1938年在日本生活了15年，此间包括小学六年级和中学时代，向多位日本学校的老师系统地学习声乐、钢琴、音乐基础理论和作曲技术，先以演唱出名，继而以作曲闻名于日本和欧洲乐坛，成为特色鲜明、业绩突出的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他在印刷厂、唱片公司、歌剧团工作过，并参加了重要的作曲家团体，对当时日本社会的音乐行业和作曲界有广泛的认识。日本的文化教育对江文也的音乐、诗歌创作乃至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旭瀛书院，初学日语 1917年江文也与其兄江文钟、其弟江文光一起进入厦门旭瀛书院(20)(该院有3个分院，共在4个地方办学。江文也应是在城内的总院就读)学习，江文也是该校小学本科第7期学生。旭瀛书院是日本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办的公费学校，为招收台湾子弟而设。在这里，江文也开始了正规的日语学习，接受了日本学校初等教育的文化知识。这是其日本文化的奠基时期，既为其留学日本做了准备，也为其日语诗歌写作和在日本的学习、创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注重技艺与语文类的课程。如《旭瀛书院报》所载1935年的课程有汉文科(陈耀西)、华语科(马鸣皋)、国画科(王建安)、英语科(陈志俽)、商业科(黑濑荣三)、医科(刘寿祺、蔡世兴)、裁缝科(王葱)等。旭瀛书院的“学艺会”每年都举办由本院学生参加的、与课程教学有关的活动。他们表演的节目有唱歌、朗读、舞踊、对话剧、理科实验、唱歌剧、儿童剧等。这些给少年江文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文也在这里不仅接受了日语教育，也接受了汉文、华语、英语、音乐、绘画、医学等方面的初步教育，这对他以后多才多艺的发展，也有其影响。 (二)留学日本，走向作曲 江文也1923年起在日本的15年间接受了系统的日式文化教育，主要是小学六年级、中学、高等工业学校、拜师学艺4个阶段，完成了其在日本由小学生至著名青年音乐家的过程。 1923年8月，江文也(与其兄江文钟一起)来到日本信州，就读于上田南寻小学六年级。“翌年春开始就读于日本长野县的上田中学。在中学学习时，他的日本国语老师，著名诗人及作家岛崎藤村(Toson Shimazaki，1872-1943)给了江文也极大的影响，使江文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诗歌。自此，江文也一有闲暇时间便经常创作自己的诗歌，他在今后的音乐创作中运用大量诗歌元素以及音乐中充满了诗歌般浪漫的特质似乎也是深受这段早年学习经历的影响”。(21)1928年江文也中学毕业考入武藏高等工业学校电器机械科。 兴趣是最大的推动力。江文也对音乐的痴迷使他在电器机械科学习的同时，还在课余拜师学艺。自此起，他在多位老师的分别指导下分科学习西洋音乐：在上野音乐学校夜间课外部随阿部英雄学习声乐、随田中规矩学钢琴、随桥本国彦学习音乐基本理论，以后又随著名音乐家山田耕作学习作曲，认识齐尔品以后又追随其学习，直到离开日本，回到中国。1932年江文也从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找到了在印刷厂当学徒工的机会。工余以唱歌、抄乐谱等为生，亦曾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工作并参加演唱活动。同年5月，他以本名江文彬在“东京时事新报社”举办的“日本第一届音乐比赛”声乐组中获得“入选”第2名(共3名)；1933年在“日本全国第二届音乐比赛”声乐组中获得“入选”第1名(共8名)。由此，作为优秀的男中音他为东京音乐界所注意，被聘为藤原义江歌剧团演员，在该团参加演出了著名歌剧《波希米亚人》《托斯卡》，成为职业歌唱家。从1934年起江文也未再参加声乐比赛。然而，从这一年起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屡次获奖，进入了日本新锐青年作曲家行列。 (三)多种创作，频频获奖 江文也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作曲。他在日本和国际乐坛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奖项。江文也24岁(1934年)时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写就的、带有异域风情的管弦乐《白鹭丝的幻想》(即《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的第2乐章)获“日本全国第三届音乐比赛”作曲组中第2名，自此佳作迭出，大奖不断，成为日本乐坛的佼佼者：1935年以管弦乐《盆踊主题交响曲》获“日本全国第四届音乐比赛”作曲组中第2名、1936年以管弦乐《台湾舞曲》获“柏林第11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作曲奖、1937年以管弦乐《赋格序曲》获“日本全国第六届音乐比赛”作曲组中第2名、1938年钢琴曲《小素描》《断章小品》获威尼斯第四届音乐节作曲奖。他回北京任教后，仍然继续有作品获奖：1942年管弦乐《在蓝色天空响鸣的鸽笛》获“胜利唱片公司”管弦乐甄选第2名、交响诗《为世纪神之颂歌》参加东宝主办之电影音乐作曲比赛入选第2名。如此数量与档次的西洋器乐作品密集获大奖，是日本音乐界所罕见的现象，江文也成为当时日本乐坛杰出的作曲家。 江文也在日本接连获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作品以现代音乐技艺写成，在作曲技术方面是前卫的，而且掌握得很好；其作品题材多取自中国，有明显的中国风格，这在日本乐坛是有异域特色的；其管弦乐作品旋律流畅动听(这或许得益于其歌唱艺术的经历)，用现代派技艺写作出动听的音乐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其音乐中原始粗犷的节奏、充满幻想的飘忽旋律、东方风格的格调，与当时的日本乐坛在德奥风格主导之外寻求东方风格之乐的新潮流有契合之处。 然而，历数江文也在日本获奖的情况，许多人不禁发问，为什么在日本这么多次的比赛获奖都是第2名。其实台湾艺术家当时在日本从未在全国性的比赛中获得过第1名。对此，1945年北平师大音乐系日本系主任为了安置一位日本作曲家而把江文也革职、使其成为失业者时，江文也深有体会地说：“如今我方明白了在日本求学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台湾人时时受日本人歧视；即使成名后，每次的全国比赛的作品，一等奖均属日本作曲家。这次的被革职，不也是同样的性质吗！”(22)对这种明显的殖民地歧视现象，曾任东京音乐学校校长的著名作曲家伊福部昭(与江文也同是新兴作曲家联盟成员)回答江文也的好友之问说：“因为他在日本是个‘边际人’，被看作‘蝙蝠’，既不是鸟类，也不是爬虫类，所以他的作品在比赛时，总是第2名，这是日本人对他的歧视。”(23)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其获奥林匹克奖之事的态度上。由于江文也的台湾人身份，更由于日本参加比赛的另四位著名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山田耕作《进行曲》、诸井三郎《给奥林匹克的小品》、箕作秋吉《盛夏》、伊藤升《运动-日本》全数落选，日本官方不报道这个新闻，乐坛也刻意淡化，甚至多加诋毁。1936年6月，经过3日以读谱方式的初赛，10日由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的复赛，江文也获得这一届奥林匹克艺术竞技音乐项目管弦乐组的铜牌和“得奖荣誉证书。”然而，“四位作曲家中，唯一被派往柏林的诸井三郎，返国后并未说出江文也得奖，拖到9月1日才在《朝日新闻》轻描淡写，说江得到‘奖外佳作’或‘荣誉奖’，并在往后数度提起：‘《台湾舞曲》没啥价值，只不过欧洲人对东方音响的好奇罢了’。四位教授级的大国民竟然败给殖民地26岁的二等国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24)以致这个重要的音乐消息，直到江文也会见记者、拿出奖牌与证书后才在《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之引起强烈反响。“隔天台湾日日新报以文化头条报导，人们开始注意这颗东方慧星，但是日本六、七份音乐杂志上，依然轻视地否定这项殊荣，江很无奈。”(25)这一切，在成绩卓著、年轻气盛的青年江文也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江文也对日本音乐界对台湾人的歧视十分反感，也很无奈。例如，他在日本时仍采用江文也的名字，而不是像当时的其他非日本人那样改用日本姓氏，他认为“在日本的许多朝鲜人与中国台湾人，都改了日本姓氏。我实在反感、很痛心，不管在哪里过活，尊严是不容践踏的”。“曾经指导江文也的山田耕作，是日本的首席音乐家，江原本希望透过杨肇嘉的关系，由新民报邀请山田访台。但是耍大牌的山田却提出许多新的条件，并且要以政治性的‘音乐使节’身份旅行，江认为‘相当无聊’，杨和蔡培火也同踩刹车，此事就告吹了。”(26)江文也深知日本音乐比赛中对中国台湾人的态度。出于无奈，他甚至想过用江信子的日本名字参赛，思前想后，最终作罢。 如此等等，都说明日本文化既对其音乐创作、成长成名起重大作用，又对其心理有大的伤害，对其音乐事业的继续发展有大的阻碍。江文也获奖之多、档次之高，在其时的日本十分稀罕，他在盛名之下毅然离开日本回到北京，回到其文化的神往之地(也是日本文化最重要的根基之地)，回到父辈祖辈的祖国，其重要因素与推动力之一应是日本文化。 (四)成名返国，中华神韵 江文也在成名成家后毅然返回中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其所写的：“1936年春随齐尔品游北京半年，1938年3月为研究中国古代雅乐、民间音乐起见，决定住居北京。”(27)江文也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时表达的这种思想渊源已久。他于1945年6月在北平举行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有一段话：以近代科学方法来复兴而永久保存中国的各种“乐”；有根据此中国古乐的精神而创造一种新音乐以贡献于世界乐坛。这是此8年来敝人在沉默中潜心所研究的根本思想。(28)为了“根据此中国古乐的精神创造一种新音乐以贡献于世界乐坛”这个目标，他从日本与齐尔品一起回到中国，怀着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之情，急切地看望古都北平，留下了对祖国的美好印象。江文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向往，他在其代表作《台湾舞曲》扉页上写道：“我在此看见极其庄严的楼阁，我在此看见极其华丽的殿堂，我也看到被深山密林环绕着的祖庙和古代的演技场。但这些都已消失净尽，它已化作精灵，融于冥冥的太空。将神与人之子的宠爱集于一身的精华也如海市蜃楼，隐隐浮现在幽暗之中。啊！我在这退潮的海边上，只看见残留下来的两三片水沫泡影……”而现在身在其中，江文也受到深深的震撼。随齐尔品游北京，使江文也更加向往并决心回到祖国。于是对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他欣然应允，由日本回到中国。 江文也的回国，显然还有着客居日本时感同身受的压抑，音乐界中不平等的际遇和苦恼等因素。胡锡敏著《中国杰出音乐家江文也》书中有段描写江文也回国的话，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江文也站在船舷边，望着远远离去的日本，心中无比感慨，这个既有他欢乐，又有他辛酸的地方，他有无数话要倾吐，但默然又仿佛是更好的倾吐。再见了，日本！因为我毕竟不是你真正的国民，再见了，永远留在日本音乐史上的第2名，因为我不再是殖民地的人，也许我将得第1名。再见了，Bunya Koh！因为‘江文也’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不会再受歧视。” 江文也的北平师范学院生活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音乐、古都北平和中国文化，使他坚定了由繁而简、由现代派作曲技术走向中国传统、重用五声音阶进行创作、注重古代音乐与理论研究的创作路子。他在《圣咏作曲集》第一卷后有一段文字叙述了他对中国音乐和自己作曲历程的看法： 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传统”与“遗物”根本是两样东西。“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气息奄奄之下的今天，可是还保存著他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有创造性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中国音乐好像是一片失去了的大陆，正在等著我们去探险。在我过去的半生，为了追求新世界，我遍历了印象派、新古典派、无调派、机械派等一切近代最新的作曲技术，然而过犹不及，在连自己都快给抬上解剖台上的危机时，我恍然大悟！追求总不如舍弃，我该彻底我自己！ 正是基于对中国音乐新世界的追求，江文也毅然决然成名返国，定居北平，以其充沛的热情、执着的探索、高速的创作，写出了许多乐曲、歌曲、诗歌、论著，成为其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并进一步探索着能在世界乐坛上有其独特风格与水平的中国新音乐。 (五)时代风云，家国关系 江文也的一生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中国人在中日两国复杂关系中的人生过程，展现了其特殊的艺术人生与时代的关系、家与国的密切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20世纪的时代风云给许许多多中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时代变迁的的深深烙印。他们的生活、艺术由此产生了自己所难以左右的变化。江文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要看到日本文化对江文也的巨大影响。日本文化教育是其成名成家的重要因素，也要看到日本文化对当时台湾青年的压抑，以致成为江文也矢志追求祖国文化的一种因素、一种动力；还要看到日本文化自唐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长期向往，以及从语言文字、精神信仰到茶道饮食、乐舞城建的广泛吸收的历史，深植于日本社会的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对江文追求中国文化的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中日关系变迁，东亚以欧为师：江文也与世界文化 江文也的一生浸润着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欧洲文化，以及欧亚音乐文化关系所形成的20世纪亚洲音乐文化，这些文化有时单独、有时交汇地影响着他的成长，融入其音乐，使江文也不仅有着复杂的人生，也有着其独特而丰富的音乐道路、音乐内涵、文化意识、文化内涵。尤其是，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几经变迁。如日本侵占中国台湾、30年代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台湾回归祖国等，对江文也的生活、学习、工作，对其音乐、诗歌、艺术创作，及其相关的环境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欧亚音乐关系，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以欧洲为师的时代，是西方音乐广泛传播于亚洲的时代。所以，江文也身在台闽却能从童年起就接受西方音乐。其在学校所学与拜师所学的音乐知识、成名之作的音乐写作技术也是以西方音乐为主。这个时期是世界上民族乐派盛行的时期，也是欧亚都出现了追求本国民族特色的音乐的时代。江文也自觉追求中国新音乐的思想不仅有中日两国音乐、文化的影响，也有其瞩目国际乐坛的视野、向往欧洲民族乐派的影响。 因此，从20世纪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欧洲文化，以及欧亚音乐关系所形成的20世纪亚洲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主要是欧美与东亚)的视野来认识江文也和他的音乐，认识江文也与中国、日本20世纪音乐创作乃至音乐的历史都是有必要的。从江文也及其音乐所反映的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关联的丰富的中外历史环境，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音乐，乃至东亚音乐在20世纪独特的发展状况。 最后，以此联作为纪念： 行走两岸，求学中日，追寻世界音乐潮流， 佳作叠出，有《台湾舞曲》，乘奥林匹克风享誉欧亚； 演唱制曲，动静俱擅，造就乐、歌、新诗数百， 曲折人生，更寻梦华夏，历七十三载成乐坛大家。 ——纪念江文也诞辰百年 2010.5.11-6.19于厦门 (本文为江文也诞辰百年期间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台盟中央、全国台联、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在厦门举办系列活动之一“江文也作品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报告) ①李岚清：《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的先驱者——江文也》，载《厦门日报》2008年11月29日。 ②吴韵真：《伴随文也的回忆》，载《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3页。 ③蔡诗亚：《江文也及其宗教圣乐作品的介绍》，载《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10页。 ④刘美莲：《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声》。 ⑤以上3条《厦门旭瀛书院报》所说，见曹国梁《江文也与厦门》文。曹文为“江文也与福建”调查项目之“江文也与厦门”的成果。 ⑥赵琴：《江文也的声乐创作与两岸同类作品的民族风格比较研究》。 ⑦见郑锦扬1989-1990年夏：《闽籍三乐人·三、著名音乐家江文也》文，载《音乐史学美学论稿(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福州第1版，第78页。 ⑧以上有关情况为“江文也与福建”调查项目之“江文也祖籍地-永定调查”所得，“江文也与福建”调查项目，包括“江文也祖籍地-永定调查”与“江文也居住地-厦门调查”，由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硕士和永定县、厦门市有关人士组成调查组。 ⑨吴韵真：《先夫江文也》，见《江文也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2年8月，第136页。 ⑩许常惠：《有关“研究江文也”的几点看法》，载《民族音乐研究》第3辑《江文也研讨会论文集》。 (11)叶纯之：《江文也“定位”的悲剧》，载《江文也——江文也纪念研讨会论文集》第12-13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9月第1版。 (12)李岚清：《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的先驱者——江文也》，载《厦门日报》2008年11月29日。 (13)史君良：《悼记一位险被遗忘的天才音乐家江文也》。 (14)叶纯之：《江文也定位的悲剧》，载《论江文也——-江文也纪念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出版社，2000年9月，第11页。 (15)张己任：《江文也与中国近代音乐》，载《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10页。 (16)高城重躬：《我所了解的江文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7)张己任：《江文也与中国近代音乐》，载《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09页。 (18)早坂文雄：《论江文也》，廖兴彰译，见韩国鍠等著，林衡哲编《现代音乐大师江文也的生平与作品(新台湾文库1)》，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15日，第165页。 (19)高城重躬：《我所了解的江文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20)厦门旭瀛书院为日本台湾总督府支持的、以招收台湾子弟为主的日文学校。其经费由台湾公会负担及捐款，院长(日本人)及教师均由台湾总督府派出，是以初等教育及实业实习教育为主的学校。 (21)楮渊骋：《中国作曲家江文也》，见江毅编著《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71页。 (22)吴韵真：《伴随文也的回忆》，见《乐坛才子江文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3页。 (23)曹永坤：《江文也在日本》，载《论江文也——江文也纪念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8页。 (24)刘美莲：《江文也的故乡情》，参加江文也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论文。 (25)同上。 (26)同上。 (27)江文也在中央音乐学院自己填的履历表上所写。见《江文也钢琴作品集(上册)·序文》，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8)吴韵真：《先夫江文也》，见《江文也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2年出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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