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企业的产生——兼论信息高速公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技术创新论文,信息高速公路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2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并于同年9月宣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计划以来，在世界范围掀起信息高速公路热。1994年9 月美国又提出要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并在1995年2月倡导成立了一个名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以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和介绍信息高速公路的书籍和文章。本文拟从技术创新与企业产生的角度，对信息高速公路影响世界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一、企业产生的三种理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家在企业产生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其一，企业产生的原因，其二，企业是怎样产生的？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都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一）斯密定理与企业产生。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在他看来，“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有些业务，那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例如搬运工人，就只能在大都市生活。小村落固不待言；即使普通城市，亦嫌过小，不能给他以不断的工作……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偏远内地，不论如何，总维持不了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因为他即使一日只能制钉一千枚，一年只劳动三百日，也每年能制钉三十万枚。但在那里，一年也销售不了他一日的制造额，就是说销售不了一千枚”〔1〕。因此， 斯密定理的确切含义是：分工的发达程度是受市场规模制约的，人口增加和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交通运输业发展将使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会越来越广，分工也日益细密化，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获得某种生产和生活必需品时就会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是自己直接生产，自给自足，其成本构成直接生产成本P； 其二是通过商品交换从社会上获得供应，其成本为社会交易成本T。在质量一样的情况下， 如果T＜P，那么，许多人就会选择通过市场获得商品供给，从而产生了针对这种产品的特定市场需求。在这一市场需求足以支持一个独立生产者专门从事该产品生产的情况下，作为现代企业胚胎的专业化生产者就会产生。于是，一部分原先由各家各户分别承担的一些生产职能就分化出来，个别消费者的分散职能集中而成为这个独立的专业化生产者的社会职能，企业就由此而产生出来。这个过程既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生产和生活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企业产生的过程。在这里，斯密明确指出专业化分工的产生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市场为基础。显然，这种在一定市场规模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化独立生产业者，就是企业的最初萌芽；而这种受到市场规模制约的专业化分工产生过程，也就是专业化市场经济产生的过程。因此，斯密的观点，可以视为企业产生模型Ⅰ。
（二）科斯的交易成本与企业边界的确定。许多学者认为企业产生的问题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其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解决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科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会存在？”。循着这一思路，科斯发现：“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和”；“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2〕。在这里， 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以及市场机制的存在并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前提而存在的，而交易成本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他看来，企业的出现与否主要取决于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不会出现企业，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企业将会存在。实际上，科斯论文的主旨就是探索为什么在存在市场机制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交易采用了企业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的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斯只是提出并解决了企业与市场二者边界的确定问题，即企业为什么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如何产生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科斯理论称为企业产生模型Ⅱ。
（三）斯蒂格勒悖论与企业产生。斯蒂格勒教授对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与企业产生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在其《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一文中，斯蒂格勒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斯密定理具有普适性，则在大部分产业中典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应当都是垄断统治，而在现实生活中典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却是垄断竞争。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如果确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然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斯密定理就是错误的。为此，他把厂商看作是通过购买一系列投入品，并从事一系列不同的操作以生产出多种产品的经济单位。这实际上就是将厂商分割成为具有不同功能并从事不同操作的单位，每一个工序的单个功能的成本都与技术有关，其平均成本曲线的形状也是不同的（见图1）。
图1 厂商内部不同操作的成本—收益
资料来源：乔治·J·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很显然，该图上有些平均成本曲线是报酬递增的，有些是报酬递减的。厂商不进一步扩大生产以充分利用这些报酬递增的操作阶段，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垄断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另外一些报酬递减的功能，其生产成本之高足以阻止最终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厂商为什么不放弃报酬递增的功能并把它交给专业化厂商来经营？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既定时期内与这些功能有关的社会需求太少，不足以支撑一个或一群专业化厂商，因而该厂商必须自己独立承担这些功能。但是，随着产业的扩张，报酬递增功能的容量将会逐步增大到足以使一家厂商专门去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就会放弃这一工序（或产品）的生产，将与此有关的生产职能转让给一家新厂商。这家新厂商虽然从一开始便是这个市场上的垄断者，但它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产品定价不能高于放弃该产品生产的厂商自己从事生产的平均成本；产业的继续扩张将使提供这种产品的厂商数目越来越多，新产业又会逐步发展成为竞争性产业。与此同时，高度复杂的技术结构使新产业内部不可避免地会重复发生上述专业化过程，把新产品生产的一部分职能交由更新的专业化厂商。在这里，斯蒂格勒实际上是将厂商内部分工的社会化作为专业化厂商出现的基本方式，现有厂商不断将其部分职能交给专门化厂商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企业产生的过程，关键仍是直接生产成本与社会交易成本的比较问题。如果说科斯研究的是在专业化市场经济存在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企业存在的原因即企业边界的确定的话，那么，斯蒂格勒研究的则是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企业边界的变动问题。斯蒂格勒的观点，可以视为企业产生模型Ⅲ。
70年代以来，以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许多国外学者又沿着科斯的思路在企业的产生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古典企业与现代企业产生的区别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将企业视作一种治理结构并探索其产生问题，而且他们大多是从契约选择和制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因此，这些著作中所谓的企业产生，实际上已经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在技术与市场双重制约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是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企业治理结构。这与我们前面所谈的企业的产生显然是有区别的。
二、技术创新与企业的产生
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主要是从解决企业产生的方式和条件入手的，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产生的根本途径；罗纳德·科斯及其继承者主要是从解决企业产生的原因入手的，认为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成本的比较是决定企业能否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两派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将企业视作一种在技术和市场的双重约束之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而技术进步又是“由上帝、 科学家和工程师给定的”〔3〕，是一种外生变量，故他们不注重探索技术创新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尚情有可原。奇怪的是，即使是对主流经济学颇多微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本质上也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而是着重强调制度创新的重要性〔4〕。 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创新的这种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讨论余地。既然我们都承认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又是以大量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为标志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否认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一，技术创新使市场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成本的比较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生。生产组织成本主要是指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在组织生产时为各种生产投入要素支付的费用。但是，什么是市场交易成本呢？西方经济学家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按照罗纳德·H ·科斯的观点，人们为了进行市场交易，必须首先发现交易对象并且以恰当的方式告诉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愿望和方式，必须通过谈判缔结契约，必须采取措施督促契约的严格履行，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这就是市场交易成本。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E ·威廉姆逊的说法，交易成本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事前的成本，包括协议的起草，规定交易的权利和义务等所花费的成本以及可信承诺成本等；二是事后的成本，包括错误应变成本，校正事后错误时所付出的争吵成本，校正错误所需建立的某种治理结构所必须付出的建立与运转成本，以及为使承诺完全兑现所必须付出的约束成本等。阿罗则直截了当地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根据前述科斯的观点，在专业化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只要市场交易成本低于生产组织成本，无论是扩大原有企业的边界还是组织新的企业进行生产都是有利可图的，其结果必然是促成了市场交易成本的上升。最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将在市场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稳定下来。因此，市场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成本的比较是企业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这里，科斯假定了一种无技术进步的理想状态。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市场交易成本与生产组织成本及其比较因而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从企业产生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节约生产组织成本的技术创新，一种是节约社会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前者主要是指各种可以降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后者主要是指各种可以促进信息沟通和商品流转的技术创新。在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方面没有出现大的技术创新情况下，采用节约生产组织成本的技术创新可以产生两种效果：其一，现有企业由于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享有了某种比较优势，从而使产出在相当范围内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促成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由此产生一种内部化趋势；其二，如果这种技术创新为产品创新而且其市场潜力足够大的话，创新者很可能直接利用这一技术成果创办一家新企业以从事专业化生产。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是有利可图的，因而会促进企业的生产发展。在节约生产组织成本方面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的情况下，采用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的唯一结果就是：促使现有经济组织将其不同操作环节更多地交给市场来指挥，因而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产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创业高潮。特别是促成信息成本迅速降低的技术创新都会降低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使得一系列旨在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商品流通的企业组织变革更为有利可图。在同时采用节约生产组织成本的技术创新和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企业边界将保持稳定。
第二，技术创新直接促成了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内部分工的细密化和社会化，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生。从历史上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不仅自身是技术创新发展的结果，而且进行的各种技术创新又使它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派生出大量新企业。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不论是古典企业还是现代企业，其本身都是企业内部分工社会化的结果。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部门都是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居民户将其衣食住行以及部分生产行为社会化的产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技术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使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越来越多，意味着在不同生产环节上进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生产环节进行的技术创新将使该生产环节能够以较同行业其他企业更为低廉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强化了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在市场经济原则的作用下，该生产环节的生产规模将逐步扩大，生产的产品在满足本企业生产需要以外，也开始供应同行业其他企业。一旦达到某一阈值之后，该生产环节将从该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专业化厂商。这个过程既是企业内部分工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化企业产生的过程。技术创新使企业内部的最小技术不可分单位越来越多，其规模也不断发生变化，因而企业内部分工存在着随技术创新而成倍增加的趋势，专业化厂商（企业）的产生也有不断加速的趋势。事实上，斯蒂格勒的企业产生模型Ⅲ说明的就是这样一种相互作用过程（见图2）。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创新既有促进企业产生的一面，也有影响企业产生的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以及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细密化与企业内部分工的社会化而促进企业的产生；另一方面，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专业化和分工固然能够促进企业的产生，但也因为某些企业拥有更为明显的生产成本优势而强化了企业一体化，因而会对企业的产生有一种阻碍作用。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达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递增也会促成产生另外一种趋势，即市场交易内部化进程和企业生产的内部化趋势。古典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细密化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对于企业产生的促进作用，但是普遍忽略了分工以及专业化与市场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企业产生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过于发达的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引起的交易成本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生产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因而影响企业的产生。因此，从企业产生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的确是一把双刃剑，而不是必然地与企业产生成正相关。
另外，这里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产生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制度创新对于企业产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任何制度创新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直接生产成本与社会交易成本的比例，从而直接间接地对企业的产生发挥着重大影响。实际上，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创新实际上可以起到与技术创新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作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专业化生产的成本曲线弹性小于交易成本曲线的弹性，故每提高一个单位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所引起的生产费用减少小于交易成本的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产生这样一种制度创新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因为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节约的生产成本大于或等于由此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增加。
三、信息高速公路与虚拟企业
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既是一种政策，又是一项重大社会性技术创新活动，因而它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从其提出者即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宣示。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一次重大的世界范围的技术创新活动。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发达国家为此次新技术革命确定基础的一项重大战略行动。这种重要作用可从信息高速公路的技术基础中清楚地看出来。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高速信息传输与处理网络，美国称之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以强大的通信网为基础，由各种信息服务设备构成，有丰富的软件和方便的工具支持，并包含了全社会所需的所有信息的集成系统”〔5〕。 这样一种信息集成系统的基本特征有：其一，完善的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这种网络具有强大的记帐功能，足够的安全机制，足够的带宽和完善的控制机制以及具有较高可靠性的管理手段。其二，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并以整个社会为服务对象，能够向社会提供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语言、数据、图片、动画以及视频图像等多种媒体形式。其三，拥有方便的用户接口并且价格便宜，因而能为整个社会用户所接受。其四，廉价的多功能服务。除传统的电话服务外，还能够提供电视会议、文件共享、EDI、 多媒体电子邮件、信息查询、电视购物、教育与培训以及娱乐等功能，而且这种多功能服务应该是廉价的，能够为多数社会用户所接受。其五，开放的体系结构，这是由其所需设备的多样性以及其信息的社会共享性所决定的。从其技术基础来看，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其一是通信网，由主干网和拉入网组成。其中，主干网是由光纤电缆和卫星以及微波等组成的功能强大的基干信息传输网络，接入网是由光纤电缆和同轴电缆以及无线电等组成的信息分配网，主要用途是使用户的信息设备与主干网相连接。其二是信息服务设备，由两部分组成：即负责提供信息服务的超级以及大中型计算机、专用服务器和小型机、微型机以及大量并行机系统，和以接收与处理信息为主的大量用户设备， 包括各种个人计算机、 PDA（个人数字助手系统）以及智能电话、机顶盒和电视等。 其三是各种信息传输与处理软件和工具，主要是与各种信息传输与处理设备相配套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包括操作系统、网络协议和服务、用户界面以及数据管理系统等。其四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即由信息高速公路为用户提供各种方便的工具，使其能够方便地成为信息的开发者和提供者。由此可见，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不仅涉及现代材料技术和微电子计算机技术，而且涉及软件开发技术和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加工技术等。这四个部分几乎涵盖了现代高新技术的全部内容，从而为建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一项重大社会性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产生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表现出来：其一，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将会带动一大批新兴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细密化的一个结果和表现。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专门化的信息收集与处理职能从各种不同的企业或政府机构中出来，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行业。与此相适应，一些专门化的信息传输与处理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事实上，各国在这方面的巨大投资表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而行业的形成本身就是大量同质企业产生的结果。有资料表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总计需要投资4000亿美元以上，其中政府拟在今后20年内投资300 亿美元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欧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今后10年内至少需要投入1500亿埃居才能保证其顺利实施，其中欧盟《白皮书》规定欧盟1994—1999年将拨款670亿埃居用于支持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重点领域， 其余差额部分将由成员国的私人企业和公共企业分摊。英国计划在今后10年中投资380亿英镑用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1994年2月英国电信局宣布将投资100亿英镑来建立一个光纤通信网。在加拿大，由9家私营电信企业组成的斯坦托集团公司宣布，将在今后10年内投资60亿美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据该公司估计，在加拿大建成信息高速公路将需要投资200 亿美元以上，因而会相应地兴起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经济。日本的曼陀罗计划1994—1999年为期5年，计划预算规模为1万亿日元。韩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将耗资553亿美元；新加坡政府则计划用25.7 亿美元来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中国台湾计划在10年内投资100 亿美元用于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粗算起来，在今后10年内全世界将有80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其对企业产生，尤其是信息加工与传输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资料表明，1990年全球信息产业产值为1489亿美元，90年代中期突破10,000亿美元。美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是到2000年将生产率提高20—40%，增加经济效益35,000亿美元，到2007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加3210亿美元，并带动其他关键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其二，信息高速公路将使社会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潜在地具有扩大市场和促进企业产生的作用。有学者认为，“通讯成本则可以认为是运用信息机制的成本，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6〕。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便利的通讯工具，极大地促进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以及个人与政府间的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作为交易成本主要组成部分的信息搜索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使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与社会交易成本的比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或者企业可以更为方便廉价地通过市场获得所需商品的供应，因而更倾向于将与之有关的生产职能转移出去，从而促进了有关的专业化厂商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和发展，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企业产生高潮，而且这些企业无论在组织形式、组织结构以及经营动作机制方面都将与传统的企业有很大不同，世界经济将比以往更高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发达的工业生产体系和成熟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经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这一浪潮的前沿。
信息高速公路对于企业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虚拟企业这样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表现出来。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所谓虚拟企业实际上就是“为完成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等任务，而由众多的企业相互联合形成的一个合作组织形式。这些个别的企业在各自专业领域并拥有卓越的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沟通技术将它们编成一个网络，可以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完成一个企业不能承担的市场功能”〔7〕。 这种虚拟企业在功能和效果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单个企业，但在资本关系上却不具有强制各企业发生联系的权力。因此，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具有命令系统的经济组织，而是由于承担了一定功能而看起来具有某种实体性。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虚拟企业在传统的信息沟通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远距离通讯的便捷和网络的巨大信息处理能力，使企业可以根据某种要求立即执行某种任务，建立或者解除某种人事或商务关系，从而创造出新的企业形态。从技术创新与企业产生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产生，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经营机制的基础之上的：人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传统的企业组织是以大众化消费为核心的，因而忽略掉了部分人口的特殊需求。然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在特定地区内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市场逐步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而传统的企业组织又不可能满足这样一种多样化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组织虚拟企业而将一些企业的特殊生产环节或者职能逐步分化出来，以适应这种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所谓降低企业内部的自制率，所谓建立分支企业，实际上都是在信息技术改变了企业直接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比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在日本，虚拟公司已经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通讯以及多媒体等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在美国，目前出现的虚拟组织并不仅仅限于企业，还有其他经济组织形式，如虚拟银行、虚拟商场、虚拟医院，等等。有资料表明，美国已经有100 家大银行通过银行向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计划到1997年全国有60%的银行将通过交互式电视网络、计算机和自动出纳机提供服务，而大量的传统银行支行和营业部将变成虚拟银行。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商务印书馆，第16—17页。
〔2〕〔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三联书店1994年版。
〔3〕琼·罗宾逊夫人语。
〔4〕O·E·威廉姆逊：《企业的性质》，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前言。
〔5〕李正男主编：《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 年版，第40页。
〔6〕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1页。
〔7〕孙明贵：《日本企业管理新策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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