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求解中国经济——首次“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首次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宏观经济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举办过多次研讨会，重要的如80年代的“巴山轮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莫干山体改研讨会”，90年代的“京城大厦中国企业债务国际研讨会”。但是，把经济讨论搬到网上，让经济学家由此彻底走向民间，这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
为保证研讨会的成功，主办者专门邀请到了樊纲、邱晓华、张曙光、易纲、宋国青、茅于轼、任若恩、李晓西、王建、胡鞍钢、谢平、刘鹤、贾康、曹远征、米建国、李善同、石小敏、温铁军等近20位具有代表性，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们“到会”，让这些专家成为“斑竹”（版主），提供最新思想原料，回答读者问题，直面国内外同行“论战”。强大的专家阵容是本次研讨会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
有关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主办者已经请研究人员从“中国经济是否到了拐点”、“宏观经济政策启动经济中改革与宏观政策的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波动”、“农村问题与中国宏观经济”等五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综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参看(www.home-way.com)。下面主要就本文谈及的争论的三大方面加以介绍。
一、关于“拐点”
在本次讨论中，明确提出“拐点”出现，并对“拐点”含意作了清晰界定的是张曙光教授。在张曙光看来，“拐点”不同于“亮点”，所谓“亮点”是指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指标，如消费、投资、净出口等等出现局部和暂时的积极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足以根本改变宏观经济的总体走势；而“拐点”则是经济总量指标（尤其是GDP）变化趋势发生了转折。根据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种种迹象，张曙光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经过库存调整、价格调整和生产调整，开始走过周期运行的拐点。”首先，今年初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高于去年的7.15。其次，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近三年同期最高的。第三，从相邻季度的环比看，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1998年和1999年都是下降的，只有今年是上升的。另外，支持“拐点”形成的还有诸多亮点：交通、能源、电力等先行部门的增长加快，供给增加，消费（主要是城市消费）已经明显启动，工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额、对外贸易增长率都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狭义货币的增长率连续8个月超过广义货币，企业和居民交易活跃，等等。
接近于张曙光观点的是易纲教授，他对通货紧缩向后看的结果是，“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预计，到2000年底，我国CPI同比增长为0.8%，RPI同比增长为-1%，我国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减小。以CPI衡量，我国年底就能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
大多数人同意经济出现了回升，但对于“拐点”已经出现的说法支持的人却并不太多，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高高举起的是“经济学家的两只手（经济学家经常说“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故被戏称为“经济学家有两只手”——作者注），典型者有宋国青教授（“60%好转，40%变坏”）、邱晓华先生（“许多迹象表明，2000年将是一个重要转机年，中国经济有可能结束连续几年增速下滑的局面，转为稳中略升的新态势。”但是，“没有积极的宏观政策，就不会有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稳定回升。”）
有些经济学家“把手藏起来”，但实际上还是两只手。如李晓西先生。他提出了“拐点区间化”或拐点“平台化”的新概念，其实质偏向在笔者看来仍然是不太相信有真正“拐点”出现（“经济回升不明显，形成平步推移微升的局面。”），从而接近于宋国青提出的经济有可能“长期低迷”的看法。
比较鲜明地持相反的判断，即不仅认为没有什么拐点出现，而且判断经济还有可能下滑的人是任若恩和王建。任若恩认为目前的增长只是数据的随机波动，根本看不到经济有实质性的改善，“如果总需求不足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本质的改变，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价格指数出现正值，也会是暂时的，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很大。”他警告，“非常可能2000年还会重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的趋势。”王建则认为，宏观经济走出低谷尚待时日，经济走势有可能是“N”型而不是“V”形。
关于“拐点”的种种争论究竟有无价值？有趣的是，网民“王波”直言批评了经济学家们的拐点之争，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对经济环境作实质性研究，拿出可执行的方案交给决策部门，从而把研究转化为行动，“这比拐点之争更来得实在。”
比这更为有趣的是，宋国青教授在回应“特约读者”说他有两只手的评论时，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方案，即就未来经济变化趋势“打赌”的提议。也就是说，谁要认为“拐点”出现，可以“做多”，否则可以“做空”。具体说来是这样，大家以今年第3季度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率来打赌，如果有人说，这个增长率将达到9.0%或者更高，那么宋国青教授愿意以5000元人民币和他打赌；如果有人说这个增长率会达到9.5%或者更高，那么他赌1万元，10.0%及以上赌2万，10.5%及以上赌3万，11.0%及以上赌5万，11.5%及以上赌10万，如果到12.0%以上时，则宋国青愿意“考虑抵押财产来赌。”这不是非常有趣吗？科学哲学家波普说，证伪是经济学吃不下去的一剂苦药，但宋教授现在却提出大家一块来吃这一剂苦药，这对于防范经济学家们人云亦云，或者不负责任的说一气也许真是个好主意。经济学家们如果真的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不妨与宋教授打一回赌。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并不是经济学家们的专利。网民们也纷纷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恰恰是本次讨论非常精彩的一方面。那么，网民是如何看待未来经济形势的呢？网上调查可能最有代表性了。网上调查的结果表明“多空”搏击确实非常激烈，如在大家最关心的通货紧缩的趋势这一问题上，认为“通货紧缩即将结束”的人与否定“通货紧缩即将结束”的人比例旗鼓相当，40%对40%。而对于“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出低谷的问题”，答“是”的人占调查总数的40%，答“否”的人为32%，与此同时回答“不确定”的人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28%”。这表明对于经济形势的走向不仅经济学家们争执不休，大部分的老百姓同样是心中无数。
二、关于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之争在于两大问题。一是宏观政策究竟有用没用，或者说其正负效应各有那些，何者为主。二是宏观政策与体制改革是什么关系。对于前者，正如樊纲的总结，是“不少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也有人指出了它的问题”。对于后者，“不少人认为经济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有的人还是认为宏观扩张政策无所谓，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是主要问题，改革与调整是最重要的。”
茅于轼尖锐地批评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指出：“光靠扩大开支，向老百姓借钱，将来怎么办？……大部分项目很可能要赔钱，到时候又再借老百姓的钱来还老百姓的钱，无非是把困难往后推，使得将来的困难甚至比现在还大。我觉得这种扩张性的政策不能再用了。”宋国青教授则委婉地指出：“现在凯恩斯的理论在中国很流行，压倒了其他的声音，其中隐含着一种危险。”但樊纲教授对批评宏观政策的声音颇不以为然。他相信，“财政政策永远只是短期的应对措施，但毕竟在短期起点作用。”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存在最优选择的次优选择。对于反对财政政策的意见，樊纲尖锐地提出反批评：“中国经济不能不改革，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不增长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学家如果可以不顾经济增长，那么就可以不要经济学了。”
网民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的参与似乎更加活跃。同意樊纲的网民不乏其人。例如，网民“小王”就认为“樊教授说的对，完全同意”，网民“深圳股市大户”则由衷地赞叹樊纲教授及其观点：“我很佩服樊幻象教授。我认为他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当不错的政治家。真的！！！不过，耐心“听”全部网民发言，就会发现还是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响亮得多，关键之处则是不相信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认为有财政政策存在着“挤出效应”。例如，网民“javacai”认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转暖的确不容盲目乐观。这其中有多少是结构调整的成功，又有多少是政府财政刺激的短期利好值得考虑。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所欠下的债总有一天是要老百姓用税来还的。政府为了度过眼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采取这种轻率的政策，可得一时民心，却终究是饮鸠止渴。”
参与讨论的专家，国家信息中心刘鹤先生虽然不否定财政政策，但明确指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政策的重点，应转向微观政策的‘自由化’研究。”微观政策的自由化是个很有新意的提法，其蕴含值得进一步挖掘，但竟出于宏观经济的讨论中，再一次说明了中国的宏观政策讨论很难离开微观基础。而贾康研究员，坦率地表明了他不信任财政政策的态度，他认为财政政策只能治标，而“关键的问题在‘标本兼治’的操作过程中把握‘治本为上’的要领”，实质性地缓解来自深层体制、结构、机制矛盾的制约因素，以求中长期的大发展。”把握不好，则可能“事倍功半”。另据他透露，他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在考虑名义国债规模之外，特别要注重我国实际债务规模的全貌和分析，进而可知中国可用债务空间远没有名义指标所表现的那么大，因此需要非常珍惜。
那么对于国债投资究竟应该“珍惜到什么地步”？财政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对于这一问题，肯定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即使象茅于轼这样非常警惕财政政策负面性的学者但在考虑到“除了凯恩斯的扩张性的政策，确实没有可以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所以还是认为“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同意扩张性的政策”。
网上调查与专家意见大体相仿，在网上所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你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问获得的肯定答复最多，高达“63%”而明确反对继续这实施财政政策的人只有7%，其余30%系不确定意见。
体改与宏观政策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在讨论宏观问题时候应该尽量避免谈论体改主题，或者应将不同的话题分开讨论。樊纲的看法是，一是体改与宏观政策属于不同范畴，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煮浆糊”；二是体改造成了经济的“紧缩效应”，体改不仅不能解决短期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对于樊纲的第一个观点，没有明确的反对声音，但在讨论会结束之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专门撰文提出批评，认为在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无法得出讨论宏观问题不能考虑“长期问题”的结论。对于第二个观点，张曙光、刘鹤等不少人有明确的不同意见。张曙光表示：“我认为体制改革既有紧缩效应，也有扩张效应，这种效应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关键是如何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启用那些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措施……”并提出不同于樊纲教授的对策建议。刘鹤同时谈到：“樊纲先生提出的改革紧缩效应问题，我认为应视情而定，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刘鹤对体改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有一段很好的概括：“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关系如何看，两者不是矛盾体，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用改革了的市场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以及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使市场微观主体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许这段话可以概括大多数人的意见。
三、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实现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更长远的未来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不能靠宏观政策的刺激，而要靠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就象石小敏所概括的：“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是变革潮流所依时空背景中的几个最重要的幅射源。”
刘鹤明确地指出：宏观政策已尽力而为，但宏观政策就是宏观政策，它不可能替代其它政策。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久增长，必须在微观改革政策上有进一步的突破。胡鞍钢先生提出：“我认为，从1980年前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实现了持续20年的高增长，今后还会继续高增长，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是方向性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经济是不是高增长，而在于实现什么样的高增长。为此，我提出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从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二是从低质量高增长转向高质量高增长；三是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四是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五是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邱晓华同意“当前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的”观点，赞同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还有赖于改革的深化、结构的优化，依赖于各方面的积极工作。”
学者们对于依靠开放来促进改革，进而保证长期、持续的增长寄予厚望。刘鹤认为，WTO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如果没有WTO的加入，再好的增长思路，可能因为缺乏动力而行不通。石小敏全面分析了加入WTO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怕是有点幸运，她的整个经济，无论是体制转型、结构调整，还是阶段嬗递、台阶攀升，这一切变化的‘拐点’、‘临界点’，似乎都与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同起步来。真正转过去会是什么样？怎样把握和预测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势？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学会和引入一种视野更宽、关注更广的战略思考。”面临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清除各种要素流动、组合方面的软（法律、政策、管理、服务）硬（交通、通讯等）件方面的‘瓶颈’，真正促进国内外、东西部的经济大循环，是‘十五规划’期间的首要的艰巨的任务，也是较快地克服和缓解国内宏、微观经济，以及社会政治上诸多困难、压力的最重要的途径。”除此之外，他还主张，要“坚决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变行政性垄断为寡头竞争或多元竞争，建立和试办跨行政区划的巡回经济法庭及行业性仲裁组织，扶持和依靠各种中介组织与广泛的新闻、舆论监督来整刷和重建经济生活中个人及各类法人的资信基础，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统一及透明化，坚决实施国民待遇，各类内、外企业一律平等，等等，是促成大市场兴盛的主要方法。”石小敏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民营经济是新阶段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还新颖地提出“民生+民权”将是社会基层自治与经济民主化建设的新阶段。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曹远征分析了“宏观经济走势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关系，指出“资本市场将是宏观经济走势寒暖所系……在宏观层面来看，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以后宏观经济不仅可以通过信贷市场来调节经济，而且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调节，从而更为灵活和有效。”他的话题和意见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呼应，网民杨凯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是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原因之一，中国投票市场在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上的发展将为民间资本替代国家资本进入并控制企业提供可靠渠道；原因之二，股本融资的畅通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原因之三，健全的股票资本市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有效的企业间兼并收购市场的形成。基于以上论据，他认为“曹先生的观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广泛讨论”。然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发展，也有许多人表示了担心。网民“shen”指出：“经济体制中确实存在问题，但企业也存在问题。上市公司能让人放心的、优秀的不多，在经营、管理、监督、领导的选派等方面，各个部门都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经过了连续几年的增长下滑，经济学家们似乎再次发现，农民收入不提高，农民消费不振是根本，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们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张曙光先生指出：“目前的经济运行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比较困难；二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尚未启动；三是失业问题依然严重。这是阻碍经济回升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所在。”显然，农民问题已隐然成为众多矛盾的焦点，成为制约今后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中的头号问题。
王建从乡镇企业的角度对农村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乡镇企业的增长，而过去20年中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两方面，一是改革以来国家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给适合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拓宽了空间。二是“亚洲四小”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资金技术和市场，给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部需求。根据统计，20年中，乡镇企业的年增长率高达30%，而出口增长率高达60%，出口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大大高于全国平均的20%。然而，时过境迁，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目前的情况是，“我国人口的70%以上至今还生活在农村，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中仍然蕴含着极大的高速动力。目前中的主要矛盾是二次产业的庞大供给能力与一次产业中庞大的低收入人口并存……由此形成需求与供给之间循环链条的断裂，是形成我国低水平供给过剩现象的根本原因。”
集中论述经济增长与农村（农民）问题是温铁军先生。他关于农业发展与农村问题的“贴子”上传后，引起了几乎称得上是“轰动性”的反响。
温铁军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就业问题，而不再是以往的“土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也就是说，必须靠其他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它。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网民的赞赏不仅来自于理性，似乎还来自炽热的感性，不过这至少告诉学者们，不要忽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例如，网民“gezhb”就说：“非常高兴看到有学者如此关注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首先是出于对作者在农业这一名利预期不高的领域的付出。其次，我非常同意作者“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一观点。”而网民“王治国”说：“农民的事，真的是大事，不好好处理会出大乱子，如入关受冲击最大的农产品，可是真的没有人为农民想想，你们能为农民呼吁以下，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代替可能永不能看到你们的文章的农民，XIEXIE你们了。”
2000年上半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起过5亿，“整、半劳动力”过剩已经超过3亿。温铁军认为，政府需要明确强调以促进就业为所有国策中的“重中之重”，抓紧研究就业促进法。从近期决策的问题看，在国家十五规划中，一方面应该以政策优惠促进农村小城镇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推进农村过剩人口进入城镇；另一方面重视乡镇企业对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特殊作用，加快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投融资体质改革。同时，还要打破部门垄断推进政治改革，为促进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概括经济学家们和网民的讨论，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比方。中国经济就象一辆车，由于某些因素的作用，现在这辆车陷入了泥潭，连轮胎都瘪了，因此有必要由政府出力推一把。但在车启动后，它能跑多快，却主要取决于车本身的质量好坏，因为一辆坏车无论如何打气加油，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出赛车的速度的，因此这时对车作修理可能就非常重要。也许以上就是短期与长期关系、旨在反周期的宏观政策与旨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体改政策的关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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