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与差异：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路径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差异论文,哲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4-0005-07
一、出场与差异：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的主题
“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深刻地指向一个重大问题：作为本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因时代、空间和读者主体等“场位”(出场者的置身性)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或者说，差异性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出场逻辑的必然选择？
回答是肯定的。阐明思想出场的差异性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颠覆一切形而上学、创立新世界观的根本特征之一。旧形而上学总是期望自己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现实成为“先验在场、永恒在场”，成为超历史、跨越空间差异、普世的永恒和绝对真理。这一思想侵入马克思主义内部，就演变为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实现简单跨国平移的僵化教条。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彻底颠覆形而上学这一在场观，宣布“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P146)把“时代思想”僵化为“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这是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根本幻想。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度阐释思想出场对于历史语境的依赖性原理：“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284)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其应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历史的和空间的条件为转移。列宁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P143)，提出符合实际的战略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倡导“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胡锦涛反复强调时代实践、历史语境变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然性的论述等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产物。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旨在将“与时俱进的逻辑”提升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范式，更准确地反思“新全球化时代”语境的变化，科学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出场路径，更自觉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差异性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闪耀出场是人类历史的选择。但是出场并不等于在场。“出”是摆脱某种遮蔽状态而进入显现空间的行动；“场”并不简单是一般舞台或场域，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总是让新的出场者取代原先的在场者，总是形成在场者的某种差异。“出场的差异”或“差异的出场”成为出场学辩证法的核心环节。正因为有出场的差异性，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度和发展度。科学阐释出场的差异性需要颠覆以往“在场形而上学”的唯心悖谬，把思想出场的差异性根源归结为现实历史运动本身。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颠覆了一切旧哲学把思想的在场宣布为唯一在场的教条，彻底消解了思想在场的唯一性、自足性。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颠覆崇尚先验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在场观，变革了一切先验在场的把握方式。一旦超越思想的在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历史”才真正耀现于地平线上。从一切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历史出发，来阐释思想出场的现实语境，从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精神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必须追问思想出场的历史根源，将思想出场的考察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这就是出场学遵循的第一原则。
深度考察思想出场对于历史语境的根本依赖性，就是要打破思想在场所谓永恒性和绝对性的虚假偶像。必须深度研究历史场域何以产生某种思想，让某种思想出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P74)“思想”出场不过是“物质”出场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是根本依赖于“物质”而出场的意识形态。我们不仅不能一劳永逸地宣布某种思想的绝对在场和永恒在场，不能宣布某种思想、文本、理论的唯一性和自足性，而且我们需要深度考察思想、文本、理论赖以产生的背后的历史语境。只有从这一历史语境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思想出场，甚至思想颠倒出场的根据。
研究出场的差异性需要新的概念支撑。“场位”是出场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指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置身性，即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时代的或空间的舞台位置上在场。场位不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差异，即每一次“安身立命”的场所差别，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永远是独特语境、独特问题、独特使命。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断变化的场所中重新出场才能秉持在场。自《共产党宣言》宣告马克思主义“幽灵”出场的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因时代和民族差异而不断出场。其次，“场位”是一种思想赖以出场的时空关系体系，发生着“主体—客体”、“主体—主体”的交往结构。场位也意味着出场者的独特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安身”即“进入场位”的过程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嵌入式软件”，而是与在变革时代、改变周围感性世界活动中发生交往实践的有机整合过程。场位标志着出场者的立场，标志着出场者的方位，而“安身”就是出场者创造条件、主动到位(进入场位)的历史行动。历史显现在场，历史也产生思想，因为历史需要思想。马克思深度阐释历史、阐释历史语境中的“物”，对之做辩证的批判分析，把物的关系还原为人的关系，当作历史地生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历史及其物——无论是何种生产方式还是产物本身，都不是天然永恒的在场，而是不断生成的历史产物。所谓“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的科学”之“历史”本义，恰好就在于它不承认任何在场(哪怕是某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先天性和永恒性，从来不存在脱离人们的劳动、生产、实践而先在的所谓周围感性世界、历史。马克思强调历史在实践、生产、交往中的生成性、变动性和构境性。历史从来就是在人类的各种生产(人口、物质、社会关系、精神和语音符号等等)中不断被构造的，思想出场的场位因此也是在交往实践中构成的。历史场域与出场者的行动变革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马克思之所以找到通向现实的历史道路，关键在于将人理解为“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在场、历史和周围感性世界，把历史看做是人们的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产物，这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意义。
思想出场的“场位性”表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和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重要原则。“场位性”同样表明：差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的必然逻辑。随着思想出场的现实语境和出场路径的不断变化，思想的出场形态必然发生相应改变。
思想出场对于出场语境的深度依赖性而造就差异性，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这成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本真意义的出场学视域的两大基本原则。
二、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
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首先基于时代本身的挑战。苏东剧变，使《共产党宣言》中出场的思想“幽灵”又重新退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20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世界又在重新召唤甚至“热捧”马克思的“幽灵”出场。“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幽灵学逻辑”追问一个重大问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与时代脱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化？
“时代化”无非是表明时代造就了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种场位变化和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出场始终属于一定的时代、始终居于一定的“时代场位”中。科学判定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场位性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在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三重相互作用中加以深度考察，把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历史语境向当代语境的转换线索厘清，然后才能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出场的差异逻辑。
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语境是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对这一资本全球化的本性、特征和规律性过程的批判地反思，造就马克思，使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具有历史的辩证的双重视域：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必然，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它“曾经是非常革命的”，除非是使一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断变革，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资本具有不断创新、推动历史的冲动；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一出场就背负着不可调和的对抗和矛盾，造就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为自己退场不断创造条件。马克思出场于资本现代性时代的开端。与马克思的批判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相比，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场位置身于批判地面对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具有五大差异：第一，全球生产方式的差异，从当年的工业资本主导转向知识资本主导；第二，全球统治结构的转变，从“工业资本—农耕文明”两元模式转向“知识资本—工业文明”；第三，全球内在张力结构的变化，从一体化走向“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第四，全球控制方式的变化，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加武力转向偏重技术、知识、人才、文化的控制；第五，全球文化的转变，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
新全球化时代向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第一，知识资本主导现象对生产方式和资本理论的挑战。新科技革命正在造就新的生产方式。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批判依然是科学的。另一方面，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不断创新成为资本的本性。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空间资本等等，资本在一个又一个旧躯壳中遭遇危机，然而又不断在危机中创新形态、暂时摆脱危机。危机与繁荣，迫使资本将一切可能的存在资本化。第二，知识资本控制全球的路线图就是危机扩散图，全球资本的高度联合与全球工人阶级的分裂形成鲜明对比，“中心—边缘”两元分裂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分裂之中，面临各自的问题和挑战。第三，重写现代性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各个时代节点中穿梭来回，时代场位的差异使马克思主义也不断被撕成时代碎片：传统(前现代)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侵蚀，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凸显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变成狭长的理论谱系。第四，社会结构的重新分化的挑战。资本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分领域的崛起，与传统大工业关联的传统无产阶级的衰弱和新的知识工人阶级的兴起，新社会阶层的不断涌现，使社会结构重新复杂化。第五，社会形态划分方式变化的挑战。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必须做重新反思。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做重新选择。
在独特的“时代场位”上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打上时代烙印。历史性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根本属性，也是区别于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而是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行动指南。在时代变化的各个重大节点上，马克思主义总是面临“时代间距”、“时代差异”的选择，今日马克思主义，应当在新全球化时代成为反思的问题学。
一切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初思想、文本的理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场位性”和“历史间距性”。把原初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宣布为超越历史的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教条，就是这一观念的根本弊端。他们不是将具有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运用来分析各个时代变化了的实际，根据变化的时代场位创新理论、重新出场，而是将一切原初结论封冻而僵化，脱离原先的历史语境而跨时照搬，变成没有场位、没有历史间距、没有历史之维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教条的结果在宣布马克思主义重新变成“无人身的理性”、“永恒在场”形而上学之余，就把马克思主义永远地留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而与时代场位脱节。“脱节的时代”表明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脱节”性。一种极端教条的观点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哲学革命，那么，人类认识就应当宣布终结；马克思之后，世界哲学再也不可能沿着哲学革命继续前行，不可能再续生命历程，而只是衰落和死亡。前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理解模式因此成为这一理解的标本，它用非历史的教科书方法去构造所谓一成不变、永恒在场的“标准原理”，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为了打破这一非历史的僵化模式，学界倡导“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做历史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但是这一研究并不旨在构造一个“原版的马克思”、“原版列宁”来替代原理教条，而仅仅是历史地理解的一个前提。根据出场学，虽然我们的理解永远需要接续原初语境，但是时代依然造就我们的读者主体，时代和历史的间距使创新发展得以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出场是时代的，因为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中、面对一定的时代问题、具有一定的时代条件、选择一定的时代路径；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创立新世界观之初到不断发展成熟，曾经历着许多变化；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经过了时代转换，两端具有时代的间距和差异。理论差异是时代间距的表现形式。
与上相反，“后马克思主义”则借口时代间距性而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原先基本理论的时代价值，承接所谓“马克思立场”和“马克思问题”而彻底抛弃马克思理论观点和方法，用所谓后现代的解构(德里达、拉克劳、墨菲)方法去重写马克思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差异性变成了根本的断裂性。因此，出场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差异性决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断裂，而是在本质立场、基本理论和方法统一基础上的差别。差异表明创新，是在坚持本质同一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地创新。出场学就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差异化出场的逻辑。
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的变换；从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主题的转换中不断选择新的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选择成为适应当代主题的出场形态——发展哲学。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这一时代主题即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表明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场位的重新确定和出场形态的时代重写。
三、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
“中国化”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空间场位性。这一场位性隐喻着五大问题：第一，原初语境“仅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语境的转换中是否必然出现空间差异？如何理解“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第二，“中国化”实践路径需要首先聚焦中国问题，然而是否更需要有秉持中国立场、具有中国视域和中国特色？第三，“中国化”不仅需要有实践路径，更需要文化路径，而文化路径是否等同于“儒学化”？第四，“中国化”是否排斥“世界眼光”？如何认识“全球化”与“本土化”场位的关系？第五，如何合理地看待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关系？
不可否认，在西欧语境中原初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言说中遭遇差异性挑战。“洋八股”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适性”与同质性，否认言说空间场域的差异性。不顾国情、简单将别国经验照抄照搬，将理论结论简单跨界平移，曾经成为威胁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大祸害。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出场是以西欧为中心场域的思想产物。在为《共产党宣言》以数十种文字再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告诫读者：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以当地的空间条件为转移。每一次再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出场的话语行动。空间的差异性原则几乎成为他们阐释思想出场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晚年也非常自省地认识到：不能把他“仅限于西欧”的结论不加限制地泛化为“一般历史哲学”即先天自在的“普世真理”。承认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空间场位差异，也成为列宁和毛泽东创造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践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所以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因为它科学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三重困境。一是康德式的认识论困境：作为一种真理性的认识，究竟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的文本，还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实践？二是解释学困境：真理性解读标准究竟是文本中心论，或是读者中心论？三是出场学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出场是否有空间的场位差异？
坚持“认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基础有根本的依赖性”这一立场，就超越了文本传播与本土实践二元分裂的认识论困境。虽然思想传播源于文本，但是它终究是西欧历史实践的产物，普适性恰好在于需要本土实践为之做最终辩护和检验。从解释学来说，真理标准只能是本土实践。读者因为是从事革命实践的主体大众，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解释的最终标准。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与中国出场之间具有空间的场位间距性——差异性是出场辩证法的必然行动。
“中国化”出场需要聚焦真正的中国问题。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之“矢”要射中国之“的”，而不是西方问题的照搬，更不是虚构的伪问题。中国问题必须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主要困境和人民大众翻身解放、发展幸福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依此成为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为了科学解答这一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才产生、出场了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设理论、改革理论和发展理论，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但是，仅仅有中国化的问题并不能保证理论的中国化。西方“中国学”也有所谓大量的中国问题研究。但是，由于立场和视域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坚守“中国立场”，坚持理论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本土经验和实际出发，才能真正解答中国问题，形成中国话语和中国特色的理论。
中国化不仅需要实践路径，更需要文化路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前理解的支撑，这就是儒释道中关于“大同社会”和“普度众生”的思想。五千年文化传统构成的丰厚思想场位为导入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者的视域融合也势在必行。需要深化研究的是这一思想渊源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有西方三大理论来源，更有中国的思想渊源。从中国优秀思想传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从空想到科学实践的转换。然而，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儒学化”、“道学化”、“佛学化”，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空想和科学的区别、思想体系的区别。因此，需要批判性对话，需要为不断榨取营养而实现的改造行动。两者的文化一致性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以成长和发展的文化条件。在这一意义上，越是存在发达的空想理论，越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之对话的语境中汲取有益成分而得到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情景下，建设多元文化的统一战线，实现“双百方针”，恰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有效的文化路径。
中国化不仅需要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更要考察全球结构的世界眼光。因为，在资本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差异的问题恰好是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产物；不了解资本全球化，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东西方的分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全球“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表明：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财富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空间结构，然而两极景观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场域，它们各自有大量不同的存在表象，有相互差异的本土问题，因而构成了相互差异的问题域。与此对应，对资本全球化同一本质加以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场域中的出场，需要回答不同的本土问题，也因此需要形成空间差异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
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在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差异化空间场域中出场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构成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天然前提。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种种弊端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理论批评。对当代资本主义最前沿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使“异化批判”(卢卡奇)、“文化霸权批判”(葛兰西)、“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德里克)、“消费社会批判”(鲍德里亚)、“空间生产资本化批判”(列菲伏尔)、“交往异化批判”(哈贝马斯)、“空间资本的逻辑批判”(哈维)、“景观社会批判”等等，虽然针对的对象本质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但是这一对象的空间场域表象、场域问题却大相径庭。后发展国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与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对之批判虽然基于同一思想原则，但是本土立场差异、问题差异、前线差异、视域差异，导致理论旨趣与出场形态的迥异。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些差异而互相指责，不自觉地成为资本全球化实现全球分裂的思想表现；也不能因为针对同一个资本全球化而忽略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在思想上，我们依然面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重任。
四、大众化：回归主体本真立场和话语方式的行动纲领
大众化首先是涉及出场者的价值皈依和立场选择。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场位”不仅指一个时空场所，更指一个主体归属的立场。以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价值悬隔和价值无涉的；相反，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大众化首先不是一个话语形式或理论风格问题，而是一个理论立场问题。
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主义立场选择就具有根本的指向。在任何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越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他们求解放、谋幸福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真正服务人民，就才越具有出场的历史价值；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这一群众基础，不关注民生，不为民谋幸福，那么，即便理论出场的形态如何打扮得堂皇华丽，然而它的生命力却就此已经完结。因此，在任何时候，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重大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决不能缺场；越是人民提出的尖锐问题，越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当然出场的空间，越不能成为理论逃避的“空场”。马克思主义如果回避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躲避中心话题，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自我放逐”或“边缘化”，丧失真正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直至退场。今天，不仅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而且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空间生产、社会建设等也已经成为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准确和创新的解答。
大众是建设中国、发展中国的主体，也因此是创造、实践和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大众话语是他们存在的样式，他们怎样实践和表达，他们就怎样存在。语言就是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在行动中言说，在言说中行动，在言说和行动的互动中就在创造着日用日新的马克思主义。鲜活、生动和丰富的大众话语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播大众版的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面对思想文化的多元语境。倡导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前提下的文化统一战线，需要让所有富有价值、合法的思想出场，在双百方针旗帜下尊重差异和包容多元，同时在积极对话中榨取合理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因此，马克思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逻辑就包括了从“博采众长、化多为一”和“以一化多、积极引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