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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富翁回乡当村官了——山西河津市一位做生意发了财的亿万富翁张高升，日前决定回故乡樊家庄当村委会主任。张高升出手是很大方的，他承诺要投资办学，建有线电视，为村民承担部分电费等，还有一点格外意味深长，“九名村干部的工资由他来发”。（2月21日《北京晨报》）
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用的是欢呼雀跃的语气：“有这样的人当村官，是全村人的福气。”不过，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在用金钱来对政治权力进行赎买。对村民们来说，接受这样一种约定，等于是在卖身契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对张高升来说，只要他愿意，他就很可能在当地成为奴役性的社会控制力量。
这样的判断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富翁挟经济力量获得政治权力，他的权力几乎无须向任何人负责。我们不难想见，一旦当他个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在经济上、政治上已经依附于他的村民会服从谁，忠于谁？一旦他个人的利益和村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工资由他来发”的村干部又会服从谁，忠于谁？
更可怕的是，当这一切成为可能，那么当地的社会控制机制也会因此而发生畸变，即由个人直接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国家”的现代模式，退化为由“庄主”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庄主—国家”的前现代模式。这一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次文化的退潮，都将加剧社会的无序化，因为这意味着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土围子”将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的重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将因此而受到阻碍。
令人忧心的是，对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是社会还是相关的党政机构，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警惕。可以预期的是，“土围子”大量出现之时，也就是国家法治的力量在农村消解之日。国家再要动员社会来实现那些和“庄主”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目标，将会困难重重，而处于对“庄主”人身依附状态的农民，也将很难再依靠国家权威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富翁回馈故乡。捐款是可以的，造福乡梓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所有这些举措都不应该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都不能以获取政治权力为前提，农民和农村政权在接受捐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决不能轻易地将其“贱卖”。至于以个人的名义给村干部发工资这种行为，由于牵涉到村干部的效忠对象问题，更是应该将其视作一种贿赂行为而予以绝对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