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国民党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受到持续关注，研究成果层出叠现，留下的“故事”(story)与“迷思”(myth)既多也极具吸引力的历史话题，过去80余年国共两党的恩怨，大抵皆发端于被后人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一事件。在两党关系史上，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这一被戴季陶喻为“孙悟空对付牛魔王”的独特“合作”方式，尤其引发研究者兴趣。经过众多学者辛勤的史料搜集和富于创造性的劳作，应该承认，至少在史实重建及对基本历史现象解读的层面，已取得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读者看到的文论大多偏重政治学的诠释，殊少注意文化涵义的挖掘，对本质上属于“文化”现象的“身份认同”(identify)问题，更是基本没有涉及。从逻辑上分析，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榜独立的“政党”，其党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加入他党，同时又保留原先的党籍，成为“跨党”党员，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因为“认同”不是单纯的身份归属界定，而是“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进而直接“塑造群体成员大部分的行为模式”。①就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而言，部分党员同时隶籍两党，亦不免身份认同问题的发生。症结在于，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究竟何在？在这个问题上，部分共产党人面临认同困境，党内亦因此形成对于认同危机的警觉，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对原先视为“异党”而现在组织隶属关系上却应属“本党”的国民党的立场与态度。作为对应一方，国民党对其“新党员”的归属判断也因左、右两派意见分歧，莫衷一是，部分国民党人也因身份认同而深感困惑，使问题更加纠结复杂。质言之，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包含逻辑矛盾的“党内合作”政治决策，国共两党在自我认同及被认同两方面均发生困难，国民党“右派”及“中派”坚持视中共为“异己”，必欲排斥或改造，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遂成为国共关系史上解不开的死结，矛盾冲突大量衍生。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发生的复杂党际纠葛，一度“容共”的国民党最终走向“清党”、“分共”，以及中共提出“退党”，已有众多学者从政治利益冲突尤其是从国民党“右派”对革命事业背叛的角度做了富有价值的探讨，本文详其所略，选择“身份认同”视角，寻求有别于既有研究的观察与认知。
一、人己界别意识与“党内合作”指令
国共两党本是有着不同历史、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社会基础的“政党”，缺乏合作的政治基础。促使两党暂时走到一起的因素极为复杂，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革命所需固属重要原因，但国外因素特别是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干预才是决定性的。国民党因选择英美路线未得到所欲联络国家的响应，实用主义地走上“联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未将中共视为需要认真对待，更不认为两党可以在政治上对等交往的国民党，出于争取苏俄经济及军事援助之需，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其党的附加条件。中共最初也无意加入国民党，仅主张“党外合作”，搞联合战线，因加入国民党将面临“异化”的危险。限于力量弱小及组织约束，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命令。所谓“联共”与“容共”的不同表达，以及中共对加入国民党不是以“党团”而是以“个人资格”这一加入方式的强调，反映了国共双方在谋求“合作”之初的力量比对、身份认同及由此形成的人己界别意识。
从政治实力和影响上看，被史家表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件在双边关系上都不能说是真正对等的，“容共”才是符合两党最初身份地位的准确概念表达。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尽管遭遇挫折，却仍然具有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巨大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富影响的领袖。由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即便是在1922年8月败走上海的不利形势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人物。美国驻上海领事坎宁安说：“在南方受到排斥以后，他已经变成比南方共和国首领甚至更加伟大的全国性人物。一大批北方卓越的、知名的军政官员都在寻找他的支持。”代总统黎元洪曾派代表邀请孙去北京，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也先后拜访了他。《纽约时报》所载美联社报道称：“孙中山已成为在上海召开的一系列的小团体会议的中心和拱心石。他的公馆也已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举行以政治为主菜的无数次午宴的场所。”②
相比之下，成立之初的中共殊少可以凭借的资本。1922年，当国共两党接触之初，中共全体党员数量不过数十。截至1923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不足250人，除了务虚性地开展宣传之外，没有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社会影响。③当时身在广东、已经开始“对马氏(马克思)发生信仰”的彭湃引为“最憾”之事，就是缺少“同志”，以至“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并哀叹“哎！同志在哪里”。④1923年6月，当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由于吴佩孚对铁路工会的镇压，共产党的影响严重削弱，陷入组织混乱，以至共产党是否能继续存在也成为问题。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他从不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他称呼中共时总是谨慎地用“那个小团体”或“这个小的组织”的说法。按照他的逻辑，他只是把那些自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集合在真正的政党——国民党的旗帜下，希望以后能够建立中国共产党。⑤另据罗方中回忆，1924年他读到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甚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因此，很快就邀集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⑥可见，由于力量及影响的差异，至少在北京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国民党比共产党具有更大的政治吸引力。
历史经验与现实地位决定了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不对等。国民党之所以愿意“屈尊”与共产党“合作”，除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因素之外，与其扩充党势的迫切需求有关。孙中山鉴于此前屡屡失败的教训，急于扩充党员队伍。1923年秋，他曾要求党员在一年之内，每人介绍10人入党，以后“以十传百，以百传千，推广到全国，那就是全国的人心完全被本党所感化。到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⑦一年后又提高标准，要求党员每年每人介绍一千人入党。⑧一定程度上，孙中山实施“容共”，是将中共当成了国民党吸纳党员、扩展党势的对象。
但中共领袖中也有一些思想高迈且极具独立政治品格的人物，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虽然在孙中山看来尚属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轻人，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的影响使之自视甚高，绝不愿意忍受自己参与创建的党因被国民党“容纳”而消失。因而，当“容共”成为议题时，中共领袖普遍消极。其中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袖，更因被视为政治上偏“左”的考虑，公开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记录的中共“三大”期间部分党员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证明当时共产党人尚未就加入国民党达成共识，且反对者居多。其中林育南及“长辛店同志”发表的意见，最能表现部分共产党人的党界意识。⑨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综合各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述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6条理由。其中第一、二条强调中共与国民党在革命宗旨、奋斗目标及社会基础方面均有本质区别，第六条则挑明了各地共产党人对加入国民党近乎一致的反对立场。⑩
韦慕庭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11)，这一判断应与两党接触之初的历史事实相符。当时，中共党人的人己界别意识十分强烈。1922年6月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中共“二大”议决案，均明确提出应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强调“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12)“联合战线”的提法意味着，在中共党人心目中，国共两党关系是对等的，“联合”只能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展开。正是由于强烈的自我认同，中共“二大”未能确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但创建初期中共面临的艰难处境(在经济上尤其如此)使之有变通的可能，而与国民党合作则是获取苏俄经济援助的重要渠道。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曾透露彭述之因与鲍罗廷意见不合，得不到零花钱，情绪沮丧。(13)其实个人是否有零花钱只是小事，党是否有活动经费则是大事。当时中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10月到次年6月底，中共全部收入为17000元，其中94％系由共产国际提供，中共自身筹措的经费仅1000元。(14)中共1923年的支出预算是由萨法罗夫编制的，总经费达12000金卢布。(15)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1927年，没有大的改变。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中共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部分原因。
与萨法罗夫编制预算大体同时，一个偶发却同样与金钱有关的事件促成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态度的转变。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逮捕。事发之后，各方营救均不得要领，直到马林聘请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以5000元将陈保释。(16)事件解决之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7)。所谓“适当的解决”，是指陈承诺了此前一直拒绝接受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为后来马林以共产国际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奠定了组织关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次妥协的基础上，8月29日中共召开西湖会议，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次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不过因认识并未统一，会后不同意见又冒了出来。中共一些地方支部对加入国民党政策的反对情绪有了发展，多数人都表示反对。长沙、汉口和北京等较大的支部，曾要求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18)这一情况说明，陈独秀被捕事件尚不足以改变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西湖会议和“三大”决议也没能实际推进国共“党内合作”。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三国际的命令。中共既已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就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为中共“完全承认”的共产国际“二十一条”加入条件对此作了严格规定。(19)中共“三大”时，马林要求正式议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遭到激烈反对。反对者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陈独秀。不得已，马林拿出第三国际命令，以武断的方式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20)
郑超麟在回忆此事时说，中共党人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国民党，其实当时的中共尚未获得蔑视他党的足够资本，对国民党表示轻视，只是一种不甘示弱的表示。相比之下，国民党才是“大党”，真正具有“大党”心态，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国民党同意让共产党人加入，除了争取俄援及扩大党势的需要，亦与国民党人普遍存在的“大党”心态有关。因为自恃党大，最初并不担心会有被吃掉的危险，故能对异党持宽容态度。廖仲恺说：“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21)直接将共产党视为国内众多“小党”之一，其“大党”心态，可见一斑。
正是为了表现“大党”气度，在两党接洽过程中，孙中山同意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加入国民党可采用不打手印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这给自负的中共领袖以下步台阶。而暂时没有感受到“异党”威胁的国民党人似乎也都乐于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其中张继最为乐此不疲。经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主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对此，张继颇引为自豪，曾“兴奋”地表示，“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22)。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蒋介石，时蒋受孙中山委派率团赴莫斯科考察苏俄制度及运作，亦不忘对旅俄的共产党人作入党劝导，殊不知却中了聪明的共产党人的“反间计”，以“国民党同志”的资格去发展中共党组织。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23)。
事实表明，中共多数党员是在不认同但又不能违抗共产国际命令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主观上不认同却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加入国民党，自然要力争加入方式。可以接受的方式只能是个人加入而非组织融合，加入之后须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就导致共产党人同时隶籍国共两党的“跨党”局面，身份认同问题由是产生。
二、国共党籍交叉与认同问题发生
所谓“身份认同”，说到底也就是意识中的人己分别问题。讨论政党认同不能离开“我党”加入“他党”人数和比例的考量，通常情况下，加入“他党”者越多，比例越大，认同问题就越突出。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和比例，蔡和森1926年春在远东书记处的一次谈话曾透露出些许信息：“问：中共全体党员是否都加入了国民党？答：平均90％。在上海这个比例还要低些，因为有关于不希望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据蔡估计，北伐前夕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1.2万人”。(24)如果这一估计可信，则截至北伐前夕，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应在1万左右，即约9成的中共党员在党籍上与国民党存在交叉关系。
这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相对中共在力量及政治影响上均处于优势，中共岂能没有被吞并之虞？曾经对加入国民党持积极态度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上强调：国民党尚具发展潜力，小资产阶级已控制了国民党，相信这一阶级能够领导目前的革命，因而主张加入国民党。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25)毛劝诫党员“不要害怕加入国民党”，说明中共党内已存在对加入国民党之后被“异化”的担忧。只是由于初期的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发展，给国共双方都带来好处，暂时将负面影响掩饰，故彼此尚能相安无事。
但问题未旋踵即已发生，症结在于部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身份认同发生困难。出现这一情况是必然的，国共合作的始作俑者马林曾对此有所预见，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26)不甘被人当做“工具”使用的中共党员处于“跨党”位置后，必须首先适应的是对国民党称谓的改变。过去中共对国民党只是用第二或第三人称即“贵”、“他”一类称谓。国共合作发生后，中共开始谨慎地称国民党为“我党”或“本党”。如陈独秀等人给孙中山的信中就有这样的称谓：“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现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27)
但政治上的人我界别依然存在且未被忘怀。从概念的运用上看，“我党”有广狭之分，亦有内外之别。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谨慎地自称“我党”，同时又在从事真正是“我党”即中共自己的工作，实际是将国民党视为“他党”。故其作前一称呼时，常常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綦江特别支部一份报告中的称谓，就体现出加入国民党之后，支部成员尚存明显的人我之分及由此带来的称谓上的两难：“此间民校(指国民党)已于二月二十日正式成立县党部……组织采简单办法，分六部分选举。结果秘书处、组织、宣传、工农、青年、妇女各部均系同学(指共产党成员——引者)当选，只商人部为非同学，然亦在本校(指本党，即共产党——引者)指挥中。”(28)所谓“同学”与“非同学”、“民校”与“本校”的区分，即党籍认同上人我之别的隐语式表述。
问题在于，尽管中共党组织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政治警惕，仍有部分党员因“跨党”而在意识上模糊了人我界限，甚至认国民党为“我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毕竟是有着长期革命经历并且已在广东执政的党，掌握较多政治资源。称国民党为“我党”，如果不仅仅是遵从组织规定，而是出于“认同”，则对原先的“我党”即中共，就会产生自然的疏离感，甚至发生组织离异。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小集团加入大集团，弱势为强势所兼并，弱小者向着强者方向“异化”为普遍趋势。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初，部分党员就曾发生类似的认同问题，兹略举数例：
中共在四川的重要负责人王右木，据称原先与国民党主张相反，但“自从得知中央议决与民党合作，并由沪同志介绍与这方民党，始从事于民党，于是他也死心于民党了”。(29)1924年成都地方团员(SY)的两次调查显示，第一次团员共61人，加入国民党的有10人。这次调查的时间估计不会晚于当年6月。第二次调查应当在10月之后，团员为58人，共有21人加入国民党。(30)其中不乏王右木这样“死心于民党”的人物。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核心成员、中共“二大”代表施存统则做出退出共产党的决定。他后来曾就此作了一番倾向于国民党身份认同的解释，说自己在国民党中6年，言论行动，都还忠实，未做任何违反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的事，自问系一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忠诚的国民党员，因为自己在党中的工作，一向谨慎。施氏下面一段表白，对于理解部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即退出中共，尤为关键：“我常对一些朋友说：做跨党的党员，真不容易。一方面不能违反国民党的政策，他方面不能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要守两重纪律。这确是一个矛盾，应该解决的一个矛盾。现在经过长久的考虑，我已经决计自动的解决这个矛盾了。我已宣告脱离共产党，只留在国民党中……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这就是我脱离共产党发愿做一个单纯国民党员的经过。知我罪我，我是不能顾的。”(31)施氏在“七·一五”事变之后方退出中共，难免“变节”嫌疑，但所言“做跨党的党员，真不容易”，却道出了部分跨党分子进退失据的真实处境。
一些没有退出中共的党人，因同隶两党，也时常感到处境难堪。林伯渠最为典型。林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1年隶籍中共，是中共秘密党员，未公开面目，属双重身份。邹鲁认为他是中共党员(32)，但蔡和森却“不认他是真正的同志”，只把他看成国民党的“中派”。(33)“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林却难以措置：他的中共“认同”使他觉得应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身份”又使他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周旋。质言之，林既表现出坚持中共党员政治立场的一面，也展示了认真履行国民党人职责的另一面。这当然不是个人政治道德因素驱使，而是服从命令成为“跨党”分子之后，与其说是可以左右逢源不如说是不得不受制于两方这一被动境遇使然。林是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严加限制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以往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林本人对此似乎也讳莫如深，因而我们没能看到他对此作过何种解释。但他参与提出《整理党务案》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中共加入国民党已经导致了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党际关系问题。(34)
在中共“三大”结束不久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沈定一，也因身份认同问题深感困惑。沈是中共上海小组成员之一，又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1923年秋曾奉孙中山之命，随蒋介石赴俄考察。据张国焘回忆，沈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十分不满。在中央扩大会议上，“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露出来的，只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沈在会后不久即退出中共，并于1925年参加了西山会议。(35)
也有虽未加入国民党，却因坚持原先的身份认同而退出中共者。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很可能是当事人认为“跨党”之后的中共已非原来认同的政党。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就是因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而退出中共的。美国学者舒衡哲在1980年采访张时，张用了“宁折不弯”这句成语来解释自己的退党，并对周恩来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吐露微词。(36)张申府在政治上有些迂直，因而难以理解，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中，暂时的“弯”并不妨碍继续留在共产党内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
此外，还有坚持中共身份认同，却因成为跨党成员之后极力配合国民党的工作而被误解的。例如，毛泽东成为跨党党员之后，对国民党的工作极为兴奋专注，受到国民党高层重视。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被推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不料却因此而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说他是替胡汉民提皮包的”(37)。此例当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但至少从“被认同”的立场观察，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由于资料限制，笔者没有可能对加入国民党的所有中共党员的认同状况一一作具体分析，因而也很难判断改变身份认同的中共党员究竟占多大比例。上列零星个案，当然不足以证明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发生了群体性认同危机，但一些可以反映整体状况的材料，却提示中共领袖不可掉以轻心。例如，国共合作期间，一些在国民党名义下开展农民工作的共产党人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来身份，而不得不靠组织提醒。国民党发现的一份中共通告说：“据各地同志们报告看出，凡现任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同志们，每在农民群众中间，只承认自己是政府人物……指导农民的同志们，还有迷信政府势力，以贪图工作便利……只知道自己是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竟忘记是西怀(CY)或西比(CP)的同志”；“此种错误观点，同志们(共产党)是屡屡犯着的”。(38)郑超麟提供的材料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记述说：“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作问题提出来讨论了。”(39)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果断采取措施，防微杜渐，对国民党展开全方位批判即为措施之一。然而大量批判言论在此时集中出现，恰好证明中共已意识到部分党员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因为认同是与对“尊严”和“地位”的维护联系在一起的，维护的方法除保持“自尊”之外，就是彰显对手的缺点。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过去学者解读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偏重两党利益关系或意识形态分歧，实际上，这类批评除了证明国民党本身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因而具有招致批评的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也可视作加入国民党之后部分中共党员认同发生危机的“刺激反应”，因为对他党的批判可以起到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作用。
从政策延续的角度考察，中共对国民党的批判与其一贯的阶级联盟政策有关。中共建立之初，曾决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联系”。(40)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曾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41)从理论上强调列宁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国共两党合作中中共的基本观念。然而在加入国民党之前，中共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殊不多见。例如陈独秀的著作中，在国共合作之前，就较少正面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其他中共重要人物的情况亦大致如此。批评言论集中出现在加入国民党之后，且已经隶籍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并非以“自我批评”口吻立论，应能说明这种批评产生的原因。
在中共党员对国民党的批评言论中，涉及国民党与军阀的关系及北伐决策的批评最难让国民党接受。批评者的初衷或许是想强化中共党员的自我认同，不料却导致进一步的认同混乱。有关批评言论大多发表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一篇署名“春木”的文章批评说，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认为“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42)陈独秀的批评则直指北伐，称北伐“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43)然而，由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带有维护中共党员身份认同的潜在动机，那些真心拥护北伐的共产党人因此面临无言以对的尴尬局面，感觉是自己在接受批判。正如郑超麟所言：“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打击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44)
与此同时，一些旨在强化中共身份认同的思想及组织措施开始推行，具体包括：(1)强调加入国民党是“合作”而非“合并”，以凸显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45)(2)从组织上分化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实施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团结左派的斗争策略，以淡化自身“异化”或被国民党“同化”的政治含义。(46)(3)在动员“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尽可能地发展中共党组织，明确规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47)最后一句话，堪称共产党人在加入国民党之后维持原有身份认同的典型表述。(48)
强调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坚持在国民党内秘密从事“团体活动”，是中共维持自我身份认同，避免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党组织被融化或发生异化不可或缺的应对措施，是中共一贯坚持的政治独立性原则在国共合作期间合乎逻辑的表现，也是中共因服从共产国际命令不得不加入国民党之后为防止国民党叛变革命做出的带有政治策略性质的决定。国民党对此极为嫉恨，以为抓住了攻击中共的最好借口，声称：如果跨党的共产党人自认为已经是“国民党人”，那就应当放弃其党团活动；反过来说，如果继续作党团活动，则其“国民党人”的身份也就无异子虚。他们以历史为鉴指出：“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日后攻总统府之人(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时，洪兆麟是围攻总统府的主力)。可见加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49)
中共似乎也意识到宣称国民党是“本党”，却从事被国民党人视为不符合其身份的党团活动，造成“党内有党”，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发表声明称，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世界性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中共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是个人加入，故无所谓党团活动。(50)然而，不知李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忽略这样一个已经构成悖论的事实：即他可以为中共正式发表意见书，声言其党员是一个一个加入而非整个党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促使他发表这个意见书的决定，却是由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核心小组作出的。(51)
由于“跨党”之后中共坚持从事党团活动，原本单一的国民党内实际已两党共存，组织排他性因此发生，致使本来就很复杂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利害纠结。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起的争议，最能说明这一点。据黄季陆回忆：“一大”会上，“在起初的一般问题上，还不觉得九个审查委员之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主张，分不出国民党和跨党分子之间，划有什么鸿沟，却是到了后来讨论到宣言和政纲的重要问题上，情形就两样了。我们与跨党分子之间便顿然发生理论与政策上壁垒森严的现象”。黄认为，双方的分歧，“属于主观的组织排他性而产生的居多，属于理论上的争辩并不如我们想像之大”。(52)所谓理论的争辩，主要是“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概念的辨析，对此，孙中山早有论述，分歧自然不大。而“组织排他性”导致的矛盾争执，乃是国共两党身份认同存在差异的产物，因涉及两党各自的利益，双方自然要竭力争辩。
三、“党内”约束引起的“他党”反应
国民党实施“党内”约束是因为中共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获得了为该党人士担忧的“不受约束”的发展。虽然全体加入国民党致使部分中共党员身份认同发生问题，但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认同混乱可能导致的危机，有利于开展与国民党的斗争，并拓展自身的力量。中共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其对国民党的组织渗透，不遗余力。
国民革命军以政治化部分地代替对军事技术的追求，又为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条件。据估计，截至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其中75％是共产党人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剩下的5％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超过已知政工人员的1/4。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军和中央政治学校。苏俄顾问萨卡诺夫斯基在探讨“三·二○”事变原因时指出，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自己的人到不同岗位，秘密执行指挥官不知的任务，引起各级指挥官及非共产党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据他透露，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及一军下属各师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都是共产党员。(53)
从中共对工农运动的支配地位，也可看出加入国民党之后其力量的发展。以广东广宁为例。彭湃草拟的一份报告称：“广宁农会现已成立八个区农会，加入者六万余人。本区曾特派彭湃同志用民校(国民党的代称)名义，前往协助进行一次，加入者更为踊跃，往来报名加入，户限为穿，其声势浩大可知。”(54)其他地方的情况亦大抵类似。在就国民党人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萨卡诺夫斯基列举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为控制工农运动，成立了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员，但他们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已经“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55)在1926年7月作出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能成为其附庸，“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地位”。(56)
中共的“渗透”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随着中共对国民党实施左、右分化以及“跨党”分子比例扩大，国民党人也发生身份认同混乱。一些“左派”分子，“因为怕负共产党之名，故不敢以左派自居；甚至有时连左倾的政策也不敢赞同，因为赞成了就怕被称为共产党”。(57)一些曾经加入共产党而后又加入国民党的人，则面临两党均不认同甚至两面遭受排斥的境地，进退维谷。戴季陶记述：“某某同志，是中国同盟会以来的很好的同志……但是因为他加入过CP的原故，在非CP的同志对于他便产生出一种排拒性来，使他工作上感受许多困苦；而且在CP方面，还是并不当他为真正的同志，什么事情都排拒他。”(58)甚至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政治上也一度表现出朝“第三国际”靠拢的倾向，他在同季诺维也夫谈话时表示：“我非常同意您的想法。我认为，首先国民党应当使自己的本质和志向变成像第三国际那样的，也就是它必须像第三国际那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上。”(59)希望国民党从“本质上”变得与第三国际一样具有“共产”色彩，表明在一段时间内，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也发生了认同问题。
由于认同混乱，本来标榜“超阶级”的国民党竟循着共产党的认识逻辑，讨论起自己是代表哪个阶级的政党了。邹鲁记述：“自本党改组容共后，同志中对于本党的阶级立场，曾引起很多的议论：有人说是代表农工的，有人说是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到了举行五中全会的时候，同志中仍有以‘征求党员应以何种阶级为对象’相问。”这种情况致使国民党人互相猜疑，很多人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例如冯自由，因曾到苏俄访问并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就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60)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接到海外华侨同志的数次函电，询问改组是否将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将退党。就连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对国共实施“党内合作”的前景也忧心忡忡。一次陈公博问邓演达对国民党命运的看法，邓说：“我看国民党只是一个清道夫罢了。国民革命完成之后，必来一个共产革命。我以为国民革命完成之时，就是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日，我们仿佛是一个清道夫，扫除道路让共产党走。”(61)邓曾去过德国，可能读过考茨基的国民革命论和第三国际有关世界革命的宣传品，故有此看法。
严重的认同淆混使国民党意识到，允许中共加入“本党”除具有通常强调的积极意义外，还可能导致思想及组织困难。曾经参与创建中共的陈公博是较早产生这种意识的国民党人之一。一次，张继等人到广州鼓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陈公博发生争执。陈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广州西堤的西濠酒店会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我极端反对。我当日提出四个反对理由，第一个是国民党的主义终和共产主义不同，两个不同主义的党绝不容易合作到底。与其合而后分，不如还是在党外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时期合作。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承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党，党员跨党，倘若遇到了两党不同的命令，叫党员服从国民党呢？还是服从共产党。如果服从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叛党，服从了共产党也是对于国民党叛党，叛党已经是了不起，何况两党都是被认为革命党，叛党即是反革命。实在叫党员受不了。”(62)
就连主导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现象包含的认识悖论。拉狄克在《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中指出：加入国民党能给中共带来某些好处，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还没有发展成群众性政党时，两党合作是能够存在的。但现在，这种状况有可能从发展革命的动力变成削弱革命的因素。因为国民党一旦发展成群众性政党，就会对来自共产党的监督感到恼火。摆脱这种困境有两条出路：要么共产党人放弃独立的政策，屈从国民党；要么从目前的联系方式过渡到同国民党的联盟，即两个独立政党的联盟。拉狄克认为，“现在是应该提出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形式的时候了”。(63)
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终于率先从国民党方面出台。1923年11月，国民党将新党章中“选举”领袖的内容取消，改为“任命”孙中山为党的领袖，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议的否决权，实际包含了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影响力增强的担忧，因为有11位国民党元老已经向孙提出陈独秀可能取而代之的警告。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跨党”导致的国共纠纷。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此事，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在广州的鲍罗廷和瞿秋白，拒绝承认国民党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64)中共在此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意识，因为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孙中山去世后，解决“跨党”问题的组织措施再度提出，其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强行实施的措施，对中共压力尤大。1925年11月东征期间，蒋与周恩来谈话，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三·二○”事件之后，蒋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须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如果不退出就提交名单。周表示需请示中共中央，结果，陈独秀接受了蒋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余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的有39人，周恩来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65)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声称：“只需要在广东建立一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原文如此)领导下的新的国民革命政党，而不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66)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国民党甚至派人加入共产党。邹鲁坦承，他曾“不断地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他们的情形。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情形，我都很明白，因此共产党在广东大学及其他青年界，都没有方法酝酿重大的事情。”(67)
针对共产党对国民党所作批评，国民党人也反唇相讥。例如孙中山就公开宣称“我党为国中惟一之革命党”，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说成是“彼等”因“觉悟”而加入“吾党”。(68)对邓泽如等人上书所陈共产党人的言行，孙中山轻蔑地批示说：“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69)由于身份认同往往与社会认同发生关联，在社会不认同或暂时不认同的情况下，个人或政党往往不愿意显露自我身份，成立初期的中共一定程度上即处于这种状况。戴季陶看出了共产党人的这一隐情，肆意攻击，甚至将中共跨党，却“不把CP、CY名义拿出来”，视为“寄生政策”。(70)
国民党对“跨党”分子的约束是以“党内”制约的形式进行的。一个政党采取措施或颁布纪律约束党员，尽管有关措施在旁人看来未必合宜，但毕竟是该党内部事务，他党不宜置喙。对于国民党约束党员的措施，中共的公开表态即基于这样的考虑。《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称整理党务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殊无所关涉。”(71)姑不论已经加入国民党并表示不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陈独秀，是否应该以中共的名义称国民党为“贵党”而将自己置于“我党”位置，至少他表示国民党有权整理内部事务，“他党”无权干预，是较为得体的政治表态。
然而，中共很快就对国民党的“党内”约束表现出明显的“他党”反应，因为在“跨党”前提下，国民党的“内部”整顿毕竟触及到了中共的利益，不能不严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一度表示对国民党内部举措“无权赞否”的陈独秀，最终还是站在中共固有立场提出反驳。陈指出国民党对中共实施攻击是错误的，因为“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72)
中共因国民党“党内”约束引起的“他党”反应，在国共合作中后期变得益为强烈。“三大”期间，中共只是强调政治上的独立性，强调对国民党力量的借用。“三大”有关文件指出，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四大”明确提出要与国民党“争斗”。(73)所谓“争斗”，仍是在表现自身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国共合作深入发展，中共萌发了与国民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思想。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指出：“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中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74)
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主张的提出，表明此时中共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政治意识上的人己界沟已难弥合，国民党的“分共”与中共的“退党”，已经指日可待。
四、国民党“分共”与中共“退党”
国民党“分共”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退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二者亦大体同步，因双方都感受到了“跨党”带来的麻烦。
国民党“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右派”对革命的背叛，这应当没有疑问。但作为当事人，国民党“右派”的解释却偏重于“跨党”导致的组织混乱。戴季陶说：“至于说到国民党的组织，尤其是困难得很。去年中央的会议，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CP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事实上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这样一个畸形的团体，真有无从整理之苦……所以我认为CP的人既然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CP或CY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党员予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75)撇开戴氏言论中的恶意攻击成分，所言跨党造成的“组织困难”，应当反映了部分实情。
邹鲁则从“主客”关系角度提出“分共”的理由。他认为国共实施跨党合作以来，“共产同志”已“反客为主”：“机关为共产之同志把持，凡非共产之同志，则欲插足而不能；即间借一二非共产同志以为点缀，亦必出种种手段以制之，俾无以自展”；“近月以来，更不堪问。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凡此种种，“与其谓共产党同志加入本党，毋宁谓吾党附属于共产党之为真实。”(76)邹鲁的言论明显带有夸大色彩，不足为训，但将其所言理解成“党内合作”给了中共发展机会，则符合事实。王奇生教授曾在其专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中论述，随着两党合作的发展，国民党最初的“容共”后来已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共的“容国”取代。此间力量及地位的消长变化，可见一斑。
从中共方面观察，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者亦不乏其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对这一政策的认识最为深刻。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警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让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损坏其独立性，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他认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采取第二国际的意见，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让中共党人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只能“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貌”。(77)同样不满共产国际决策的郑超麟将陈独秀的立场作了如下归纳：“总之，陈独秀始终反对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加入后一有机会就要求退出国民党，达不到目的只好执行他明知为错误的这个路线，在执行中他有时又不得不违反本心说些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话替这个路线辩护，而后人还不能原谅他。他这种处境，替他写传记的人是应该为他说清楚的。”郑认为，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加入国民党这一政治及组织路线必然导致共产党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受此必然性支配，后来对方的“清党”及己方的“退党”，都是意料中的事。(78)
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也表示出极大不满。他说当时多数中共领导，包括陈独秀和他自己，都认为这一政策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中共在获得的国民党中央某些领导位置上硬撑下去，虽有“领导”虚衔做门面，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包括“左派”)终将群起反对，一旦树敌太多，形单势孤，即便不在国共纷争中垮下，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势力摧毁。二是中共自己软化，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貌，将自身变为国民党左派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不仅“有损人格”，还要“自食苦果”。但如果否定鲍罗廷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政策进行下去，则势将步入退出国民党之途。就连对鲍罗廷的政治能力表示“佩服”的李大钊，也多少感觉到困难存在。李在这个问题上虽一度表现出明显的书生气，相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廷的态度，但也认识到“跨党”导致了一些严峻的问题，亟需解决，只是现有国共关系势成骑虎，难以中途变更而已。(79)
在这种情况下，两党摩擦不断。孙中山去世后，能够在两党间协调关系并指导国共合作健康发展且能为双方接受的领袖人物不复存在，冲突也就日渐升级。于是在国民党方面有了廖仲恺被刺、“西山会议”、“三·二○”事件的发生。在中共方面，则越来越强调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强调对国民革命及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争夺。而这样的争夺，反过来又给国民党提供了“清党”、“分共”的口实。
陈公博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鼓动工农运动，是导致两党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他说，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党发展迅速，但一些共产党人明显犯了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只知道自身的利益，不顾及革命的整体利益，为扩大在工人中的影响，成天鼓动罢工，忘记自己已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他举例说：广州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但由于中共的组织和煽动，现在没有一天工人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没罢过工。他认为，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在广州煽动罢工，无异于挑动民众反对自己已加入其中的国民党，致使国民政府的作用完全丧失。他说，共产党未尝不感到这个矛盾，但因为要抓工会和工人的缘故，也就顾及不了这些。广州如此，国民党统治区域之外亦莫不如此，“只是在国民党治外，这种矛盾减了一点直接摩擦罢了”。(80)
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在国共合作开始酝酿的1922年退出中共，并于留学归国后的1925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81)先后充当国共两党重要角色的经历，使陈对两党关系有着比他人更深的体会，尽管他对国民党“分共”原因的解释具有片面性，但其所揭示的维护工人利益和维持国民政府统治的矛盾，确实是业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应该认真对待的现实政治问题。
黄绍竑的分析则比较中性，或能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他说：“我对于国共的分裂，以国家的立场看，好像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但在时代的潮流上看，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本来是两个政党，两个主义。除非某一个党将它的组织取消，将它的主义取消，或可作比较永久的合作。否则，总是很快就要破裂的。在容共时代，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工作，不能说是不努力，然而国民党的同志，又何尝不努力？不过各有各的主张，各为各的目标而努力。中间有一时，虽然努力的目标，是完全趋于一致，但过了那个阶段，便又各干各的。”(82)
于是，国民党“分共”或中共“退党”，遂成双方走出认同困境的不二选择。陈独秀曾建议国民党采取“肃清内部政策”，进行一次“正式的洗党”，认为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活跃，“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寄希望于国民党自清门户，除掉反动的“右派”，否则中共唯有“退党”。(83)邹鲁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亦表示：“此间同志惟一的希望就是清党，广州方面若实行清党，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问”；“本党同志，若不将共产党清除出党去，必将被共产党清除出党来”(84)，寄希望于将中共排斥出去。显而易见，“清党”或“退党”，已经不是国共两党单方面的意见，而几乎成为共识，分歧只在清退对象及如何清退上。鉴于国民党方面的举措，既有研究多有涉及，这里着重讨论中共的“退党”。
如前所述，多数中共党员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加入国民党，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加入之后又陷入身份认同困境，因而，当国民党右派及中派致力于“分共”和“清党”时，退出国民党遂成为中共党内压倒多数的诉求。然而正如加入时系服从命令而非自愿一样，在是否退出国民党这一问题上，中共亦无法自行其是。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作为下属支部，却很难违抗共产国际。这种情况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就已表现出来。1924年7、8月间，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鉴于中共在国民党内发展迅速，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书孙中山，称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有组织的活动，违背了李大钊在“一大”会上的承诺，主张采取行动制止。中共领袖不肯屈服，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断然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他们准备决裂。但作为共产国际及苏俄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既有的国共关系应继续下去，中止了问题的及时解决。(85)
“三·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逐渐暴露反共面目，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政治风险加大。共产国际不但不因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执行使中共独立的政策，反而采取妥协退让措施，严厉禁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甚至主张中共将所有力量用于帮助建立和维护蒋介石的军事权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反共面目完全暴露，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示威的退出武汉政府，尽量的宣传退出的原因，并揭破武汉政府用改良主义欺骗民众的罪恶，但仍在国民党内秘密活动，联络下层群众，造成真正革命的左派。”(86)即只允许中共退出国民政府，不同意退出国民党。这样的政策，在中共领袖看来分明是要撕碎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但共产国际仍坚持原议，不作变更，以至南昌起义都只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举行，被一般民众误认为是“国民党的内讧”。(87)
在中共领袖人物中，主张退出国民党最为执着者莫过于陈独秀。据袁南生统计，从1924年到1927年，他先后7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1924年提出3次，1925年提出1次，1926年提出2次，1927年提出1次。(88)其中“三·二○”事件之后系以向共产国际递交书面报告的方式庄重提出，却招致严厉批判。陈只得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89)
对于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穆辛曾作过解释，认为在国民革命的现实状况下，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决裂，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该像以前一样，完全保留自己的组织机构，仍然是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格集中的党。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中的危险”。(90)穆辛的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本来就被国民党人看作两党冲突的重要原因，中共要求退出国民党正是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既不准退出，又强调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从事纪律严明的党团活动，除了进一步激化矛盾，于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
然而，由于反对共产国际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在多次要求退出未获批准，且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已暴露无遗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仍不得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此时中共党员所从事者，已经更多是属于“我党”自己的秘密活动了。何应钦查获的共产党人李侠公的一封私人信件，透露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秘密活动的明确信息。(91)与此同时，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观察更多偏向“腐朽”、“反动”的一面。一份中共四川省委的紧急决议指出：“中央对于国民党的观察，谓已成了腐烂的尸首，赤裸裸的露出军阀的残酷面目，不能再为一般民众所信仰；而在过去我们的左派运动，亦徒然费力，毫无结果；以后工农的武装暴动，不必再用左派国民党去号召，而应积极谋苏维埃制度之实现。”(92)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很快走到关系破裂的边缘，共产国际指示的斗争目标与策略亦相应改变：最早是强调独立性，尔后是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现在则是思考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了。
1927年2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鉴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迅猛发展，感觉事态严峻，向中共中央建议，在何应钦的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一个能够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93)遵照这一指示，上海总工会于次日领导了总罢工。20日，共产国际代表与彭述之谈话，要求变总罢工为起义。21日，中共中央及上海区委决定实施暴动，进而成立“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即国民革命的苏维埃。(94)然而，这一切均系在没有解除中共退出国民党禁令的前提下进行。共产国际一方面指示中共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却让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党内，这无异要求“国民党人”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其行为的逻辑性及可操作性都大打折扣，中共因此再次陷于进退失据的困难境地。
共产国际甚至病急乱求医，在既未同意中共退出国民党又无武力凭借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寻找机会以武装方式干掉蒋介石的主张。(95)殊不知早有反共思想及军事准备的蒋介石赶在前面，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中共因共产国际的干预，“退党”不成，却不幸成为国民党的“清党”对象，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因此落下帷幕。
五、结语
成立初期的中共是一个年轻、充满朝气且富于奉献与牺牲精神的党，也是一个刚开始积累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党，置身国民革命是中共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并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第一次实践。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但由于力量弱小以及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受纪律约束，在表达了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开始了长达5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对国民革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业已证明了的。
然而，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系以“党内合作”即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成为“跨党”成员之后，过去的“贵党”、“他党”也就变成了“我党”或“本党”，加之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发展党员，部分国民党人又反过来加入中共，于是两党党籍严重交叉，身份认同问题由是发生，导致部分党员退出中共或退出国民党。为防微杜渐，避免少数人的认同困惑衍化成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及组织措施，包括对国民党展开批判以强化共产党人原有的政治意识；强调加入国民党是“合作”而非“合并”，以彰显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实施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团结左派的斗争策略，以防止自身“异化”或被国民党“同化”，等等。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和严密组织体系的党，中共的举措对于维护党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对组织独立性及自我身份认同的强调，中共成功避免了少数人的认同问题衍化成群体性认同危机，并利用国民革命的形势，扩展了自身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然而，在“跨党”前提下，作为具有“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又需要纳入国民党的思想及组织体系中去予以认识。陈独秀曾就此做过“换位思考”，对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颇感困惑。当国民党就此对中共进行攻击时，他感到无言以对，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政策引出的政治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无异将中共融化在国民党内，这是中共做不到的。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其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并表示，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96)
身份认同的困惑及政治处境的艰难，促使一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领袖重新思考解决矛盾的方法和中共的生存发展路径，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实施“党外合作”的主张，却遭到共产国际否决。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除了在完成国民革命基础上推进共产革命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外，对中共近乎蔑视的认知也是重要的原因。国共合作的始作俑者马林就看不起成立初期的中共，认为它至多只是一个“小团体”，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97)正因为无视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存在，共产国际才会做出命令中共加入且加入之后不准退出国民党的决定。然而，共产国际的决策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及国共关系的历史实际。
政治及组织独立性是中共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是中共赖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最终发展壮大的基本信条。共产国际既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又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独立性，是一种内含矛盾且极具操作难度的决策。尽管它意识到了在国民革命即“反帝”、“反封建”问题上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目标的暂时一致，所作决策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发展，却忽略了中共与国民党在思想信仰、组织体系及政治目标上的本质区别，导致许多负面的影响。此外，是否促进国民革命一定要以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这一多少有些憋屈的方式进行？是否不这样中国革命就会发展迟滞，中共就没有生存发展空间？这也是需要研究者正视的问题。对此，张国焘曾作过如下论证：“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98)
张国焘的论证隐含一个重大假设，即“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会相等或更大”。17年后，美国学者陈志让提出了另外的假设，认为中共当时如果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它可能会干得“更糟”；但如果能“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99)张、陈二人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得到证实或证伪，却可激发研究者作深入的历史思考。
注释：
①[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关于身份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下定义堪称经典，他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了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转引自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页)据此可知，认同表现为对置身其中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关系认定，是对既存文化的确认与发展，又表现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和压抑，目的在于巩固视为真正价值所在的文化所确立的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身份认同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许多看似难以解释的行为。
②[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65页。
③马林写道：“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人，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月刊长期停办。”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192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以下略作《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④《彭湃给李春涛(节录)》(1923年6月5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⑤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4月3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47—453页。
⑥罗方中：《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
⑦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6页。
⑧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7页。
⑨《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69—470页。
⑩《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22—223页。
(11)[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0页。
(12)《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314页。
(13)《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64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15)《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02页。
(17)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63—265页。马林有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建议在此前一个月提出，当时中共未作响应，可见陈被捕事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39页。
(18)《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509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39—45页。
(20)《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0—211页。
(21)廖仲恺：《由沪返粤后的谈话》(1924年1月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23)《郑超麟回忆录》上，第199页。
(24)《蔡同志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1页。
(25)《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70页。
(26)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255页。
(27)《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95—496页。
(28)《团綦江特支致团中央报告》(1926年2月21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32.5)甲9，1987年印行，第61页。
(29)《团成都地委某同志给恽代英的信》(1924年秋)，《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印行，第196页。
(30)《成都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第209—217页。有关党团关系，曾一度出现因S.Y.组织不明显，工作与C.P.相同而致使S.Y.“日渐党化”的现象。参见《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240页。
(31)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文承王奇生教授寄示，谨志。
(32)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4页。
(33)《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07页。
(34)反对加入国民党最激烈的李汉俊后来也退出了共产党，从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之后对国民革命及加入国民党路线表示服从的郑超麟，“内心深处”却“保持着疑惑”。《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1页。
(3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9、332页。
(36)[美]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37)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2页。
(38)《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39)《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02页。其实彭述之自己对应否坚持“党内合作”，也曾发生动摇。在1922年和1923年，中共党内和团内两次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时，“彭述之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拥护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当国民党开始正视“容共”带来的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又表示“为了避免接受《整理党务案》的耻辱，即便退出国民党亦在所不惜”，转而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同上书,第595页。
(4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第8页。
(41)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任建树、张统模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11页。
(42)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见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1集，1924年版，第213页。此时正好中共通过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批评文字于此时抛出，应能反映当时部分党员的心态。
(43)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8—1089页。
(44)《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45页。
(45)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18页。
(46)按照中共估计，国民党内只有极少数左派支持共产党，大部分人右倾，“明的或暗地排挤”共产党，因而中共必须进一步实施“迫国民党全体左倾”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第191、202页。
(47)《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卷，第489—491页。
(48)陈独秀：《我们的回答》，《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5—776页。
(49)廖仲恺：《在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1923年12月9日)，《廖仲恺集》增订本，第138页。
(50)《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第7页。
(51)[俄]切列潘诺夫：《回忆录》第1卷，第78—79页，转引自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47—249页。
(52)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编印，第186—188页。按：鲍罗延说“一大”宣言是他替孙中山起草的，但理解成孙“事先准备”的亦无不可。
(53)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第259页，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33页。
(54)彭湃：《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给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6月18日)、《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1924年12月19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6页。按：据1924年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载：“一星期前，中央派农民部秘书前往(广宁)，调查一切。”或指彭湃的广宁之行。
(55)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11—612页。
(56)《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57)《怎样分别国民党的左右派》，《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0页。
(58)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3页。
(59)《胡汉民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1926年2月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42页。
(60)邹鲁：《回顾录》，第420、259—260页。
(61)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页。
(62)陈公博：《苦笑录》，第54—55页。
(63)《拉狄克〈论中国共产主义政策基础〉的提纲》(1926年6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313—315页。
(64)《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页。
(6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66)《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秘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319页。
(67)邹鲁：《回顾录》，第133页。
(68)《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1页。
(69)《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70)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5页。
(71)《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9日。见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4集，1926年版，第1526页。
(72)陈独秀：《我们的回答》，《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2页。
(73)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只是强调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要“强行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7页)与国民党“争斗”的主张是在“四大”提出的，此次大会相关决议明确规定：“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亦不可忘了在国民党内的争斗。”《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9页。
(74)《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20页。
(75)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476页。
(76)邹鲁：《回顾录》，第154—155页。
(77)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09—111页。
(78)《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88—616页。
(7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74页。本节涉及李大钊的资料见同书，第90—96页。
(80)陈公博：《苦笑录》，第22—23页。
(81)有人认为他是因为不满广东不少中共人士在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争斗中站在陈的立场，因而“退出”中共，有人说是1923年被中共“开除”，也有人说是因为赴美国留学而“退党”。1925年4月，陈公博完成学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陈公博很快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82)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87页。
(83)陈独秀：《肃清内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99—800页。
(84)邹鲁：《回顾录》，第158—159页。
(85)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71页，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14页。
(86)《政治报告决议案》，中央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1984年印行，第97页。
(87)陈独秀等81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08页。
(88)《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91页。按：郑超麟不同意袁南生关于陈独秀曾7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说法，主张仅提出5次的意见，参见同书第589—590页。
(89)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9页。陈独秀后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亦与退出国民党问题有关。他辞职时说：“国际一面是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郑超麟回忆录》下，第591页。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提出“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带有减少国民党的疑虑并修正“三大”“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一决定的意味。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6页。
(90)《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于广州，绝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卷，第213—214页。
(91)这封信说：“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围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因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尚无妨碍，可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张。”《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509页。
(92)《四川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与苏维埃口号问题》，《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第209—217页。
(93)《曼达良等人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于上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39页。
(94)参见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376页。
(95)参阅杨天宏《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9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31页。李济深曾对陈铭枢分析国民党分裂及他本人反共的原因说：“今天的分裂不是意外，而是意中。现在已各走极端，已无妥协的余地。我们国民党人，当然只有拥蒋合作反共……今天的情况已与北伐前不同，北伐前共产党尚未壮大，他们要利用国民党来扩大声势，那时国民党仍居于主导地位，而今天武汉的情况恰恰相反，已是共产党居于主导地位，他们虽然武力不足，但民众有基础。鲍罗廷依仗第三国际，成了太上皇，他在幕后操纵指挥。谭延闿、孙科这般人，无足轻重。至唐生智、张发奎，他们自以为向左转就是革命……实际上他们成了共产党尾巴而不自觉。中国的社会与苏联不同，我们走苏联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孙总理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改变政策。”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
(9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8、297页。
(9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8页。
(99)陈志让：《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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