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知识论文,经济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07）06—0011—06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特征的主流经济学出现了理论危机；而生物学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人类文化、社会演化过程与生物基因变化过程的相似性逐步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年鉴学派、旧制度学派等理论的营养成分，借用了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到了核心地位，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日益活跃，主要特征是：（1）专业文献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著作被归入演化经济学的旗下。它们的作者都声称自己运用了“演化思想”，继承了“熊彼特传统”和“新熊彼特主义或后熊彼特主义”。（2）专业学会相继成立。两个研究演化经济学的专业学会——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和国际熊彼特学会——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成立。（3）专业期刊问世。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此外，一些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专业期刊也越来越关注演化经济学。（4）演化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演化主义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异端学说”，一些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生物隐喻，如Hahn（1991）、Anderson（1995）和Arroww（1995）。
但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研究起点以及核心理论与相邻知识体系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本文试图在回顾“正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发展史的基础上，探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框架，以廓清演化经济学与相关理论知识之间的关系。
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简史
1.演化经济学的萌芽时期。在经济学中，“演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斯密、马克思、门格尔和马歇尔等学者都对“演化”进行过论述。如马歇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1] 它的研究“始终关注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但是，由于“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加复杂，因此，生物学研究又不得不重视与力学的类似性，并经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相似之意”。因此，很多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尽管马歇尔的“生物隐喻”在现代演化经济学中成为了一个很流行的词语，但是，马歇尔本人在他自己所关心的“经济学的生物隐喻”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
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他还发表过著名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的论文（1919:56）。凡勃伦的思想不仅对制度经济学，而且对演化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凡勃伦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却没有特别的证据说明凡勃伦著作与演化经济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一些经典的演化经济学家，如Nelson、Winter、Clark和Soete，都没有参考凡勃伦的著作，即使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也仅仅四次提到凡勃伦。相反，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者却热衷于讨论凡勃伦的思想，并将其追认为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
2.旧演化经济学时代。熊彼特是绝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所公认的主张运用演化思想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倡导者，几乎所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家都是从熊彼特的主要著作中受到启发的。熊彼特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观，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领会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然而，除了马克思很久以前讨论过这些问题以外，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白如此明显的事实”（Schumpeter,1946:82）。很多迹象表明，熊彼特不仅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动态观的影响，而且吸收了马克思的企业间竞争推动资本主义进化的重要观点。
但是，熊彼特的动态演化观和马克思的动态观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引进新的、更有效率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同时，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演化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这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在熊彼特的演化模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具有高度创新活力的企业家。而且，马克思的创新分析仅仅局限于现代所谓的“过程创新”，而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相对比较宽泛，包括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型组织等一系列元素（Schumpeter,1934,1943）。此外，熊彼特的动态思想是不彻底的。由于受当时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瓦尔拉斯的影响，熊彼特依然是在新古典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只是特别关注经济系统中的质变而已。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彭罗斯（1952）和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60年代，在研究国家贸易的实证分析中也渗透了一些演化主义思想（如Posner,1961:323～341; Hirsch,1965:92～107; Vernon,1996:190～207）。但是，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黑暗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Fagerberg,2003:125～159）。
3.现代演化经济学时代。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主要以Richard Nelson和Sydney Winter为代表。他们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演化理论》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2] 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美国演化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能够动撼它的主流地位。而欧洲的“异端”经济学却十分活跃，这种经济学的多元化格局为演化经济学在欧洲的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研究发端于美国，而兴盛于欧洲。由Chris Freeman主持的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是在欧洲创立的第一个演化经济学研究中心。目前，演化经济学在欧洲形成了以英国、德国和荷兰为主，各国学者普遍参与的兴盛局面。近年来，亚洲学者也开始积极关注演化经济学，尤其是日本学者在制度演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我国学者一方面在积极引介西方演化经济学范式，另一方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一些适合本国文化制度背景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框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代演化经济学经历了批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主流经济学以及构建本学科基本概念和基本范式的阶段，现正在走向进行深入全面研究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为：（1）微观、中观和宏观演化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和三大理论体系的建立（Dopfer,2001; Dopfer等,2004,2005）；（2）演化经济学思想被全面引入到众多经济学分支，如产业创新分析（Malerba,2002,2005）、可持续发展、能源和环境问题（Van den Bergh,2001; Buenstorf,2004）以及经济地理学（Boschma,1999; Lambooy等,2001）；（3）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和交叉（Nelson,2001等,Pelikan,2003）；（4）由演化机理分析转向政策理论研究（Dopfer,2004）。这些发展动向表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承认，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三、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演化经济学以揭示经济变化过程为己任，目前主要涉及组织、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参见图1），以及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的空间地理维度。具体地说， 行为主义企业理论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技术变迁与产业空间演化是其研究的传统领域，演化经济学可以为深入发展创新系统理论提供理论支撑；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是两个互补、交叉的理论体系；演化经济地理学近来已成为演化经济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共同演化有可能成为演化经学未来的研究热点。
图1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1.研究起点——行为主义企业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演化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经济为封闭系统，认为经济变量可以预测；而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看作是开放的系统。[3] 同时，演化经济学分析运用种群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即把经济系统划分为不同属性的亚系统，如技术、制度和特定的产业等，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家采取“典型代表一般经济行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不同。演化经济学更强调微观（个体或企业）、中观（区域或产业）和宏观（国家）研究层面的互动，在强调国家层面对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影响之同时，主张从微观层面入手研究中观和宏观问题。因此，演化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观问题，即是采取机械主义的企业观，把企业仅仅看作“投入—产出”的机器，还是主张行为主义的企业观。
采取企业行为理论来动态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并聚焦于企业学习过程和适应性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4]，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观基础， 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采用种群思想的研究方法反映了演化经济学家主张“经济系统是由不同特征或特点的企业组成的，并不存在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为主体，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独特性和异质性”的观点。由此可见，演化经济学家放弃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赞同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说；认为不同的行为主体在知识、资源和组织管理能力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变化多样的组织惯例就是这种异质性的体现。不同的组织惯例部分来自于遗传，而部分又来自于变异。
演化经济学明显支持企业行为理论，与行为经济学、认知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认为决策过程通常受规则、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但是行为主体可通过学习或搜集、模仿、消化其他企业更好的惯例来创造新异性。这些议题必然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相关。例如，Penrose（1959）认为，传统经济学将企业看作物质、人力、无形资源和能力的组合体，并认为企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资源和人利用经验知识的方法。在演化模型中，企业被视为“生产知识的载体”，过去的经验性知识会被储存、记忆并应用到日常惯例中，这就保证了企业能够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应对未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组织惯例差异是企业独特性的基础。因此，种群组织惯例如何变化和新异性如何产生，是演化经济学考察的重点。
2.传统的研究领域——产业演化。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关注动态的经济过程，即关注经济过程变化及其原因，而不是最终结果。继Nelson和Winter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演化动力模型和经验研究。其中贡献比较突出的学者是Freeman，他试图创建更具一般性的技术、增长和国际贸易动力理论（Freeman,1988:330～348）。 演化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问题。其基本假设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完全一致，即认为创新是经济变化的驱动力，创新被认为是导致经济绩效长期差异的主要因素，而新技术的引入和扩散是驱使经济增长的动力。
毫无疑问，产业层面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经验研究领域之一。Nelson和Winter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追踪分析了他们的模型所描述的经济演化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了演化空间中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效应模型。[5] 他们认为， 企业的学习能力差异以及学习和创新过程决定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时间和效果。最近，很多学者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企业的衍生机制问题。其中，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Steven Klepper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6] 他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衍生的演化分析框架，认为企业衍生不仅会导致产业形成过程，而且还会引发产业本地化过程，它是一个惯例、知识和能力由母公司扩散或转移到子公司的自增强过程。Winter等人（2000:255～293）构建的创新型进入者产业动态模型表明，只有创新型企业进入产业，才能改善产业当前的技术知识状态。
不过，这些研究并不系统。Boschma和Wenting弥补了它们的不足。他们以英国1895～1968年汽车产业演化为例，描述并解释了产业演化过程（2005）。他们认为，衍生机制、聚集经济、有经验的进入者、本地竞争、城市经济等因素会影响新产业初期发展阶段的区位，但是这些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同时，在实证研究中，他们考察了相关产业对产业演化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研究具有共同演化的色彩。
3.两个互动的研究领域——创新系统理论和演化经济学。创新系统理论主要包括Lundvall和Freeman的国家创新系统、Cooke的区域创新系统、Carlsson的技术创新系统和Malerba的产业创新系统。虽然这些理论对创新系统的关注点不同，但它们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一是都关注经济动力，尤其是创新过程的动力，即在一定环境下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问题。创新系统理论将分析的视角从古典经济学的资源分配转向了创新的产生和扩散，由决策制定转向了学习；二是理论基础相同，即制度经济学是它们直接的理论基础，重视创新产生和扩散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最近，演化经济学明显呈现出与创新系统研究互相融合的态势。越来越多的演化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创新系统研究，[7] 演化经济学概念也被引入了创新系统，乃至写进了国际组织的政策性文献，如欧盟委员会的《1996年创新绿皮书》。此外，研究创新系统的学者也开始吸收演化思想，如Cooke（1998:1563～1584）。这两个领域之所以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是因为：首先，演化经济学强调变化和对新环境的适应，但却忽视了正式的制度；而创新系统研究更关注政策制定和环境，但是，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难以揭示经济变迁的本质。因此，两者可以相互借鉴，从而将动态分析和正式制度研究融合在一起，用于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次，它们都认为主流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近来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因此，这就成了两者对话的基础。最后，正如Freeman等人（1997:31）所说的那样，演化理论是研究技术变化的重要理论，它为研究创新系统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演化理论强调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过程动态性，并且认为新异（创新）性是导致经济系统变革的最基本要素。创新系统研究旨在为政府提供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的框架，因此它更关注正式的制度，如法律和鼓励性政策等；而演化经济学将制度视为影响能力和发展路径的组织惯例。可见，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观与创新系统学派的结构主义分析两者可以互补。
4.两大相互融合的概念——演化主义和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关系似乎比较复杂。在英语世界里，尤其是在美国，很多学者将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而法国和德国的学者却认为，尽管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进行亲密对话，但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出现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尽管两个学派有不同的理论分支和理论框架，但是它们的学者都不得不从马歇尔、凡勃伦甚至康芒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中寻找灵感。这意味着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具有共同的先驱。其次，两个学派的假设相似，如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同时还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如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的影响因素等。最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最近出现了明显的融合趋势。一方面，当前最知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逐渐开始接受演化思想，并将它用于研究制度形成和变化机理；[8～10] 另一方面，一些杰出的演化经济学者虽然提出了不同的制度定义，但也越来越认识到将经济制度引入演化理论的必要性。[11,12]
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两者之间在研究领域上存在交叉，如都研究制度演化，相互联合有利于对创新系统等具体应用性问题的探讨，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理论上没有分野。事实上，尽管这两个经济学派之间存在互动，但各自都保留着显著的独立性和特殊性（Brousseau,1999）。这是由其各自的理论取向所决定的。 制度经济学关注对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设定，而现代演化经济理论更关心技术发展过程，并试图解释经济变化的一般性原因、过程和结果。简而言之，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但制度经济学，无论新制度学派还是旧制度学派，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畴，而演化经济学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至少可以说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
5.一个活跃的应用领域——演化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学一样，演化经济学在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地理维度（参见图1）。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开始关注演化经济学，并将它应用于新产业区、新产业空间、产业集群和空间创新理论分析，试图对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进行系统整合（Rigby等,1997; Boschma等,1999; Essletzbichler等,2005; Boschma等,2006）。经济地理学界掀起了研究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热潮（Schamp,2002; Boschma,2005）。同时，演化经济学家也开始运用演化思想来研究经济空间问题（Antonelli,2000; Canie
ls,2000; Breschi等,2001; McKelvey,2004; Brenner,2004; Werker等,2004）。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地理是创新的重要维度，经济地理学家能够为演化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或地理问题的科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讨经济行为主体在时空条件下的演化路径。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发生经济行为的环境和组织结构会影响其演化路径和绩效，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演化经济学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和周围环境的互动性，以及不同组织空间的共同演化。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为我们理解区域差异的本质提供了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区域发展政策。[13]
目前，国际演化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1）研究领域由制造业的产业空间演化研究扩展到了服务业的产业空间演化研究（Weterings,2004）、城市增长复杂性分析（Ioannides等,2004）、区域竞争力（Boschma,2004）和区域差异（Boschma等,2005）的演化分析等。（2）广泛运用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关系经济地理学（Bathelt,2005; Bathelt等,2005）和制度经济地理学（Schamp,2000; Hayter,2004）。（3）创新系统研究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相互交叉（Nelson,1993; Cooke等,2003; Cooke,2005），并在演化思想的指导下，对创新政策进行反思（Fuchs等,2005）。（4）继2003年10月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地理系召开了“经济的空间演化：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国际研讨会之后，2005年4月该系又召开了第四届应用演化经济学大会。2006年4月，剑桥大学地理系和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地理系联袂在剑桥大学组织了一次欧洲演化经济地理学研讨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其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对技术和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与经济演化、产业集群、城市与区域发展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见，目前国际演化经济地理学已进入理论整合阶段。
6.未来的热点议题——共同演化。十多年前，“共同演化”概念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兴趣，而组织学学者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根据多样化、选择和变化的持续性强调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的现象（March,1994; Koza和Lewin,1998; Lewin等,1999）。Nelson（1994）强调了建立共同演化模型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变化动力的必要性。[14] 著名的演化经济学组织——国际熊彼特学会将2004年度的熊彼特奖颁给了以研究企业、技术和国家制度共同演化著称的Johann Peter Murmann。他在其获奖著作《知识与竞争优势：企业、技术和国家制度的共同演化》中，探索性地对产业、技术和制度进行了动态整合分析，并给出了共同演化的严格定义：当且仅当两个演化种群能够对对方的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时，两者才是共同演化的。[15] 当然，他也提出了共同演化可应用于广义多事物共同演化的观点。
在共同演化理论文献中，关于技术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制度之间共同演化关系的文献最令人瞩目。其中，Freeman等（1997）率先对公共制度和技术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16]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变化的速度、路径和特征，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产业、技术和支撑性制度共同演化所决定的。[17] Sotarauta等人提出了共同演化的标准，并通过对芬兰、印度和美国的不同区域案例研究，为全面理解区域发展过程提供了共同演化框架等。关于新兴产业和制度之间的共同演化关系，除了Murmann（2003）的专著讨论了德国合成印染产业在10世纪后半叶崛起的原因之外，Consoli（2005）最近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 从演化视角详细阐述了英国零售金融服务业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结构变化过程。[18] 但是，正如Volberda和Lewin（2003：2128）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以“共同演化”为标题的文献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在研究共同演化问题。
四、结束语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但是演化经济学在欧美国家并未获得经济学王国的主导权，它依然是非主流经济学，并且处于非核心地位。从全球经济学整体格局看，尤其是在英语世界的经济学界，演化思想难以在短期内动摇新古典经济学的垄断地位。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全面建立，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霸主地位以后，经济学中的“异端”思想很难在经济学中找到生存的空间。虽然20世纪70年代西蒙、诺斯这两个非新古典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也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下的一块怪异的“修饰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非英语国家也不能取得主流地位，演化经济学思想在德、法、荷和意等欧盟成员国日益取得主流地位。同时，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且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形成“一元化统一”的格局，因此，中国将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本文认为，演化经济学除了可能在一些非英语国家获得主流地位以外，还可能在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获得主流地位。经济地理学家，包括关心创新空间问题的区域科学和创新学派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引入演化思想，而且在技术与经济尤其是产业空间演化研究等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广泛关注演化主义的同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既有问题等特殊背景，以及我国经济地理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修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活跃的创新研究与集群研究等因素，必将促进演化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为世界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中心，为整个演化经济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03—24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产业集群的治理与升级研究》（编号：07046），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青年课题《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策略研究》（编号：2004A0017）和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剖析与借鉴》（编号：CUGQNW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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