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及其价值——历史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话语论文,特征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7－0089－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和实践价值目标之一。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生产系统的学术界还是知识消费系统的一般受众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最强音的认知、解读、延伸、利用和再生产（重新阐释）的问题。受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及其本身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表达和接受技巧的差异等因素的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在时代变迁中表现出一定的殊异和反差，导致文本与话语实践的非一致性，由此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三种误读：神圣化、庸俗化和妖魔化。这一结果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命题意旨。对此，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就此问题作出审视和回应，一些专家和学者就如何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构想，并初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脉络①。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及其逻辑前提、成因、方法、特征、意义进行了概括②。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界被曲解、错用的情形依然存在。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历史视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进行探源和解读，以期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及其价值，并就此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生成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 任何理论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在近代革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唯一正确的革命指导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则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程度。然而，在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过程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差长期在党内得不到系统解决，因而理论问题也就无从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直接插手中共党内事务，不允许党内出现任何其他独立的思想。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必须接受”、“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消（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④。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体现得尤为明显。遵义会议之前，以帮助中国革命为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会议文件的起草都加以直接干涉，有时甚至是越俎代庖，“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⑤，对但凡稍有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和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见解的同志轻则横加指责，重则予以组织上的严厉处分。在此高压政策之下，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只能老老实实地遵从和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甚至少数人还沦为保卫苏联国家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更毋庸言理论的创新。而像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些有着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排挤打压，其结果必然导致脱离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盛极一时。
第二，党内宗派主义现象严重。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多个派系，主要有“托派”（自称“党内反对派”）、“国际派”（或“莫斯科派”）、“国内派”和“中间派”⑥。“托派”虽然人数较少，但由于陈独秀的介入，影响较大。“托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持取消主义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列宁所谓的“二个波间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因此，他们主张党“放弃革命之企图”，主要通过做一般群众工作，转而“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⑦。这一言论实际上是要党主动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条件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优先性。这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分裂。“国际派”主要是以留苏学生和有着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为群体的一个早期主流派，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尤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取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后，俨然掌控了党的几乎全部话语权。“国际派”的基本倾向就是教条主义，他们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旨意，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段论和城市中心论为理论核心，主张革命“无间断性”的“高涨论”，认为现时的革命“已经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革命”⑧，这就在实际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如此，“国际派”还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且以“肃反”为名，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极力打击报复党内、军内持异见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危害都远远要超过“托派”，“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内派”是在汲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及同“托派”和“国际派”等错误路线斗争过程中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品质的党内少数派⑩。“国内派”与前两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尊重事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以及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当时他们在党内处于非主流地位，因而其正确主张很难得到党内多数人认同。至于“中间派”，其主要作用在于调和各派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穿针引线，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派”起过重要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宗派主义纷起的结果只能导致思想的涣散，无法形成统一的、正确的革命理论。但也正是有鉴于此，才引起了党内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第三，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更换频繁，党内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后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主席、常委先后就更换了十几人，而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人还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却是身后的罗明纳兹、李立三、王明等，即使是中共中央也时刻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掣肘和操控。在此期间，上海的临时中央居然与各根据地之间曾几度失去联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这种状况使得党内很难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思想背景之下，尤其是在三次“左”倾错误思想路线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命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1)。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多数中央领导在这次全会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如张闻天在10月15日的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12)。陈云在10月30日的报告中表示：对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报告及“泽东、洛甫的报告都同意”(13)。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央领导层已基本形成共识，就连王明也不得不在会议发言中作出个人表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14) 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学会灵活的（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5)。
此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在1939年至1942年间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这些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写成的理论篇章，不仅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延安整风运动发起后，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他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6) 经过多次如此反复的解释与强调，到六届七中全会结束时，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成为全党的共识。随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完整的革命理论。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之后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话语。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即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别的主义的“中国化”；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定，即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预期，即期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据此，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实践，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三：
（一）意识形态选择的主观性与话语实践的客观性统一
丹尼尔·贝尔指出：“每个社会，每个社会组织，都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存在，那些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意识形态。”(17) 意识形态既是政党形成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具有导向功能、辩护功能、凝聚功能、动员功能、约束功能。但是，意识形态的这些功能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又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二是政党对意识形态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即政党意识形态观。而后者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的结果。毋庸讳言，这种选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西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具有超前性。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又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脱离于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18)。基于这一点，在革命背景下，作为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由意识形态选择的这种特殊性所带来的困难恰恰就是意识形态自身实践的困难。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宣扬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宣扬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又不得不着眼于中国现实，努力寻求与资产阶级合作，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其现实目标。而民主革命目标的确定，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只能暂时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可。由于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在整个国家层面上突出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
意识形态可以脱离实践而存在，但绝不能脱离实践而发展。既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 当意识形态与实践相统一时，意识形态能够正确反映实践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保持动态平衡。反之，当意识形态与实践相分离时，意识形态或者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或者超出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是在实践当中调整和变革自身，而是依据固化的意识形态对实践进行简单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按理说，党在此时独立领导革命，能够合理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革命。然而，此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革命模式和经验，把苏俄（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意识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并成为政治的核心，这种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意识形态无疑缺乏坚实的根基，使之完全游离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完全脱节。因而，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对“左”倾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新认知。这种新认知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按照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界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其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而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地检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价值。这一话语不仅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且也符合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在中国实践的难题。
（二）话语反映权力的可能性与权力决定话语的必然性统一
福柯指出：“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20) 权力决定话语，任何政治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生成的过程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党内权力斗争的过程，这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过程中，话语的转换真实地反映出了权力的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过程中，党内的权力斗争集中反映在“国际派”与毛泽东等人之间围绕革命话语的争执与分歧中。“国际派”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党内的话语权，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既有共产国际在背后的强有力支持，也获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因此，拥有了法理权威，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首先在革命理论上，他们炮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片面宣扬“城市中心道路”理论，坚决抵制和打压一切反对意见，更是把毛泽东等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战略诬蔑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革命实践中，他们全面推行“苏联化”路线，幻想去除一切非苏联的传统的因素，包括思想和文化，使“苏维埃”成为革命的唯一符号标识。在“国际派”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是同面异体的关系，现实苏联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这种苏联话语的复制不仅不能维护中国党自身的权威性，相反却使党这一整个群体主动沦落为他党的一个附庸。“国际派”尽管拥有在党内的话语权，但是这种话语却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初衷谬以千里。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苏维埃”身体政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殖民化”，使中国在力图摆脱西方殖民化的同时完全依附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被殖民”。这种悖论性的话语反映在理论上是相当幼稚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于说要把中国复制成一个苏联。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丧失民族性的新殖民话语居然能在党内占据主流，并在事实层面上得以实践，这显然是权力这一强大推力作用的结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国内派”的崛起对消解“苏维埃”话语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至关重要。这一过程同样伴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的权威是长征这一特殊时期党内各派暂时妥协的结果，党的领导集体并没有完全形成，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但是相较土地革命前期，党内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总体战略已越来越趋于认同。尽管在1937年12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遇到了王明“国际”话语的最后一次强力挑战，使毛泽东再次处于一种孤立状态(21)，但是，此时的“国际派”内部也已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王稼祥和张闻天，包括陈云等党内重要人物对共产国际路线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此关键时刻，王稼祥在1938年七八月间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要求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无异于直接宣判王明在争夺党的领导权上的失败。正是这一指示精神为毛泽东确立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提供了转机。据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22) 因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适时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博得了全党一致的认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运动，大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威。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建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基本清除了党内的异见，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本身就标志着毛泽东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符号标识。
由王明和毛泽东之间关于“权力—话语”的事实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仅仅依靠强权所维系的话语，并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要使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除了有权力作后盾外，话语本身必须具有科学性，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从党的意志提升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除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威外，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意愿。
（三）话语目标设定与话语实践语境的历时性差异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分别是：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民主。前者属于革命的范畴，后者属于现代化的范畴。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革命和现代化并不具有同步性，只有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现代化发展才有可能。正是因为革命与现代化在近代中国历史演进逻辑序列上的差异，才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与“现代化”实践语境的历时性差异，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中国时空架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任何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必须与所指导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总是与一定时间、一定民族区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联系，总是与一定时空架构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架构，从时间长度上讲，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它已跨越了两个世纪，有近百年的历史，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飞跃，一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在改革开放时期；从空间跨度上讲，今天它已涵盖了中国大陆，并作用于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受制于这一时空架构，主要解决的是这一时空架构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就要认识这一时空架构的特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深刻把握了中国的时空架构特性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形式，或者说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空架构说明这个“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领域内的一定阶段，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化”，它要符合和满足中华民族发展的要求，中国历史前进的要求，离开这个特定的时空架构的要求是“化”不了的，中国的时代氛围、时代主题、民族土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前提，中国时空架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在革命时期，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双向互动，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第一大问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种解放只是政治意义上人身解放的开始，并不具有完全的自由和民主向度）。随着革命目标的实现，“现代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在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3)，毛泽东本人也表示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4)。这一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关于《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后来曾给予非常中肯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25)。的确，《论十大关系》的出台以及党的八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正确思路，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集中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然而，遗憾的是，鉴于对中国国情判断的失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中国化再次“复归”到“革命”语境中，致使现代化严重受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实践语境特点，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苏联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与中国实现了“被结合”。但这种“被结合”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化”，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单方面的历史进程，缺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因此这个过程不是辩证的双向互动过程。在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不适应的方面得以较长时间的潜伏，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人们所认识，强制性要求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状况。“现代化”再次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语境。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准确判断则为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失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语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运动过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融合。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所掌握和运用，而不是相反。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价值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符号资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无疑具有非常的价值。
（一）标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强调的是在中国这个国情独特的国家进行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须依赖的理论思路。观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在中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才具有实践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当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同样，共产主义在全人类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定会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一历史维度的确认，并非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其实践价值在于：有助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误区。
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既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维度框架之下的革命和现代化，那么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经历的曲折已经从实践中证实了走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重要性。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印证了和正在印证这一道理。改革开放前，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提前实现，结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武断地以共产主义的标准来推进国家和社会建设，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且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本该具有的特色，使人产生了迷惘。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在现阶段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因而不可能按照共产主义的方案建设现代化。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最佳的道路选择。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健康发展以及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恰恰印证了道路选择的正确性。
（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提供了强大动力
长期以来，在民族主义情感的维系下，西方文化的取舍问题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出路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思想界。在这方面，历史上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新儒学”和“重振‘国学’”论无一不遭到人们的诟病。这些理论或学理，要么对西学从本质上予以抵制，要么全盘接受，完全不符合一个民族大国的文化建设和情感心理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形式上与“中体西用”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其本质差异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秉持的是全面开放的、民主的、现代的文化观；而“中体西用”坚持的则是有限开放的、封建的、传统的文化观。因此，二者的实践结果差异很大。前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良好沟通与融会，使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既突出了自身的民族性，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后者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因借口体用不合而阻遏和限制了文化交流的范围，所学习的也只是有限的本末倒置的表层文化，故其很难带来本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也当然得不到有效解决。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因而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都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而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且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中国化了的具体的、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新内容；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范例。两者互动的结果，既从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从实践上验证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德国，而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胜利后，为避免革命遭到以往的厄运，使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权力从统治阶级的这一只手中转到统治阶级的另一只手中，而主张砸碎国家机器这个社会超自然的怪胎——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取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然后在此基础上以普选的方式选举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务员，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以便从根源上杜绝国家寄生虫这个魔怪(27)。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意在消灭国家和铲除官僚特权的制度设计，显然不可能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阶段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的这一思想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不仅没有取消国家机器，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共产党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建设的初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内，中国不仅不具备取消国家机器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的结果。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渗透。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依然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等无不体现出中国特色。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等同于“有中国特色”。任何以“非马克思主义”为借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及其合法性进行的质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框架内都是不足为道的伪问题。这并非说，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都是百分之百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真是那样，马克思主义倒没有必要中国化了——毕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的动态过程，其所解决的只能是原则性的和方向性的根本问题，而无法对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作出周详的解释。
注释：
① 参见余其铨：《时代精神的精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陶德麟、汪信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邱守娟：《从源头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探讨和学术创新方面，许全兴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区分》，《理论前沿》2003年第18期），周志山则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践达成“视界融合”及应用创新（周志山：《从伽达默尔的“理解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3期）。
② 参见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论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11期；皮家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等。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1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⑥ 关于该时期党内派系的存在，学术界迄今没有进行过详细的划分。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提到：在1930—1931年间，苏区存在着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布尔什维克派、社会民主党人、李立三主义者等派别。他认为这是“权力斗争”而非“意识形态”的产物。参见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167页。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将党内划分为“左派”、“右派”和“第三派”，并认为周恩来领导着“第三派”，参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⑦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387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⑨ 《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
⑩ 必须指出的是，“国内派”并非主动自立门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派”，而是在正确意见得不到尊重和采纳的情况下因遭受排挤和打压而被孤立的一个党内群体。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
(12)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53、454页。
(13) 《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14) 《六大以来》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7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6—757页。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0、41页。
(17) 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2页。
(18) 有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这种“独立”是一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相对独立”，而不是“绝对独立”。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20) 蒋梓骅译：《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36页。
(21) 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2页。
(2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16页。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72页。
(24)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2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58—659页。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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