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马毬史料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探析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毬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体育界争议不休的问题。众说纷纭，有“中原说”、“波斯说”、“吐蕃说”，至今尚无统一认识。我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形成和发展应该从事物的本质和共性规律，以及差异性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去探求。由于体育是人类文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多元性、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综合体。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的、全方位的。
马毬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从蹴鞠、击鞠、步打球、捶丸、马术和养马业等，从历史、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娱乐、审美等多维角度去探求它的形成发展规律和相互间的迁移影响。今天，我们运用体育学、比较学、哲学、史学等对敦煌的文献、壁画实物中有关马毬史料进行调查探析，为深化研究马毬的发展、透视马毬的源流和嬗变提供了新的信息。
球类娱乐在我国起源甚早，云南沧源岩画中就可以看到在三千多年前佤族的祖先在祭礼活动中，就有玩球的图形。古代称球为“蹴鞠”，文献记载可见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史记》。①到了汉代，“蹴鞠”运动十分盛行，不仅在民间的乡村或是道路小巷中都有人玩蹴鞠，而且在宫廷中各朝皇帝，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成帝刘骜等等，都十分喜爱蹴鞠运动。在汉代还把蹴鞠运动作为军事训练中提高将士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将霍去病驻守河西时，曾亲自率领将士们练蹴鞠。《汉书·艺文志》把有关“蹴鞠”活动的著作附在兵器之后，列入兵器十三家，作为重要军事参考书；并从《鞠城铭》中记载有当时的“蹴鞠”活动已有场地器材、各队参赛人数、裁判执赛等竞赛规则与裁判方法等要求。在这期间，由于“蹴鞠”列为军事训练，骑兵又是守卫边土的主要力量，在军事训练之余，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娱乐需要，以枪等之类武器，乘骑击鞠嬉戏。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加之迁移原理，为“击鞠”、“打毬”（马毬）、“木射”（地滚球）、“步打球”（曲棍球）、“捶丸”（高尔夫球）等球戏的形成开创了契机，并出现了用毛制作的“毛丸”；用八片皮革缝制并充气的“气毬”；用牛皮包制的木质球；鞠室演变为毬门，供开展击鞠活动的器材和场地，以及运动服饰等。当然，那时期尚未对它以体育标准去要求，它仅仅是当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娱乐和精神审美与满足的现象。但它对日后马毬这一竞技体育的形成却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关于马毬的文字记载。东汉末年应邵著的《风俗通》、日本古书《倭名类聚抄》都有“毛丸”的记述。说明当时已有用毛揉制成的、富有一定弹性的圆球，亦作为击鞠使用。东汉末年曹植所著乐府诗《名都篇》就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曹植在诗中虽不是直接描写击鞠活动，却提到了击鞠的场地，和京洛少年骑术达到熟练的程度。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球篇》中对东汉时期洛阳的击鞠竞赛作了形象的描绘：“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十金池，宝杖珮文七宝球……”诗中还把曹植《名都篇》中的“走马长揪间”引为典故，证实蔡孚的《打球篇》是参照了尚未佚失的汉代著作《名都篇》写成的。梁朝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亦提到“打球”的词句。由此也可以使人们了解，我国在汉魏之际已盛行击鞠活动。这些文字记载，均早于有关马毬源于波斯之说。
唐代是我国马毬活动鼎盛时期，据文献记载，唐代自高祖李渊起的二十二个皇帝中，差不多人人喜爱马毬活动。《封氏闻见记》卷六云：“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唐中宗时，据（《资治通鉴》卷209）记载：“上好击球，由此风俗相尚”，唐玄宗、唐穆宗、唐文宗、唐宣宗、唐僖宗、唐昭宗等都是击鞠高手。除了帝王、贵族、文武大臣喜欢和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之外，唐代民间也同样盛行此举。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公元710年（景龙四年）唐朝宫廷毬队跟吐蕃毬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公元821年唐朝曾派使团赴日本，并在天皇嵯峨宴请使团人员时，进行了一场马毬表演赛②。表演之后，嵯峨天皇即席用汉文赋诗一首《奉和早春观打毬》③并写下了“武事从斯强弱见”的词句来颂扬马毬是习武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武力强弱的根据之一。另外，从《新唐书·郭知运传》中还可以发现女子打马毬的记述。
据文献记载唐时的马毬活动，不仅风靡全国上下，而且还发展了高超的技术和技法，竞赛规则、场地、器材、服饰以及安全保护等，充分透视出该项目的活动已具备体育的本质属性。唐时的马毬技术已十分精湛，击球技术有背身球、仰击球、俯击球、左右击球等难度动作④。这些技术也是现代马球运动的重要技术组成部分。
比赛方法上要求：“凡击毬，立毬门于毬场，设赏格。……各立马于毬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毬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毬而击过毬门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毬，其胜者得第二筹焉。”⑤
唐代马毬活动所用之球，从出土文物和文献中可得见是圆形、硬质，表面涂有颜色，大小如拳⑥。约8.5厘米，但令人震惊的是，它和现代马球比赛使用的球的直径8.5厘米的规定一致。球杖是马毬活动的主要器械，唐代球杖是一根周围绘有花纹，顶端呈半弦月形的棍，称之为“月杖”。毬杖一般使用藤条制成，现代马球比赛也同样使用藤条制作的球杆。马毬比赛使用的马都是产自大宛，波斯等国的良种马，比赛时的马必须挽扎马尾，此规一直沿习到至今的国际马球比赛之中。文献中记载，马毬比赛时要求参赛队员一色着装，不同队的服色要有区别，款式是“锦袍窄袖”⑦。所穿之鞋一般为长筒皮靴。头戴用桐木制作的幞头球帽，而现代马球比赛同样规定运动员参加比赛时必须戴软木质的球帽。唐代的毬场非常宽广、规范，一般能存兵数千。并用油料来筑毬场，使毬场平滑如镜，既可防雨又可防马踏之后飞扬尘土⑧。毬场的三面用矮墙围之，一面是殿、亭、楼、台之类，以供观赏之用⑨。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原地区直至丝绸之路上筑有许多马毬场地，如：安徽泗州、河南许昌、山东郓州、河北常山（正定）、江苏徐州、山西恒州（大同）、陕西长安（西安）、甘肃敦煌、新疆塔什库尔干等。《资治通鉴》卷271还记载了：“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毬，一烛费钱数万”。这提供了当时已有“灯光球场”和夜间进行比赛的例证。
宋、辽、金、明各时期，马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场地、器材、服饰、比赛胜负的计分方法等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以上所述，有关我国马毬活动开展的概况，充分证明，马毬的起源和发展是出自人类多元行为的社会动机，而绝非是单一的社会动机。军事战争、养马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生理和心理的需求、社会时尚等等。因此，对马毬的研究必须扩大视野，并对一些从其他起源等领域中移植过来的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提高研究水平。
古代敦煌一带是我国西部游牧民族集居和守关将士的重要驻地。在长期的养马、育马、生存的基础上，当地民族不仅培育了优良马种，而且还掌握了高超的骑术。守关戍边的将士把练习骑术和击毬作为提高将士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马毬活动在敦煌一带同样和中原一样，得到了广泛开展，并为今天人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例证。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反映当时敦煌地区开展马毬活动的情景。S.2049、P.2544《杖前飞马毬》写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时仲春，草木新，口初雨后露无尘，林间往往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相唤同情共言语，闲闷结伴（游）球场，传中手执白玉鞭，都史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敲磕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输赢，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辉，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毬势杖前飞。毬似星，杖如月，聚马随风直冲穴，□□□□□□□，□□□□□□□。人衣湿，马流汗，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⑩。这首诗描绘了马毬比赛的时间（仲春），地点林下（球场），观众（各界仕女），马匹（金镫银鞍紫骝马），球杖（杖如月），服饰（脱绯紫，著锦衣），球队（青、红二个队），以及比赛时进攻射门的激烈精彩场面和“人衣湿，马汗流”之大强度的运动量。
S.6171《宫词·水鼓子》记述：
“先换音声看打球，独教秀部在春楼。
不排次第排恩泽，把板宫人立共头。”
“寒食两日坊内宴，朝来□排是清明。
飞龙更取□州马，催促球场下踏城。”(11)
这首诗描绘了宫人在寒食清明时节，观看球赛的情景。
P.3697、S.5439、S.5441《捉季布变文一卷》云：
“试交（教）骑马捻球杖，忽然打佛便过人。
马上盘枪兼弄剑，弯弓倍射胜陵君。
勒辔邀鞍双走马，跨身独立似生神。
挥鞭再聘堂堂貌，敲镫重夸檀檀身。
南北盘旋如掣电，东西怀协似风云。
朱解当时心大怪，愕然直得失精神。(12)”
该诗描述了季布在朱解面前表演打马毬的高超技艺。
P.3618《秋吟一本》云：
“或弄笔以缀花文，或弯弓而□□□。
凋按（雕鞍）骏骑，打毬绰绽之衣；(13)”
P.3356《残道经廿七行》云：每参凤驾，接对龙兴，毬乐御场，马上奏策。”P.2368《张延绶别传》云：“延绶善击毬，曾与和田使节在延安楼前进行马毬比赛”（张延绶为张仪潮的侄子，张淮深三子）。
S.5637《祭驴文》描绘了主人曾骑驴击球，在驴子死后，主人以悲伤之情而写下此祭文。“数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毬力须摊。”[14]该祭文反映了骑驴击球的情景。
S.2947《丈夫百岁篇》云：
“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绔。
平明趁伴争球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诗句充分反映了唐时民间击球活动的盛行。
唐时地处边陲地区的敦煌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重镇，当地的驻军张仪潮为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加强作战能力，一直把马毬活动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并修筑了毬场。敦煌遗书P.3239《甲戍年(914)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将头牒》就称“领步卒虽到毬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15)敦煌研究院藏001+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叁瓮，支十乡里正纳毬场酒半瓮。
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
二十一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饼四十二枚。(16)
这是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帐目单。P.3702《儿郎伟》云：“朔方安下总了，沙州善使祗迎。比至正月十五（四），毬场必见喜声。”(17)P.3451《张淮深变文》云：“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诏赐尚书，兼加重锡，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罗列毬场，万人称贺”，“到日毬场宣诏喻（谕），敕书褒奖更丁宁”，“安下既毕，日置歌筵，毬乐宴赏，无日不有”(18)。P.3945《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记述了用羊充击毬的例子，“二只羯羊，七月内宴设司用充打毬局”(19)。这都反映了毬场除了练兵击球之外，还要用于宣示诏谕，宴设和击毬宴设来招待宾客等活动。
敦煌遗书中还反映出击毬场的辅助设施，如楼台、亭子（看台）等建筑。从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到这些建筑多是用于观看马毬比赛或阅兵的。如：P.3773《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云：“天使上亭子”，S.6171《宫词·水鼓子》云：“先换音声看打毬，独教□部在青楼”。
毬杖是马毬活动的主要器材之一。毬杖的制作从文献中可以得知在取料、装饰上尤为精细。敦煌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曹议金出行图和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变相各国王子听法图中可见到偃月形的毬杖。由于当时马毬的风行，敦煌还发展了球杖制作手工业。S.1366《年时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记载：“支孔法律纳毬杖面一斗，油一升”。
马毬据文献记载一般小于拳，圆形，涂有颜色，有木质、皮制等品种。古代西域地区就一直是毬的制作场所。文献记载唐时西域安国向朝廷进献贡物除良马、围棋子等外，还有“郁金毬”、“拓辟大氍毬”、“绣氍毬”等。另外，1979年在敦煌马家圈汉代烽隧遗址中，出土的西汉中期用毛制作的毬，尚需进一步考证。
敦煌遗书S.2049、P.2544《杖前飞·马毬》所云的：“毬似星，杖似月，骤马随风直冲穴”，不仅形象地显现了马毬比赛的精彩场面，而且也证实了马毬比赛必须冲穴方为胜的规则，这个“穴”应当是毬门或是毬网。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南壁及东壁南侧下部有幅张仪潮出行图，据考证此窟建于861-865年之间，则张议潮出行图也当在此时间作成。它是861年张议潮率众驱走吐蕃攻克凉州后，为庆祝整个河西归大唐而绘制的。画面自西边开始，由百余人组成的出行图，前部是仪卫，中部是节度使张议潮坐骑，后部是射骑猎队。前部仪卫队有穿圆领、窄袖、团
注释：
①见《史记·苏秦列传》。
②嵯峨天皇为日本第五十二代天皇，公元809年即位，823年让位于淳和天皇，在位十五年，年号弘仁。
③本诗见日本《经国集》。
④见唐人沈全期著《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张建封著《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唐人阎宽著《温汤御球赋》。
⑤《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
⑥见唐人鱼玄机《打球作》、阎宽《温汤御球赋》、《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
⑦见《东京梦华录》、《端午观骑射击球侍燕》。
⑧见《资治通鉴》卷209。
⑨韩愈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⑩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中册，第7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中册，第7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册，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3)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下册，第8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谭蝉雪《祭文》，见《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缉，第293页。
[16]施娉亭《本所藏（酒帐）研究》。
(17)黄征《敦煌原文（儿郎伟）辑考》第60页，《九州学刊》第四期1993年。
(18)《敦煌变文集》上册，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9)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