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和谐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说的。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1978年改革以后我们说“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那什么才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连续几年都讲，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那个时候我在英国，很多英国人不明白这个事，老是问我，你们中国人究竟要吃多少饭？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懂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多么大的事。
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难民，现在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省的贫困县，我发现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已经基本不是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
这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先说小康社会。应该看到，“小康”与我们原来讲的“现代化”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过去讲的现代化基本是指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还有可能再走这样的道路吗？
英国式的工业化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是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我们征服、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我们（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有那么多资源来征服、来挥霍吗？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包括最近很流行的市场／政府、社会／国家这类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它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是以英国18—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它过多的侮辱。
比如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而中国早就在那儿了，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然，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因为我们说的“中国”，是整整一个大陆，就像欧洲一样，在这里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而不只是什么简单的转型、转轨的问题；更有甚者，“中国”也是一整套古老的（且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里面包括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中国还是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集合体。所以，“中国”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丰富得多。
但问题在于，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资本”、“劳动”、“市场”、“国家”，等等，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而这些概念、理念，其实是从局部的很小很特殊的经验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不断改变现实来适应这些理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200—300年，但是，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按照这个走下来，有的是消失了，但是有的还在生生不息，或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他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它覆盖的人群要多的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是丰富的，最少有着自己的另外的解释。这样来看，当我们用外来的概念来讲这儿发生的事时，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现，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事实上已经产生出了这样的理论，那就是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主义，包括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建造和谐社会，只不过我们喝多了，喝醉了“洋酒”反过来嫌它土而不肯承认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化本身。为什么要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现代化”不就行了吗？对于认识而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话语上、概念上、认识上的转换。最早我们是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那时候现代化是最大的合法性，它要解决晚清以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局面。现在我们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小康”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先建设小康社会（所谓“初级现代化”），初级阶段100年以后就可以是现代化社会（“高级现代化”）了；但是，是不是还可能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小康”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代替。小康之后（不只是时间之后，也是逻辑之后）也许不是“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例如，回到我们的老祖宗的说法，“小康”以后应该是“大同”。
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叙述是，资本主义使生产力高度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也带来贫富差距、剥削、战争，它早晚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在社会关系里面形成一种和谐（逐渐消灭三大差别）。今天我们谈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话题，是“小康”式的和谐，那么“大同”式的和谐是什么？小康的和谐与老式的（英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可以不可以不用那种“工业化”（一方面对内剥削对外侵略，另一方面远离自然破坏自然）的办法来实现小康？还有它与中国式的和谐（“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一种小康，“采菊东西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一种和谐）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说的“小康”，不是简单回到陶渊明的“园田”，而是社会主义的小康。无疑社会主义就一定是和谐的，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小康，至少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社会；之所以要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根据，就是前面提到的，走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殖民侵略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也不可能，诗经的时代，或者唐宋的时代，作为社会文化来讲应该也是很辉煌的时代，即使是辉煌的时代我们也回不去了，所以今天不论是讲小康社会还是讲和谐社会，都是面向未来的。
怎么才能面向未来？首先，千里之行驶于足下，我们要从当前的问题说起，一开始也只能是“初级阶段”，而不是提着自己的头发就能飞起来，所以不是“腾飞”不腾飞的问题；其次，要拿自己和别人对照着说（因此要对外开放），但一说对照就有一个以谁为基本参照的问题：是以英国为主线（包括英美或欧美），以那个发展道路为最基本的参照呢，还是其他的社会也可以作为参照？而且，不论如何参照别人，最终还是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道路，所以也不是什么“接轨”不接轨的问题。
以英国为蓝本的现代性走到今天，200—300年了，普遍性在世界上被证明了多少？在别的地方被借鉴被套用成功的究竟有多少？而且，不论在其他地方成功与否，对于类似中国、印度这样的后发的同时又是古老的人口大国／大陆来说，究竟复制的可能有多大？最后，即使对于英美欧美来说，老式的发展模式，仅就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言，究竟还有多少可持续性？一句话，英国模式的普遍性究竟有多少，本来是可以在学理层次上被讨论甚至被置疑的，而我们学界在这方面却做得如此之少！
所以现在提出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概念，就如三十年代提出“具体实践”、“延安道路”、改革以来提出“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样，不应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一个个政治口号甚至说辞、套话、借口，在学理方面，这本来都是很有内涵也很可说的，因为它们都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而且，它们也不只是对现实描述，它们其实也有可能变成分析性的概念，用在我们这儿它们更有阐释力和生命力。
因此，这里有一个很大挑战，究竟我们学界这20多年来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有没有拿出分析性、解释性的东西？本来，“小康”、“和谐”这些概念，也可以变成分析性的，再用它们来说中国当下的事，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样的认识和叙述。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这里发生的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潜藏着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如果类似于“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些概念也变成解释性分析性的概念的话，再用它们来看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可以看出“中国”可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简单罗列一些谁都知道的问题（连开出租的小伙子和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问题），然后就拍脑袋开“大力丸”：大力发展经济，大力解决三农，大力改革开放，大力加快城市化；或者，也不是一看到问题如山就说我们这不如人家，那不如人家，就只剩下一条出路（比如说英国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可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了它我们只好去征服自然，污染也是合理的，拉开差距也是合理的，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我觉得中国今天如果把小康、和谐这些概念变成重新认识中国的分析框架，就有可能不是简单重复污染、拉开差距、扩大悬殊，就可能既不自残，也不欺人。你用那么有限的耕地怎么养活了那么多人，一旦真把这个“中国特色”总结出来，用自己的概念、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
我们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不是两个好听的字拿来摆摆弄弄，而是要探索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到一个分析的框架里头，当然说建构和谐社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新的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有五个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与乡、东部与西部、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不理顺就不协调、不和谐。为了建构和谐社会，除了决策层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认知层面需要上做的工作。“小康”也好，“和谐”也好，首先，究竟什么是“社会”？它究竟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还是人类的概念、集合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动物，它既是生物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更不只是“经济人”，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这里其实无所谓中外、东西，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但老子、孔子明白，亚当·斯密也明白，更别说马克思、布罗代尔了。因此，看一个社会如何，除了看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外，还要看社会的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这是整体上才存在、才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或一群人）时，才有这些东西可言，反过来说，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鲁滨逊，鲁滨逊那样是无法生存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互相关联，才产生一个群队、社，群与群才发生关联。一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其实反而曲解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回到中国的现实，如果只用个人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是无法解释几百年来江南怎么发展出这么一种文明的，一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样来看全面、协调发展，小康、和谐社会，那么，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它的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不只是道德上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就孕育出了团、队、群、社这样的东西来。以前它叫礼俗社会，伦理为本、家庭为体。这种文明，它的社会观、世界观、天下观是什么？费老讲“差序格局”和“多元一体”，就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概念，也不只是谈理想、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分析我们怎样可以用“多元”来求“一体”，最后怎样达到“合而不同”，这就是分析和阐释，从这里才可以生发出真正的学术。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人民大学出版的《2004年度学术》上的那篇文章讲中国多少年的发展，多少年的文明，后来事实上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和其他人）认为其实中国的发展不是得益于什么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是得益于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我们没有英国那个工业化，至少没有走向那条道路，为什么没有走上那条道路，客观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文明和发达的艺术。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但是到了晚清“大分岔”以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阿瑞吉提出：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丢掉，走工业化的道路，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比如说你重走帝国主义道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经验，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为有基础，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的时候，他最后提了四点：第一，中国前所未有地重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还要时间和实践来解决；第二，中国也前所未有的意识到了环境生态的重要性，但是怎样一方面保持和自然有一个基本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几亿农民面临着如何非农化问题，如果不希望这个过程是一个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过程，同时又使几亿农民非农化，将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以前人提的问题意思是中国这么灿烂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阿瑞吉提的问题正好相反，这么一个晚清以后看上去好像要衰落的文明怎么这么短时间内就又要复兴了？这后面一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起作用？第四，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都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复兴，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碍中国的复兴，这种阻碍到底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不好说，但是中国至少应该明白一条，那就是，它的复兴越是以破坏环境、破坏和谐、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人家就越是有理由来阻碍这个复兴。
我今天讲的主要之点是，小康社会也好，和谐社会也好，新的发展观也好，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思路，它甚至比“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还更有新意（更不用说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啦，“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啦），因为后者给人印象还是有个西方为主的普遍主义，我们不过是有点自己的特点而已，不过还处在早期而已。而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工作者，更不能麻痹到连现实工作中的人都意识到了必须要用新的语言、新的逻辑、新的思路来处理当下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却还无视这十几亿人活生生的实践的挑战，只是简单套用18世纪从英国经验形成的一些概念，仅仅用它们来图解这亿万人天天都在创造着的历史和人民为主体的伟大变迁。
最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构建和谐社会，除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法律层面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那就是日常生活的层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层面，吃喝撒拉睡层面，消费层面，是不是也要有全新的格局？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或者是说，力图把几千年的智慧和各种文明形态里面好的东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继承下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早期靠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战争对自然掠夺和征服来发展的道路，追求一种小康、和谐，那么多人和睦相处，少量的耕地不仅能养活众多的人，大家还能彼此和睦相处，这靠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过去我们靠的是勤劳革命，而在日常生活层面也不是西方那种消费主义，不是炫耀和挥霍的文化。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炫耀，挥霍不行吗？过去的高增长是个奇迹，不是靠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带来的吗？我们实际工作部门的人都清楚，这是不可能持续的。现在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这样，发展不是简单的收入利润产值增加多少，而是追求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追求小康和和谐。如果是这样，那整个基本的概念体系包括分析的框架、测量指标都要相应改变。一旦改变了，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发展，再来想中国的明天，那么，从容坦荡的心态，简朴自然的生活，就是题中应有的基本要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