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地方研究的发展分析_埃及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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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埃及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外族入侵，古代埃及文明逐渐成为一个失落的文明，直到1822年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成功破译罗塞塔石碑，标志着对古埃及文字解读成功。自此，一门以解读古埃及文字、文献为基础，研究古代埃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由此产生。由于特殊的历史、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学者研究的学问，并被西方国家所操控。相反，埃及学在埃及本土的起步与发展却滞后得多。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坦言：“西方人创造了埃及学，逐步将它传授给埃及人。埃及人对此充满感激，但是埃及人对这门学问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①鉴于国内学界尚无专文对本土埃及学的情况进行介绍及评价，故撰写此文，拟对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评述，并对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因素进行探讨。

本土埃及学的艰难起步

法国学者商博良于1822年破译古埃及文字成功，带来了埃及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从此，古代埃及文明不再神秘，人们可以通过解读古代埃及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科学地进行研究。一些曾在欧洲留学、具有爱国热情的本土埃及知识分子也受到鼓舞。其中一位名叫里法阿·艾尔-塔哈塔维(Rifaa al-Tahtawi，1801-1873)的埃及人被深深地触动。他思考埃及学这样一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学问，如何在埃及本土也能生根发芽，让自己的埃及同胞们也能了解他们的先辈们创造的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瑰宝。他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塔哈塔维1801年出生于埃及苏哈格(Sohag)一个名叫塔哈塔(Tahta)的小镇，1826年，塔哈塔维等人被阿里政府派往法国留学。5年后，塔哈塔维学成归国，他在翻译、教育、新闻、埃及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了将西方大量的军事和科技成就引进到埃及，1835年，阿里政府下令创办语言学校，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并任命塔哈塔维为该语言学校校长。②

自从1798年拿破仑打开埃及的大门后，大批的欧洲人蜂拥而至，尼罗河畔一时成为帝国主义任意攫取文物的挖掘场，致使大量埃及文物遭到无情破坏。面对埃及文物遭受西方殖民者任意掠夺的局面，塔哈塔维深感痛心，他进言埃及总督阿里采取措施，保护埃及文物。1835年8月15日，阿里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对欧洲人肆意掠夺埃及文物的行为进行限制。法令明确规定，任何西方国家在埃及发掘的任何文物都必须悉数交至语言学校，由校长塔哈塔维对文物的去留做出决定。③为了让自己的本土同胞系统地掌握埃及学知识，塔哈塔维想创办一个专门的机构，向本土同胞们传授埃及学。1869年，在塔哈塔维的大力呼吁下，埃及政府创办了古埃及语学校(Madrasat al-Lisan al-Qadim)，聘请德国著名埃及学家海因利希·布鲁格施(Heinrich Brugsch，1827-1894)向埃及人讲授古埃及语，以发展埃及学。古埃及语学校首次录取了10名埃及学生，④而艾哈迈德·卡米勒(Ahmad Kamal，1851-1923)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作为埃及本土的一名埃及学者，卡米勒决定在两个方面进行着手发展埃及学。一是确立自己为一名专业的埃及学者，跻身于国际埃及学者的行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用法语写作了大量论著；二是劝诫他的埃及同胞认同古埃及文化，使埃及民众对古埃及文化产生感情和兴趣。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使用母语阿拉伯语撰写了大量作品。⑤但是，时任埃及古物局局长的法国埃及学者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1858-1881)，出于一个西方殖民者的狭隘之情，极力阻挠本土埃及学的发展。⑥

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的埃及总督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教育部长也表示赞赏。但是，马里耶特却担心，将来埃及方面会聘用掌握了古埃及文字的埃及人进入开罗博物馆工作，会影响到法国人所垄断的埃及古物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后来，马里耶特竟然下达命令，不允许埃及人在博物馆内抄写古埃及文字铭文，神庙参观处凡发现可疑人员，也一律把他们驱赶走。⑦

由于马里耶特不允许古埃及语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埃及古物局工作，古埃及语学校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1874年，古埃及语学校创办不足五年即被迫关闭。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也只好返回了德国。⑧刚刚生根发芽的本土埃及学，眼睁睁地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扼杀，着实令人痛心。

殖民统治下本土埃及学发展举步维艰

虽然西方殖民主义者处心积虑，别有用心地对本土埃及学的发展进行阻挠和破坏，但是并没有泯灭埃及本土知识分子发展埃及学的决心。本土埃及学者卡米勒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一心发展埃及学。他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渐被国际埃及学界关注和认可，但很快便遭受到了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学术攻击和人身攻击。

1881年1月，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1846-1916)继任了埃及古物局局长这一职位。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英国于是在1882年武装占领了埃及。虽然埃及古物局仍由法国人掌控，但是，由于英、法之间的竞争与牵制，加之新继任者马斯佩罗本人心胸比较开阔，本土埃及学进一步发展的国内环境有所改善。

马斯佩罗担任埃及古物局局长后，卡米勒担任了开罗博物馆的秘书和翻译，后来成为了一名助理馆员。⑨这使得他有条件在埃及学领域继续奋斗。1902年，卡米勒把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指南翻译成了阿拉伯语，第二年，他把开罗博物馆指南翻译成阿拉伯语，这本由法国埃及学家马斯佩罗编辑的指南书，那时已经出版了法文版第4版，英文版第5版，但出版阿拉伯文版尚属首次。⑩卡米勒在埃及古物局主办的《埃及古物部年鉴》(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上，十年间先后用法文撰写了29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当时他所有埃及同事们发表文章总数的两倍。(11)他撰写的有关开罗博物馆总编目(Catalogue général)也引起了欧洲埃及学者们的注意。另外，卡米勒于1904年加入了法国埃及研究所(Institute égyptien)，成为研究所的一名成员，这拓宽了他与国际埃及学界的联系和交往。(12)

卡米勒的研究成果逐渐获得国际学界认可，因此名声大增。1905年，埃及成立了高等学校俱乐部(High School Club)，聘请卡米勒讲授埃及学课程。据统计，当年参加高等学校俱乐部的有240人。埃及学在埃及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影响力大大增强。1908年，埃及成立了开罗大学，聘请卡米勒讲授埃及学。开罗大学相继出版了卡米勒的一些讲义。(13)1910年，卡米勒力荐埃及教育部在高等师范学院设立了埃及学部(Egyptology Section)，当时招收了共7名学生。卡米勒每周给他们上两次课，经常带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有时还带他们去南部埃及(上埃及)的一些法老文明遗址参观考察。(14)但是，如同埃及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样，埃及学部的命运多舛。由于埃及古物局拒绝接收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专业毕业生前来埃及古物局工作，1913年，埃及学部被迫关闭。(15)

1914年，卡米勒退休后，本土埃及学的进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他的儿子哈桑(Hasan)于1912年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埃及学，但是哈桑最终放弃了埃及学而改学了医学。卡米勒的学生塞里姆·哈桑(Selim Hassan，1887-1961)和马哈茂德·哈姆札(Mahmud Hamza，卡米勒女婿)去了中学教书，只能在参观博物馆时以前掌握的埃及学知识才能派上用场。开罗大学的关于古埃及历史的课程也远离了法老埃及时期，塔巴·胡萨因(Taba Husayn，1889—1973)只是顺带讲授一些托勒密罗马埃及时期的历史。(16)

1916年，埃及古物局总秘书长、法国埃及学家乔治·达雷西(Georges Daressy，1864—1938)对卡米勒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卡米勒具体的学术观点，而且讥讽卡米勒根本不具备阅读古埃及文字的能力。达雷西警告说，卡米勒发表的很多观点埃及学者们无法接受，因为卡米勒严重违背了埃及语文学、历史学方法，他给出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几种不同的阿拉伯语对译，刻意根据需要改变了顺序。达雷西甚至还谴责卡米勒忽略了古埃及文字的历史语境，过分夸大了古埃及语的闪米特语族属性，尤其是古埃及语对阿拉伯语的影响。(17)卡米勒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说古埃及语使用的表音符号允许有所不同，并且声称自己严格遵循了古埃及语文学规则。最后，他列举了大量来自古埃及语的阿拉伯语单词，断言“古埃及语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之母。”(18)卡米勒的回应充满自信，对达雷西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还击。

卡米勒在垂暮之年，呼吁埃及政府设立埃及考古学校(Egyptian School of Archaeology)，但是却遭受了时任埃及古物局局长法国埃及学家皮埃尔·拉考(Pierre Lacau，1863-1973)的讥讽。(19)1923年，在埃及政府的努力下，埃及考古学校最终艰难地诞生了，卡米勒被任命为校长。但令人悲哀的是，学校宣布成立的当天，卡米勒即撒手人寰。卡米勒生前曾花费25年的时间，编撰一部大部头的阿拉伯-法语-古埃及语词典。该词典从一个本土埃及学者的立场出发，强调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据说这部词典规模宏大、卷帙浩繁，足有22卷之多。与德国埃及学家阿道夫·埃尔曼(Adolf Erman，1854-1937)组织埃及学者集体编撰的《埃及语词典》(20)相比，卡米勒的词典出自他一个人之手，实在令人震撼。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卡米勒的去世，该词典的出版宣告流产。(21)

卡米勒作为埃及本土的第一位埃及学者，他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这些足以显示了一名本土埃及学者发展本土埃及学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也深深地刺痛了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神经。他们不希望埃及学这门西方人所垄断的学问，轻易地被埃及本土学者所掌握。因此，卡米勒有生之年遭受到的种种责难，尤其是法国学者达雷西发起的针对卡米勒的激烈的学术攻击和人身攻击，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压迫、打击东方被殖民国家埃及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虽然屡遭责难和打击，但是以卡米勒为代表的埃及本土精英人士发展埃及学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西方学者曾对19世纪80年代至20年代10年代出版的，阿拉伯语版本的有关古埃及文明方面的书籍进行过数量统计：19世纪80年代为3本；19世纪90年代为6本；20世纪初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为24本。(22)这个数据表明本土埃及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趣快速增长，埃及学在本土埃及人心目中生根发芽，茁壮成才。但是，由于埃及长期遭受西方殖民者的统治，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打击和阻挠，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举步维艰。

本土埃及学研究走向独立化

1952年，以纳赛尔为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成立了埃及共和国。埃及从此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也迈出了关键一步。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日趋独立化，并取得了蓬勃发展。从1858年至1952年，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近一个世纪之久。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的命运一去不复返。亚历山大大学校校长穆斯塔法·阿穆尔(Mustafa Amer，1896-1973)，兼任了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埃及文物局局长。在埃及共和国的领导下，本土埃及学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学改变了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的局面。埃及古物局以及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科研工作已经全部由埃及人充任，埃及学发展成为开罗大学一个独立的系科。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本土埃及学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埃及本土学者从事独立发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本土考古学者的数量不断发展，他们的工作也逐渐得到国际认可。例如，埃及古物局局长穆斯塔法·阿穆尔主持的马阿底(Maadi)遗址史前考古工作，得到国际埃及学界的高度认可。曾经跟随卡米勒学习埃及学的塞里姆·哈桑，再度成为引领埃及学埃及化运动的先驱人物。哈桑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哈桑领导了基泽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马斯塔巴墓、狮身人面像，对胡夫的大金字塔也进行过考察和发掘，并出版了大量考古发掘报告。(23)哈桑是担任开罗大学埃及学教授的第一位埃及人，任期长达8年之久。1936～1939年，哈桑又被任命为埃及古物局副局长。哈桑有生之年对埃及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第一位在埃及考古领域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埃及人。1954年，一名在埃及古物局供职的年轻学者卡迈尔·埃尔-马拉赫(Kamal el-Mallakh)，在基泽的胡夫大金字塔的南侧发掘了一艘太阳船。该太阳船被发现时已经被拆成碎片，共有1224件部件。复原专家茅斯塔法(Hag Ahmed Youssef Moustafa)花费了10年的时间，对太阳船进行复原。复原以后的太阳船，长43.4米，宽5.9米，共6对船桨，排水量为45吨。埃及政府在发现该太阳船的位置，建造了太阳船博物馆，以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览者参观。阿赫迈德·法库里(Ahmed Fakhry，1905-1973)在埃及西部的沙漠绿洲地区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他在埃尔·葛贝尔(Tuna el-Gebel)发掘了动物坟墓群和埋葬希腊罗马人的墓区，(24)引起国际埃及学者的广泛关注。

2.埃及政府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埃及政府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也做出了很多努力。由于常年自然力的破坏、环境的不断污染，以及不断升温的旅游业的影响，使得埃及古迹不断地遭受腐蚀和损害。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和复原已遭损害的文物和古迹，成为埃及学研究的一项当务之急。位于基泽的哈夫拉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由于遭受几千年来的风吹日晒，使之不断遭受破损。特别是1988年，从狮身人面像的右肩上掉下一块300多斤重的石块，导致狮身人面像的破损尤为严重。因此，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和加固提上议事日程。埃及政府对狮身人面像制定了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措施。1990年，格蒂研究所在狮身人面像的背部安装了一部太阳能监视器，它可测出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环境因素，如风、颗粒、空气、温度等。(25)另外，位于埃及古都底比斯王后奈菲塔瑞(Nefertari)陵墓中因湿气弥漫，导致精美的壁画被潮解而脱落。埃及政府不得不将陵墓关闭进行整修。但是，由于资金的短缺，这项工程的修复和保护仍存在很大困难。(26)

3.古埃及语言的研究得到加强。

埃及学是一门以解读古埃及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学科，因此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至关重要。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本土埃及学者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了进展。本土埃及学者拜基(Abd-El-Mohsen Bakir)撰写并出版了多卷本的《古埃及语研究导论》。该书在埃及本土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对本土埃及人学习、研究古埃及语言和文字发挥了重要作用。拜基在该书的前言中，罗列了一个长长的对古埃及语言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名单。其中包括17位德国人、14位英国人、9位法国人、6位美国人、3位荷兰人、2位意大利人，以及其他5位欧洲学者，埃及人却一个也没有。(27)这一情况反映了本土埃及学者在古埃及语言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

本土埃及学者力争国际埃及学话语权

伴随着埃及共和国的茁壮成长，本土埃及学日益发展壮大，以哈瓦斯为领导的本土埃及学者们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在国际埃及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了本土埃及学者向西方争夺国际埃及学话语权的决心和信心。

1994年，埃及古物局更名为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负责保护文物、制定相关文物保护的条令，并对埃及境内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监督。2002年，扎西·哈瓦斯(Zahi Hawass，1947-)担任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28)他领导下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对保护埃及文物和发展本土埃及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哈瓦斯是当今埃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1963年，哈瓦斯考入亚历山大大学法律系。在法律系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法律并不适合自己。于是，他从法律系转到了希腊罗马文物考古系。1967年，哈瓦斯获得亚历山大大学希腊和罗马考古学学士学位。为实现从事埃及考古事业的梦想，哈瓦斯到开罗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1979年，他获得古埃及文物考古研究高级证书。之后，哈瓦斯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深造。1983年，他获得该校古埃及、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文物考古专业硕士学位。1987年，他又获得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哈瓦斯决定用自己所学的埃及考古学知识报效祖国。

哈瓦斯在埃及考古方面的职业生涯，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他最初在图拉、马拉维担任中埃及地区文物督察，随后到埃德富、阿布辛拜勒、基泽金字塔等古迹地区工作。1987年，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担任基泽金字塔、萨卡拉和巴哈里耶绿洲古迹总督察，主持埃及境内的重大考古发掘工程。1988年以来，哈瓦斯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讲授过埃及考古学、古埃及历史以及古埃及文化。在长达3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哈瓦斯博士参加过埃及境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现场的挖掘工作，取得过多次重大发现。

从1996年起，哈瓦斯领导的一支考古队在位于开罗西南的巴哈里耶(Bahariya)绿洲开始发掘，寻找沙漠墓葬遗址。巴哈里耶距基泽金字塔地区大约360公里，是埃及西部沙漠绿洲中距离开罗最近的一个。1999年，哈瓦斯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多达10000具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木乃伊。(29)此次考古发现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埃及西部沙漠绿洲的考古也因此被纳入埃及考古学领域，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起，哈瓦斯就开始了在基泽大金字塔附近的考古工作。作为基泽金字塔地区的古迹管理负责人，哈瓦斯素有“金字塔卫士”之称。1991年，在他的主持下，在基泽地区狮身人面像的东南部发现了一片修建金字塔工人们的墓区。至1992年初，在这片墓区相继共发掘了159座坟墓。这些坟墓的发现，改写了人们以前认为金字塔是由广大的古埃及奴隶建造的认识。经过对大量的相关考古证据的研究之后，2008年8月4日，哈瓦斯在胡夫大金字塔脚下宣布：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古埃及平民，而不是奴隶。这一观点改写了长期以来学界所认为的古埃及金字塔由奴隶建造的历史。

2002年9月17日，哈瓦斯主持了胡夫大金字塔“机器人探索之旅”的大型考古活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全过程。直播期间，哈瓦斯在距离胡夫大金字塔不到1公里处的一座古墓石棺中，发现了一具4500年前的男性骨骸。这具骨骸保存完整。刻写在墓室外面的古埃及文字说明，这位沉睡了数千年的墓主，就是当年修建胡夫大金字塔的最高监工。该古墓的发掘资料，进一步印证了哈瓦斯提出的古埃及金字塔是由古埃及平民，而不是奴隶建造的观点的正确性。

2005年3月，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决定借助“CT”技术，对古埃及历史上英年早逝的国王图坦哈蒙的木乃伊进行检测。图坦哈蒙是新王国时期的一位年轻法老。他八九岁时继承埃及王位，十八九岁时却神秘地驾崩。这段历史给埃及学者带来众多的不解之谜。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发掘了该国王的坟墓。学者们期待通过对图坦哈蒙木乃伊的检测，为解读这段历史提供更多的线索。西方埃及学者相继对该国王的木乃伊进行了3次检测，但对国王的死因并没有达成共识。(30)哈瓦斯决定组织本土埃及学者，对图坦哈蒙的木乃伊进行新的检测。以哈瓦斯为领导专家组得出的结论认为，国王头部颅骨处的伤痕并非由于国王生前受外伤所致，而是在其木乃伊制作过程中，工匠师在摘取脑髓时所留下的。图坦哈蒙国王很可能由于生前腿部骨折导致感染，从而最终导致死亡。(31)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在国际埃及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6年3月，以哈瓦斯为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展了确认古埃及历史上著名女王哈舍普苏特的木乃伊的活动。哈舍普苏特是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一位著名的女性统治者，是古埃及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女性统治者。据古埃及历史的相关记载，在女王统治的第22年，她突然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32)接下来，遍布各地的建筑物上的女王名字和图像统统被抹掉。女王的下落究竟如何呢?她被谋杀了吗?抑或归隐某处?(33)这些问题都成为长期困惑埃及学家们的难解之谜。因此，寻找女王的木乃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位于现在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帝王谷中找到了女王的陵墓。该陵墓里面发现了两具石棺，石棺上的铭文表明一具属于女王，另一具属于女王的父亲图特摩斯一世。但遗憾的是，两具石棺空空如也。不过，学者们倒是在该陵墓里面发现了刻有女王名字且装有其内脏的瓶罐。哈瓦斯领导下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启动了确认女王哈舍普苏特身份的计划。研究小组通过对开罗博物馆收藏的多具古埃及女性木乃伊，采用“CT”扫描和“DNA”鉴定技术进行比较检测，并以女王陵墓中瓶罐内的一颗牙齿为突破口，最终确认了女王哈舍普苏特的木乃伊。(34)2007年6月27日，哈瓦斯正式对外公布女王哈舍普苏特的木乃伊得到了成功确认。他称女王哈舍普苏特木乃伊身份的确认是“继图坦哈蒙墓考古发现以来埃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35)

2008年，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领导下，埃及建立起了两座顶尖水准的DNA测序实验室。本土埃及学者们决定对图坦哈蒙以及另外10具其亲属的木乃伊进行DNA分析，试图采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推动本土埃及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10年2月，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DNA检测结果揭示了图坦哈蒙父母的真实身份，即埃赫那吞是图坦哈蒙的亲生父亲，埃赫那吞与自己的亲生姐妹结合生下了图坦哈蒙。(36)这一观点在国际埃及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有一些西方埃及学者支持哈瓦斯的观点，但是更多的西方埃及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哈瓦斯得出的结论过于草率。在长期的考古职业生涯中，哈瓦斯获得过无数的奖项和荣誉。1998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授予他艺术与科技最高荣誉奖。2002年11月的火星探索任务中，哈瓦斯的名字被刻于光碟，放置在火星上。2005年8月，哈瓦斯被美国高中学生选为“世界最具冒险精神的先驱”之一，并列者有30名著名作家、科学家与诺贝尔得主。2006年5月，哈瓦斯被时代杂志选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长期以来，哈瓦斯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独到的学术观点和丰富的专业论著，被世界考古界公认为埃及学研究的权威之一。哈瓦斯作为一名本土埃及学者，领导的本土埃及学者们所进行的诸多努力，反映了埃及本土学者向西方发达国家争夺国际埃及学话语权的决心，也彰显了本土埃及学者跻身于国家埃及学前沿的信心。虽然本土埃及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际埃及学界的广泛认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埃及学者必将会在国际埃及学舞台产生更大的影响。

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因素

埃及学自19世纪在法国诞生以降，一直被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令人欣喜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伴随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埃及学这门诞生于西方的学问已经在埃及本土上生根发芽。埃及人发展本土埃及学的努力已经彰显，以哈瓦斯为领导的本土埃及学者们，试图从西方学者手中夺回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和解释权。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夺取国际埃及学话语权的目标，绝非一蹴而就。因为本土埃及学的发展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1.宗教文化因素

宗教信仰是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一大桎梏。埃及是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国度。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埃及，开始了西方人统治埃及的肇端，希腊人、罗马人相继主宰埃及近千年之久。随着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埃及广泛传播，埃及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埃及从此纳入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大量的埃及人改宗伊斯兰，埃及成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伊斯兰宗教信仰排除对古埃及历史情感的认同。在《古兰经》中，如同《圣经》中所描绘的一样，法老是充满邪恶的压迫者，他强迫他的臣民像对待神一样崇拜他。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往往将一些法老的故事描绘成暴君原型，他们愚昧无知，迫害百姓。因此，大量的穆斯林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埃及历史持敌视态度，他们把古埃及法老彻头彻尾地与邪恶联系起来。在阿拉伯语中“tafar’ana”(源自“法老”)一词，即意为“傲慢、暴虐”。(37)因此，在一些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眼中看来，过多关注法老时期的遗存和文化，从最好的方面来说，那是未受过正规可兰经学校教育的愚蠢行为；从最坏的方面来说，那是彻头彻尾的邪神崇拜。(38)

在现代的埃及，作为研究法老文化的埃及学很难与伊斯兰文化相调和。一位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工作多年的埃及裔埃及考古学家费克里·哈桑(Fekri A.Hassan)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在埃及，学校通常是传播古埃及法老文化的中心，而不是家庭；相反，伊斯兰遗产却是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9)当今，法老文化几乎很难成为现在埃及人节日或庆祝活动的主题，也几乎不能为现在埃及人的生活提供任何思想灵感。(40)因此，他认为在当今的埃及，法老文化只是一张政治名片而已。它最多可以唤起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激情，但是从来没有成为现代埃及物质生活中的主导因素。(41)

如今，绝大部分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的埃及民众，对于法老文明所知甚微。当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同胞们，手里拿着导游书穿梭于古代遗址之间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疑惑之情。(42)他们不理解位于自己国土上的这些破烂不堪的古迹和遗址，为什么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造访。对于广大下层的埃及民众来说，法老文明只是他们发展旅游、吸引外国游客、赚钱谋生的工具而已。开罗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馆内收藏有30余万件古代埃及的珍贵文物，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川流不息的游客前来参观，但是鲜有埃及人前去参观。即使他们去博物馆，常常却别有其他动机。因此，虽然古埃及文明如此辉煌灿烂，保存下来的古埃及文物、遗址如此丰富而珍贵，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它们并不能引起现在埃及本土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兴趣和共鸣，这些珍贵的古埃及文物、遗址对于广大的普通埃及民众而言，只是供他们可以谋生、赚钱的工具而已。

2.历史条件因素

西方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埃及穆斯林。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以及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等人，都留下了关于埃及的详细记载。长期以来，他们的著作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

希罗多德是第一位对古埃及社会作全面报道的古典作家。他于公元前450年前后游历了埃及，在他的名著《历史》(Histories)一书的第二卷中，详细记载了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他曾给予埃及文化以高度评价。他这样赞美埃及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43)在他的心目中，埃及则是古老智慧的象征，希腊的许多事物都源于埃及。

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希罗多德访问埃及400年左右之后到了埃及。他游览了埃及，并留下了丰富的记载。狄奥多罗斯在其《历史集成》(Bibliotheca Historica)中，详细地记述了埃及的自然条件。他还对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做了介绍，将古埃及人刻在纪念碑及雕刻之上的文字，称为“hieroglyphika grammata”(44)，意为“神圣的雕刻文字”，英文中使用的“hieroglyphic”(圣书体文字)一词就是源于该词。狄奥多罗斯对古埃及文化的评价很高，认为古埃及文化对后来的古典世界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于公元前30年左右来到埃及。当时埃及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斯特拉波详细地记述了尼罗河的泛滥，以及埃及的自然灌溉和人工灌溉系统，甚至囊括了整个北非地区的地理状况。

公元4世纪时，一位生活在埃及的具有希腊血统的学者荷拉波隆(Horapollo)，撰写了《圣书体文字》(Hieroglyphica)一书。书中收录了约200个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符号，并尝试给予了解释。14世纪时，荷拉波隆的著作被欧洲学者重新发现，它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上提及的诸多古典作家，他们对埃及的实地考察和详尽记载，对传承古埃及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大大激发了西方人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和爱好。

在中世纪时期，也陆续有欧洲学者、旅行家前往埃及，并留下了相关记载。17—18世纪期间，大量的西方人前去埃及进行考察，凭吊古迹，例如法国人让·德·特弗诺(Jean de Thévenot)、贝努瓦·德·马耶(Benot de Maillet)、克劳德·西卡尔(Claude Sicard)等，英国人约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理查德·波考克(Richard Pococke)、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等。可以说，西方人对埃及的兴趣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相反，在埃及本土上，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阿拉伯人对埃及历史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把古埃及人留下的古迹当成了猎奇和寻宝的场所。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直到19世纪科学埃及学在西欧诞生的这1000余年间，本土埃及人却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任何书籍。阿拉伯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贡献可谓微乎其微。(45)因此，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趣大大超过了阿拉伯人；西方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阿拉伯人。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本土埃及学者短时间内弥补这一缺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埃及学话语权因素

众所周知，埃及学是近代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字成功后而产生的一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问。古埃及语属于亚非语系(或称闪含语系)，它与现代埃及人使用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具有亲缘关系，二者之间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现代埃及人研究古埃及语应该比西方学者更具有优势。但是，由于古埃及文字最早由西方学者破译，他们几乎垄断了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权。本土埃及学者要想突破这一研究模式的制约，则比较困难。本土埃及学者拜基曾在《古埃及语研究导论》中这样说：“古埃及语属于闪米特语族，但是它却被移植到了一个异域的语境，悄然无知地屈从了印欧语系的研究视角。”(46)拜基身为一名操阿拉伯语在埃及土生土长的埃及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意识到古埃及语与阿拉伯语二者间的相似性，并因它能够将当今与辉煌的过去相连接而感到自豪。他回忆说，当年在开罗大学最早接触到古埃及语时，他借助英国埃及学者伽丁纳尔(Alan Garnider，1879-1963)的《埃及语法》(47)一书，逐渐学习掌握古埃及语。他惊奇地发现古埃及语与阿拉伯语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拜基认为现代埃及人学习古埃及语，应该注重比较古代埃及语与现在埃及使用的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的相似性，来解决现代埃及人学习古埃及语过程中遇到的语法难题。(48)

国际埃及学界90％以上的研究成果是使用英文、德文、法文3种西方文字发表的。根据荷兰莱顿大学编辑出版的《埃及学年鉴》(Annual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相关数据，1947年，本土埃及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占国际埃及学界发表总研究成果的10％；1956年，本土埃及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仅占国际埃及学界发表的总成果的3％；1964年，本土埃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占4％；1978年，本土埃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占3％。(49)英语、德语、法语无疑是当今国际埃及学界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本土埃及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发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无法与国外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就目前国际埃及学研究状况而言，埃及学对于埃及人来说，几乎纯属于一门“外国人的游戏”。(50)

从1822年科学意义上埃及学的诞生迄今，西方埃及学者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已经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建构的埃及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已经根深蒂固，本土埃及学者若想彻底抛弃这套话语系统，独辟蹊径，重构一套新的埃及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则是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

结语

埃及，这个古老而沧桑的国度，屡经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从地域上讲，现代埃及人与古代埃及人仍旧一脉相承，本土埃及学者如何在时空和文化上架构起连接其祖先的桥梁，无疑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本土埃及学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工作。本土埃及学者彻底摆脱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建构的埃及学话语系统，厘清埃及学研究中的种种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乃至赶超埃及学研究的国际学术水平，都是十分艰难的，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一言以蔽之，埃及学回归故里的路依旧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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